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轿子上的中国

杜君立:轿子上的中国

发布时间:2011-04-09 03:54 作者:杜君立 字号: 点击:1949次http://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1040833203.html
 

 

杜君立:轿子上的中国发布时间:2011-04-09 03:54 作者:杜君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949次

  应当说,人类没有轮子的历史比有轮子的历史长得多,而对中国来说,轮子虽然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开始,但拒绝轮子的历史甚至比轮子的历史更加悠久,这就是中国轿子。《明史·舆服志》说:轿者,肩行之车。从文化上来说,轿子是反轮子的产物,或者说是对轮子的反动。当轮子刚刚出现的夏代,轿子就诞生了。《尚书·益稷》中记述大禹治水,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就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 ”;而所谓“欙”就是原始的轿子。轿即桥,二字相通,《史记·河渠书》有“山行即桥”。过山之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着轿,“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已类稿·轿释名》)。轿子也称为肩舆。“舆”指车厢,放弃轮子,或者直接将人作为“轮子”。其他叫法还有版舆、步舆、食舆、步辇等。“辇”本是人力手推车,秦汉以后,“辇”成为帝王皇家车驾的专用名称。“后世称辇曰步辇,谓人荷而行,不驾马”。步辇就是去掉车轮的辇车,像棺材一样由人抬着走,这是秦始皇的发明。“殷周以辇载军器,职载刍豢,至秦始去其轮而舆为尊也”。篡夺东晋皇权的桓玄所用歩辇堪称世界之最,“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抬)之。”

  从本质上来说,轮子是道路的产物,当道路不存在是,轮子就失去了意义。大禹“乘四载”,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轿子的出现弥补道路的不足。西汉刘安“入越地,舆轿而隃 (逾)岭”,这也是“轿”第一次出现于史书。可以想见,因为山区道路限制,车轮无法正常行驶,人们只好把车厢抬起来走,甚至去掉车轮,轿子应当是这样来的。或者是轿子装上轮子,就成为车。车与轿子的分野仅仅是因为道路问题,而不是其他。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轿子实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3乘木质肩舆,出土于固始侯古堆的古墓,经过复原证明当时中国轿子已经十分成熟。

  人类的不平等源自私有制的出现,或者说因为财富的不平等。财富常常以器物的形式表现,器物除过基本的功用外,在文化上就成为不平等的标志。中国封建礼制在春秋战国彻底崩溃,作为身份象征的鼎彝逐渐被舆服和宫室替代。尤其是舆服制度成为中国持续2000多年皇权专制时代最为重要的统治手段。舆即车轿类的交通工具,服即衣帽鞋袜类的服装。从秦汉至明清,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个极其严厉的舆服制度,甚至二十四史中每一个王朝史都离不开一个详细的《舆服志》。等级分明的舆服制其意义在于“列等威、别士庶、抑僭奢”,以此建立和维护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中国传统政治并不介意不平等,甚至赞赏不平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中国传统追求的是秩序和稳定,是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贫富贵贱的和谐,这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皇权政治的历史就是舆服的历史。舆服本身就是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和视觉传达系统。汉帝国以轮子为荣,只乘车不骑马,“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为了重农抑商,甚至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汉朝崩溃之后,永嘉之乱东晋南渡,江南地区牛多马少,晋元帝只好改驾六马为四马。随着清流士风甚嚣尘上,皇帝也仿“名士”以牛驾辇,牛车逐渐代替马车,以致“满朝文武,无乘马者”。南北朝战乱频仍,加上马镫普及,轮子逐渐冷落,文人士大夫无不以骑马为荣,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隋唐,“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唐朝时期甚至还诞生中国马术,在皇宫举行马球比赛。

