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盒子

杜君立:中国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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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君立:中国盒子(11-09-30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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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齐物论》中有一个故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普京最近又玩起朝三暮四的权术游戏,令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俄罗斯最知名的民俗文化就是俄罗斯套娃。估计接下来卖得最火的套娃是梅德韦杰夫-普京-斯大林-列宁-沙皇-成吉思汗。虽然俄罗斯名义上实现了民主体制,但中国和俄罗斯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因为近代深受蒙古野蛮暴力文化熏陶,在权力专制文化上中国与俄罗斯可谓心有戚戚焉。所以被官方垄断的中国媒体一齐为普京的朝三暮四叫好。

  成吉思汗时代,中国和俄国都遭受到蒙古人的征服。成吉思汗在1215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1223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在1240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将近40年后,1279年征服了整个中国。在未来的很长历史中,莫斯科和汗八里(北京)成为蒙古野蛮人的统治中心。蒙古时代的俄罗斯为1237年至1480年,共计243年;蒙古时代的中国为公元1271年到1368年,共计97年。从某种程度上,女真人与蒙古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他们不仅与蒙古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字语言服饰)相同,而且长期通婚,正如女真是蒙古的继续,努尔哈赤也是成吉思汗的继续。女真人对中国的征服与屠杀,几乎与蒙古人如出一辙。如果加上女真统治时期(公元1644年~1911年)的367年,那么中国被野蛮民族奴役时期长达464年,在这将近500年的暴力奴役时代,北京一直是作为暴力文化和权力文化的中心存在。蒙古人对原始的莫斯科的长期征服,使蒙古血统和蒙古文化完全融入到这个未来的俄罗斯。虽然伊万四世对西方自称凯撒(沙皇),但他对东方依然称札根汗,即白色可汗,以显示其蒙古血统。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欧殖民者用风帆发起一个新大陆殖民主义浪潮,与此同时,蒙古精神的继承者——哥萨克人用马镫掀起一场东扩运动,整个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新版图。从某种程度上,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无论从疆域还是从气质上,都是成吉思汗帝国的重现。鲁迅曾经讥讽中国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拜情结:

  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蒙古人的征服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事实上,中国与俄罗斯的政治传统都是蒙古暴力统治的传承。在最近这几百年中,这种暴力文化深深地植根于这两个民族的权力体制之中。莫斯科与汗八里构成蒙古暴力文化永不磨灭的历史墓碑。在蒙古人之前,中国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知识分子中国,以德服人,以仁治天下。野蛮的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将知识分子视为娼妓和乞丐,暴力成为中国社会的唯一法则。虽然中国的智慧、经济和财富都在南方,但暴力和统治都在北方,暴力战胜了一切。暴力通吃的世界,一个文化文明的中国重新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最不幸的是,这种倒退在女真人的天朝再次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从文人政治到军人政治,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以理服人变成以力服人,民主本身就是真理的产物,专制是暴力的延伸。从这一段溯源,不难看出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基因。

  2

  与俄罗斯套娃相对应的是中国盒子。中国盒子是一种中国式的包装,如同“回”字形的中国盒子,一层套一层,到最后一层或许是空无一物。就如同偌大一个天朝帝国,最后竟然执掌在一个连自己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的3岁儿童手里。中国传统体制与中国盒子一样,是一种反智低智的产物,但试图以美轮美奂的“皇帝新装”来掩盖这种反智和低智。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盒子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典型隐喻。与俄罗斯套娃相仿,中国盒子体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文化,大盒子套小盒子,小盒子套更小的盒子。

