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调查

“兰州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调查

作者:谢文轩 2007-10-03 13:12:33 发表于:博客中国

点击收拢文章正文

来源:成都传媒

“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

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

警察丢下一句 “你们自己处理吧” 就离开了。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同事们今日的反应——】
原《甘肃青年报》何红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他们都以”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还提它做什么呢”为由,
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女性心理与健康》的张亮明告诉记者说,这些人
大多都还在兰州媒体圈,抬头不见低头见,
再说那帮来闹事的人至今还有在兰州黑道上混的,
他们有很多顾虑也是正常的。

张泽刚开始一口否决发生过此事,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
最后承认发生过此事,而他只是临危受命,在社长的授意下
处理这件事情。

而”下跪道歉”的始作俑者李鹏,以事务繁忙为由
多次拒绝了记者采访。最后终于同意在电话里谈谈。
提起当年往事,李鹏禁不住感叹,并称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
身不由己,对当事人何红一直身怀愧疚。

张亮明当年也和何红一样同为《甘肃青年报》政法部记者,
对于”下跪一事”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60多个人把整个报社团团围住,那架势
和港片里的黑社会没有区别,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
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

 

《新生代调查》记者谢文轩发至北京兰州 特约摄影刘文敏

2007年8月6日,一颗”炸弹”在传媒界爆炸。

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
在个人博客上写下了一篇《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的文章。

文章首次披露了7年前原《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
因稿件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迫于种种压力之下
向黑社会”下跪”一事。

文章发出后立即引起震动,各大网站论坛纷纷转贴讨论。

但在整个过程中,事件的主人公原《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
并未被提及,网络讨论也一直是在将信将疑中。

于是,本刊记者于8月29日联系到了罗竖一和当事记者何红,
北上北京和兰州进行采访,试图还原这一”下跪事件”的全部真相。

溯源:时间回到2000年11月,初冬的兰州并不见寒,
而整个兰州却笼罩在阴郁的氛围中。这个时期兰州
黑社会势力异常猖獗,社会事件亦是高发期。

【一篇报道的开端,一个危险的开始】

何红是个20出头的女孩子,当时正供职《甘肃青年报》,
做政法部见习记者。由于所在部门的特殊性,她时常会接到
一些政法方面的投诉案例,对于初出茅庐的何红来说,
这一切显得新鲜而具挑战性。

2000年10月的一天,何红接到了一起刑事案件的投诉。
一位名叫段生魁的老人捧着厚厚一摞材料到报社找到何红,
声泪俱下地向何红讲述了儿子的不幸。段生魁告诉何红,

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摄于某些方面的压力,
给他儿子所判的”过失重伤罪”是错误的,
他们的辩护律师也是那样认为的。

老人的投诉引起了何红的关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
展开详细的调查,并于2000年11月1日在《甘肃青年报》
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而何红的祸端也就此开始,危险一步一步逼近。

稿件见报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
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伙人叫嚣着把写稿子的记者何红交出来,
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

当时,在兰州黑社会势力冲击报社电台,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
而这次的架势,其汹汹来势,还是令《甘肃青年报》惊慌失措。
在这伙人冲进报社后,报社一干领导大多迅速逃离躲避,
只剩下一位分管经营的总编及部分记者、编辑。

警察接到报警后来到现场,只和对方打了一个招呼后就迅速离去。
和这伙人的谈判也随之陷入僵局,60多人将报社围攻近5个小时。

在后来的连续几天,那帮人继续跑到报社要人。
为了息事宁人,报社编委会决定,对外宣称开除何红,
然后组织新闻部开会,让何红继续工作,但要改用笔名。
【让当事记者下跪道歉!】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那伙人依然不依不饶,
时不时地跑到报社闹事,并声称如果事情再得不到解决
就要将《甘肃青年报》夷为平地。

期间报社有人提出报警,但鉴于当时的大环境,
有人提议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
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后经记者证实,提出和解的人为原《甘肃青年报》记者李鹏,
现在供职于甘肃经济日报社。 报社领导采纳了意见,并
命时为《甘肃青年报》副总编的张泽刚具体落实此事。

最后通过黑道中人衔接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让当事记者下跪道歉!

