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博客作品集《围观的力量》

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杜君立,不惑,中学毕业,关中西府人。职业农民工,业余写作者。欢迎批评或转载,E-mail:d3773@tom.com;du3773@gmail.com

中国官吏进化史

与所有的人类一样,中国的历史也是从神话开始,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造了一个智慧的民族和这个中央之国。对智慧的崇拜体现出人类相对其他动物最为特殊的优势。中国的神话历史高度颂扬那些促进科技进步的能人,并将他们奉为首领、帝王甚至神灵:轩辕氏发明了轮子,有巢氏发明了房子,伏羲氏驯化了动物,神农氏驯化了植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种对智慧的推崇是中国得以率先在地球村发迹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业社会的逐步成熟,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极其发达的社会主导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开始被贫富差别代替。随着政治的继续进化,人成为一种等级化动物,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与愚、贫与富,而是贱与贵。贵族与贱民的分裂使人类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氏族社会,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别人的生殖器确定了命运: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贱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父母,而不在于他们自身。

氏族社会延续时间之长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即使先进如西方,政治世袭与遗产税的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落后如中国,则早已经将氏族社会深化为家族社会。从秦始皇开始,2000多年来从未动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亦打上深深的家族文化烙印。官吏阶层作为政治文化主要操盘手,他们在贵族与贱民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官吏联盟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主导和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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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

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的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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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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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1000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人数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在官员任用方面极具政治智慧的乾隆,亦不免以不学无术的和珅为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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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官与吏的区别就好比妻与妾的差别,中国的政制传统就是贵官而贱吏。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明清时期对胥吏打开了“做官”之门,奴才与人才(读书人)终于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2000多年来,胥吏是中国人的实际统治者,“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官相护”的和谐环境下,草民面对酷吏如同牛羊面对虎狼,既无法反抗,也无处申诉。“天高皇帝远”,皇帝作为最高权力只是一种统治的象征,所谓中国的专制政治实际也就是“吏治”。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吏胥集团的世袭化使流动性的官员根本无法抗衡。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使好人被清洗出局,胥吏彻底流氓化。低贱堕落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在现代,则被称为“秘书现象”。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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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古罗马的共和制,都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在罗马共和国,贵族议会(长老院)推举最高执政官凯撒,甚至将他称为第一公民。而贵族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则被完全剥夺了公民权,贵族们认为他们不是“人”。贵族以精子来确定贵族身份,他们是天生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官员,但并不介意以奴隶为“吏”。伊索能说会写,寓言讲得特别好,但他只是一个奴隶(吏)。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中,胥吏之害尽人皆知,但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又不得不依靠胥吏。“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莫能去也。”清末立宪运动使持续了几代皇朝统治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仍然不能挽回立宪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随之皇权官僚体制也彻底崩盘。40余年的军人当政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精神,民国时期的官僚集团仍然传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虽然良莠不齐。

中华民国政府在农民战争中的失败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这种自恋和自负催生了一个暴力集团支持下的底层农民革命。新帝国以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共同纲领》开始,很快军人脱下军装成为这个军事国家的新官僚,而无数跟随造反的农民则成为新政府的铁杆酷吏。一场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运动,使知识分子从此与政治脱离干系。正如乾隆骂纪晓岚所说:“尔一介腐儒何敢言国事!”

在农民酷吏和军人官僚统治下,新中国成为一个被严厉管理的军营,或者说是劳改场、监狱。卖力的酷吏们制造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大迫害。“砸烂公检法”和“夺权运动”是酷吏集团向军人官僚的进攻和清算。文革中国实现了完全的酷吏政治,而所谓的“四人帮”就是典型的酷吏代表。王洪文以一个酷吏打手一跃成为国家的擎天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酷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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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错误的坚持必将导致罪恶的产生,而任何罪恶最后都将得到报偿,无论时间早晚。这场酷吏欢歌以另一场酷吏欢歌的方式结束。最后军人官僚在10余年之后取得了完胜。军人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前世,军营成为培养制造中国新式官僚的学校和生产线。而低级军人则纷纷成为新的酷吏托拉斯,他们浩浩荡荡垄断了中国从公检法到工商税务金融卫生科技等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军人元首的死亡使军人官僚向贵族官僚转变,“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第二代第三代贵族逐渐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主力军。而酷吏集团在延续军人酷吏的同时,也出现酷吏集团的内卷化和世袭化。

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经过60年的“摸索”和“实践”之后,终于在世袭化封闭化和利益化这个“新规矩”面前达成共识。在消灭了皇权和强人之后,平庸成为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最为推崇的政治美德。稳定久远默契和谐成为新官吏集团最大的愿望和期待。为了这个过于美妙的目标,官僚酷吏还有他们的子孙们将要付出极大的智慧和辛苦。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新时代的官吏制度下,知识分子早已经被政府抛弃,只有武器专家还可以为统治者增添一些信心与荣光。而那些热衷于思想的家伙都已经被圈养了起来,或者在官僚统治下的大学、或者在酷吏统治下的作协文联科协研究所。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消解,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完全被官僚文化酷吏文化流氓文化小市民文化农民文化代替,社会文化走向迷信和愚昧。官吏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钳制主流思想,大众文化最后成为低智的、无趣的、浅薄的、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种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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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官僚集团体现了精英治国的人类普遍常识。知识分子精英与官僚精英的统一使官僚组织保持着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出身贫寒的青年才俊亦有可能施展经邦纬国之才干。人类的技术与历史越来越远,而中国官僚集团的贵族化却终于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今日之官僚并不意味着才干和精英,而只是意味着生殖器和精子,或者加上阴道。人类在从贵族向精英发展了数千年后,精英重新向贵族屈服。继往开来,精英文化的落魄将开创一个漫长的平庸时代。

在社会底层,酷吏集团在官僚集团的领导下亦步亦趋,对公共职位的世袭化正在使这个国家公器日益沦为流氓作恶的私器。无论公安局长李刚还是规划局长逯军,酷吏集团的利益联盟在无力的社会舆论面前正越来越牢固。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道德已经同时失效,对酷吏唯一的约束只剩下来自贵族官僚集团的杯葛。而在酷吏集团的联合打击下,上访已经越来越成为一条末路危途。

富平对上访者示众和永州对“可能上访者”的拘捕只是当代酷吏文化的一个细节。万载县酷吏皮里阳秋地讥讽于建嵘先生“不强拆你吃什么”,这只是崛起的酷吏集团对知识分子毫不掩饰地一种鄙视。如果说曾经2000年来,酷吏只是与妓女乞丐一样的贱民的话,那么今天的酷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将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吃饭活命”的妓女与乞丐。

毛主义者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将明清的衰退和没落归结为酷吏集团对中国破坏和桎梏。他认为,身处江湖之远的酷吏集团的势力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庙堂之高的官僚集团。“县官不如现管”,酷吏集团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草根政治,与官僚集团的贵族政治既有合谋又有算计,既互相利用又处处设防。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的是,官吏之间依然泾渭分明。作为政治草根的酷吏集团想要进入政治贵族的官僚集团难如登天。中国特色的等级政治使酷吏集团始终处于被利用被鄙视甚至被宰割的低贱地位,这也是他们人格堕落良心沦丧毫无底线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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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的利益合作和秘密阴谋下,公民权以及国家权力被完全垄断在一个由贵族寡头和流氓蛇头构成的利益联盟手中,其余大多数民众被他们以“群众”和“普通老百姓”的名义排除在政治之外。对公务员考试和入党的热衷反应了大多数被抛弃者的恐慌和自卑,他们以加入酷吏的热切愿望表现自己对贵族精英的效忠和向往。而更多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开始逃离这个国家。他们不屑于成为酷吏,他们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代)贵族。他们只能试图去在一个平等的国度里找到一种平等的人的身份。

与这些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逃国移民者相比,政治垄断者的贵族与流氓则成为最为坚强的爱国者,因为国家成为他们在人世间最后的庇护所。在鼓吹革命的毛主义者与弘扬人权的自由主义者相互攻伐互相消解的诡异背景下,贵族与流氓的利益联盟竖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们以陈腐不经的意识形态消解法治与理性,以狂热与傲慢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当下和未来,而无数群氓在犬儒知识分子的教育下,正逐渐汇成大旗下的滚滚洪流,向着遥远的资本主义风车冲去。

曾经贵为“帝王师”和“国之栋梁”的知识分子早已经沦落为稻粱谋的知识搬运工,或者寻章摘句追求文凭名利的冬烘腐儒。没有了科举制度的所谓高考只是对一只饭碗的想象,而公务员考试不过只是对无数贱民一点残羹剩饭的宽宏象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精英已经被彻底消灭,仅剩的所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大多成为电视上的小丑,或者宫廷里的巫师。他们无不以明珠暗投的急切心理,或者期望得到贵族的恩宠,或者渴望得到酷吏的重用。于建嵘先生的不幸在于他只是一位被酷吏雇佣的贵族文人。酷吏们需要的是维稳技术,而于先生给他们的却是良心提醒。这种鸡同鸭讲的吊诡在于建嵘身为官吏集团一员时发生了“灾难性”的结果。酷吏集团对拆迁的热衷和坚持,充分继承了这个历史集团天生的掠食精神——“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腐败经济学

(全文13000字)

腐败是政治上的卖淫。——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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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来说,都不需要经济学。经济学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济学“唯利是图”,它号称“对你周围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不会被友善的道德情操所影响。这就是普遍的经济学初衷,完全与“苏格拉底问题”相反——苏格拉底说:“人应当怎样活着?”

现代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最终实现了无伦理和去道德化,这是经济学始创时期的人们始料不及的。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以《道德情操论》而名誉鹊起,并曾经长期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彻底分离,使其成为财富工程学,财富以外的人类幸福均被视而不见的隔离。

人本是道德的产物,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都可以被“成本”和“收益”所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为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GDP和财富数字的增长,而漠视人类真正的福祉。更严重的说,一个经济学家为纳粹服务也是不受置疑和谴责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保持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使政治经济学达到发扬光大,政治经济学因此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文化。这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风牛马而不相及,与其说它是经济学,不如说它是政治学。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工阶层的角度,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资本和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坚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30年前,处于崩溃边缘的红色中国摈弃了完全计划经济,开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逐步被现代经济学所取代,上层建筑主导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步伐。从此,政治经济学走向没落,经济学全面兴起。

经过连续30年的市场化和去政治化洗礼之后,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政治在中国变成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就成为显学,而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最显赫的牧师和布道者,他们的金口玉言如同圣旨一般,用来解释市场这个上帝的教诲。这些炙手可热的专家们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庸俗经济学,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也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抛弃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底线,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良心的财迷和官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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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樊纲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名噪一时。作为中国御用经济学家,拥有庞大家族产业的厉以宁就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还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与“腐败是润滑剂”的官方经济学专家针锋相对,一批富有知识分子精神的经济学家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面对同样的中国经济,秦晖先生借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尖锐地指出中国模式的秘密是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远景》中,则更多地从公平正义的道德层面对中国经济展开批判,而他的小额贷款实践则开一时风气之先,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发展。郎咸平先生因郎顾之争成名,成为批判国有资产流失的急先锋。郎咸平曾经有一个打扫房子理论:我的房子需要打扫,就请了一个清洁工过来,他打扫完了,就说房间已经成为他的了。他将国有企业比作房子,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作清洁工,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流失、被管理者“合法”侵占的。

还有很大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与官方思想不同和相反的学术观点,他们更多的为底层民众鼓与呼。陈志武强烈批评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官富民穷”。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使今天高喊“发展是硬道理”,政治挂帅的桎梏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谢国忠和许小年不约而同地惊呼:在凯恩斯主义大旗下,中国经济正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市场经济的拉美化危途。被迫流落国外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近年来在研究中国腐败问题方面成果显著,她直斥中国日益西西里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吹鼓手吴敬琏近年来极力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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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当卢周来如同印度的阿马蒂亚?森一样,提出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时,中国一批政绩爱好者和GDP主义者相反地提出“市长经济学”:市长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证未来苏联经济的组织方式时,把苏维埃国家看作一个雇佣全体国民的超级公司。“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在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里靠中央计划指令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理论讲到底就是公司理论:当这个公司大到覆盖整个国家的时候,公司内部的计划、权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

因交易成本学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指出超级国家公司的一个破绽:内部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可能超过用公司形式而节约了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那样的话,超级公司在组织上就不合算,就要缩减公司规模、增加公司数目、扩大公司间的市场交易。

过去中国这家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如今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重新界定了权力,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下放。在缺乏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的前提下,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已经是制度性问题。

亚当?斯密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是。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轻松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却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会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运动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运动原理。如果这两个原理一致,行动方向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这两种原理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

毋庸讳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政治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是印尼苏哈托和菲律宾马科斯的无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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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经济学回归道德走向福利经济学时,中国经济学正去道德化,走向“市长经济学”。诸侯经济是张五常鼓吹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做对的一件事”,腐败成为一种“学费”和必需成本正为所有既得利益群体带来精神安慰。从他们这些观点来说,中国经济学最为核心应当是腐败经济学。