  最典型的中国盒子在地理上体现在当下的北京,这个由蒙古征服者建立的汗八里经过数百年完善加固后,虽然一层套一层的城墙已然不复存在,但代之以涟漪般扩散的宽阔环线:六环套五环,五环套四环,四环套三环,三环套二环,中心是神秘权力的宫殿和毛万岁的僵尸。朱大可认为,盒子里的北京“向人们描述了这个地理学的父权体系。城市坐落在家族空间道德秩序之上,它一方面由中心向外扩张,一方面却高度内敛和自我投射,维系着水泥意识形态的强大引力,也标定了贵贱、尊卑、远近和亲疏的人际关系。按照旧帝国空间逻辑,它只能拥有一个不朽中心,聚集着行政管理的最高威权;它既是城市生长的起点,也是其功能指向的终点。”中国盒子在传统政治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缩小的朝廷,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缩小的官府,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山高水远的土皇帝,直到无处不在的森严父权。而且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几乎都藏有一个独裁专制阴险的皇帝情结,这种中国式的权力结构层层叠叠环环相扣,传神地演绎了中国盒子的文化出处。

  与俄罗斯套娃一样,中国盒子也是一种封闭结构,甚至更加无趣和生硬。盒子文化构成中国社会的普遍肌理,这从送礼文化可以看出来,甚至古代中国留下了一个买椟还珠的典故。盒子的形式比内容本身更加重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国之命在礼”。在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中,月饼作为礼品已经越来越与食品厂无关,而变成印刷厂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可以用过度包装可以解释的。盒子文化是面子文化的历史根源,包装与隐藏、炫耀与夸张、形式与虚荣,这些统统在盒子文化中得到完美整合。

  3

  房子在中国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最过剩的最紧缺的东西,这种水泥盒子是当下最具象的中国盒子。穷人或因为没有水泥盒子而失去生活(不能结婚成家),或因为有水泥盒子而成为国家的奴隶(“房奴”),或因为保卫自己的水泥盒子而被暴力伤害甚至杀害。暴富的黑领群体往往以非法手段或以低于市场价占有许多个水泥盒子,直至最后搭上自己的良知、名誉、自由甚至生命。

  一个有水泥盒子的人往往会想要一个更大的水泥盒子,有一个水泥盒子的人往往想要很多个水泥盒子。在倚门卖笑风情万种的广告人和媚体人的阴谋下,每一个水泥盒子都被冠以一个美丽的名字,如同囚牢一般的水泥盒子看起来却像一个黄金包装的礼物。对盒子的崇拜在中国弥漫。在这里,人、或者人的劳动,与一个水泥盒子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一个沉重无趣的水泥盒子可以摧毁一家人的幸福和生活。

  据说有一种方法会让这种水泥盒子从炙手可热变成烫手的山芋,那就是物业税。很多人说,物业税会让富人将多占的水泥盒子吐出来,这样穷人就可以捡到富人不要的水泥盒子了,这样水泥盒子就不稀罕了,因为它重新变回了一个用来生活的空间。但盒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和全民崇拜,他们只有让水泥盒子永远珍贵,永远可望不可及,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崇拜,这样才能弄到更多的布施。

  -份中国社科院城调队的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国闲置房共有6540万套间,在建房有1250万套间,如果以每套间3人居住的话,闲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可供2.6亿人口居住。中国目前城镇人口为5.5亿,假设这个7790万套的一半投向市场就可以供1.3亿人口使用。以目前中国房地产每年1000万套的在建速度,到2013年,中国的剩余房将达到1.1亿套住宅。这些水泥盒子成为一个过剩时代最为刺目的象征。

  事实上,房地产经济是一种原始工业、初级金融与无良政治的复合体,在全球化时代不构成任何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它不仅恶化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更严重扭曲了全体国民的正常生活,抑制了人们的幸福感。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国家经济不仅是危险的,也是罪恶的。

  在全国造盒子的高潮中,官方更是盒子崇拜的铁杆主力。不说鸟笼鸟蛋大裤衩,就以西方文化特色的歌剧院为例,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在花费巨额公益资金,建造那些没有歌剧的歌剧院:2004年开工的广州歌剧院从总造价8.5亿元,到2009年已经追加至13.8亿元;正在动工的珠海歌剧院投资10.8亿元;号称“中西部数一数二”的洛阳歌剧院耗资1.3亿元;大庆歌剧院耗资2.7亿元,被誉为“和威尼斯大剧院相比毫不逊色”……据不完全统计,除上海外,重庆、杭州、宁波、青岛、武汉、太原、绍兴、东莞等城市都新建了大剧院。投资也都属于亿元级别:重庆大剧院近16亿元;青岛大剧院13.5亿元;上海大剧院12亿元;杭州大剧院10亿元;武汉琴台大剧院10亿元;山西大剧院7.9亿元;宁波大剧院6.5亿元;东莞大剧院6亿元;绍兴大剧院3.1亿元。

