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5
本站发布时间:2011-5-10 10:06:00
阅读量:399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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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
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
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
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
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
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
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
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
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

“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
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
在国共内战中遇难。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
(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
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
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
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
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

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
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

毛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
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
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
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
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

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
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
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
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
“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
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
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
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
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
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
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

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
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
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
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

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
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

“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
“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
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
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
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
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
“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
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

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
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
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
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
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
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
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
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
予以“改正”552877人;
不予“改正”96人。
错划率为99.998%。

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
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
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
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
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
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

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
而非三年困难时期。

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
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
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

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

“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
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

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
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
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

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

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
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
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
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

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
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
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
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
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

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
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
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

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
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
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
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
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
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

“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
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
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
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

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
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其中城市有95.8万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其中城市272万人;

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其中城市211.7万人;

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

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
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

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

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
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
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
张志新等;

自杀身亡者有:
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
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
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
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

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
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

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

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
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
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

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
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

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
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

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
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
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

“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 172万8000余人死亡; 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
武斗死亡23万7000人; 703万人伤残; 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
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
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
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

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
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
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

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
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

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
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
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
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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