2000年11月28日,在张泽刚的带领下,何红
来到位于兰州市中心广场的一家酒店包房。
何红背负着屈辱向黑老大曲下双膝。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红依然止不住悲伤,几度失声痛哭:

“在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在张副总编不断的示意下,
我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
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向黑帮老大道完歉后,
我无力地蹲在地上,泪水喷涌而出……”

下跪之后,这伙人仍然不肯罢休。在经过调解商议后,
《甘肃青年报》于12月4日在同样的版位刊发了一篇
与何红首发文章的事实相反的报道:《法律自会还公道》,

记者姓名使用了”海涛”的匿名。这位名为”海涛”的人
正是何红同一部门的同事王建定。

黑势力对报社的骚扰终告一段落,而对何红的威胁却始终没有停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何红告诉记者,从事情发生的2000年11月到
2003年,她被当地黑势力威胁恐吓多达20多次,租住的房间被砸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何红说,当时也许是因为年少气盛,意识不到危险的程度,
对那些恐吓也没有当一回事,更没有想过要离开兰州。

而当时,公安部对兰州猖獗的黑恶势力的打击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2001年年底,《甘肃青年报》由于经营等原因宣布停刊。

从2001年年初开始,根据公安部批示,甘肃省公安厅、兰州市公安局
就开始对兰州黑恶势力进行打击,一举铲灭了
兰州市李捷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

一些遭到打击的黑恶残余势力依然苟延残喘,在当地
暗渡陈仓,做着非法勾当。

威胁何红的那伙人,似乎根本没有被吓倒,其猖狂的架势令人惊异。

7年了,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2002年8月,一场意外车祸差点要了何红的命,
也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

很多朋友劝她为了自身安全离开兰州,
但处于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何红依然倔强地坚持着。

2006年初,何红辗转租住在兰州市安宁开发区,
这时,黑势力的残余仍然不放过他,

又纠结安宁开发区的黑头子,再次找到何红的住处进
行疯狂报复,将能用的家具电器全部砸烂。

到2006年年底,当地黑势力悬赏56万取何红人头,
何红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兰州前往北京,
在北京一中央级媒体做经济部记者。

关于”下跪”的事也随着何红的离开而深埋人心。

“离开兰州的时候,我就暗暗告诉自己,
要将下跪的事情深埋在心,永远都不要提起。”

 2007年的7月,一场相遇却将何红的计划完全打乱。

何红在北京与老乡、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相识。
在一次谈话中,何红无意中透露此事,一向嫉恶如仇的罗竖一
被此事撞得心急火燎。

在罗的多次鼓励下,何红终于同意
对外说出”下跪”一事,并委托罗全权代理。
于是,8月6日才有了罗博客上的
《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一文。

罗竖一的民间维权之路也就此拉开序幕。
为了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在京的罗竖一。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罗谈得最多的就是”维权”。
“记者天天在帮扶弱困,而记者的权益却难以保障,
这是中国新闻体制的畸形产物。

“罗透露说,选择把”下跪”说出来,正是出于
想引起相关部门关注,从而推动完善保障体制的考虑。
而何红表示,在当下,中国有太多的记者权益受到侵害,
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已。
【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

9月4日记者前往兰州,对何红以前的同事以及知情者进行采访。
无疑,带领何红道歉的张泽刚成为印证此事的关键。

2007年9月4日,记者在兰州通过关系
试图联系张泽刚,但都因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几经周折,记者通过一朋友获悉
张泽刚现供职于《兰州晚报》并身居要职。
2007年9月5日记者前往《兰州晚报》,在张的办公室见到了他。

得知记者来意,张开始一口否决发生过此事。
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最后承认发生过此事,
而他只是临危受命,在社长的授意下处理这件事情。

而”下跪道歉”的始作俑者李鹏,
以事务繁忙为由多次拒绝了记者采访。

最后,在记者即将离开兰州的9月6日,李终于同意在电话里谈谈。

提起当年往事,李鹏禁不住感叹,并称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身不由己,
对当事人何红一直身怀愧疚。

当年也和何红一样同为《甘肃青年报》政法部记者,
对于”下跪一事”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60多个人把整个报社团团围住,
那架势和港片里的黑社会没有区别,
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

但是更多的人,原《甘肃青年报》何红的同事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当记者联系到这些知情者时,他们都以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还提它做什么呢”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女性心理与健康》的张亮明告诉记者说,这些人大多都还在
兰州媒体圈,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帮来闹事的人至今
还有在兰州黑道上混的,他们有很多顾虑也是正常的。

在网络的大量转载谈论下,2007年9月4日某论坛”传媒江湖”率先
就”中国女记者下跪黑社会”事件进行了在线访谈,当事人何红、
罗竖一、中国独立调查人石野参加了讨论。

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论中,网友们纷纷表达对何红的同情,
并急切呼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记者权益。

截至记者发稿时,何、罗两人多次接到威胁恐吓电话,
声称要花560万买想揭底人的人头。记者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
曾征询意见是否发稿,最终两人决定,稿件一定要发,
自己多加小心就是!

