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暴行录:南京——活地狱

侵华日军暴行录:南京——活地狱

 
 
           (澳)约翰·廷珀利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8月至12月,约有一千八百万老百姓被迫从上海、苏州、无锡及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离家乡。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的许多外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设立了难民营,为他们提供食宿之所。最高峰时,上海难民营中的中国难民人数曾达到四十五万之巨。

仅在华中战区,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就有三十万人,同时还有三十万左右的平民百姓惨遭蹂躏,广大地区人烟绝迹、一片荒凉。而日本军队则长驱直入,以搜括财富并消灭处于溃败之中的中国军队。然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军队撤离了战场并于随后的几个月中重新组织起来了。至于中国的财富,主要是其具有吃苦耐劳之特性的人民。而日军的每一次推进,都将中国百姓进一步驱入了中国的腹地。就是工矿企业,也都在狂轰滥炸之下成为一片废墟,荡然无存了。

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之中一些人把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进入由外国人士所设立和管理的安全区。在上海市南,亚奎罗·德·贝萨日神父

FatherJacguinot deBesange )就成功地于十一月为战乱地区的二十五万难民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

1937年11月,南京一小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曾经会面,讨论了在南京设立同上海一样的安全区的可能性,还讨论了避免空袭的问题。尽管讨论未能作出卓有成效的结论,但随着日本军队的日益进逼,随着安全区的设立问题日益紧迫,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终于成立了。

人们都希望此举能得到中日双方的认可。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NankingSafetyZone )就从这个专门委员会中产生出来了,其主席为德国商人约翰·H· D·诺波( JohnH. D.Rabe)先生。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姓名,均列于本书第175页的名单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的,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其成员的姓名也都列在本书第176页的名单中。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颂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本书的读者所崇敬。

南京安全区的面积与位置均标明于本书第3页的地图之上。在“附录四”中,读者可以读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各种问题写给日本官员的信件的副本,还可以读到一小批经过选择的写给其它官员与机关的信件。对于这些信件,日本方面从来没有作过书面的答复,只是不负责任地在口头上表示知晓而已。

1937年12月13日,确切地说,上海的中方防线被摧毁之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跨进了离上海约两百英里的中国首都——南京的大门。这一了不起的战绩,也许可以作为当代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载入史册。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在其所征服的城市中所犯下的暴行,却使自己的光荣扫地以荆日本军队进逼南京的时候,他们的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当全力保护良民,使之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在要求唐生智将军献城的劝降书中,攻城部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也曾宣称:“虽然日本军队对抵抗分子严酷无情,但对于平民百姓及不与日本为敌的中国军队是仁慈宽容的。”日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以上允诺,下面的文件将予以披露。

这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南京外侨,于12月15日写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的一封信。信中简明而公正地描述了日军进入南京以后随即发生的种种事情:“在南京,日本军队已经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荣誉,抛弃了获得中国居民和外侨尊敬的极好机会。中国当局极不体面的瓦解和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溃败,曾使许多人准备服从日本人所大吹大擂的秩序与组织。日本军队刚刚进入南京的时候,许多当地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以为随之而来的将马上是战乱的结束和轰炸的停止。至少,这些老百姓摆脱了毫无秩序的中国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恐怖,中国军队毕竟已经撤离且尚未给南京之大部造成严重损害。

“但是在两天之内,整个局面就被接连不断的屠杀人民、不时发生的肆意抢劫、毫无控制的侵犯私宅、横行无忌的强奸妇女所断送了。从南京经过的外国人报告说,南京各条街道都躺着市民的尸体。在市中心,差不多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这些死去了的市民的绝大部分,都是13日下午及晚上日军入城时被枪毙或刺杀的。任何一个因恐慌或冲动而奔跑的人,任何一个于天黑以后在大街小巷为巡逻兵所逮捕的人,都很可能被当场杀害。这种暴行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却在安全区及其它地方频频发生。许多外国人及有地位的中国人目睹了种种惨状——有些尸体上的刺刀伤痕简直是残酷的野蛮人所为。