改革伊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就为官僚资本侵吞国有企业和全民财产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润滑剂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

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

还有人用科斯定理解释腐败的合理性:腐败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腐败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甚至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

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腐败经济学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

“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最好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张五常认为“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况下产生”,“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不重要的,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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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腐败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或者说,是以产权贱卖换取效率。“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当然,张五常并不认为贪污腐败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但他认为腐败不可避免,而且中国的腐败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严重。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调查显示,亚太16国中,印尼最为腐败,腐败渗透到各个层面,总统苏西洛的反腐败运动受阻,腐败者利用腐败来保护自己阻挠变革,反腐败斗争反被腐败侵袭。在2010年亚太最腐败国家排名中,印尼得分9.07(满分10分)。柬埔寨位列腐败榜第二,其后依次是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台湾、韩国、澳门、日本、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则被评为最廉洁的国家。

经济学家张维迎与张曙光无疑是国内腐败经济学的主力干将。他们认为,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达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维迎甚至提出了一个吐唾沫定律: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他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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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人类自利的基本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要顾及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己的小家庭和小团体利益,并且使其利益最大化。腐败行为将自利置于损害社会公平和他人利益之上,而这是人的天然欲望所带来的贪婪导致的,或者说,这是一种普遍人性。要认识腐败,就必须承认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如同资本一样,在市场经济中适用租佃理论。只要是权力,必然有寻租的企图。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他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观察到的一个悖论,与寻租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

从经济学上来说,腐败是一种公地悲剧,它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鼓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的涵义仅仅局限于贪污、受贿和享受特权。但今天腐败的形式以及日趋多样和复杂,腐败已经从官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律师、医生、教师、运动员和裁判等这些传统上与腐败几乎没有丝毫联系的职业,也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比如老师为了回扣强制学生购买教辅和文具,医生为了回扣强制患者购买不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甚至军队车牌被倒卖给私人。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理论,腐败一旦产生,就会不可遏止的蔓延,最终无官不贪,无处不腐败。可以说,腐败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成本,但更糟糕的是,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全民行为。在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程度随着腐败的日益深化正水涨船高。云南省麻栗坡县委书记赵仕永因受贿索贿被判有期徒刑18年。他辩解道: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他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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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喜欢就事论事,一般都将腐败归咎于个人道德问题,比如古代的“内圣外王”和如今的“八荣八耻”理论。在关于腐败成因、特征及危害的研究方面,西方已经有制度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权力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成熟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腐败的根源,一般认为是由于政府代替市场所导致的寻租设租活动猖獗,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官与商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在体制上缺乏对过于集中的权力的有效监督,意识形态构成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相关的法治秩序尚未建立。

事实上,腐败存在于各种体制下,墨西哥、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的腐败丑闻也不绝于耳。而台湾的陈水扁更是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昔日一国总统,如今身陷囹圄,其贪腐诉讼漫漫无期。去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贪腐丑闻而自杀。

从某种意义上,腐败取决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公共治理能力的强弱,国家能力过强时,公民力量就会被强势的官吏集团压制,腐败就会滋生;国家能力太弱,国家无力规范约束官吏集团,司法不彰,公民社会就会被腐败污染。

中国的腐败已经从个体型私人化的腐败向制度化体制化的腐败转型,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日益广阔,腐败集团正走向组织化、网络化和系统化的生存发展之路。在经济学理论中,腐败是非理性的,它的存在本身对国家和经济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腐败如同病菌一样处处存在,这让它成为荒诞世界的理想伴侣,成为其操作系统,你甚至无需了解它的运行机理,但即使一个白痴也能掌握它,被腐败的既得利益所引诱。

在震惊世界的中国足协贪腐丑闻中,中国足协集体蒙羞,号称“金哨”“国哨”的陆俊剥落了往日的光环,成为中国最大的黑哨。裁判的腐败直接导致足球比赛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据说陆俊一直通过收受俱乐部的金钱财物贿赂,利用判罚尺度操纵比赛,进而影响比赛结果。陆俊收受贿赂让球迷记忆最深刻的,是1998年大连万达同广州松日队的比赛后,媒体报道出陆俊收受大连万达20万贿赂。当时陆俊将该媒体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而南勇在接受官方调查时,随身携带着600万元的银行卡,据说他试图通过贿赂摆脱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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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应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

在道德范畴内,腐败只能是一个不停循环的圆圈:权力——腐败——权力。道德对腐败的解释是“自甘堕落”“觉悟不高”等等,道德对腐败的救治措施是提高道德修养,否认人性的不完美。道德论者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拥有权力,反过来,权力者必然比别人道德高尚。然后事实上,每个人都跟其他人一样,既不更高尚,也不更无耻。这种认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道德更高的理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好比一个人戴两只手表,这样只能导致判断迷失。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之所以终结,是因为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第一次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官吏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一样。“每个人只想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受一直看不见的手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其本意要达到的目的。”斯密说:“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以得到哪些好处。”

官吏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存在交易的契约关系:公民以纳税的方式富裕官吏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保障,官吏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每一个官吏都在追求私利,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他工作,最终增进公共利益;如果官吏不尽职,那么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和公民授予他的权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评价说: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这类似中国的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官吏并不比我们更高尚。这一简单的理论揭开了官吏身上所谓“崇高”的道德面具,“代表”、“模范”或“楷模”的神话顿时破灭。因此对于腐败,只有制度性的竞争、奖励和严惩,这才是唯一的符合经济学的可行之道。

因此,对官吏讲道德如同对婊子谈贞操,或者对牛弹琴。套用亚当?斯密的话:我们对官吏的期待并不是要求他们多么高尚,而是来自他们的自私自利;我们不求他们爱别人,只望他们懂得爱自己。我们不用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只需告诉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或者什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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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整体沉沦的困境,中国人对腐败的暧昧态度值得玩味,一方面,人们无比痛恨腐败,另一方面,人们要羡慕腐败。或者说,人们只痛恨别人腐败,而不恨自己腐败。今年那个悲伤的春天,连续发生了10余起杀童惨案,一位杨姓小朋友在作文中写道:“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与之相反,去年有记者采访广州一所小学开学,问小学生们长大后想干什么,一个6岁的小女孩回答说想做贪官。

这种面对腐败所表现出来互相矛盾的中国文化和社会基础使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腐败经济学的现实实践。腐败文化可以远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神文化。

中国是信奉多神的国家。我国古代人们信奉的众多神灵中,灶神在民间的地位是最高的。灶神,俗称灶君、灶爷、灶王爷,是天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是一家之长,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定期上报天庭,因而人们必须“媚于灶”,“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如果不讨好灶神,他就会向上天告你的恶状。灶神告什么状,天帝就会给你定下什么惩罚。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爷要升天报告一年的情况时,人们还要为灶王爷摆上供品,供上好吃好喝的,这就是所谓的祭灶。祭灶时,麦芽糖和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为了让灶王爷喝得忘乎所以,晕头转向,而麦芽糖又甜又粘,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来灶神嘴吃甜了,就不好再恶言恶语,只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口,只能说个含含糊糊。中国人把“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一套人世生活经验,也毫不例外地用在了对灶神的供奉上。说白了,祭灶是一种古老的腐败行贿仪式。

不仅灶神,其实中国人对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敬奉姿态,不管神如何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中国人认为“受人香火”就得“替人消灾”。如果该下雨时不下雨,中国人先奉上猪头贿赂龙王,因为人们认为有权力的家伙都是应当腐败的。但如果“给脸不要脸”,人们往往就砸了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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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集中化是腐败泛滥的温床,权力的分散和竞争是消解腐败的最好方法,所有的腐败都来自于垄断性的集权和极权。甚至神权的腐败亦不例外。财产权是权力分散的必然手段,因此民主文化的滥觞无一不是财产权革命。财产权与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权力强大时,腐败就会滋生;财产权强大时,腐败就会减弱。资本的集中同样产生权力,股份化和反垄断法阻止了资本的垄断化趋势。同样,权力分解与财产权的神圣性阻止了极权和腐败。这就是西方文化面对腐败的理性应对。

亚当?斯密信奉自由经济,他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坚决反对各种垄断和权力滥用。他认为垄断是对自然秩序的邪恶破坏,不公平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只能危及人们的自由安全和公平,自由竞争只有在一个公平开放的构架之下才有可能生长和维持。他批判了现实中大量的反竞争限制,垄断和特权所引发的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亚当?斯密眼中,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市场的基石。他为后世的人们确立了一个标准——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40年前,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缪尔达尔完成了《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在世界银行资助下,他开始了一项宏大的发展援助计划。多年以后,缪尔达尔向资助者道歉,因为发展援助资金悉数落入穷国的少数富人手中,穷人依然贫穷。他认为,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官吏集团瓜分,政府落入富人和权贵手中,使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

作为地球上最无耻最悲惨的丐帮,北朝鲜是极权主义的极端标本,人们没有任何财产权,权力之集中空前绝后。一方面饥寒交迫的民众被阻止逃荒逃难,一方面以国家的名义四处乞讨。正是这样一个无比失败和贫穷的国家,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日在卢森堡欧洲银行的秘密账户藏匿4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如果他被迫流亡海外,可用这笔钱继续过他奢侈的生活。

在深圳进入而立之年的光辉岁月,深圳市长许宗衡和他的前任王炬一样因贪腐落马,这个“近年来国内最大的贪官”贪污20多亿元,又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许宗衡是继郑少东、陈绍基及王华元之后,捲入黄光裕案的又一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许宗衡以“金钱开路”的投资方式,12年内从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平步青云官至市长。曾有中央官员到深圳,许宗衡竟以30公斤现金相赠。许市长经常在官方媚体上信誓旦旦: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但私下他对好友说:“不能给他们白干,一定要钱。深圳的情况从来没有白办的事,这是市场的规矩。”许宗衡堪称中国最专业的腐败经济学家。

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腐败大大降低社会总体的边际效用,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和少数人的挥霍。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累计募集资金56.7亿元,而许宗衡一介黑领就贪污公共资金20多亿,这使发动全社会捐款的希望工程变得十分可笑。但希望工程的56.7亿共资助346万贫困学生,而许宗衡的20多亿只帮助一个流氓爬上权力宝座。前者与后者相比,其边际效用不知要大多少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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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鼓舞下,中国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每年仅仅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就超过1万亿。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上周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32.2%,这也就是说,我们创造的财富有近三分之一都被政府和官吏集团占有。今年两会报告说,2009年共有26,226名官吏因为贪污腐败被判刑,其中8人为省部级。以腐败案件3%的超低立案率,遭到法律惩罚的仅是微乎其微的冰山一角。在中国,从来都是党纪大于国法,在党纪面前,法律是不存在的。在早些时候,中国《检察日报》一篇报导提供了几个惊人的数字:66%的贪污腐败官员和80%的滥用职权的官员仅仅受到行政内部处分,逃脱了刑事制裁;而从 2003年到2005年,共有33000多名服刑腐败官员被保释。

随着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腐败环境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污染。虽然中国政府在惩罚跨国企业行贿罪方面不遗余力,但面对内部日益腐烂的体制依然无所作为。在国际压力下,2007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9月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今年年初,“反腐律师”王荣利先生先后发布了50万言的《中国反腐败报告》和《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与无官不贪的政府部门相比,自称“共和国长子”的官企之腐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王荣利统计了30多位腐败的官企老总,贪污受贿总额近10亿,人均贪污受贿3千多万元;另外还挪用公款近13亿元。这些官企经理大多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干部,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一次受贿就达1.6亿余元,并与盟友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近日,中国最暴利的官企中移动党组书记兼副总裁——张春江因贪腐东窗事发,据传系“兽兽门”引发。

之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纪委委员的“手笔”。悲观一点讲,中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著“公务员”外衣的庞大黑领群体。

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腐败的历史,当一届皇权统治腐败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那么中国就会推倒重来,人口减少一半以上,财富减少一半以上,罪恶减少一半以上,就这样周期性的发作,周而复始,2000多年来毫无创意。

中国春秋时期的智者曹刿曾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腐败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短期性和即时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自身短期利益的追求使其往往损害他人或集体的长期利益。极力鼓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凯恩斯曾经挖苦道:如果从长远的看,我们都会死掉。那位“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确实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1840年的鸦片战争说到底是一场反腐败战争,所有的鸦片都通过中国官吏走私进入中国,走私的失控说白了是腐败的失控。清廷将面对腐败的愤怒迁怒于鸦片,继而迁怒于生产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而引发了一场近代革命。真可谓“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在拒绝反腐的清廷亡国之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继续这出悲剧,国家在腐败中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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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同治中兴与被迫对外开放有关,腐败的中国竟然拥有一个世界上最高效最廉洁的海关系统,这个年轻的中国海关提供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收入,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一直苟延残喘到20世纪。