  隋唐两代,世风尚武豪放,女子亦以男装骑马。盛唐时代幅员辽阔,商业发达,马匹充足,曾经珍贵稀缺的马车牛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甚至被用于载重运输和农耕生产。马车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当时的皇族逐渐不满足于乘车骑马,或以人力的歩辇显示其尊贵,或以肩舆来代步。“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著名的《步辇图》中,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唐太宗就是坐步辇接见吐蕃使者的。唐玄宗一次欢宴百官,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但总体而言,当时轿子还属于简易的“肩舆”,只不过从专为山路所用扩大为个别人的日常代步而已,仅供皇室贵族和行动不便的醉酒者、病弱者、妇女或老年人使用。大多数人是不乘肩舆的,也没有资格乘歩辇,宰相也是骑马上班。

  宋初沿袭五代舆服制,官吏只准骑马不得坐轿。宋代一个重大的革新是将肩舆和歩辇上的乘椅躺椅改造成为全封闭的轿厢,这大概是受到棺材的启发,因为中国传统的出殡实际就是抬棺大游行,历史极其悠久。这种新式轿厢不仅外表华丽,也大大提高了轿子的私密性和舒适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暖轿”,从此以后,中国轿子才真正滥觞。首先是轿子品种增加。皇帝的专用轿叫銮舆;官宦贵族用轿为檐子;还有女人专业的女轿。《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一种豪华型大轿竟可乘坐6人。但当时的舆服制度仍然有所约束,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不得乘暖轿”。赵普有足疾,被宋太宗特许乘檐子,赵普感激涕零竟上表谢恩。四朝元老文彦博年老体弱,宋真宗特许他乘轿上班,这应当都是特殊的恩典。当时的辽国只有皇帝才能乘轿,即使皇太子也只能乘车。事实上民间轿风一直屡禁不止。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有许多骑驴推车赶车的,也可以看到许多轿子。北宋哲宗时“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宋徽宗时期,汴京城里已有许多专门出租轿子的店肆。

  南宋时期纲常松弛,民间自由经济几乎达到中华帝国上下两千年最为繁荣的高度,奢侈之风日盛,庶民不准乘轿的舆服制度逐渐被打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宋室自汴梁南迁临安,江南多雨路面湿滑,老年官吏骑马极易滑倒,赵构颇为体恤:“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舆。”因为道路和马匹的制约,唐宋时期一直车轿并行。到南宋时期,轿子的使用完全超过了车辆,成为主要出行工具。朱熹说:“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就连医卜星相这些下九流的民间艺人也动辄乘坐二人小轿招摇过市。“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官吏阶层更是热衷于坐轿,很少乘车,因为轿比车平稳安逸,几乎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官方因此一度加强了对轿子等级限制,而放松了对车辆的等级管制。值得玩味的是,轿子的滥觞与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存天理灭人欲”。帝国的一些人将另外一些人变成为自己的脚,从而可以坐着移动;帝国的男人还将女人的脚骨折断,使其永远失去移动能力。一个追求人格优势的等级社会就这样在互相奴役和摧残中如日中天。

  在轿子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轿子是车,而认为它是移动的房间。轿子成为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对轿子的主要限制是人力的使用。最低档的是2人抬的小轿,其次为4人小轿、6人小轿和8人以上大轿,最豪华的是皇帝乘坐的16抬大轿。天朝的轿制是知县2人抬,总督8抬,皇帝16抬,皇帝死了要128人抬。天国的轿制是洪秀全64人抬,杨秀清48人抬,然后一蟹不如一蟹。另外在轿子的形制和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规制。天子銮驾专用黄盖黄帷子;明清两代,文禽武兽的官轿帷子为蓝呢或绿呢。銮驾和官轿出行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鸡犬人等一律回避。被权力奴役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4人抬或2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中国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朱元璋戎马数十年才以暴力夺得天下,为了防止统治体制腐化堕落,曾严令要求文武大臣只能骑马,不得乘车乘轿。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官吏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骑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从景泰到嘉靖以后,百官几乎都乘轿出行,骑马反倒非常罕见,乃至连乡下的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穷奢极欲的官吏对驿站轿夫强索滥用。这一时期因乘轿违制僭越层出不穷,轿子成为官吏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弹劾的最佳借口。当奢华的轿子成为腐败的代名词,罢官撤职就体现了皇帝积极反腐的英明,同时保持了官吏集团内部正常或非正常的权力洗牌。轿子如同贵族时代古老的战车,成为一个互相攻讦的腐朽帝国里最炙手可热的武器。一旦被纳入官方礼制,轿子就从代步工具上升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炫耀消费品,轿子成为排场和面子最佳载体,即使几十步也要乘轿,大明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痴迷者。就这样,一个没有马也没有轮子的轿子上的明朝最终被马上的女真人颠覆。