“成班成班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作为战俘捉了起来。他们都已经放下了武器,有些还脱下了军装,但仍然被绑在一起枪毙了。事实上很明显,除了这些遭难的士兵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在日本军队那里见过战俘的踪影。活下来的仅仅是搬运战利品与军需品的人。从难民区的一座建筑物里,日本士兵迫使当地警察挑选了四百个男人。他们每五十个人被绑成一串,由两排步枪手和机枪手押走了。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些人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主要街道,中国士兵只是小规模地抢劫过粮店以及未设防的商店橱窗。然而日本士兵却在其军官的许可之下,有计划地对一家连一家的店铺门面进行捣毁。日本士兵抢来的东西太多了,需要挑夫的帮助才能勉强拿得动。粮食当然是第一需要,但其它一切有用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

全城成千上万所私人住宅,无论是被占据的还是未被占据的、大的还是小的、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统统都被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洗劫一空。特别无耻的是,难民营中许多难民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和物,也在大规模的洗劫中被日本兵抢走了。日军还抢走了金陵大学医院职员私人的钱和手表,抢走了护士的东西。(护士的宿舍,是美国人的财产。)象许多遭劫的外国建筑物一样,上面还悬挂着美国国旗,张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告示,可仍然逃脱不了被日军洗劫的命运。日本士兵还抢劫了不少汽车和其它财物。动手之前,他们把汽车上的外国国旗都扯去了。

“据报告,发生了许多强奸及侮辱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们尚无时间对此进行调查,但下面这类事件已经足可以表明情况的严重性。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

“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南京的这种恐怖当然不能显示日本帝国的伟大胜利。日本无疑有其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老百姓。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手段,去补救这些日子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受到的损害。有个别日本士兵和军官象绅士一样克制自己,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帝国。但就其整体来说,日本军人的行为糟糕以极。”

一位几乎在中国渡过了自己一生的外国侨民,在下面这封私人信件中对南京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除了有关私人事务的内容大部分被略去以外,他的信按其在上海的朋友所收到的原件照抄如下:“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读来令人反胃的、其罪恶性与恐怖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眼下,一帮匪徒正在随心所欲、毫不怜悯地蹂躏着和平的善良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读到我的这封信,我也认为这一事件有说出来的必要。否则,我将不得安宁。只有极少几个人能够叙述这一事件,幸运的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要说的,只是整个事件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小部分。至于这一切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希望这场灾难尽快结束,但恐怕,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地方,灾难还会要延续好几个月。我认为,这场恐怖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就从12月10日开始讲吧。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南京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折磨。中国军队败退了,日本军队进来了。12月10日那天,南京还是一个我们为之骄傲的美丽的城市,法律严明、秩序井然。可是今天的南京,却躺在一片荒芜之中。整个城市横遭蹂躏、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烧成了焦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在南京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天,就象人间地狱一样。我本人的生命尚无严重的危险。不过,看见疯狂的日本兵从其强奸妇女的屋子里醉醺醺地走出来,并非一件安全的事情,当一柄刺刀搁在自己的胸膛或者一把手枪指着自己的头部,要你少管闲事时,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难以自持的。日本军队最讨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曾通知各国侨民离此它去,因为他们不愿愿旁观者存在。可就是留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那些甚至只剩下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床被子(眼下正值滴水成冰的寒冬)的穷人的微不足道的财产,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就连可怜的黄包车夫的车子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和我们一起呆在安全区的成百上千名早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清白无辜的平民被搜寻出来,或者被当作活靶练习刺杀,或者当着我们的面被枪毙——杀害他们的枪声持续不断、不绝于耳。还有许多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悲泣,恳求我们从蹂躏她们的野兽手中解救她们。不仅如此,我们还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本军队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地扯下、侮辱我们的国旗,并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只能看着自己所热爱的城市及自己为之努力工作的机关,被日本军队按部就班地蓄意焚毁。眼下的南京,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间地狱!“我们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日本官员每天都向我们保证说,情况将立即好转,‘我们将竭尽全力’——但情况却一天比一天恶化。现在我们被告知,又有两万士兵组成的一个日军师正在向南京开来。他们是否也会进行抢劫、屠杀与奸淫呢?现在,可供抢劫的东西所剩无几,整个城市都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上周,日军士兵一直忙着将各家商店仓库的存货装上卡车运走,空空如也的房子也被他们付之一炬。