【跪了,但还是要站着生活——下跪记者何红口述实录】

在决定把一切说出来之前,何红一直认为自己
会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会去揭这块疼痛无比的伤疤。

虽然在每次通过报道得知其他媒体记者遭遇伤害时,
她会禁不住地回想当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
白天却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生活。

整整6年时间,何红都在这样痛苦地煎熬着。

2007年9月2日,北京。坐在记者面前的何红显得憔悴不堪。
原定在其住处采访的,但后来因所寄居的地下室实在太小,
改在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公园内进行。说起当年的事件,
她数次言语哽咽,身体痉挛。

“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

事情过去七八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的心就依然如刀搅一样难受。
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清晰而令人惧怕。

2000年10月,我接到一个刑事案件的投诉,案件当事人段德茂的父亲
段生魁提着厚厚的投诉材料来到报社。正巧当时我值班,于是接下了
这个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我随即展开采访,核实事件真相,此后
在2000年11月1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那篇报道
没有任何偏袒。谁知此稿发出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
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叫嚣着
把我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如果报社
不赔钱就悬赏捉拿我,抓住后砍断写字的双手,砸断跑新闻的两条腿。

他们不容总编说话,手中的铁棒就已经砸了过去,总编的额头
被砸得鲜血直流。看到如此架势,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
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此时已经溜之大吉。报社仅剩下
一名总编和一些编辑记者。

当时,我正巧回到报社,有同事看我走进来,暗示我快点儿离开。
可我一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解同事的意思,
照旧走进了总编办公室。

我进去时,看见为首的那个人捏着拐杖还在叫骂着,就大胆上前相劝:有什么事好说,不要发那么大火。当我手扶为首的那人的胳膊时,
感到他胳膊里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心想这人可能是假臂,于是,
劝他坐下说,没想到我扶他坐下时,无意中碰到他的腿,
还是硬梆梆的,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身上带着凶器。

正在此时,那人把手里的拐杖一拔,抽出一把利剑,直指总编,
再次吼道:”再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的报社给夷为平地!”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此期间有人报了警,但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
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警察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处理吧”就离开了。
这更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这时,一个胆大的男同事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
“外面有你的长途电话,我找你半天了!”强行将我拉了出去。
出来后,那个男同事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这伙人正是冲着我来的。

《火气太大起祸端》文中的胡勇庆正是该为首者胡三海的女儿,
胡三海声称文章诋毁了其女儿的形象,并偏向段方,要求讨回公道。
男同事说完就把我连推带拽地带离了报社。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后来连着几天,那些人都跑到报社要人。报社为了息事宁人,
通过编委会决定,外部宣称开除我,内部留用,只是需要改用笔名。
报社公告栏上很快贴出了开除我的通知。

然而,那帮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不时地到报社来闹事。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他们天天来闹,报警警察又不管,还不如
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没想到报社还真的采纳了这个想法。找了个道上的人去谈条件,
谈判结果是对方要求我下跪道歉。

当报社副总编张则刚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我可以道歉,但下跪绝不可能。

而张泽刚则强硬地跟我说:”如果你不同意下跪道歉,
你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这伙连警察都惹不起的家伙
说得出做得出,假如他们将报社夷为平地,那么这么多人
都得统统完蛋。”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哑口无言,
对于领导的失望让我痛心疾首。

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
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
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

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
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
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

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
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
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
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
《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时
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
(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
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
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

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
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
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
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
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

当天离开义母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望着眼前的一幕,
我目瞪口呆,自己的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电视机,洗衣机,
录象机都被砸烂了,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扔在地上。看到此景,
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帮人跟踪了。房东也因怕事跑来告诉我,
不让我继续住下去了,让我尽快另租房子。

我虽然报了警,但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
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想到年迈父母,
顿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为了不给父母带来危险,我只能
强忍着对父母的思念,尽量不回家看望二老,避免有人
跟踪到父母的住处,给老人带来麻烦。

但是,后来迫于无奈,我还是回到了父母那里。
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这更增添了心情的郁闷和烦躁。
但是不知情的父母却一个劲儿地责怪我工作的不稳定,
更责怪我放弃国企的工作,越说越生气,后来干脆把我赶出了家门。
冒着瓢泼大雨,我不知该去哪里,只好去了报社,
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睡了一夜。

不久,我又重新在兰州的市区里租了房子,这时,我不时地
遭到跟踪和电话恐吓,作为一个女孩子多少有些害怕。但是男友
对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危险。

当时,由于患病,我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估计是跟踪的人找不到我,
就跟踪我男友。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在睡梦中
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细听声音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男友,
当我把门打开的瞬间,一下子惊呆了,只见男友
浑身都被血遮盖住了,整个脸被血流糊住了,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他的人让他带话给我,
说只要我活着就别想好过,包括我身边的人,话没说完,
他一下扑到我身上晕过去了。面对男友的伤痛,我深感内疚
和难过。是我惹了那些黑恶势力,但却牵连了他。

