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实际比非洲比民国都差

震撼!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实际比非洲比民国都差

而1950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 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并不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就是说,我们要比的应该是比100年前,90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那时候比现在还好,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当时的袁大头,有银元,一个月有十几块,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

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所以,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倒马鞍型,一个U字性。就是 50年代,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那么,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对真实的一种回避。

那么,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国际标准。我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我专门做过一个计算,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1.6美元,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那是世界上各国、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那么,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国内战争。中国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么一个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30年,农村的7、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最新的例子。今年7月1号,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块提升到3500块,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我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测算下来的结果是: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但是,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 亿,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98%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其实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50%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程晓农,为您解析中国经济、社会万象:

主持人: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北京、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城市那超过纽约、伦敦的都市建设,豪华的地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很少关注百姓的基本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生活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等等,即便提到对方也会认为,那些都不重要,毕竟国家强大了,这是为什么?难道仅靠豪华的都市建设就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大吗?

程晓农:我想这种观点,就是重视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城市的公共设施,把它看做一个国家发达标志,用这种观点来看的人基本都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或者是从共产党国家来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要从城市的建筑、街道、公共设施、还有铁路、飞机,如果这是个男的,可能还加上对军事力量的崇拜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去一个民主国家,那个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的老百姓,他们的看法是正好相反。他们不认为哪个城市新建一栋高楼就代表这个国家强大,因为这些人生活在民主国家多少代,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强大不强大就反映着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不是比较高。

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公共设施虽然有帮助老百姓方便的一面,但同时它也是用公款修建的。那么,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用庞大的公款来修建政府的办公大楼,比方讲中国现在的高铁,铁道部花了两万亿的投资在修高铁,如果继续修下去还得花一、两万亿。这些庞大的钱,我们先不讨论它的浪费。光是这个庞大的投资,它必然挤掉政府用来关心民生的一些基本的开支。比方讲,国家的教育系统,福利系统,医疗系统,还有老百姓最低工资,失业补助等等。所以,实际上当一个国家政府太有钱的时候,政府大笔花钱的时候,那它势必减少对老百姓民生方面的开支。所以,这笔钱到底是用在民生上好,还是用在面子工程上,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国家的老百姓认为,他们是选民,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他们有权来就此发表意见。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把总统或者总理选掉,然后换一个他们认为相对满意一些的总统或总理。同样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敢违背选民的意愿,擅自动用公款修建庞大的工程说是为了我们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山东一个县级市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城市去访问。他也见到了加州市的市长,中国的这位市长很大方的说,我邀请你到中国去访问,一切费用我们全包了。然后美国的市长就说,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邀请你来,因为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得选民同意。他说,我们没有邀请外国市长到我们这儿开支的任何一笔费用。这个小故事在中国网上流传过,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只要他掌权,他都有权动用公款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比方讲,中国市长觉得,我能邀请一个美国市长到我这儿来访问,这是我这个市长的面子和荣耀,所以花公款那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征求老百姓的同意。因为在中国,国家的主人就是干部,并不是老百姓。老百姓只不过是政府经常挂在嘴上、口头上的一个空洞的国家主人,没有任何权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社会生长出来的老百姓对怎样使用公款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民主国家老百姓并不认为,一个城市修的富丽堂皇就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社会国家的人很容易就这样想,这种想法本质上讲是政府宣传下的误导。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然后政府任意的花用,老百姓还不觉得政府乱花了钱,反而觉得是自己的面子。这种想法说起来是有点荒谬,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民主社会生活久了,他是很难形成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观念和公民的意识。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公民的认识水准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他不够公民的资格,因为他连选举权都没有、言论自由、政治权力等等全都不具备,没有这些权力的人谈不上是公民。中国老百姓还有一句话,经常把市长、镇长叫做父母官,那意思是我们在市长面前都是儿子,都是孙子,你们才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养活了我们,你们做一点小事我们都要感谢你们。

