杜君立:酷吏吴芝圃

杜君立:酷吏吴芝圃

 

发布时间:2011-08-14 09:55 作者:杜君立 字号: 点击:3307次

 

 

 

酷吏本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皇帝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喜欢用酷吏。另一方面也经常挥泪斩马谡,舍卒保车地杀酷吏以平民愤,还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的体面。对权力来说,酷吏有很多好处:首先,酷吏非常能干,为皇帝聚敛财富不遗余力,对上惟命是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下心狠手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次,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老儿喜爱。酷吏常常是一种政治投机分子。这种投机主义一方面使他们在官场平步青云,但另一方面罔顾良知和泯灭人性又使其最终结局往往不妙。在一些危机时候,主子们经常要他们桃代李僵替人受过,好人只能由主子来做。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酷吏列传》,虽然司马迁将皇权视为酷吏灾难的根源,但作恶多端的酷吏们最后也无不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以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浮夸潮和大饥荒,如今嵖岈山依然依此为荣,简直恬不知耻匪夷所思。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吴芝圃统治下的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而民间估计的数字则是官方的好几倍。

  据信阳地委官方的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罪恶败露之后,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1957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会上,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发难,指责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它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顿时在河南官场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  潘复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平原、河南两省合并时潘、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就产生过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临汝县出现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闹社”风潮,吴芝圃闻讯后命令县委逮捕了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不得不放人。与中国传统的狗咬狗式权力斗争一样,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倾”运动发作。吴芝圃攻势凌厉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30年打下的深厚人脉基础,硬是把潘复生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省委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这就是震动河南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

  事实上,吴芝圃之所有底气十足,不过是有恃无恐。他摸准了1949年以后毛万岁急欲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倾”的脉搏,他事先得到了毛万岁的鼎力支持。在1958年5月举行的社团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顺应时势,作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揭发”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毛在随后的讲话中称赞吴的发言“很好”,甚合朕心。八大二次会议随即撤销了潘复生的职务,吴芝圃心想事成荣升河南省社团老大。随后,吴就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社团成员,使得河南官场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避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顺着上级的杆子爬,社团中人无不“睁着眼说瞎话”,实际上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美德。这一杀一儆百指鹿为马的手段,为后来吴芝圃把河南的“大跃进”推向高潮扫清了权力障碍,更为后来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发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深谙权谋历史的吴芝圃在权力斗争中驾轻就熟,官场就是押宝,押上之后就要“忠”,押对了鸡犬升天,押错了自认倒霉。权力与良知无关,也与常识无关,甚至与智慧无关。吴芝圃的成功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上毛主席走就不会错”。毛万岁是老大哥,老大哥是永远不会错的,即使错了也是对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彪、王洪文、华国锋等等也都是这样发迹的。在这种权力规则下,后来吴芝圃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全力支持,推波助澜,堪称毛万岁的第一悍将和忠实走狗。

  吴芝圃虽然手不释卷,却没有柯庆施那般锦绣文章,未能炮制出类似于“乘风破浪”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文字。从这一点上,他绝不是一个腐儒秀才,而是一个典型的阴鸷的酷吏能臣,现在一般称为“实干家”。吴芝圃把河南这个产粮大省做为向毛泽东“效忠”的工具,以强悍的手段在全省实践“大跃进”的狂想,唯恐落人之后。在当时国际制裁的局面下,红色中国既想招抚一批小喽啰,又想买外国先进机械,更想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只有不择手段的收集粮食出卖粮食一途,因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别无长物。除过牙缝里扒出来的一点粮食,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

  这种经济上的积贫积弱在政治狂热下,从极度自卑最终衍变为极度自负,然后就是自欺欺人。在吃牛皮竞赛中,河南官场说大话走极端的程度,甚至狂热到连“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半是欣赏半带劝戒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吴芝圃完全摸透了毛希望“多、快”的真实内心,因而一马当先,急冲猛进,很快成为“大跃进”的“标兵”。

  延续三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而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吴芝圃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在11至12月召开的河南省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报告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河南省委在报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演示文稿》中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吴芝圃的这一连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对吴芝圃的“高指针”有所保留,但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仍是赞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应该说在“水利化”运动中河南省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水库、修灌溉渠、开挖人工运河,据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公方,蓄水能力262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设的地方资金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

  实际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达到150亿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当时开建的那些水库大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还有许多工程因规划设计失误和抢进度而建成后即报废,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严重次生盐碱化的田地1961年就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可见,为了吴芝圃“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芝圃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民众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运动中拔得了“头筹”,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抢在了前面。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广州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芝圃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