为了不再让男友跟着自己受委屈,我找了无数的理由提出分手,
男友死活不肯,但我心意已定,执意断绝和男友的来往。后来,
男友无奈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不久的一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上班,当车行到
兰州市雁滩公园附近时,突然发现一辆货车紧跟在我身后,
我立即骑车拐进了自行车道,但没有想到的是那辆货车
也随之拐了进来。

我加快速度,货车也轰开油门,在自行车道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
都纷纷躲开,我也试图往路边靠近,但是货车在此时猛然提速,
呼啸着向我冲过来。

只听到”嘭”的一声,我就失去知觉倒地,待我苏醒过来,
货车已经扬长而去,而我满身是血。我为此付出了
两颗门牙,和身体部分部位的深度伤疤。

不仅如此,那些黑恶势力甚至还采取了收买和下药的方式。
但都未能达到目的,他们收买了我的朋友刘某(后来我才知道
她老公也是被人收买的围攻报社黑帮分子之一)。

有一天,刘某说她和老公请我去KTV,实在推辞不了,
我只好如约前往。他们之中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只要你答应
加入我们的黑社会组织,从此以后你要为我们多宣传,
多写正面的宣传报道,保证给你的薪水远远超过
报社给你的工资和稿费收入。

刘某的老公见我坚决不答应加入黑社会组织,
就殷勤地劝我喝茶水,我捧起茶杯,边听歌边无意中
打量手中茶杯,猛然发现我手中的茶水在冒泡,
我怀疑有问题,就没喝。

后来,良心发现的刘某胆怯告诉了我,那晚她老公的确
给我的茶杯中放了药,至于是什么,也一直没有告诉她。

这样不断的骚扰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实在再不堪忍受了,
只好痛苦地做出了离开兰州的决定,来到北京,
试图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后来有幸和同乡罗竖一相识,在谈话中无意透露此事,
罗竖一表示出强力的愤慨,并鼓励我将事情讲出来,
记者在帮读者维权,可是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还原”下跪”的真相。

我们都希望通过我的现身说法,能引起社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
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不受侵害,
让更多的记者不再流泪,不再流血。

【采访后记 记者的”虚荣”】

一直想问何红一个问题,在经历这么多苦难后,
为什么还要做记者这个职业。何红疲惫地笑笑,
很干脆地回答道:也许就为了那份虚荣吧!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太多的荣耀可言。来到北京以后的何红,
在逃离了一个苦难的折磨之后,又陷入了另一种折磨中。
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二者时常徘徊,让她备受煎熬。

目前,供职一家中央级媒体,月收入不足三千元。为了节省开支,
何红在潘家园租住了一个楼层的地下室三层的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
房间里除了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以外,连一张写字台都很难放下。
地下室空气流通困难,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几乎不敢在房间里呆。

何红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一个朋友来看她,
她把朋友引到自己的住处,朋友立即惊讶不已,怎么还住这样的地方。

在房间里坐了不到两分钟,朋友对何红说,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
这里简直让人要窒息,这让何红尴尬无比。

这次的采访,原定安排在何红的这个小房间,
但后来何红还是临时改变了地点,选在了附近的一家公园。

在采访之前罗竖一一再告诉记者,何情绪很不稳定,注意言语的恰当。但是在采访中,说到伤心处何红依然禁不住悲伤,几度痛哭至身体痉挛。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何红在痛苦中反复唠叨的一句。
然而,没有人能回答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一直以来记者在何红心中都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大无畏的精神。
无冕之王的称号更让何红痴迷,并为之付出所有。
而6年前的”下跪”却让这些形象颜面扫地,直到今天
何红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在帮别人维护权益的时候,
自己的权益却如同海市蜃楼般飘渺无着。谁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呢?

时至今日,发生的事情何红一直没敢告诉家人,
因为怕家人担心或受到连累。进入而立之年的她
也未再寻找自己的爱情,

“爱不起啊!”时常遭遇的骚扰让何红提心吊胆,
“自身难保何苦再拖累他人呢。”

在和记者闲聊的过程中,何红形容自己心目中记者的形象是诗人,
记者要被一切新鲜的感性事物所触动,充满对新鲜事物的探究和
感知的激情。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激情,她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好记者,
因为他会变得冷漠,而这将会对老百姓的疾苦,将会对不公平的事件
产生不了激动,产生不了激动就产生不了关注,
产生不了关注,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

也许正是在因为这样的动力下,何红才倔强地坚持到今天。

采访结束,何红需要赶一篇稿子,她匆匆告别记者,
前往位于自己住处一里路外的一家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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