但是,反过来在西方国家,没有一个老百姓会认为一个镇长或者市长是他们的父母官。首先,父母官这个词在西方就不被认可。所以,在中国其实老百姓的观念是相当混乱的。比方讲,到底人民和官员到底谁是谁的主宰?官方宣传上经常讲,说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讲邓小平是人民的好儿子。可是实际上,人民的命运又主宰在邓小平这样的官员手里头。所以就出现了父母的命运被儿子主宰。这到底人民和官员谁是父母谁是儿子,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是一盘糊涂帐。

我们把话讲回来,讲到公共工程的修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很容易被共产党这种宣传所迷惑。除了宣传本身强调一个国家强大与否要看公共设施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手头掌握的财权,不需要老百姓认可。所以,政府可以不顾老百姓的需要任意动用这些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项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花钱是最有效率的,就是它花钱最爽快,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只要干部们自己批准就行了。比如市长,他经常说我一句话这事就办了,那意思就是那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他一句话就决定了。谁也不能反驳。至于这个钱是不是被贪污了,是不是被糟蹋了。是不是该投资,是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去增加支出。这些,官员可以完全置之不顾。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工程常常是修建的非常漂亮的。

我先举中国本身的例子。比方讲,1959年,中国开始大跃进,农村的生活非常困苦。然后紧跟着出现三年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当中,全国老百姓饿死,全国农村饿死将近2、3千万,有的专家统计是3、4千万农民仅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

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北京在做十大工程。从包括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老北京火车站,还有民族文化官等十大建筑,是改善北京市容的。这十大建筑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两、三年内全部完工。那么,完工的时间正好是中国人大批饿死的时候,中共政府绝没有说我看着老百姓饿死,我把钱省下来,把工程停下来,先让老百姓吃上饭,少饿死一些人。在中共政府眼中,老百姓饿死并不重要,老百姓的生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的面子。所以,十大工程就是在大饥荒过程当中建起来的。用的可以这样讲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生命钱。

另一方面,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换取黄金,换取一些用于研究原子弹、导弹的高精尖设备,发展原子弹和导弹。中国当时人口可以有1、2千万人不用饿死,只要把这笔钱用来进口粮食,那么老百姓的命就救下来了。但是,当时中共政府的态度是,宁可饿死中国老百姓,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也要把北京的十大建筑建起来。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有一句名言说,中国人民就是脱了裤子,就是没有裤子穿了,我们也得把原子弹造出来。这个话讲的好像是豪气万丈,有些中国人傻傻的认为,他这个话讲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其实,如果这个话讲的是陈毅自己家的儿女们要是饿死了,陈毅本人没有裤子穿,他也要造原子弹,那这话还讲的还差不多。实际上他饿死的中国老百姓,是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在农村苦苦的等着那么最后几粒救命的粮食而等不到,最后活活饿死,甚至于出现了父母饿的没办法了,把死去的小孩的肉拿来吃。所以刘少奇后来讲过,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朝代,老百姓互相吃自己家族的人肉了,这样的历史的惨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成就。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就愚昧的被政府骗了,然后相信了中共政府造原子弹,造导弹,造十大建筑这些成就都是很巨大的。

那么,这种现象也不是在中国才独有的,其实苏联也一样。我个人曾经到苏联去过多次,待过相当长的时间,对彼得堡,就现在的圣彼得堡,当年叫列宁格勒,还有莫斯科,大量的豪华建筑深有印象。另外,莫斯科的地铁到今天还是非常豪华的。那么,建立这些房子和地铁的年代就是苏联的二战以后开始的。所以,当时的苏联在二战以后集中国力修建大批的豪华建筑。这些建筑还有地铁的标准按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所以,按当时的苏联和欧美国家比较,苏联似乎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它能够从最短时间内建成这样大的工程。但事实上,后来证明,苏联只不过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扔在一边不管,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然后政府把钱集中起来盖这些工程了。这个到底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毛病,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不认为共产党国家的这种做法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强大,相反,它证明了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专制统治里头。

主持人:中共政府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增长得快一些,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只是一小部分权贵,而大多数国民却获益很少,这是为什么?