  受了表扬的吴芝圃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曾对此非常满意:“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由此可见,当时社团的高层成员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公社”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形式”津津乐道,这对吴芝圃的影响不小。不过,吴芝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一种极致,从而为社团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

  1958年8月,社团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毛万岁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社团《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芝圃“功”不可没。

  有了“人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创举”,当然要有与之相称的“伟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等“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

  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农民正被干部们威逼着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万岁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吴芝圃在河南的“创举”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他继续“跃进”: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钢铁工业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论,高调称赞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炒钢法。

  吴芝圃的大有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而他的“大跃进功劳簿”也越记越厚,但其实,全省各地大量农民被逼着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河南农民正在向那惨绝人寰的灾难一步步靠近。

  伴随着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场“共产风”。在此之前,河南与全国一样,已经将1952年发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证》废除。3000多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成为失去了土地的“社员”,或者说农奴。在土地被社团“共产”之后,大跃进运动再一次以“人民”的名义,“共产”掉了了农民仅有的可怜的那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彻底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不要说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都属于社团。一场涸泽而渔的超英赶美大跃进不过是为了榨取奴隶们的血汗乃至褫夺生命。

  吴芝圃在向社团的报告中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

  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灾难很快来临了。1959年河南大旱灾,使“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尤为严重的是密县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的“喜”歌。1960年河南继续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仍然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在中国社团成员中,吴芝圃与毛万岁、吴晗一样,饱读中国古代宫廷权谋历史,因此不能把他视为许世友那样的大老粗。他绝不是一个蠢货,更不是一个疯子。如果说“大跃进”前期吴芝圃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只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河南农民的死活了。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轰动全国流传青史的“信阳事件”。

  在吴芝圃手下,有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铁杆悍将,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行吴芝圃的“公产主义试验”,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了征购,致使很多地方农民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不准外逃。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或者被活活打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

  这一严重后果使路宪文也坐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吴芝圃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一向以历史学家自诩的吴芝圃或许不以为然,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人相食”的历史,饿死农民是很正常的。吴鼓励路宪文挺起腰来继续干。后来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芝圃坚持包庇他,以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

  有吴芝圃支持,路宪文在搜刮走最后一粒粮食后,严令不许农民逃荒要饭、严禁家里冒炊烟。所有的大食堂均早已断炊,无数农民如同干涸池塘中的鱼一样,只能悲惨地活活饿死。很多幸存者仅仅是吃死人肉或者活人肉而已。

  当民间沦为地狱时,人间还是有天堂。在当时,包括省委地委在内的社团组织和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基本都可以享受到充足的特供,甚至有鱼有肉。这一“福利”使很多社团中人及他们的后代依然感念吴芝圃的恩德,将他视为一个儒雅的传统士大夫,甚至比作自己养猪种菜的苏东坡。在饿殍盈野的1960年,有个杨蔚屏的社团高官,在坐着轿子上鸡公山游玩时,见路边有一些饿死的人,赶紧闭上眼睛,这种灾难几乎扫了他游山玩水的雅兴。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人不仅是喜欢欺骗的动物,人其实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动物。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给花浇水时,你会赞美这个人的善良,事实上他浇的是开水,这事实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他或许不会说出来。在毛万岁和其他社团大人物考察河南时,吴芝圃善解人意,报喜不报忧,隐瞒了饿死人的事。吴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民众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在以暴力手段征收干净粮食后,已经活活饿死10万之多。县委书记韩文明命令:不准饥民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将数十万民众完全置于死地。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农民纷纷哭诉: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1959年8月,无数中国人在酷暑中奄奄待毙。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一天一顿只有面汤,而且越来越稀,人人脸上都菜色浮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庐山上,毛万岁正在和他的社团骨干开“神仙会”。仗义执言不会撒谎的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整个社团的围攻,接下来就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政治争先,开展大批斗运动。恐惧中的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就破口大骂:“狗日的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吃得那么好,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因为彭德怀无法来到现场,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以联系实际,加强切身感受。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的草料被当小右派斗。据说牲口是国家财产,或者说是国家干部。这些跟牲口争食的人类被称为“右派”。当时一个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人识字,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是“右派”,总当成“油牌”。这些人一直在惊恐地打问:“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社团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当时信阳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嵖岈山公社书记偷着吃牛肉,公社的农民饿殍盈野。在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有两个村全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极其惨不忍睹。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人祸蔓延成为一场大灾难,每个人都面临着良心与利益的选择。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仗义执言,竟被第一书记马龙山领着其他县常委将其活活打死。由于当时电话还不发达,吴芝圃下令:不能让有损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便指示邮电局检查信件,并加派人员监管,据统计共扣下1.2万多封上告信。吴芝圃极力捂住盖子,到1960年初,终于捂不住了。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1961年1月,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讨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社团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为第二书记。1962年4月,社团最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一切职务,贬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机关算尽也成为“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最后离开了河南官场。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在“大跃进”中虽然同样面临来自社团“刮粮”的巨大压力,只有四川、安徽和河南这几个产量大省造成的人道灾难最为惨重。当时极为封闭和疯狂的社会氛围下,像吴芝圃一样闹出“大惨案”的社团高干不在少数,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自责忏悔的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显”了。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200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无法想像,假如换了另外一个赵芝圃,是否一定会避免那一场巨大的人祸?