我们非常不安地得知,我们所存的大米和面粉,只能维持二十万难民三个星期的食用了。

燃煤也只能再维持十天。况且,即使我们还有足以维持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以后又吃什么呢?难民们的房屋都已经毁于一旦,他们又住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目前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疾病与瘟疫不久就会流行开来,长此以往,他们是生存不下去的。想到这一切,我们常常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地在半夜醒来,然后睁着双眼等待天明——您想象过这样一种情景吗?“我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呼吁,表示我们的抗议,提出我们的建议,并且提交关于日军残暴罪行的详细报告。和蔼的使馆人员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可事实上,对于军队他们豪无干预的权力。胜利了的军人应该获得犒劳,而所谓犒劳就是抢劫、屠杀与奸淫,就是以不可想象的极端野蛮而残酷的暴行加之于中国人民,尽管日本军队曾经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是前来保护与友待中国人民的。毫无疑问,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在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已经在横遭洗劫与焚毁的南京市建立了法制与秩序,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曾经张开双臂、摇着大旗欢迎他们,但是我还是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摘录在这期间南京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至少我的某些朋友会对这些事件感兴趣。留下关于这些不幸的日子的永久记录,我本人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的信里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我这封信所标明发出的日子,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日本人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的前夕,我们的使馆人员、其它国家的使馆人员以及别的外国商人,登上了倒霉的巴内依号炮舰( Panay )和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Oil )的船只。在离开南京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能在一周之内回来。可现在,他们(即那些未在日本人的炸弹和机枪下死亡或受伤的人。)还一直停在江面上或泊在某个码头旁。我想,恐怕还要等两个星期他们才能获准回南京。至于我们获准离开南京,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被囚禁在南京了。

“也许你们还记得,我在以前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经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承认安全区在这个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即不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或设置军事机构,不得轰炸与扫射这一地区,以便使一百万南京居民中还留在南京的二十万人,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获得一处避难所。很明显,中国军队在上海进行的了不起的抵抗,在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已经被击溃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大受挫折。在日本军队占优势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可怕火力之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抵抗的。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而攻击中国军队的侧翼和后方,更是致使后者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来看,南京的迅速陷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实际上将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我们,同时还交给我们一支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三万担(二千吨)大米、一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并答应拨给我们十万英镑现金。这以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其中的八万英镑。而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即唐生智),也很快履行了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完成最为困难的任务即撤除安全区内的军队及防空火力时,唐将军与我们通力合作。直到12日那个星期天,即日军开始进城之前的最后一刻,南京还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着秩序。除了少数需要食物的士兵以外,这里没有人干过抢劫的勾当。全城的外国人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尊重与保护。

10日以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以前,我们还有电灯;就是电话服务,也一直维持到日军进城的那一天。由于日军的轰炸与扫射似乎避开了安全区,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日军进城以后的地狱般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南京真是有秩序与安全的天堂。当然,我们在运输方面也遇到了某些困难——大米储藏在城外,搬运工不愿意到那个子弹横飞的地方去。我们的一个搬运工被炮弹皮崩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两辆卡车被军队抢走了。不过,这一切与我们以后所遇到的困难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2月10日,难民象潮水一样涌进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和其它学校的绝大多数建筑物都已经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将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外国人的建筑物等地方。我们打开了被锁上的大门,并派我们的人员看管。紫金山前的两个气球隐约可见,这也许是日军用来指示炮火轰击目标的。日军的炮火不断地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上午,安全区的南端也落了几颗炮弹。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和福昌饭店( FooChongHotel )附近,炸死了大约四十个人。住在福昌饭店的我们的稽查员斯珀林先生,一个德国人,也受了轻伤。美国海军巴内依号炮舰溯江而上了。在巴内依号离开南京之前,我曾经接到我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最后两封拍到南京来的海军的电报。当然,他是在城外打电话的。可当时,南京的最后一道城门已经关闭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出城登舰的权利。这些情况是威尔伯( Wilbur )和博因顿