  这些大而无当徒有其表的空盒子很容易让人想起复活节岛的石像和玛雅人的金字塔崇拜。

  4

  人从动物中进化分离出来以后,人成为一种躲在衣服里面的奇异动物。而现在,人们都躲进了铁盒子,人们管它叫汽车。现代人已经异化为一种叫做“汽车人”的怪物。2009年,中国终于超英赶美,以1350万辆的人类记录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北京汽车拥有量一举超越400万辆,北京为此修建了无数的道路,为了这数百万辆汽车停放而不是行驶——首都已经成为“首堵”。中国城市已经是为了汽车而不是为了人,吊诡的是,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城市着想。“花二十五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三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恩里克的施政理念。遗憾的是,中国城市执政者的都市化就是路宽车多。

  汽车本是为了人的移动效率而出现的,但在盒子文化的中国,汽车异化为一种盒子,这种盒子继承了中国轿子的精髓。轿子最初本是老弱病残者的代步工具,但最终功能演变成了并不以人的移动为主要目的,而是用来体现人的等级。“轿者,肩行之车。”轿子的前身是车,用驯服的人来代替更有效率的马匹,这是轿子文化的反动之处。

  轮子被视为与火的使用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发明,150万年前人类驯服火,而人类使用轮子的历史却只有区区六千载。轮子是效率的象征,车是轮子的衍生品,而轿子放弃了轮子,轿子是以舒适虚荣来代替效率的产物。

  古时中国人的轿子等级森严,最低档的是二人小轿,其次为四人小轿、六人小轿和八人以上大轿,最豪华的是皇帝乘坐的十六抬大轿。不同时代的官方都对轿子等级有着严格的划分,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不得乘暖轿”。马上的蒙古人轻易就打败了轿子上的宋朝。明初为防止官吏腐败堕落,一度禁止官吏乘轿,而必须骑马。明朝景泰以后轿风再起,中国又被马上的满清征服。满清中期,车已经被官方淘汰给民间,轿子成为官吏三个代表和先进性教育的象征,甚至下文规定: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以坐八人抬的轿,外省督抚都使用八人轿,普通官员坐四人轿。故而,“八抬大轿”成为高级官员的出行标志。想想看,一个红顶子官员放屁出行,八个跟仪仗队一般的壮汉抬着一个装饰华丽的轿子,奴才成群,狗腿成圈,鸣锣开道,耀武扬威,他人一概禁止通行,那跟如今上了新闻联播一样,还不牛逼坏了啊。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共和国时代,但因为禁止公民文化的成长,伟大光荣正确的黑领们依然继承了皇权专制时代轿子文化的衣钵。轿夫变成了司机,“几人抬”变成了排量。1999年中共官方专门规定官员配备汽车标准: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汽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如同中国所有的法律一样,这些“龟腚”只是个贞节牌坊,官场攀比风气只能使豪车和超标公车层出不穷。

  如今在北京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除出租车外,公车与私车的比例为4∶1。私人轿车每万公里运行成本是8215.4元,而公务车则是50361元,高出5倍多。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实情是,所谓公车,基本都是用来办私事的。这些都已经被官方统计所证实。而在文明国家,这种罪恶则要少得多,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官车”只有4辆:市长一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