  

在社团历史上,吴芝圃并不孤独。与李井泉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五虎上将”的第三位: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和甘肃的张仲良。在中国权力谱系中,权力从来都是从上而下,权力只效忠于权力来源,因此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国民众就沦为任由权力驱使残害的牛羊。对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的社团来说,这些酷吏们都是最卖力的走狗;除过失控的文革,他们也都得到了社团始终如一的保护和器重;从毛万岁到邓太后,都对他们爱护有加。

四川的社团老大李井泉不折不扣地“含泪”执行了社团的调粮指令。三年大饥荒中,四川向京、津、沪外调粮食147亿斤,以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狱”,被夺走粮食后,超过1000万人成为饿死鬼。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邓小平语)。《四川省志》中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这实际是一场武装行动。在社团“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但许多社团大佬却在背后力挺:“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与吴芝圃不同,李井泉对卑微的民众并无愧意。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使李井泉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绑架;老婆肖里在揪斗中头发被全部揪光后自杀;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很多年后,尽管有很多人劝说,李井泉坚决拒绝回忆那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并禁止儿女写回忆录。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安徽的老大曾希圣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不仅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刘少奇甚至说要枪毙他。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抨击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1957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已经饿死100多万人。

  天道好还,吴芝圃死于“文革”最狂热的1967年。当时,劫后余生的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处心积虑打算清算1959—1961年“吴芝圃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这一计划看来最终没能实行,吴芝圃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然而造化弄人,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这使他在1979年被“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社团新大佬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称:“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也离不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之类的社团话语。

  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200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可以想象,与会的社团成员纷纷表示,要向吴芝圃同志学习!

  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时代的一处遗迹: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当初设计意图为毛万岁建造行宫,当时正值河南省内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吴芝圃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这个宫殿群永远将吴芝圃铭刻在这些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墓碑上。

  这个行宫除按当时社团大佬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7位中央常委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根据不同的权力等级按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无法无天”的毛万岁的1号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富丽堂皇。1960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1号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也没人敢住,成为一座巨大的活人祠……这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超级豪华过于奢侈,如今已经改为专供社团大佬下榻的黄河迎宾馆。回想那个不堪回首的人间地狱,或许将其改为纪念无数饿死鬼的河南“大跃进”饥荒纪念馆更为合适。

  (本文根据有关史料编写)

游客 2011-09-24 发表
我看最好把文章题目改成:

                          人渣吴芝圃该用户表示中立

游客 2011-09-24 发表
dkbwedk该用户表示中立
建国大纲 2011-08-17 发表
这样的人灾,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有,史无前例,空前绝后!该用户表示中立
hhp 2011-08-16 发表
管它奶奶的是咋死的?!只当死了一个王八!该用户表示中立
haiqiu 2011-08-16 发表
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据徐志坚的博客,他于2006.10.14在纪念吴芝圃诞辰一百周年会上有讲话,(见http://19352008.blog.163.com/blog/static/123356302200991181451636/)。也就是说那年纪念吴芝圃的活动不止一个。怎么没有人开会纪念饿死的数千万老百姓呢!该用户表示中立
大别山 2011-08-15 发表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人,还有:

安徽的曾希圣,
四川的李井泉,
山东的舒同,
甘肃的张仲良,
……..该用户表示中立

现实在哪? 2011-08-15 发表
没有底线,没有忏悔,酷吏与时俱进,层出不穷!该用户表示中立
xcsc1115 2011-08-15 发表
“酷吏”并不是贬义词,是指执政时杀伐决断,能为百姓造福,对“坏人”严刑峻法,毫不宽贷的官员。他们是“能吏”,只是过于刚猛。像吴芝圃这种人是没资格称为“酷吏”的。该用户表示中立
游客 2011-08-15 发表
吴当年曾经检讨河南大跃进行为,说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多了一点,现实主义少了一点。该用户表示中立
游客 2011-08-14 发表
从49年的4亿人口到80年的10亿,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至今中国还依靠人口红利得以发展,如果国民党执政,估计死的更多该用户表示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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