中国海关是两个初出茅庐的英国人创建的。1855年,清廷延请23岁的李泰国出任上海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前身)。李泰国在走私猖獗、人手匮乏的恶劣情况下,依靠勤奋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念不徇私情,打击走私漏税、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等陋习,上海港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模范海关。李泰国之后,不到30岁的赫德出任新创建的中国海关委员会总税务司。这个雇员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国际性海关机构在赫德的领导下,成为当时最高效廉洁诚实的海关,每年给清政府上缴的贡献超过清廷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赫德给海关的定义是:我们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从各方面为中国服务。赫德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决没有以权谋私,提拔那些不称职的熟人,“我只看重个人才能”。他给一个托关系找工作的熟人写信道:“你在上海无法找到工作,你不会汉语,我不能把码头交给你管理。我给你的建议是别再来中国。”呕心沥血的赫德一直在中国海关任上工作到1911年去世,长达近50年。

在那个外有割地赔款,内有饥荒战乱的艰难岁月,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为捉襟见肘内外交困的清廷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经济支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可惜被腐败无能、拒绝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清廷体制已经朽木难雕病入膏肓,满怀希望的赫德只能留下“可怜的中国官员”的悲悯慨叹。

1895年的纽约时报曾载文称,“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事实上,腐败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模式说白了属于腐败经济学范畴,只有通过中国的腐败理论才可以将一切奇迹诠释清楚。这种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应当抛弃伦理学和道德学的成分,而保留了政治统治的思想。

经济学认为,任何人任何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既得利益群体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腐败也是一种极其成功的御官之术,腐败是一种成本,虽然高昂,但是必需。这是稳定的代价,而稳定是发展的基础。

60多年前,经济学先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烈批判了计划经济和权力经济对人类的危害,甚至预言了半世纪后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而中国从来就不乏有真才实学有良知的经济学家。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食货志》中最早提出自由市场理论,反对盐铁官营模式。北大经济学先驱马寅初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敢于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发国难财,在1949年以后又因为发表人口问题的见解而横遭批判,但历史永远会记住马寅初。多少年后,我们才会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中唯一的智者就是杨小凯。只有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才能看懂被称为奇迹的中国模式。说白了,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腐败模式,高昂的腐败成本使经济必须保持着高速增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倒退,才能避免社会矛盾爆发,才能避免政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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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拥有现代,而中国拥有历史。中国不懂现代,正如西方不懂历史。因此中国从无制度性的反腐败,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每个人只要做官或者拥有了权力,他必然要腐败,如果哪天某人因为腐败失去权力——失去腐败的机会了,那么一定是因为政治斗争或官场内斗失败的结果。随着官吏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坐大,腐败必然成为一种人类经济的趋势。

美国作家约翰?珀金斯在《帝国金钱游戏》中所揭示出来的全球性腐败黑幕并不逊色于中国,这个世界的黑暗程度比我们所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而那些握有公权力的官吏群体,往往不择手段地延长绳子的长度,甚至割断绳子。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如今,腐败使这种不平等更加严重。

在权力和金钱的奴役下,腐败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但高贵的人类是不屈服的,会一直鄙视腐败,腐败只能在阴暗的地方生长,这是腐败经济学最不幸的死穴。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他学习曹操作北魏的丞相,挟天子令诸侯。宇文泰曾向可与诸葛亮齐名的苏绰讨教治国之道。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指令。”

饥荒政治学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在19世纪的100年中,全世界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超过一亿人;在20世纪饿死的总人数则为7000万人,仅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并未计算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是过去100年中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

可以说,所有的饥荒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单纯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也会造成普遍的饥荒,但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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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人文作家房龙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长期来看,人与食物一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而饥荒就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手段之一,当人口大于食物供给的时候,饥荒就不可避免。在20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有着发达农耕文明的玛雅帝国就在一场持续数年的旱灾中一朝崩溃。等到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时,玛雅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遗失的往事,没人能了解这个谜。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毁灭他们的瘟疫,却给欧洲和亚洲带回了美洲的玉米、马铃薯、华生和红薯。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高产作物使欧亚的大陆的粮食产量大增,随之也人口大增。

中国从公元0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直到哥伦布的玉米红薯来到中国之前,1500年来,即使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再也没有到达或超过过6000万。从明万历年开始,哥伦布使中国人口以几何倍数增长:康熙时到达1亿,乾隆达到3亿,民国达到4亿。随着人口增多,饥荒的规模也呈几何倍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

当中国华北正陷于民国18年年馑的时候,在极权主义的苏联发生了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实际是30年后中国大饥荒的预演。这场发生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暴政故意制造的人祸。当时,农业集体化在乌克兰遇到了普遍抵抗,斯大林政府毫不留情地以逮捕和流放甚至处决等残酷手段镇压乌克兰农民。同时,当局还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并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在这种坚壁清野的残暴统治下,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又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亦被禁止。任何未经政府许可,任何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遭到逮捕处决。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大约在250万到480万之间,但记录片《苏联故事》中披露是700万人,而片中的历史镜头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很多饿成骷髅一般奄奄一息的饥民被推土机埋入“万人坑”。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

从1975年开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学习毛万岁,在全国进行“长征”,所有的城市人口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因为禁止随身携带食品物品和休息,至少有150万人死于长征途中。他们大多都是饿死累死和被活活打死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华人和将近1/3柬埔寨公民基本都被红色高棉以这种人造饥饿的方式“肉体消灭”。1979年,越共出兵拯救了其余幸存者,但也因此招致中共的愤怒和报复,中共军队以排山倒海的突然袭击几乎致越南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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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中认为:饥荒之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其获取食物之能力的下降,无论是由于自然原因(如干旱)还是经济原因(如食品价格飞涨)。他将饥荒分为3种:被否认的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制造的饥荒。饥荒的发生实质是食物权利的丧失。

关中有句俗语:一只狗头上还顶着三分粮哩。获取食物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天理。当饥荒发生时,一个人获取食物的途径有4种:迁徙、出卖、受助、夺取。以50年前的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信阳事件为例,这4中途径均被堵死,因此使食物权利被彻底剥夺,饥饿使身体衰弱,直到死亡。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其死亡率就越高。饥荒发生时,穷人和家庭中地位较低者最先死亡。单纯饥饿一般很少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饥饿所逐渐产生的身体虚弱、机体衰竭、免疫力丧失和病毒感染。从食物匮乏到大量人口死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粮食储备枯竭、粮价暴涨,接着出现代食品(野菜和糠皮等)、大量人口逃离,接着是各种财产贱卖。饥饿的迹象最先出现在孩子身上,孩子迅速消瘦。树木被砍光,家具被当做燃料,野生动物灭绝,宠物和牲口被人吃掉,种子也被吃掉,人们丧失生产能力,家庭关系自行解体。接下来就是尸横遍野,无人掩埋,瘟疫流行,活着的人丧失人性,不再彼此争斗,开始人吃人。最后麻木不仁,丧失饥饿感,人烟灭绝。

无论什么时候,人类生产的粮食总量一直大于人类所消耗的粮食总量,唯一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获取食物的途径和权利过于悬殊,因此导致饥荒周期性发作。在传统社会中,大量的饥荒属于自然饥荒,即粮食绝收引发的食物短缺,在交通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引发饥荒。在现代社会中,化肥和农业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铁路公路飞机电话使交通沟通条件得到改善,再加上国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自然饥荒基本已经消失。特别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自我的安全权”,“任何人都享有足以保障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如果说人类斗争的根源在于权力,那么可以说,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日本江户时代的独裁者德川家康就曾经这样总结权力秘诀:“给予他们的食物应该刚好使他们可以活下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替我们劳动。预先要想好办法,要拒绝他们,以防他们强大起来反抗我们。”德川家康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普通老百姓”。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说,阿尔巴尼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1962年到中国要粮食,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没办法,又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命令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中国船队,立即改变航向,把进口救命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而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前赴后继地饿死。在这个国家,权力者根本不把牛羊一般、跟屁一样的“老百姓”当回事。蒋总统与毛万岁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完全控制了中国人的食物,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例外——刘曾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贺龙被饿死之惨状于1980年曾被拍成电影《元帅之死》。被称为中国“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惨案”中,就是对所谓的“右派”断绝其食物,使其肉体灭亡。这种“文明”的灭绝方式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基本政策,而纳粹集中营体系又是从杀人楷模苏联引进的。在人类历史中,许多统治者将剥夺食物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手段,因此饥荒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这就是杜甫谴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3

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很多饥荒都是人为饥荒。1755年,4万多人死于里斯本地震,伏尔泰十分悲伤,而卢梭则讥讽道:大自然并没有把4万人集中到7层楼房里去。在同样级别的地震灾难中,2008的中国地震死伤数十万,而同年的日本地震仅数人伤亡;去年的海地地震导致数十万人死伤,而临近的智利地震仅伤及数人,半年前的新西兰7级地震无一人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天灾正越来越少,而人祸则越来越多。

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和策划政治活动。

许多自然灾害常常被作为政治手段被利用,甚至不惜以饥荒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比如对金正日来说,利用每年都有不少朝鲜人饿死的饥荒来进行道德讹诈,不仅中国每年无偿提供大量的粮食,而且连视其如仇寇的美国韩国都不得不给予援助。灾难和饥荒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可以清除异己,只需见死不救即可。同时,灾难和饥荒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统治,或者全国管制,或者营造众志成城的统治氛围。1999年委内瑞拉遭遇巨大海啸,总统查韦斯事前拒绝颁布预防警报,灾后却和灾民站在水里合影。因为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说,如果生命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那他就确实没有价值。

在20世纪中,人类经受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灾难,死于饥荒的人口是死于战争的数倍。仅仅中苏两国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制造的人为饥荒就导致近1亿人饿死。因此,对待饥荒,仅仅以经济手段来预防是远远不够的,饥荒已经成为政治问题。阿玛蒂亚?森说,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政治意图。正因为这样,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与80年前的关中大饥荒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者属于现代饥荒,带有政治色彩和人为色彩,而后者则更接近自然灾难。前者属于罪恶,后者属于灾难。

饥荒在今天已经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战争的前提。饥荒并不一定源于战争,但饥荒本身正成为一种战略。阿玛蒂亚?森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如今的饥荒大多发生在反民主的独裁国家和失败国家中,而这些国家大多都是中国的友好,比如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等。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所谓最伟大最先进最光荣的所谓文化创造的那些组织最完善、纪律最严谨和最守秩序的“文明社会”中,发生了最惨烈的杀戮和最严重的饥荒。集体施加的约束力仿佛让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判断力,将个体推入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中,把一个个普通人变成了刽子手。贫穷和饥荒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灾难,而对追逐权力的政客来说,却是最好的借口和机会,有则利用,无则制造。197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公约》中加进了一条补充条款:禁止把饥荒当做针对平民的战争手段。

4

1993年3月26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幅名为《饥饿的小女孩》的照片:一只兀鹫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因饥饿而奄奄待毙的非洲小孩。一年后,这张照片的作者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摄影奖。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按下快门,然後,赶走兀鹰,看著小女孩离去。获奖两个月后,凯文?卡特自杀身亡,他留下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

如今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和食物最为丰裕的时代,但仍然不能避免每年有8亿人因为粮食短缺而营养不良,有3000万人遭遇饥荒而面临死亡威胁。与此同时,全世界肥胖症患者近3亿人,我国成年人中超重人数已逾一亿,美国每年用于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医疗费支出就高达1500多亿美元。在存在大量营养过剩的同时,仍然无法消灭饥荒,这也证明饥荒绝非粮食问题,而是邪恶政治的产物。

饥荒不仅使大量人口死亡,而且破坏人体的身心健康,毁灭社会发展。我父亲生于民国35年,我母亲生于民国37年,大跃进时期他们正好是长身体的14岁和12岁,连续三四年的饥荒使他们这一代人的身高都严重偏低。在我们村,和我父母同龄的人都很矮,而他们的兄弟姊妹却都要高出很多。

人民公社的大多数时期,中国农民的口粮标准都维持在360斤上下,而且小麦类的细粮很少,以玉米、小米高粱为主。这还是原粮,折合成品粮每天不到8两。在以粮为纲的路线下,蔬菜和水果更是非常少,这些奢侈品几乎都成为了供应党内高级干部高级贡品。长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大多数农民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大跃进时期,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口粮低至18斤、15斤,这点食物只能提供人体所需热量的20%左右。相对而言,较轻体力的城市商品粮口粮标准是农民的2倍,而战无不胜的中国军人当时基本没有遭遇到饥荒的任何影响。可以说,在那场大跃进运动中,遭受饥荒困扰和摧残的基本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虽然中国当局以“非正常死亡”来代替“饿死”,以“三年自然灾害”来代替“三年大饥荒”,但历史总是要回归真相。水稻之父袁隆平曾毫不讳言地承认,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会有房子住。

在中国一代出自农村草根的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一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只要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可悲的是,中国作协里养了无数从大饥荒时代死里逃生的“饿死鬼”,除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几乎很少有人敢去用自己的笔,去记录那一段不堪的饥荒史,直到杨继绳先生的泣血之作《墓碑》。