Boynton )告诉我们的。

“现在,我们一起有二十七个人留在南京——十八个美国人、五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奥地利人、两个俄国人。

江面的巴内依号炮舰上,还有两个使馆工作人员即艾奇逊和帕克斯顿。和他们在一起的,有五、六个其他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的汽艇上,人就更多了。和以上舰船一起驶向长江上游的,还有其它船只。其中一艘装备成水上旅馆的大船上,有包抱德国大使乔治?罗森博士( Dr .Rosen )在内的二十个左右的外国人,还有四百个左右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希望能早日返回南京。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已经遇到厄运,我们尚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才可能重返南京。而届时他们将要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南京啊!“1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一整天都在安全区的办公室里忙着工作。我们用前外交部长张群将军的公馆作为我们的总部,室内的设施很舒适,室外还有南京最为考究的防空洞。

“过去的两天中,飞机几乎不断地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炮火也非常猛烈,但现在已经无人理睬它们了。南京的城墙土崩瓦解,特别是城南破坏严重。没有人可以确知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十分巨大。日本方面也承认说,攻占南京他们自己损失了四万人。中国军队早在12日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总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通过安全区,但他们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唐生智将军曾经请我们帮忙,向日方洽谈停战事宜。斯珀林先生愿意摇着旗子充任使者,但这一行动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逃离了南京城。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城便陷入混乱之中。

人们惊慌失措地朝下关和江边涌去。几英里长的路面上,堆满了中国军队遗弃的各种装备——步枪、子弹、皮带、军服、汽车、卡车等等。许多卡车和汽车挤成一团,四轮朝天,燃着熊熊大火。更多的汽车堵在城门口,烧成了一片可怕的火海。死人的尸体堆得有几尺高。城门已经关闭了,惊恐得发了疯的士兵纷纷将绳子、绑腿、皮带及衣服撕成的布条结在一起,吊着身子翻越城墙、跳到城外。许多士兵就这样摔死了。而江边的景象也许更加悲惨。有一排帆船泊在岸边,可这根本负担不了疯狂地想渡到长江北岸去的人流。于是,超载的帆船倾覆了、沉没了,淹死了好几千人。还有几千人企图造木筏渡江,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然,也有几千人成功地逃到了对岸。可是一、两天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又会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支由三个连组成的小部队在当官的指挥下,越过长江上游离南京三英里远处的三汊河,去迎击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日本军队。可由于人数悬殊,这三个连的中国士兵事实上全被日军消灭了,成功地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恰恰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他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与同行的另一位军官试图从小河汊游过他们曾经乘木筏渡过的长江,可那位军官淹死了。天亮之前,他设法攀越城墙,悄悄地进入了市区。

“我们曾经在南京享受过欢乐、和平、秩序井然的进步的生活。还曾希翼过更为美好的日子。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日本军队已经来到了南京,他们带来了恐怖、毁灭与死亡。日军第一次入侵安全区的时间,是13日上午十一点钟。

当时,我和两个委员驱车前去接待从南面进入安全区的一支日军小分队。开始之时,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可是几分钟过后,他们就杀死了因他们的出现而惊慌逃跑的二十个难民。凡奔跑者一律枪杀或刺死,这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定律,就象1932年的上海一样。

“来不及逃离南京的中国士兵,都躲到安全区来请求保护。我们在总部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保证说,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日本人便不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话成了虚伪的允诺。时隔不久,这些士兵就被日本人带出去,全部枪毙、刀劈、刺杀而死。早知结局如此,他们真不如在战场上拼它个鱼死网破啊!“那天,炮火尚未完全停息,不过落在安全区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晚上,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些弹片。几块弹片从手术室的窗户里射进来,险些击中了正在做手术的威尔逊医生。有颗炮弹穿过了大学的新宿舍;但没有造成伤亡。