  当西方世界因为高污染和高油耗对悍马乃至SUV人人喊打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群暴发户,仅仅一个小小的唐山,就有100多辆悍马,600多辆路虎,至于奔驰S系列,宝马X系、7系,奥迪Q7等名车的拥有量则不下5000辆。价值近千万元的宾利、劳斯莱斯、数百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也有几十辆,有个暴发户甚至收集了全系法拉利跑车。其余像兰博基尼、迈巴赫、玛莎拉蒂、保时捷卡宴等豪车更不用说。迁安的一位矿主看到别人买了辆宝马,心里不服气,就到天津保税区的汽车城,挑了一辆比宝马还贵的跑车,回到村子里,专门垒起个笼子把车放里边,供别人参观。

  产生于西方的汽车是一种效率机器,但在中国异化为杀人、吓人、熏人、阻挡人、威胁人、欺负人的社会垃圾,这莫不是一种嘲讽。汽车是乡村交通的产物,城市的汽车化发展只能制造一个非人化的城市:白天出门要小心翼翼,防止被碾在车轮下;晚上出门,满街满院都是僵尸一般的铁盒子,竟然没有一条可以供人散步的小路。当城市人每天用汽车在马路上排队的时候,汽车就失去了轮子(效率),只剩下盒子,中国人又一次回归到盒子文化。

  在传统时代,杀人偿命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法律信条,但在盒子时代,这一“天条”已经被彻底颠覆。汽车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件凶器,用汽车杀人被认为是“车祸”,杀人凶手是汽车而不是人。因为汽车为权力提供了一个坚固的保护盒子。从张金柱开始,汽车就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杀人工具。这些年来,富二代、宝马、飚车、醉驾等等,让这个铁盒子臭名昭著。2011年9月15日,上海东安路一辆奥迪车拒付停车费,停车场的一名收费员上去理论,另一名女性收费员挡在奥迪车前,不料这辆奥迪车继续往前开行,将女收费员撞倒并从其身上碾过,女收费员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庄稼人用土块擦屁股时,城里人用卫生纸擦屁股;庄稼人用卫生纸擦屁股了,城里却用卫生纸擦嘴。中国人骑自行车时,西方人开汽车;中国人开上汽车了,西方人却开始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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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力/权力体制下,官方垄断的天价房子使大多数体制外民众沦为终身房奴时,官方垄断的骨灰盒由260元买成到了16000元。一个用密度板制作的骨灰盒成本价在30至40元之间,但经过贴面、刷油漆和装饰等一系列工艺后的售价可达6000至7000元。事实上,殡仪用品的利益链条从医院停尸房就开始了,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由一个中国死鬼“埋单”。在这个盒子里的国家,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围绕着盒子打转转,从水泥盒子到铁盒子,最后归结到一只木头盒子里。

  在很长时间里,殡仪馆的行业垄断下,外带骨灰盒的一律不予火化。如今虽然容许自带盒子了,却拒绝寄存,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垄断,或者说敲诈勒索。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忠和孝,殡葬业的暴利,加剧了“厚葬”的盛行,这让你死也死不起。暴力和暴利支撑的权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实施敲诈的机会,即使对待一个死人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的盒子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崇尚自然的土葬。但在不正义的暴力模式下,火葬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经济支柱。在西部山区许多人口稀少、绿林密集的偏远地区,实行土葬本来更为合适。但在“一刀切”的火葬利益下,官方的盒子彻底取代民间的棺材。贵州山区一户人家的亲人死后,被地方当局强制要求火葬,但最近的火葬场距离这家也有100多公里,来回路费、火葬费加起来,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场“强制”无疑是掌握最大的暴力的官方获胜,终于将“盒子”以不可思议的价格“卖”出去了。

  占有欲有时候会升级为囤积欲。对盒子的占有欲和囤积欲是农业文明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胎记。即使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精神仍然停留在一个古老的中世纪,知识、思想、智慧、创造在这里依然没有落草之地。这种恋物癖或许来源于中国近百年的贫乏和落后。欲望的背后是焦虑、恐惧和自卑,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心理体现在扫荡般的城市整容和强拆,体现在对自行车电动车的围堵和禁绝……奴隶时代的政治、农业时代的思想、工业时代的商品、信息时代的技术,这四者跨越时空隧道,诡异地在盒子中国杂交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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