5

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防止饥荒并不困难。因为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也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可以说,朝鲜几乎是21世纪全球唯一保持饥荒这种“美德”的“国家”。当代学者斯密就说,现代社会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阿玛蒂亚?森教授甚至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美国曾经有学者计算过早期在棉花地里劳动的黑奴每天的食物摄取量,这些黑奴每天摄入达7000卡路里的食物热量,却依然皮包骨头,可见其劳动量之大。一般人每人每天只需2000卡路里左右即可。二战期间,德国围困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每人只能得到300克面包,相当于500卡路里,最艰苦的时期食物配给降至125克。德国围困882天,超过150万人死亡。电影《列宁格勒》对这场饥荒有极其逼真的再现,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突然你会发现,周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台阶太陡,你爬不上去,架子太高,你够不着;凿开冰层取水太过困难。你只想躺下,然而当一个人躺下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到了生命的尽头。”

很多人被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深深打动,影片中饥饿的场景催人泪下。与早先的斯大林政权旗鼓相当,数百万犹太平民在二战中被纳粹政府有组织有预谋在集中营中灭绝,其中以断绝食物的方式饿死的人最多。比起死于毒气室的“文明”来,人为制造的饿死更加令人发指。

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饥饿是最为常见的刑罚。具体的做法是给囚犯的脖子戴上一只四方的大木枷,犯人的手无法够到嘴,必须依靠他人喂食,同时犯人也无法躺倒睡觉。如果无人喂食,只需三两日,人便饥渴而死。

正因为饥饿对于人类严厉的震撼意义,绝食往往也成为一种最为严重的抗议手段。圣雄甘地和曼德拉等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正是依靠绝食的手段,使强权者的良心最终战胜权力,为人类赢得了尊严。当然,对于那些为了统治和权力不惜制造人为饥荒的反人类份子来说,绝食没有任何作用,只能沦为他们的笑柄。

在中国历史上,“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不绝于青史,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为灾难在今天仍然没有处处可闻。去年冬天,南京街头有露宿的农民工被活活冻死;而沈阳野生动物园里,许多老虎被活活饿死;几年之前,一个叫李思怡的5岁女孩被活活饿死在家中。当时她的母亲被警察抓走,而警察对接出孩子的哀求置之不理。在世界范围内,将饥饿作为政治手段仍然是北朝金氏王朝的“主体思想”。前不久,为了邀买人心,金正恩太子许愿说,三年内要让朝鲜2000多万臣民喝上肉汤。事实上人们早就喝过肉汤——人肉汤。

生活总是在改变,不是向坏变化就是向好变化,结果和过程一样重要。至少从毛万岁根红苗正的嫡传加纯正革命血统的毛新宇将军兼博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我们伟大的中国至少在三个代表群体中已经彻底消灭了饥荒。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玛丽王后听说穷人没东西吃时吃惊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晋书?惠帝纪》记载: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司马衷陛下听见青蛙叫,就问“它们为什么叫唤,为公?为私?”大公无私的司马衷据说废寝忘食了一次,又听见自己肚子里有青蛙在叫,龙颜失色,众太医急急赶到,听罢多时,告诉元首是“饿”。元首大惊:饿是一种什么病?可救还是不可救?什么药可以医治?

延伸阅读

《饥荒与政治》 作者:(法)西尔维?布吕贝尔 译者:王吉会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作者:(印)阿玛蒂亚?森 译者:王宇 王文玉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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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 作者: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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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 作者:宋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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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作者:贾斯柏?贝克 译者:姜和平

《中国奴隶制揭秘之大跃进饥荒全史》关敏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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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饥荒——历史真相、过程与断代史探究》作者: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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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回忆录》 作者:陈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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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作者:彭尼?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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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的中国》作者:马罗立 翻译:吴鹏飞上海民智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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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记述中国的最大灾难》作者:(荷)冯克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作者:杨泽泉

《农民日记》 作者:侯永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者:费正清 崔瑞德 译者:谢亮生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高王凌

纪录片《夹边沟》 导演:王兵

纪录片《苏维埃往事》 导演:徐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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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地上鬼城 地下蜗居

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任志强

2010年年底,美国 “商业内幕”的网站公布了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并从图片上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

郑州市城区面积为303平方公里,而郑东新区规划面积为150平方公里,相当于郑州市区面积的一半。2001年,郑东新区计划出炉。依据日本人黑川纪章的圆形设计,新区建设于2003年正式拉开序幕。在过去10年来,郑州东部的那片热土成了中国中部最大也是最繁忙的建筑工地,世界各地的地产大鳄、商业巨头和资本玩家频频出手,用不计其数的高楼大厦和外形摩登的公共建筑,为这个农民的河南勾勒出一幅令人惊异的未来“脸谱”。

去年年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曾做过一次郑州房屋空置率调查。在这一份抽样调查报告中,郑东新区住房空置率在郑州各城区中果然“不幸”高居榜首。在这次历时两个月的调查中,调查者从郑州市中心六个区29家大型楼盘抽取了约1.1万套商住房为样本,运用查验水、电、气表,点算“黑灯率”等方法,测算空置率。结果表明,郑东新区商住房空置率超过55%,其他五区也不低于20%。

随便去一趟郑东新区,就感觉如同到了火星。在电影《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一家造了一座美丽辉煌的城市,那里只住着他们一家。事实上郑东新区同样很漂亮,同样也只是房子,而不是城市。无论绿地老街、阿卡迪亚、龙腾盛世还是鑫苑中央花园,这些早在5、6年前便已建成的大型小区,即使属于郑东新区入住人数较多的小区,也仅有三成左右的入住率,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无人的鬼屋。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10%~20%之间为危险区,20%以上为严重积压区。住房空置率高达55%的郑东新区只能算是一座“空城”了,即使叫“鬼城”也不算危言耸听了。

与“鬼城”构成同样令人惊异的其天文级的房价。浙商开发的阿科迪亚小区在7年前一期开盘,不过3000元/㎡,如今房价已经涨至1.5万左右,即使现在新区边缘地区普通房屋的房价,同样也在万元以上。一个计划2011年下半年发售的新楼盘,据称其预计售价也在每平方米1万~1.5万元之间,相当于郑州老城区住宅平均售价的2~2.5倍。

以黑川纪章的太阳为中心,呈辐射状的整个办公区,效仿北京建外,被称“CBD”。河南房地产商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郑东新区销售办公物业约75万平方米,占全市同类销售办公物业总面积的八成以上,比相邻的金水区高出6倍,平均售价和租金也是全市最高的。相比之下,郑东新区的商铺、商场等商业物业销售,远不及办公物业火爆,2010年售出了不到14万平方米,仅占郑州全市同类物业销售面积的16%。

150平方公里的郑东新区建设总投资应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庞大的预算,对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只有50多亿元、年均城市基建资金仅6亿元的郑州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自2003年开始,这疯狂的七八年来,郑东新区这片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25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各类楼房建成或在建,包括河南建业等在内的省内外大小开发商,都纷纷砸重金进军郑东新区。新区内房价在政府、开发商及各路投资者的合力推动下,一路上涨。房价飙升,反过来又带动地价大幅上扬。如今,在郑东新区CBD以北,还有一片约40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静静等待开发。2010年11月中旬,郑东新区新火车站旁边一幅13亩商务金融地块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商以2000万元/亩的单价拍得,创下郑州有史以来土地出让价新高。

对于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鬼城”,这当然严重伤害了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者的感情。“我们听到后很生气,怎么能说是‘鬼城’呢!”郑东新区管委会对记者说。该管委会当时就发布了一份数据,表明郑东新区CBD入住率达到90%,并强调郑东新区常住人口已达30多万。

事实上,鬼城是当下中国的普遍现象。最著名的鬼城应是内蒙古的康巴什。只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的康巴什,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展示的市中心。鄂尔多斯是个相对富裕的采煤中心,人口有150万。作为可与成吉思汗的“恢弘皇城”媲美的公共建设工程,康巴什充斥着办公大楼、行政中心、博物馆、剧院和运动场———更不用说在成片土地上建起的中产阶级式的复式公寓和别墅了。然而,唯一的问题是: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

多年来,中国各地上马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他们买入崭新房屋只有一个目的,等高价时抛出。自美国房地产业崩盘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催化剂以来,很多人士担心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供给过剩的证据到处都是。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但如果深入中国内地,会有更加怪异的情景让人无法乐观:为数百万居民建造的城市耸立着,却空无一人。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他们往往会发出砰的巨响。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仍在努力重新站稳脚跟,北京当局——还有很多类似郑州、鄂尔多斯这样的地方政府,他们都希望在不戳破的情况下能让房地产泡沫瘪下去。而且,祈祷他们成功的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人。

-份中国社科院城调队的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国闲置房共有6540万套间,在建房有1250万套间,如果以每套间3人居住的话,闲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可供2.6亿人口居住。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为5.5亿,假设这个7790万套的一半投向市场就可以供1.3亿人口使用。以目前中国房地产每年1000万套的在建速度,到2013年,我国的剩余房将达到1.1亿套住宅。

即使不提类似鄂尔多斯市这样的“空城计”、“幽灵城”,就以苏州市为例,仅工业园区、高新区、吴中区和相城区4区中,每月用电为零的住宅就有25万多户。如果我们随意看看身边那些已经建成交房的新建小区,就会发现安装了空调和窗帘的房间屈指可数,到了晚上,这些小区形同鬼城。许多物业公司因为难以收到物业费而叫苦不迭。比住宅楼空置更严重的是商业地产。据全球不良资产解决方案公司总裁罗德曼估计,北京商用房产空置率可能高达约50%。据仲量联行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央商务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已达35%,创造了北京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房地产从现象上看不是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房地产的空置率达到10%,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有人估计,目前中国的“商品房空置率”应该在30%左右。而美国商品房空置率约为7%,香港为3%~4%。一般公认的当空置率警戒线为10%。超过10%时,就处于危险的泡沫状态。

在中国,像郑东新区和康巴什新城这样的鬼城比比皆是。建这些鬼城的钱大多都来自银行,房地产商根本就无力偿还,一旦这些泡沫破灭,带来灾难的将会是哪些人呢?这种连锁的泡沫一旦破灭了,中国的经济将会怎样呢?中国将会怎样呢?

半年前,在郑州市秦岭路北段的一个院落里,64岁的退休工人陈新年每天都会带上矿灯、戴上头盔,身穿迷彩服,拎着抓钩、盆,走进城市的地下,去挖掘一个中国穷人的安居梦想。这个花甲老人已经挖了整整4年,终于挖掘出了50平方米的空间,初步实现了住人构想。 “附近的房价每平方米5000多元,我们根本买不起。”陈新年老人说。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皇帝时代,以食盐为国家财政支柱,很多穷人吃不起盐,只能在河滩刮取盐碱吃。在一个房地产成为国家支柱的时代,房子跟居住越来越没有关系,很多穷人仍然没有立锥之地。在一个地上成为鬼城的城市,人们只能向地下寻求蜗居。地上的坟墓与地下的房间,都归功于中国的房地产暴政。

任何国家高速发展20年就会变成中等发达国家,30年必定成为发达国家,这是全世界被普遍证明的定律。但中国一直在发展,却从来没有实现超越。1979年中国人均收入190美元,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1100美元,30年不过增长了5.8倍;1979年台湾人均收入1784美元,2009年台湾人均收入17650美元,30年增长了10倍;1979年日本人均收入4800美元,2009年日本人均收入34000美元,30年却增长了7倍以上,这包括约20年的大衰退。30年时间,以人均收入来说,中日之间的差距从25倍扩大到了30倍,而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差距更从9倍增加到了16倍。从人均收入世界排名来说,30年时间,中国已经从1980年95位“发展”到了2009年106(124)位。

基尼系数衡量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人们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的0.28“发展”到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然后以每年0.1%速度递增,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溃。即使官方的最保守估计,仍然达到可怕的0.4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去年就指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中国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讳莫如深的特权群体隐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处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这种阶层之间的分崩离析仍在继续加速,基尼系数仍在上升,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有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中国这只勃起的骆驼。毛主义者幸灾乐祸的革命预言将在这场房地产沉迷中成为一种现实。到那时,将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打官商分房子”。

  枪与玫瑰

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卢梭

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人的美德。——罗素

1

一般情况下,人类学家将社会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如果从石器时代算起,那么人类的历史已经超过100万年。如果从游牧农业算起,那么人类从物质上走出蒙昧时代的时间不过仅仅1万年。

蒙昧时代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蒙昧时代,从而进入野蛮时代。野蛮时代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至今还在其中挣扎。

在雅典时代,野蛮的军事民主制度曾经横扫地中海。每一个公民首先是一名战士,家庭的意义在于为共和国生产战士。当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关心的不是牺牲了多少战士,而是是否取得了胜利。这种军事民主主义是野蛮时代的主旋律,罗马人以此消灭了迦太基,哥特人以此消灭了罗马,蒙古人以此消灭了花剌子模,女真以此消灭了大明,日本人以此几乎征服了中国。