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楼及其富丽堂皇的礼堂,都在大火中燃烧。但究竟是中弹起火,还是中国士兵败退时放的火,我们就不知道了。

“14日星期二,日军的坦克、炮队、步兵、卡车象潮水一样涌进城内。笼罩一切的恐怖开始了,并且在随后的十天中日甚一日。日本军队是中国的首都——可恨的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洋洋得意、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经在南京上空散发传单,宣称日本军队是中国人民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良民。当然,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抢劫财物、屠杀无辜者,就这样显示着他们的“诚意”。日本人从我们的收容所里拉去许多难民。

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去充当夫役的,可他们一去便杳无音讯,恐怕永远也不能知其所终了。

一个带着随从的日本陆军上校光顾了我的办公室。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企图知道“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的下落。一天之中,日本兵还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企图弄走我们的汽车。而在别的地方,日本兵也的确成功地偷走了我们的三辆汽车。在索恩离家去斯坦利家的五分钟内,日本兵就将他的住宅挂的美国国旗扯下来扔在地上,并且敲碎了一扇窗户,然后逃之夭夭。他们还想偷我们汽车,而且偷走了两辆。从这以后,我们便不得不派两个美国人用其大部分时间来驾驶汽车为难民运送大米和燃煤。我们的人每天对付日本偷车贼的经历本身就可以写成十分生动的故事。在金陵大学医院,日本人还抢走了护士的手表和钢笔。

“那一天,《纽约时报》的德丁乘汽车去上海,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请他带上。但对他此行的成功,我们并无足够的信心。果然,他在句容县就不得不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的斯蒂尔设法去了一趟江边,他回来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开到南京来了。一个日本陆军中尉告诉他说,巴内依号炮舰已经沉没了,但没有说明其细节,也没有提及其它沉没的船只。

巴内依号上的朋友们曾经极力主张我们上舰离去,可我们坚持留下。于是,他们便留给我们两根长绳子,借助于此,我们可以爬上城墙、到达江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在巴内依号已经遇炸沉没了,我们倒反而安然无恙。

“我们的主席、西门子洋行( SiemensChinaCo .,)驻南京的负责人诺波先生,和我们的秘书斯迈思先生,拜访了日军司令部。他们希望见到日军的指挥官,从而阻止日军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胡作非为。但是,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次日才能进入南京,他们的拜访无济于事。

“星期三,我开车回我在安全区外的住宅,想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昨天,我的住宅的每一扇门都是锁着的,但是今天,边门已经砸碎了,南门已经打开了。我没有时间仔细查看,便请一位在这条街上巡逻的态度比较友好的陆军少校替我照料,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时,一位日本海军的参谋军官正等着我,他对巴内依号的损失表示了深切的关心,但也说不出事件的详情。他说,南京的美国侨民如果想去上海,日本海军愿意派一艘驱逐舰送行。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愿意为美国侨民拍发纯属私人事务的无线电报。我写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伯:南京外侨均平安无事,请转告各有关方面。’同时我还告诉这位日本军官,除了两位新闻记者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希望留在南京。对此,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主动驾车送这位日本海军军官回舰,可他却不得不步行整整四英里。因为在半路上,我们就被一位陆军少校拦住了。这位少校说,我们正在歼灭中国军队,老百姓不得再往北去,那里危险。当时,我们的汽车正停在军政部旁边,日本军队正在屠杀几百名可怜的无武装的中国士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很明显,日本军官不让我过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一来,日本海军濑田号军舰的关口先生便不得不步行余下的路程了。而我本人,则在当天下午偷偷地从后面的马路绕过那位狂暴的陆军少校到了下关。可是在下关城门口,我又被日本人拦住了。当时我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同行,他们准备乘日本驱逐舰离开南京,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被放行了。我已经描述过这道城门附近所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驱车在死尸堆中穿行。这种情形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行程。