程晓农:首先说明一点,很多中国人经常把现在和五十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做对比,觉得现在总算能吃饱饭了,似乎只要吃饱饭了,中国老百姓就幸福了。这个标准太低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太贱了。为什么呢?其实,五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低,很多情况下低于国民党时代。有一些历史学家查阅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时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当时城市的工人生活。比方讲,一个纺织厂的工人或者邮局的小职员。当时他们的收入水平,按购买力来讲,比今天的很多同类的人要高的多。也就是说,在二、三十年代,工人如果有一份城市的工厂或者一个机构里工作的薪水的话,那它的生活水平比今天并不差。

而1950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并不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就是说,我们要比的应该是比 100年前,90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那时候比现在还好,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当时的袁大头,有银元,一个月有十几块,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

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所以,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倒马鞍型,一个U字性。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那么,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对真实的一种回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按世界标准,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现在过去了将近60几年。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在大规模提高,在这个状态下,在世界各国生活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有所提高本来也是应该的,并不是什么成就。就任何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包括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生活水平都比60年前提高了。所以如果以为今天的生活比 50、60年代的好,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就,那么怎么解释印度、巴西、非洲这些国家的成就呢?怎么解释台湾、韩国、香港、日本这些国家的成就么?那难道不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更高,提高的更快,那说明他们的制度比中国要好的多么?所以,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比50年代好了就是成就,这个想法也同样是幼稚。

那么,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国际标准。我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我专门做过一个计算,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1.6美元,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贫困线标准是2005 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那是世界上各国、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那么,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国内战争。中国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么一个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 30年,农村的7、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最新的例子。今年7月1号,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块提升到3500块,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我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 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测算下来的结果是: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但是,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亿,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98%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其实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 年代的50%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

那么,我们对比其它国家,美国日本它们的国民收入当中,老百姓消费占70%。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消费购买力在他们本国的物价的体系里头大概占的比重应该是70%,中国只有这个一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其实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其实在萎缩当中。所以,刚才讲的财政部提供的2400万纳税人口的数据,本身其实否定了关于“饼”做大了,中国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好。这个说法其实已经被财政部数据否定了。

主持人:既然经济增长了,为什么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出现萎缩哪?

程晓农:中国老百姓购买力相对萎缩,在整个经济这块大饼中占的分额越来越少,首先是由于中共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也就是中共政府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完全的抛弃了社会的公正。收入分配明显的偏向于权贵阶层。而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工人,包括农民工,他们都是以最大的劳动强度,最长的劳动时间,领取的低于生活水准需要的最低工资,或者是最微薄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一个情况。中国有8亿劳动力,他们在拼命工作想养活自己,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他们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而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态,所谓勉强温饱,仅此而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我们也知道最近铁道部外逃的姓张的局长(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他一个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24亿美元。相当于 100几十亿人民币。

象这样的案子其实在中国很多,海外外逃的贪官,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他们在海外的存款达到5000亿美元。这些数字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是很勉强的,处在温饱状态,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好处是落在了贪官还有政府的口袋里。那么相应的政府有了大笔的钱,就用这些钱去修面子工程,比方讲,前面提到从高铁到城市修建豪华大楼,还有城市的大街上弄上各种灯光,修了很多广场,甚至包括公共厕所也修的非常豪华。这样大笔的钱,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压缩老百姓的购买力,把老百姓应该有的收入给拿走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是中共的政策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

程晓农:是这样,短期内来看,老百姓觉得生活比较艰难,辛苦打工,日子不见改善,更谈不上买房子。从长期情况来讲,有很多现象是普通民众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直观的感受不到。

主持人:谢谢程老师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模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盛世还是危局,今年就先谈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谢谢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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