因为家庭的出现,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贡献是帝国的诞生,帝国是家庭的升级版,家长升级为国王和皇帝。帝国是国家的前身,准确的说,帝国就是家国,一家之国,以家为国。

中国很早就走出蒙昧。但从炎黄时代直到夏商周,中国一直处于徘徊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实行军事民主主义。

春秋战国掀起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高潮,人们对野蛮和文明提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补充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面对野蛮时代,中国思想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道路:老子认为应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信任,也互不伤害。墨子以“非攻”反对滥用暴力,他提出民众应当自治,自己推举头领甚至国王。孔子首先承认一切权力(暴力)的合法性,但他建议权力应以仁义来施行。孟子继承了权力主义思想,但他认为权力是开放的,权力同样也可以消灭权力。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发展了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主义,推崇以权力来驭民。

孔子与伏尔泰相似,他推崇开明的专制主义;孟子不仅欣赏仁政,他更反对一切暴政,甚至同情革命者;韩非子是马基雅弗利和尼采的祖师爷,他认为强权就是真理,铁腕就是手段,老百姓都是忘恩负义的混蛋;墨子无疑是一个超前的自由主义者;老子则是以犬儒主义姿态超然世外。

毫无疑问,这场由游士阶层主导的中国启蒙运动并未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当时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民众层面几乎完全被置于启蒙之外。但精英阶层已经行动起来,以野蛮方式来顺应这个野蛮时代的大潮流。

吕不韦问他父亲说: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一倍;他又问,做丝绸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十倍;他再问:那么做一个国王的生意呢?他父亲目瞪口呆地说:那就不可限量了。吕不韦就花钱赎出了做人质的秦国王子,又花钱使他成为秦王,吕不韦就这样拥有了一个秦国,而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

刘邦的大哥二哥勤勤恳恳种地经商,每年赚很多钱,因此刘邦常常被其父斥责不务正业。刘邦建立汉朝后,得意地对他爹说:世上还有比做皇帝更暴利的生意么?

2

帝国是野蛮时代的最大财富象征,每个人都向着这个目标冲刺,无数人死于路途,最后一个人和他的家族渡过血海,踏着无数白骨成为胜利者,他从此就拥有了帝国所有的一切——权力、人民和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他以暴力镇压和阻止他人的觊觎与颠覆,以保持自己的长期垄断。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一元化的帝国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使野蛮时代成为一个漫长的黑夜。在野蛮时代,以暴制暴的革命是一种周期性的洗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像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野蛮时代的特征就是陷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或者说,战争是野蛮时代的常态。在野蛮时代,战争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政治。

准确的说,启蒙运动使欧洲率先走出野蛮时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启蒙运动使人们明白,与其打倒皇帝做皇帝,不如抛弃皇帝做自己。荷兰成为第一个共和国,他们不再是西班牙王国的子民,而是他自己,这就是公民。一群自称公民的人组建公司、银行、法庭和警察,直到组建了国家和军队。北美殖民地抛弃了英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成为人类第一个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国家,它很快就成为欧洲的榜样。华盛顿打完一场战争后继续做农场主,因为那就是他自己。潘恩的一本小册子《常识》告诉每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公民,做好公民就是“美洲人”。

毫无疑问,无论美国还是荷兰,都是由一群圣徒般的精英建立起来的,他们具有先知般的自制力和智慧,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丝毫不逊色于对财富的贪婪,因此他们以乌托邦的精神为人类展示第一次文明,这就是民主和自由。

吊诡的是,法国国王为帮助美国而倾家荡产,由此激起了法国穷人的愤怒。当王后玛丽听说穷人没饭吃时,玛丽说:“怎么不去吃蛋糕呢?”穿长裤的穷人冲向巴黎,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快就被推上断头台。玛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一个美丽的脖子。”穷人们赢了,因为他们终于杀死了国王,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接下来的日子里,还有数万人被推上断头台,从富人到穷人,直到最后砍掉革命者的头颅。如果断头台足够多,法国人一定会自我完成种族灭绝。拿破仑拯救了法国,因此他自我加冕成为法国人的皇帝,领着喜欢砍头的法国人开始了一场军事征服,法国又回到民主军事主义时代。

雨果在《九三年》中曾经这样批判法国大革命:“你要的是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有思想。你要建立一个生死予夺的共和国,我要建立一个人人智慧的共和国。”

半个世纪后,法国革命又使一个贫困潦倒的知识分子裤子湿了。他认为,资本家将会弄死皇帝,然后资本家再被穷人弄死,最后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穷富了,只有机器才干活,每个人都只管享乐就是。马克思无疑成为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革命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正是他的努力,革命由一种行为变成一种思想。

在赤贫的俄罗斯,马克思的徒孙列宁说:资本家卖给我们绳子,我们会用这根绳子绞死他们。很快,革命成为一种很时髦的东西,每个没有鞋子的穷人都为此而疯狂,革命可以使穷人忘记饥饿,忘记贫穷,忘记自卑,忘记恐惧,忘记常识,忘记良知,忘记世界,忘记自己。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眼里只有吃得好穿得好的富人,只有嫉妒和仇恨。阿Q们喊着“革命”冲向赵太爷家……

从布尔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试图摆脱革命威胁的帝国都将对外战争作为泄洪道,而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为了摆脱新革命者的威胁,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也只有发动内部清洗运动,将野蛮引向极致。只有杀戮才能拉动政治的GDP。

60年前,皇帝时代的老式帝国纷纷土崩瓦解,被解放的自由民众建立起了文明时代的国家,还有许多革命者建立了新式帝国。20年前,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也被雨打风吹去,更多的自由民众和他们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

3

如果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那么摇滚就是音乐的良心。“枪与玫瑰”(Guns N’ Roses)是世界最著名的摇滚乐队。当中国政府耗费400多亿美元举办了人类史上最为奢侈的一场运动会时,“枪与玫瑰”乐队耗费17年时间和4.3亿美元,推出了他们制作的音乐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支单曲。这首号称“摇滚音乐史的历史性时刻”的《中国式民主》(Chinese Democracy)很快遭到全世界的热捧,和中国政府的严厉封杀。崔健之后,中国已经没有音乐。

2008年11月,真理部,有记者问:“美国‘枪与玫瑰’乐队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式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秦肛很中国地义正词严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引得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记者一片耻笑。在这个21世纪的人类世界上,音乐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一切政治的终极信仰,而摇滚音乐更是最为显赫的王者。与猫王列侬杰克逊比起来,厚颜无耻的政客们又算得了什么?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的迎宾曲竟是一首摇滚天王杰克逊的《天下一家》。

如果说革命是枪,那么民主就是玫瑰。2003年11月22日,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和自由民众走上街头,每人都拿着一支玫瑰花,以表示对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的专制政府的反对。这就是“玫瑰革命”。谢瓦尔德纳泽最后辞职,格鲁吉亚终于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原格鲁吉亚总统。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民主浪潮。

从残酷的现实来说,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启蒙不仅仅使人走出蒙昧阶段,更重要的是走出野蛮阶段。一个蒙昧的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普通老百姓”,一个平庸的“恶棍”,或者不会思考、没有自己头脑的奴才和草民,一个野蛮的人可能是个暴君酷吏,也可能是个大无畏的革命者。

如果打个比方,革命就是一种吗啡或者鸦片,革命总是伴随着快感。革命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几个自命不凡的精英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斩木为矛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是为了成为“他”,而不是为了成为自己。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时说:“大丈夫当如此!”所以刘邦是个革命者。

在理论上来说,虽然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但因为未经过启蒙,实际现实仍是黑帮性质的野蛮时代,并不比帝国时代好多少。因为拉美并不是赤贫,所以革命圣徒切?格瓦拉在这里最终变成了耶稣。

如果玫瑰象征着爱情,那么枪就象征着强奸。孔子希望强奸者尽量采取诱奸的方法;孟子则认为被强奸者有权反抗;韩非子和尼采一样是个强奸狂,他认为对待群众就应当像对待女人一样,“带上鞭子”,与其让他们感激你,不如让他们害怕你;老子认为人们应当远离强奸者,除过墨子外,他们都不相信爱情。所以在2000多年阳儒阴法的中国文化中,牛郎织女这样的爱情从来只存在于民间传说;在正统思想中,只有强奸和诱奸。强奸是暴政,诱奸则是盛世。启蒙是一种爱的教育,启蒙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或者说,是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诞生的过程。

4

2000多年前,管仲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是启蒙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首要的事情是获取生存,而不是其他。欧洲启蒙运动最先影响了社会上层的神职人员和商人阶层,从而出现了抛弃天主教的新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

马克思将财富变成一种罪恶,将贫穷变成一种美德,将道德变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杀人理由,并将它命名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道德将战胜一切,包括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和人的生命。从此以后,一群自命不凡自我标榜的圣人和英雄出现了,他们与耶稣一样,号称要拯救全人类。他们与耶稣的不同之处是,耶稣流自己的血,他们却要别人流血。从斯大林到希特勒,无不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奴役人,这就是革命。

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只是常常会丧失理性。当理性回归的时候,革命就被宣告死亡。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疯狂。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并不比其他人更道德,而理性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德。

当马克思认为贫穷的革命者将撕碎资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的革命美梦就这样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破灭了。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英国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宪章运动,而不是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运动,他们不是要剥夺资本家,而是要捍卫自己。最后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赢了,获得了难得的普选权,在政治面前,工人终于与自己的老板站在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他们的利益代表——工党。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打败了希特勒,但“忘恩负义”的英国人很快就抛弃了他。对成熟理性的民众来说,他们不需要英雄。所谓英雄,不过是因为其他人都跪着而已。

相比宪章运动,革命运动是最古老的政治形态。毛万岁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你的抢过来归我,让我变成你,让你变成我。因此,革命其实很简单,如同阿弥陀佛经一样,一念“阿弥陀佛”就行了。从陈胜吴广算起,中国可谓是世界革命的发源地。推翻皇帝做皇帝,李自成是这样革命的,洪秀全是这样革命的,毛万岁也是这样革命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相比之下,民主要难得多,首先必须懂得自己,具备常识、理性,有尊严感,有良知,不卑不亢,不出卖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因此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富裕,一个窘迫的环境只能使野蛮泛滥。

台湾发生民主转型时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从城管打人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到人权运动的“美丽岛事件”,最后是跨国暗杀作家的“江南事件”,这就是一串坎坷的民主印迹。韩国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从光州的血腥屠杀到奥运民主运动,韩国终于将总统关进了牢笼,并赦免了他的死刑。当下中国在暴富的道路上正一路狂奔。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已经开始酝酿,并呈现出蔓延之势。但真正出现星火燎原的民主浪潮尚需多些时日。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

5

2010年6月11日晚,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生了一起有数千人卷入的“群体事件”,很典型地说明,当下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革命陷阱,正在向民主进步。这件事本来是城市中常见的碰擦,一个学生过马路时,他的自行车碰到了一辆轿车的后视镜。但在“中国逻辑”中,车里坐着的是该市一个区级旅游局长,他下车便打了该学生一记耳光。于是,这件事就超出了车的问题,具备起码是非常识的路人便将这辆车围了起来,不让它走,要打人者道歉。

接下来,这件事与李刚门开始重合,打人者声称自己是“领导”。他试图将打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这说明他藐视起码的常识,变成了一个流氓和无赖。这样就引起群情激奋,即使警察来也无济于事。后来市委书记到场,当场表示将该局长撤职,还是将此事当作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民众的要求他必须出来道歉,否则不能走人。直到深夜,打人者还是拒绝道歉,当局出动防暴警察大队,强行开道,解救打人的“领导”突围而去。愤怒的人们向防暴警察投掷矿泉水瓶、砖块、西瓜等,勇往直前的警察向人群发射技术含量较高的催泪瓦斯。民众含泪大败,政府取得完胜。

在这件事中,已经脱离温饱的人们要求的其实很简单,只是公平和尊严,仅仅是要求打人者像一个人一样认错道歉。但明显政府当局仍然处于革命时代的野蛮思维中,他们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知觉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因此想打就打,打了更不能道歉。因为“老百姓”是一种很低贱的东西,好比人不能向电线杆道歉。当人们愤怒地要求他道歉时,所有的政府暴力机器都动用起来,因为政府认为这些穷光蛋要发动革命,要颠覆政府,“把我们打倒他们坐江山”,所以进行严厉的镇压。

这件事与李刚事件一样,说明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但还有很多人尚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者常常表现出沉默和无条件顺从,后者则表现出仇恨和敌视。2000多年来,无论是对革命还是民主,中华帝国的每个王朝都表现出极大的恐惧。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强大,民主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潜在力量。