“在下关码头,我们碰见了《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阿特·门肯。不久以前,我曾和他们一道在西北——陕西、西安——作过一次旅行。此刻,他们也准备到上海去。我答应德丁,替他将汽车开回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冈村先生刚从上海回来,也在码头上。他将巴内依号炮舰及美孚石油公司船只上的死伤者的姓名告诉了我们,我便主动邀请他与我一同乘车进城。但是在城门口,我们又被拦住了。卫兵坚决不放我进去,说外国人一律不得入城,即使我刚刚出城也概莫能外。甚至冈村先生向卫兵解释说明,也无济于事,因为日本大使馆对军队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冈村乘车进城去日军司令部,替我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我在城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只觉得四下臭气冲天,一群群野狗正在啃咬着死难者的尸体。不过当时我带着11月号的《读者文摘》,这是我所收到的外面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读着这份杂志,我才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

“晚上我们召开办公会议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呆在我们总部附近一个收容所,要将一千三百名难民全部带走枪毙。我们知道,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曾经是军人,可是当天下午一位日本军官已经答应诺波,不再伤害他们的生命。

然而现在,日本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在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们押送下,难民们无声无息地一列列向刑场行进。他们每一百个人被绳子绑成一堆,头上的帽子都被士兵们粗暴地掼在地上。我们的前车灯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目睹如此惨状,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比。昨天,四个从南方来的广州孩子极其勉强地向我缴出了自己的武器,他们在行列中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身材高大强壮的士官,他作出最后决定时的绝望的目光依然在我心头闪现,他也在行列中吗?我竟然说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这是多么的愚蠢啊!我们本指望日本军队会履行自己的诺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以自己的来到来恢复秩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将目睹日军如此野蛮的暴行!这种暴行在现代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更为恐怖的日子正在到来。

“16日,运输问题变得极其严重,因为日本人还在偷我们的汽车和卡车。我们的中国职员还呆在美国大使馆没有回来,我又去了那里,借了艾奇逊先生的卡车交给米尔斯去运送燃煤。由于我们大规模地收容难民,三个大食堂需要大量的大米和燃煤。现在,我们已经设立了二十五个收容所,每一处少则二百人,多则一万二千人。仅金陵大学的建筑物内,就有差不多三万难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女和儿童,也迅速地由三千增至九千,甚至连建筑物之间的过道都挤满了难民,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占用了。我们本来准备给每一个难民十六平方英尺的地盘,可实际上他们挤在远比这小得多的空间里。南京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可是在金陵大学,尤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沃特琳女士、特威兰夫人和陈夫人,都是关怀和保护妇女的英雄。

“从那天上午开始,日本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不断传来。据我们所知,被日本人抢去的妇女在一百个以上,其中有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抢去的。而在家中被强奸的妇女,肯定还要多于这个数目的许多倍。几百名妇女在街上徘徊,企图寻找安全的场所。在吃午饭的时候,里格斯跑来大叫,说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数被日本人带走了,其中还有五十名我们的警察。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只能猜测了。里格斯曾经向日方提出抗议,可得到的却是日本军官粗暴的殴打。

日本人还搜寻并抢去了难民全部的钱和物,包括他们最后所有的一点点食物。下午四点开会的时候,我们听到附近传来的杀害难民的枪声。对于可怜的难民来说,这是令人恐怖得无法言说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令人厌恶得无法言说的一天。

“我和六个人住在巴克教授那里。驱车去他那儿吃午饭的路上,我花几分钟去了我自己的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在飘荡,大使馆的布告也依然贴在大门和前门的门板上。可是边门已经被日本人捣毁了。门户洞开,里面混乱不堪。所有的抽屉、壁橱和箱子都打开了,锁也被砸烂了,阁楼上扔了齐脚踝深的杂物。我不可能停下来看看何物被劫,但是被褥、衣服和食物大多不翼而飞了。王正廷博士作为礼物赠给我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上的刺绣,也被撕走了。日本人还砸烂了一张沉重的橡树餐桌。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我们的最后一名记者,于下午乘另一艘驱逐舰去了上海。我又托他带了一封短信,真希望这封信能够平安送达。”

(选自(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侵华日军暴行录P 1—22,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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