  清朝《大清律例》不仅严格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与历代禁轿令一样,先是准许文官和汉族官员乘轿,后来就完全解禁。解禁是一码事,自由是另一码事,所以官轿的等级规制仍然非常严格,容不得僭越。这时轿子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是很下贱的行为。地方官进京,只能乘车而不准乘轿子。后来,八旗将军上前线也都是坐轿去,轿夫倒是骑着马,跟在官轿后面轮班。当时还有一种骡轿,由两只骡子一前一后抬着一顶轿子,远看像骡车,近看没轮子;因为担心翻轿,赶骡子的跟着轿跑,比自己抬轿还紧张,颇为神奇,即使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明清两代,轿子几乎成为中国交通的代名词,“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轿子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物化,中国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坐轿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32人抬的大轿里放一碗水,走出数里水不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这或许也只有久经权力“考验”的中国人才能做到。1860年,英国大使额尔金请求赴京换约,天朝咸丰皇帝就不容许洋人乘坐中国轿子。火烧圆明园后,额尔金伯爵特意乘坐8人抬的金顶大轿与坐6人抬轿子的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半个世纪后,英国思想家罗素来到没有皇帝的中国,并第一次坐上中国轿子。这些高高兴兴抬着别人走的中国轿夫令他迷惑不解,罗素因此认为:自以为是地断定别人幸福或痛苦是错误的。罗素信仰自由平等,刚乘坐人力轿子时,他内心充满极度的不安,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奴役和不平等。可是在热爱金钱和敬仰权力的中国人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每个人都是等级社会金字塔的一部分,奴役别人或被人奴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应各安天命,知足者常乐。

  早在罗素之前1000年,中国同样不乏拒绝坐轿的思想者,比如在政见上势不两立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面对轿子竟然不谋而合地深以为耻。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轿子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程度,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最典型象征。古代埃及、波斯与古罗马也都曾见到类似中国轿子的记载,但只有极少部分贵族使用。除过战争时期普遍使用的担架,轿子这种独特的反轮子器具在西方文化中从未进入过社会主流,这也许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人力竟比畜力更廉价。人口过剩、马力短缺和道路失修无疑是轿子泛滥的物质前提。万历年间一匹马的价格为40两银子,而乘轿只要5分银。所以乘车不如骑马,骑马不如坐轿。以宋帝国的覆灭为标志,轿子的繁荣史其实也是中国的积弱史。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战争力量被轿子消灭,轿子也使载客马车丧失发展前景。马车作为生物能源时代的主要运输工具,就这样被轿子扼杀。中国失去的不仅是马所代表的动力,还有轮子所代表的效率。装饰精美的轿子不仅未能促进中国制车业的发展,相反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在西方开始进入马车时代时,轿子却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的载人车辆和轮子文化就此中道崩殂。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力快感;但从科学角度来说,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这是极大的技术倒退。为舒适和虚荣牺牲效率和人性,这不仅使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遭亡国之恨,也使中国在文化对抗中处于万劫不复的痛苦境地。自从轿子出现以后,通过压迫他人获得舒适感的轿子一次次将中国权力的垄断者抬进坟墓,但中国仍然离不开轿子,无论坐轿的人还是抬轿的人。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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