从根本上讲,革命只是乌合之众的群氓依靠狂热发起的简单的暴力行为,在21世纪的技术水平下,国家机器可以轻易粉碎一切革命。但相比之下,民主则比较复杂,它首先是一种文明,他要求的只是人应当拥有的东西,比如自由、人权、安全、免于恐惧、机会平等,等等。同时,他只要求他的应得的,并不想妨碍你,而且他也不想你妨害他。这是一种非暴力的高尚行为。因此,任何野蛮时代的力量都不是文明的对手,因为文明要比野蛮高级,即使野蛮征服了文明,最后文明也会同化了野蛮,并最终消灭野蛮。

正因为如此,蒋经国放弃了野蛮,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野蛮,齐奥赛斯库最后被自己的野蛮吞没。从来没有一种文明不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因为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你可以剥夺一时,你可以剥夺一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剥夺所有的人。民主是一种政治结构,准确的说,它是一种精神理念,民主不能用物质来代替,虽然它与物质有关。民主使富裕的人们走向文明,民主的缺位将使富裕的人们走向焦虑和恐惧。如果富裕是蔬菜,那么民主就是盐,缺少了民主,人们也能活,但那也只是“活着”。

6

对民主来说,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物质上的富裕,二是精神上的启蒙。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实现了物质上富裕的人很多,但实现了精神上启蒙的人就要少得多。比如黑领集团和商人群体,他们绝对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裕,但他们大多数并未得到启蒙,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野蛮时代和革命时代。当然,更多的穷人同时丧失这两个前提,既不富裕,也没有启蒙,他们或者是野蛮时代的羔羊,或者是革命时代的流氓。前者令人感到绝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令人感到恐惧,“唯恐天下不乱”。

文明与和谐是两码事,蒙昧时代也是一种和谐,这种“大同世界”常常被当做人类的理想。但大同世界拒绝智慧,因此和谐不是文明,而是一种愚昧。文明首先是一种智慧,启蒙就是对智慧的开光。

如果中国的未来是走向文明的话,那么它必然要走向民主,世上不存在没有民主的文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没有启蒙的民主,一群“愚民”组成的“民主”只是强奸民意的“为民做主”。走向民主的前提是实现富裕和启蒙。中国目前正在做这件事情,可惜只注重富裕,而屏蔽了启蒙,这使得民主在中国一直难以受孕。没有民主的富裕仍是一种野蛮,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富裕只能在一场自己制造的崩溃或革命中归零。

因此,对走向文明的中国来说,民主是一条必经之路。民主离我们有多远?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正在一步步向它走近——一只脚踩着富裕,一只脚踩着启蒙。当一个富裕了的人懂得尊重社会尊重他人,更尊重自己时,我们就得到了民主。这一过程是如此艰难,就好比不能让一个亿万富翁很快变成一个数学家。

缺失启蒙的富裕往往意味着一场灾难。比如富裕的希特勒时代,比如富裕的裕仁时代。启蒙不仅是野蛮和革命的解药,也是极权主义的解药。对启蒙最大的扼杀就是消灭自我的灌输,以群体代替个体,使愚昧的无意识蔓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极权主义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再富裕,也谈不上文明和幸福,他只是有钱而已,而且也只是暂时有钱。他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朝不保夕。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艾未未、贺卫方、徐友渔、傅国涌、熊培云、长平、崔卫平、茅于轼和一些可敬的人,还有坚持真相和理性的南方报系,他们是中国当代最不遗余力的启蒙者,为了一个文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奔与呼,有的人甚至遭到不正义的迫害。

马洛斯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自我实现,一是物质的富裕,一是精神的完善。杨恒均和李悔之先生曾经都是体制内的精英,他们实现了“衣食足”后开始追求自我完善,这就是启蒙。他们在完成自我启蒙后,又依靠网络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启蒙者。在网络上,像他们这样进行民间自助自治启蒙者不计其数。这与一个世纪前晏阳初邹韬奋他们所做的乡村启蒙运动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中国的未来希望所在。李悔之先生还将杨恒均的《家国天下》视为《常识》一般的启蒙读物进行传播,希望中国每一个从富裕奔向启蒙的人们都可以从中受益。多少年以后,我们一定还会记得这一段令人感动的启蒙佳话。

相对很多民族来说,中国一直偏安、封闭于亚洲一隅,关起门来打老婆,自成一体。所有的启蒙仅仅限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因为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五四运动拉开的那场现代启蒙运动半途而废,在饥民难民漫天蔽野的时代背景下,也不可能有什么启蒙,更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而只有野火一般成长蔓延的革命和仇恨。贫瘠的土壤里只能生长野草,长不出好庄稼。那时的人仇恨一切人,只要他过得比我好,哪怕他是外国人。为什么我过得不好,是因为他过得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原理。

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野蛮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当主子的当主子,当奴才的当奴才,当奴隶的当奴隶。社会正好翻了个,用革命者的话说,就是“翻身”,跟做爱一样,这回换我在我在上面,和尚摸得,咱也摸得。至少在教育普及之前,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没用经历过启蒙,所以大家认为这就是“命”。而印刷、出版、教育、交通、通讯、媒体等真正达到平民化水平,在中国的历史仅仅20几年时间。因此说,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

7

再回头看,在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运动后,直到30年前,一个在法国和苏联留过很多年学的人,才为中国打开逃出野蛮监狱的大门,人们一边走向富裕,一边走向启蒙。按官方的说法,启蒙运动,被叫做“解放思想”,或者“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启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然后到“河殇”戛然而止。从此以后,启蒙被中国当做脏水泼了出去,甚至差一点泼掉“经济发展”这个孩子——若不是“南巡”的话。启蒙从此被冻结起来,甚至成为一种禁忌。或者“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或者“与时俱进”、“不折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在暴富之路上一路狂奔,中国富人第一次与世界富人站在了一起。走出国门的精英在文化碰撞中,或者完成了启蒙,享受到人类文明的幸福;或者抱残守缺,退回到中国的一亩三分地里作威作福。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被政治化道德化的中国式教育洗成了脑残状态,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好一点的被称为“装逼”和“犬儒”;或者是阿Q式的流氓革命者,偶尔他们被称“愤青”和“毛左”。

互联网时代以来,以字节化复制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如同空气一般的免费物品,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官方垄断。一些富裕起来的“老百姓”通过对知识如同对金钱一般的积累,最终走向启蒙,实现了从臣民草民到公民的身份意识升级。这一思想升级过程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官方不仅不予支持和鼓励,事实上,反而设置重重障碍。

于建嵘先生无疑是官吏群体的启蒙者,他不遗余力地想使这些已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精英尽早完成启蒙,从而给民众带来福祉,给中国带来文明。“不强拆你吃什么”,说明于先生的启蒙工作任重道远,因为他们还在以为有钱就是文明,这就好比坚信有肉就是健康,结果很多人都胖得连路都走不了。

良知是野蛮时代最欠缺的东西,也是文明时代最普通的东西。崔卫平教授说:“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

人类在野蛮时代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以至于人们常常认为世界本该如此,“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们常常人云亦云,不由分说,不喜欢“你活也让别人活,你说也让别人说”。野蛮时代的英雄斯大林曾说:“我们既然不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野蛮时代并不是没有富裕,但绝对没有启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启蒙是唯一逃出野蛮时代的天梯。撤去这部梯子,人类仍然只是一个富裕的野蛮人,就好比掉进面缸里的耗子,吃得再肥,也没有自由和幸福。

布什曾经说过一段很常识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质疑和批评,甚至不服从,正是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成长的标志。恩格斯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发现,民主化的选票比革命化的枪炮更合算,与其抢夺枪炮,不如争取自己的选票。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8

启蒙使知识成为一种力量。实际上知识从来就是一种力量,只是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知识从来就是如同财富一般的奢侈品。在中国革命史中,毛万岁之所以玩弄集团于掌股之间,就是因为其超越其他同仁的知识,北大图书馆不是白混的,那个时代的穷人几乎都没见过什么书。为了保持这种知识垄断,毛甚至不惜发动文革,进行文化大灭绝,关闭学校,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全部发配到闭塞的边远农村。

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打开了一条启蒙的绿色通道。在富裕的同时,人们依靠自发自治自律的互联网,正在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启蒙运动。这场启蒙不仅是对野蛮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颠覆,也是对官方教育和官方灌输的颠覆。启蒙将使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使中国跳出疯狂低智野蛮的革命陷阱,由富足走向民主,一个富强而民主的中国也就是一个文明的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也意味着痛苦,“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常常伴随早期启蒙者。这种痛苦就如同人睡醒了天却没亮,不是你睡得短,而是夜太漫长。想想这时候,在别的地方,早已经是阳光灿烂,你却还要在黑夜中摸索、等待、煎熬,甚至绝望。但是,无论怎样,如果想想天总会亮的,这就是希望;而你在天亮之前就已经知道天要亮,这就是智慧;甚至你还将看到了一个冲破乌云喷薄而出的壮观日出,那么所有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与台湾的美丽岛时代和韩国的光州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仍处于一个后穷人时代和后帝国时代,疯狂的革命者多,理性的民主者少。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启蒙时代还没有来临,迷茫而焦虑的人们正在追赶黎明前的最后一班列车。世界就在前面,而我们不想让这个世界将我们遗忘。

回看历史,常常看到一副鬼脸。如同龟兔赛跑的寓言,虽然我们曾经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早熟帝国,但却睡过了头,醒来以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们,我们沦为一群流着口水看客。如果回味昨天丰盛的晚餐不能果腹,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开始关心手里的食物。野蛮的帝国已成为往事,民主才是人类的共同未来。或许这就是现代的终点,而我们或许将最后一个到达。我们在咬着牙奔跑,每迈出一步,就离野蛮愚昧远一步;每迈出一步,就离文明现代近一步。

所谓文明,并不是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不是贴金镀银的政府大楼,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民主是一条由无数先进文明的国家胼手砥足披荆斩棘赴汤蹈火开拓出的道路。近代以来,这条道路已经更加坚实和宽广,我们只是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而已,他们甚至就在你的身边鼓励,就在前面挥舞着鲜花等待。无论怎样艰难和坎坷,没有人能怀疑中国到不了终点,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同样可以做到,更何况这只是一种追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每个人都成长起来,中国才能成长起来。权利就如同做爱,不能寄希望于别人,更不能委托他人。每个老百姓都成长为公民,懂得捍卫自己,充满自信和关爱,只有这样下去,人们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未来。

9

孔子时代的中国,象形文字第一次从贵族尊崇的铭器(金文)走上平民廉价的木简(小篆),这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文字时代。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启蒙时代,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文化。从此以后,中国正是依靠这种文化,而不是什么枪炮武力生存发展到今天。10几年前,互联网时代打开了一个信息平民化之路。理论上,每个人随时都拥有全世界的图书和资讯,这是几千年来依靠面传口授和书籍进行启蒙的人类所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不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质,变成赤裸裸的真理,这将带给中国2000多年来的第二次大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使中国走出了蒙昧,走进了野蛮;第二次启蒙将使中国走出野蛮,走进文明。

100年前,无数仁人志士在一场“自强运动”中,希望重新建设一个精神上的“少年中国”,遗憾的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半个世纪前,中国的理想是“超英赶美”;半个世纪后,中国已经从经济上接近了这个理想。但在政治上,这将永远成为中国的理想。在这条理想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虽然迟迟没有动身,但至少有了方向,找到了道路。尽管自负者希望“100年不动摇”,尽管自私者希望“不折腾”,但没有谁可以阻止中国的出发,因为人们的目光早已经“在路上”。

革命还是民主,就是野蛮还是文明,就是暴力还是理性。选择枪还是选择玫瑰,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抉择。枪是野蛮时代的标志,玫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只有经过启蒙的洗礼,一个人才能放下沉重的枪,拿起轻盈的玫瑰,从野蛮走向文明,进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枪是一根简单的管子,是一件凶器,这里不存在生命,也不存在尊严,没有善恶,只有你死我活。在流氓手中,枪就是权力;在弱小手中,枪就是权利。玫瑰是一种优雅,它是一种盛开的生命,它是一种带刺的美丽,刺是一种自我捍卫与批判精神。欣赏它需要智慧,需要勇敢,更需要爱心;培养它更需要时日和耐心。

公民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特别是在去除公民教育和去公民化的中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英雄,一切只能从自己做起。权利从来不是施舍品,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权力可以被垄断,但正义就在每个人的手中。一个勇敢的人首先是一个自我拯救者,无数勇敢的人就是一个公民社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枪到玫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不幸的是,枪是永远也无法绕开的起点。

电影是一种精英的艺术。作为一个“士大夫”,陈凯歌继续讲了一个关于拯救的帝国往事,一个浸泡在血水中的“中国孤儿”,等待着一个英雄的出现。作为“革命家属”,姜文继续用一部电影怀念了一个英雄与群氓“激情燃烧的岁月”。“让子弹飞”永远是一种革命者的情怀,愚昧的民众如牛羊如炮灰,既不可救药,更无足轻重,历史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驱使,他们可以哄骗,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可以消灭,他们可以奴役。怀念者终是要怀念,如同怀念一具已经发臭的尸体。但只有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才能有真正的人。

当王小波成为一个传说

(提示:本文4000字。)

1

有一个选择题:两种职业,一个是一周只上一节课混吃等死的北大教授,一个是默默无闻只能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间,你会选哪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教授,但王小波选择了清贫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与利。

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2

宁可鸣而死,不可默而生。权利就是一种话语权,话语产生权力。有人说,通往朝鲜的路是无数沉默者铺成的,沉默就是放弃权力和权利。王小波说:再不说话,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脸上了。于是王小波开始说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尼采主义者,那么王小波则是一个罗素主义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给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写了自序。22天之后,这个怀有一颗宁静童心的中年人飘然而去。王小波说: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时代,这篇文章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读本。

3

王小波一直是我书架旁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我的一个理想和梦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欢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绝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贫而宁静的自由:活过,爱过,写过;我希望我也有一个爱我和我爱的李银河;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电脑边,而不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地死在病床上……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这才叫真实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在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卖无趣的自己。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可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愤青的鼻祖的话,那么王小波就是当代中国愤青的领袖,是中国一代白领的精神兄长,《我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一代小资的精神家园。“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4

深受王小波启蒙影响的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君子谋道不谋食。”卢梭一生以抄乐谱为生。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卡夫卡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王小波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还被篡改为《王二风流史》。即使这样,书也没卖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货车的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银河默默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爱情。

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从生前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热抢,书商将王小波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的情书都不放过。梁文道说,王小波是一种炒作起来的神话。我则认为,王小波是我们这个猪圈国家最残忍最荒诞的黑色标签。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电子化写作的先锋,甚至自己编写了电脑程序。在一个前互联网的时代,王小波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拥有读者,这愿望竟然被作为遗愿实现了。

5

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诚意证明,真实的中国永远在民间,庙堂之上不过都是些有眼无珠道貌岸然的泥胎假象。王小波以他的生动伟岸创造出了中国文学最丰美的收获,让人们看破了官方作协只不过是些锦衣玉食倚门卖笑的妓院、养了一群阳痿和太监的猪圈。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小波是个真正的名士和隐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对人的尊重、对智慧的尊重。对经历过文革劫难和中国教育体制双重“锤炼”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王小波是现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启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当下,更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诚和智性,刺穿了僵尸体制所谓道貌岸然的画皮——对去灵魂化的专制主义来说,体现生命本质的人性从来都是洪水猛兽。

6

王小波始终对启蒙这个词保持着警惕。他蔑视一切权威和精英主义,始终保持着平视的一种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在中国作家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许多“农民的儿子”,其“发达了”的精英姿态仍随处可见。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认为,这种诗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诗意。在后王小波时代,犬儒主义的诗意如火如荼,智慧与自由已经被阉割得了无痕迹。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王小波以他的温存和得体,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智慧的通道。在后王小波时代,易中天阎崇年们的阴谋显学被全社会定义为智慧。

7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王小波为我们塑造了“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在后王小波时代,《狼图腾》成为新兴黑领阶层的圣经,弱肉强食崇尚暴力(权力)的喝血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一起红遍中国。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如是说。在后王小波时代,唐福珍在自家屋顶悲怆自焚,果然被严明的官员们定为“暴力抗法”而满门被捕。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会死的,而且会比无趣的人死得还快,因为活得太长本身就很无趣。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有趣的长工和无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时代,草泥马已经成为一种最知名的中国动物,草泥马和卧槽泥马一起打败了河蟹。

8

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写一篇幻想小说——《2010》,他在小说中预言了一个2010年的中国: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数盲,一种是非数盲。数盲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领导者,非数盲因为能干只能做被领导者。2010年的中国天空是棕色的,但人们看到的依然是蓝天——因为数盲要求人们必须戴着蓝色眼镜。因为一场未经数盲允许的PARTY,王二被施以从新加坡引进的鞭刑,并在新闻联播上对全国全球直播。王二领悟了:“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面对不屈服的王二,数盲们抓来了王二的“傍肩”,王二终于在心疼中死去……

今天——2010年的中国有两种人:网盲和非网盲。网盲叫黑领,非网盲叫白领;白领干活,黑领享受……当网盲们跨省追捕一个非网盲的时候,当一个个非网盲躲猫猫死、鞋带吊死、喝水喝死、睡觉睡死的时候,“老大哥王二”早已在一个互联网前夜的心疼中死去。

9

作为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作为一个文革炼狱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经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满怀慈悲与温柔:“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暂,也是那些从相同年代苟活(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或沉默的、或装逼的犬儒教授作家大师们所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王朔是一个伪善体制的破坏者,那么王小波则依靠文学的真与美,解构了这个非人体制,并且真诚地重建人性。在这一点上,当下中国鲜有后来者。李银河说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认为他只是一个诚实纯洁、不愿撒谎的孩子,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

10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里只剩下一个和谐的猪场。

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地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没有王小波的中国注定是一个无趣的中国。在物质丰裕的暴富时代,思想是人类最后的奢侈品。王小波之后,中国没有名士了,有的都是些沽名钓誉之徒。2010年的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传说,只在我们的心中微笑。4月是鲜花迷离的时节,非常适合怀念不在人间、不在中国、不在现场的王小波:“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

我们已习惯了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

我们已习惯了卑鄙,以为卑鄙就是高尚;

我们已习惯了谎言,以为谎言就是真理;

我们已习惯了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活着;

我们已习惯了苟安,以为苟安就是平安;

我们已习惯了耻辱,以为耻辱就是尊严。

——于仲达《铁屋中的呐喊》

批判某一个人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泼妇;批判整个人类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家。如果说电视是大众艺术,那么电影无疑是一种精英艺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精英其实是少有大师的,多的只是大腕和大佬。

电影是大师的舞台,黑泽明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10年前,张艺谋模仿黑泽明的《罗生门》弄出了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英雄》;10年后,姜文模仿黑泽明的《七武士》弄出了又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让子弹飞》。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却永远也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不幸动物。正如德国谚语云: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真正的大师首先是一个人,他时刻关注的都是关于人的东西,人性才是他唯一的永远的艺术命题。中国是没有大师的,因为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存在人和人性的,这里只有权力和所谓阴谋的中国式政治。但中国不乏化腐朽为神奇的电影巨匠,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桑骂槐借古讽今的隐喻功夫,以此在中国这片终年见不得阳光的泥土中顽强生长。

黑泽明的《七武士》讲述了一个近代日本崛起故事:可怜的日本农民遭遇土匪的威胁,于是他们共同出资邀请来7位武士,教习他们御敌之道。经过学习启蒙,这些蠢笨的农民终于战胜了土匪,也战胜了自卑和恐惧,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至于武士,要么已经战死变成坟茔,要么就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姜文的《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的故事:可怜的中国农民被“禽兽、畜生、流氓、寄生虫”黄世仁欺压蹂躏着,这时来了一个土匪张麻子,他率领6位土匪杀死了黄世仁,中国农民扬眉吐气了……然而暴力革命最大的不幸在于它的流氓性和野蛮性,它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假以时日,或者土匪、或者“有九种办法杀人”的“武状元”就会成为第二个黄世仁,鹅城还是那个鹅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作为一个生在红旗下、充分享受到毛万岁“阳光灿烂日子”的“革命家庭”一员,姜文毫不讳言他是一位毛万岁的崇拜者。从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就是姜文献给自己偶像“毛润之”的一份充满激情和伤感的怀念。中国传统上常常将土匪称作“胡子”。毛万岁是不长胡子的,姜文用革命的胡子向圣徒切?格瓦拉致敬。一切权力和财富都是罪恶和不正义,只有暴力可以终结这一切罪恶和不正义,这就是革命。格瓦拉需要的是正义而不是政治,因此他不需要秩序,甚至说他反对一切秩序。当革命重新建立了一个红色古巴的新秩序后,他只有离开,然后在玻利维亚森林中像一个圣徒那样死去。从此他成为革命的耶稣基督。

电影中的姜文是一个双重角色:土匪张麻子和革命者“张牧之”。这两种角色经常根据需要互相交换,时而是土匪,时而是革命者。现实告诉他:在中国(鹅城)要活下去就要“跪着”,但他却在“山里”“站着”活惯了,也非要在中国“站着”活下去。他不仅自己拒绝“跪着”,也反对所有的中国人“跪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放下官印,拿起枪,因为“权力不好使,暴力才好使”。 面对他的枪杆子,果然“官职比你官大”的武举人和无数赤贫的中国人都跪下了,乞求土匪(“青天大老爷”)可以容忍他们跪着活下去。土匪的B面——革命者一边打枪一边骂道:“站起来,不许跪!”正如毛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所言:“中国人民站起来!”

向牛羊学习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并没有跪的任何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偶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惧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中国人最早跪的来源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5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7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

第二种是乞求。人类的跪与牛羊在本质上是一样,牛羊吃奶就是一种乞求的行为,因为牛妈妈羊妈妈或许会拒绝喂奶。总的说来,牛羊一生只跪两次,哺乳期需要下跪乞求吃奶,死前下跪乞求饶命。相比之下,人类的下跪很性欲一样则不受限制。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吉尼斯记录。

第三种是尊重,这种跪主要是单腿跪。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

第四种是忏悔。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人对神灵或者死者的罪恶感。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也属于道歉认错。

第五种是羞辱。如果说前四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第三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下跪者则显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两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在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己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皇帝的替罪羊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离开人世,即使现在,被枪毙者也是跪着引颈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发展到乞求,后来全部变成了一种羞辱。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流氓文化将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一个从下向上下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流氓中国就这样形成了。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身体的历史,下跪是中国人身体的基本姿势。权力社会是一种流氓的等级社会,引而不发的暴力以恐怖和威胁支撑着权力运行,权力者掠夺和奴役无权力者。无权力者为了在权力的淫威下生存,必须显示自己对权力的恐惧臣服和对自身暴力的放弃,下跪就是这样一种充分的表白方式。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但只有权力时代悠久的流氓主义中国才将这种语言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礼时代的暴力与正义

人类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经过几百万的发展,才成为一种最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难。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在一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人类的文明以“礼”的方式存在,就如同没有新衣服的人用朴素整洁来显示文明。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当时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甚至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而言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周文王甘愿做渔夫姜太公的车夫绝对不只是一种传说,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而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

《史记》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暴力时代“礼”的典型案例: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并不能打动秦王,“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野蛮的暴力面前,秦王的流氓权力终于认输了。可见对不讲道理的流氓来说,以礼待之纯属对牛弹琴,只能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使其承认“礼”的意义。

自然模式下的暴力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对当时傲骨迎风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仰视,除非你跪着。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战国策》中有一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从暴力到权力

黑格尔说:“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历史的展开就是逻辑。人脱胎于动物,但人不是动物。动物只会撕咬,而人类懂得契约。只有当人不再杀人的时候,人类走向了文明。回首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大体经历了野蛮、流氓和文明三个时期,对应着暴力、权力和权利三个阶段。

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社会,也是暴力社会。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暴力阶段是最原始的平等阶段。暴力首先是一种恶,暴力的出处是人性的恶。因为与生俱来的暴力欲望,所以形成“性恶论”。暴力来源于一种体力上的平等,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社会依靠暴力和复仇保持着一种正义平衡和原始秩序,“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对自然模式下的人们来说,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是一种最理想的野蛮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筑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可以说,长城是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暴力隔离墙。

非暴力主义的先驱托尔斯泰批评社团体制说:“不管哪个党上台,若要保住政权,它不仅必须利用现有暴力手段,而且还必须发现新的暴力手段。”权力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流氓阶段。流氓指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短缺。在流氓时代,暴力经过体制化整合后变成一种权力。权力隐去暴力的血腥,将引而不发的暴力变成一种恐怖和威慑。未被使用的暴力并不掩饰其残酷的本性,因此流氓权力是对暴力的统一和垄断,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

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当权力的不平等严重到社会无法承受时,当暴力的恐怖彻底崩溃时,最后一根微不足道的稻草就会压垮一个和谐的权力社会,使社会重新回归暴力社会的平等野蛮状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暴力使人们重新处于平等野蛮的自然状态。

在自然模式下,暴力泛滥导致权力彻底消失,最后一支最为强大的暴力流氓胜出,从而剥夺和消灭他人的暴力,形成一个垄断的流氓性的权力社会,也可以称其为“极权主义”。哈维尔曾说:“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但实际上极权主义常常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而不自觉。

在现实中,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流氓极权状态继续依靠暴力威胁和镇压来维持一种恐怖和谐的社会稳定,如同依靠不停地喷水以控制火的蔓延。当流氓权力越来越失控时,人们在恐惧与愤怒的纠结中崩溃,社会冲动又会回归平等野蛮时代,以野蛮暴力清除流氓权力的迫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王朝周期更替的“黄炎培周期律”。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权利社会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状态。权利社会延续了暴力社会的平等与正义,只是通过契约和法律进行了“去暴力化”,将原始的“暴力”变为一种文明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文明稳定的社会新秩序。这种权力仍然来自最原始的野蛮暴力,并且这种权力只接受有限的授权或让渡,绝对拒绝任何剥夺和垄断。这种分散的均匀的平等的权力通过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最终形成高级文明的“权利”,暴力完全退让到权利的身后,整个社会实现了文明化和去暴力化,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因为放弃暴力并没有失去平等和安全。

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如霍布斯所言,人们忍受不了“人对人是狼”的战争,于是纷纷收起利爪,同意让渡部分权利,建立一个可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国家。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政治的起源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中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人类社会从野蛮的暴力社会开始,或者进入准暴力的权力社会,或者进入去暴力化的权利社会,这一过程实际就是政治诞生的过程。政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谋,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务于权力,而是用一切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协商的艺术;政治不是面包和温饱,而是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为了赢得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不屈抗争。政者,正也;治即不乱。政治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秩序。

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社会形态,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态,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态,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态。

打个比方,野蛮社会里大家都是狼,互相撕咬,互相伤害,互相戒备;流氓社会里分化为狼和羊,狼有吃羊的权力,羊只能等死,徒劳的乞求饶命,没有反抗也就没有暴力;在权利社会,权力和暴力的狼被关入法律的铁笼,大家都是羊,相安无事,各自幸福。如果用公式表示,可以更为简洁的表达如下:

自然模式 (野蛮社会 / 狼世界) :暴力 = 正义 — 秩序

体制模式 (流氓社会 / 狼与羊) :权力 = 秩序 — 正义

政治模式 (文明社会 / 羊世界) :权利 = 正义 + 秩序

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在流氓的权力社会,没有政治,只有体制。体制是一种暂时有效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依靠恐吓和威胁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将社会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或者狼和羊。体制不是政治,因为它为了秩序牺牲了正义。

在一个流氓的权力社会中,权力者只关注秩序,无权力者只关注正义。无权力者常常被称为“无产阶级”或者“奴隶”、“老百姓”。当他们的愤怒战胜恐惧时,暴力就成为新流氓的武器,这就是所谓的革命。革命是自由之子,也是专制之父。从本质上说,革命是一种嫉妒。革命将彻底摧毁一个不正义的流氓权力体制,从而建立一个“正义”的暴力体系,社会重归自然野蛮时代,有正义,但没有秩序。因为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在正义的旗帜下,无数人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权力是暴力的延续,也是欲望的产物。在流氓社会,权力就是法律;而在文明社会,法律就是权力。流氓社会的原则是恐怖,它的美德或意识形态原则是服从。在流氓社会中,狼以吃羊的权力来代替暴力,暴力只用来消除羊的反抗欲望。当羊不再反抗时,狼称之为秩序和稳定,其吃羊的权力可以得到从容不迫畅通无阻的行使。对羊来说,它有活着和长肉的权利,否则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对羊的统治在于塑造羊温顺的性格,使羊接受“狼吃羊天经地义,羊被吃合理合法”。如此,吃与被吃都相安无事,从而达到和谐。

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在暴力和权力主导的社会,一切刑罚的终极目的无非是把一颗“心”给治死,让恐惧和战粟牢牢占据人心。暴力是一种成本最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报,也就是高度特权。在这种丛林社会中,人们通过暴力获取权力、再通过权力抢夺一切资源。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弱肉强食,互相厮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资源。在这群 “野兽”中,谁最残暴最狡猾谁就最后胜出,成为最高权力者。

可以说,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出处,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就是暴力。在权力社会,垄断的暴力时刻处于一种威胁和恐吓状态,以镇压任何对垄断的不满和挑战。在权利社会,暴力保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实现了暴力抵消和去暴力化。权利和权力的不同在于,前者“利”在自己,后者“力”及他人。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利的剩余范畴,而个人权利却不是国家权力的剩余范畴。权力越大,权利越小。

流氓的盛宴

秦始皇依靠强大的暴力将偌大中国置于他一人的掌股之间,从此中国就结束了原始平等的自然暴力社会,从而进入一个集权或者极权的流氓权力社会,并且每过一段总要重新回到正义暴力时代,社会进行重新洗牌,然后再进入一个新流氓的权力社会。流氓权力的彻底崩溃谓之乱世,流氓权力的彻底垄断谓之盛世,如此周而复始,暴力在垄断和崩溃中来回震荡,200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摆脱暴力的诅咒。刘邦比秦始皇之所以更为成功,是因为刘邦是一个天生的流氓,流氓比屠夫更懂得将暴力转化为权力。

宋朝依靠军人哗变建立起一个流氓权力社会,这时高脚椅已经普及开来。大流氓也就是皇帝,他用酒杯剥夺了将军们的兵权,垄断了所有的暴力;皇帝叫太监拿走了大臣的椅子,垄断了坐的权力。“礼”开始成为一种宗教,叫做“礼教”。“礼”不再“尚往来”,而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至少皇帝保留了最后一点人类的尊严,可以不许知识分子做官,但并不禁止知识分子说话。梁启超在100年前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元明清三代都是由一群最卑贱最落后的流氓建立的暴力体制,它们将流氓暴力主义发扬到极致,数百年统治彻底撕碎了中国人最后一点尊严。元朝是崇尚暴力快感的蒙古野蛮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暴力社会,甚至算不上一个欲盖弥彰的权力社会。汉人全部都沦为任由奴役和屠宰的牲口奴隶,而知识分子则被视为与乞丐妓女并列的低等贱民。

朱元璋依靠对流氓暴力的整合统一从一个乞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权力帝国的皇帝,他仇恨一切权力和文化。他解除将军们的兵权不再使用酒杯,而是用屠刀。他开天辟地扒下了知识分子的裤子。在一个称职的流氓看来,暴力不仅可以夺取人们的生命,更可以剥夺人们的精神。朱元璋极其鄙视权力,他将贪官的皮扒下来挂在官吏的办公室;他禁止官吏们下乡扰民;农民鼓打三通,官吏们就必须出来接受农民的诉讼。

当方孝孺被灭了十足,当张居正被抄了家,当袁崇焕被切成肉丝,将军们带着西洋火炮投靠了女真鞑靼。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些野蛮的游牧人挥舞着着弯刀,冲向被红衣将军炮轰开的一座座城市。将未死的汉人们剃成光头,并在后脑勺留下小拇指细的一根小辫子。

不愿意做奴隶的汉人都被砍掉了脑袋,活着的汉人将猪尾巴作为向征服者效忠的标志高高扬起。鲁迅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了奴隶还万分喜欢。女真依靠军人和官吏的背叛入主中国,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些庸庸碌碌的民众与牛羊牲畜并无太大不同。如果不是奴役之用,他们定会杀个鸡犬不留;如果不是为了后代继续奴役,他们割掉的不会是汉人的头发而是生殖器。一般说来,亡国奴分为亡于外国人的奴和亡于本国人的奴,它们的恶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后者为甚,而许多人都对后者麻木一些。

人们常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良心。而权力者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罪恶,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和罪恶。所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与愚民的谎言常常成为权力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言论自由权其实就是喊痛权。对女真统治者来说,奴隶连喊痛的权利都不存在。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当一群“不自由毋宁死”的书呆子以自己的鲜血打造一个《独立宣言》时,中国正是掀起文字狱高潮的乾隆盛世。乾隆自称为中国“十全”皇帝。乾隆骂大儒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同时,乾隆坚决打击进京上访的“刁民”,以维护官吏们的权力:“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这是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一种流氓风格。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在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式家具达到巅峰状态的明清时期,跪这种身体语言竟然超越没有家具时代的坐。即使这样,明清两代“跪”的作用却截然相反。明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下对上的自虐式威胁手段使用,中国人即使地位低下,但人格凛然,毫不畏惧。无数大臣用长跪向皇帝施压,甚至不惜跪死。御史王扑以身殉职,被皇帝活活打死,死前犹对史官叮嘱:“某年某月某日,御史王朴直谏以死!”

清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上对下的惩罚手段使用。同样是“跪”,清朝时期,中国人的尊严和勇气早已被随着头发飘然而去,中国人已经完全被恐惧征服,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苟活”——像狗一样活着。因此对当奴才的人来说,被罚跪是很正常,而自我罚跪则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觉悟。而且奴才们一边接受惩罚和侮辱,一边深感荣幸。这对中国皇帝来说,奴役别人而别人还感恩戴德,没有比这种奴役更是奴役了。当人们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轻刑薄赋是奴隶最大的幸福:称颂功德是奴隶最擅长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无上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最自豪的纪念。

从孔子时代开始,中国人并不认为做官是很好的事情,叔齐伯夷为了不做官宁愿饿死,介子推为了不做官宁愿被烧死,竹林七贤因为拒绝做官被杀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让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从孔子到李白,当官并不丧失人格,甚至说从来都是与皇帝平起平坐的,甚至皇帝有时要拜官。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

到了元明清,特别是到了满清一代,官吏们已经沦落到非人的境地。做贼是拿生命来博取财富;做官则是拿人格来博取财富。做官第一件要事就是练跪功,见了比自己官大的就跪。一路跪过去,从刀笔小吏跪成封疆大吏,那就可以对着老佛爷练跪功了。据说李莲英“整蛊”他“一家子”李鸿章,命人将青石地板刻成沟槽,跟搓衣板一样,次日李鸿章向慈禧汇报工作,几个时辰下来,膝下血流如注,几成废人。李大人这官当得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权力统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和智力脑残,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和骨气、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气,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稳定的。就这样,“人”被消灭了,正义也就被消灭了。清代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充满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羞辱性惩罚行为。而且,这种羞辱模式在满清鞑靼倒台之后又被新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所以很久以来,任何被中国官方定位罪犯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迫剃为光头,并以暴力迫使其下跪。

在毛万岁时代,剃头之风席卷红色中国,无数“反动分子”被权力者强迫剃为光头,而且还以许多女人也被剃头,甚至被剃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每当舞台上一群亢奋的革命流氓将一个“反革命”摁倒在地,跪在众人面前,中国革命就又取得一次胜利。为了使其跪得更彻底更到位,革命者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还要用细铁丝给跪者挂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牌。

即使当下,剃头和下跪仍是中国国家暴力的基本程序:作家谢朝平被跨省抓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剃成光头;昆明警察虐待性工作者的得意之作就是摁着她下跪。当官吏集团被告知,即使他们因“腐败”入狱也可免于剃头时,他们又一次深切的感到组织的温暖和自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荣耀。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打垮。对中国人来说,从此就不再有什么个人荣誉感,为活而活,像狗一样匍匐着爬着活,再也站不起来。明清家具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极大的心理慰藉。特别是以坐具为主的明清家具,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圣物。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坐成为一种奢侈品,坐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人生姿态。人们对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后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这种恋物癖导致了极为诡异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师椅文化。在一个跪着的民族中,坐成为一种尊贵的特权,因此对坐的羡慕最终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

从驯服到反抗

当年李鸿章屠杀太平天国战俘时毫不留情,但数十年后却拒绝逮捕革命党人,他说:“我绝不做侩子手。”1898年,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他准备做一名舍生取义的烈士:“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狱中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久,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抗专制暴力和流氓权力的历史,每一个独裁暴政的失败都是一次进步。对流氓主义的女真统治者而言,六君子的鲜血只是权力的防锈漆。他们相信,鲜血将带来更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流氓恐怖,让软弱愚昧的民众更加服服帖帖。权利从来都不能靠恩赐,权利是争来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句响亮的口号:“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从此以后,跪着的谭嗣同换成了站着的徐锡麟、林觉民、汪精卫。从蔺相如荆轲开始,中国从来不乏铮铮傲骨的大丈夫。

革命者徐锡麟杀死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恩铭后,苦战被捕。在清廷审判中,徐锡麟立而不跪。审判官联裕恐吓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地。当晚徐锡麟被凌迟杀害。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满清侩子手先砸烂了徐锡麟的睾丸,然后挖出他的心肝炒食,体现了流氓权力的非人性和无底线。

100年前,“少年不望万户侯”的林觉民在手帕上给怀孕的妻子留下《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林觉民给父亲的信很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然后他义无反顾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不幸被捕遇害。在正气凛然的林觉民面前,就连侩子手两广总督张鸣歧也由衷赞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不可否认,汪精卫曾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和勇士。他要刺杀的是清国最高元首摄政王载沣,以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计划先将炸弹埋在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待载沣过桥时引爆炸弹,他和载沣同归于尽。刺杀不幸败露,汪精卫被捕,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曾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1910年4月25日,清国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案。汪精卫在法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视死如归使清廷意识到,革命者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害不仅不能吓倒革命者,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清国法庭以汪精卫“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处永远监禁。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民办报纸争相转载。

次年武昌起义,帝国军队拒绝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宣布抛弃这个流氓帝国。清廷统治者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清国第一号政治犯汪精卫出狱,首都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刺杀摄政王的义士。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随即去法国留学。4年后,袁世凯废除共和制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对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绝不容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汪精卫这才回国,参加了护国运动。

颇为讽刺的是,汪精卫因反抗女真异族而成名,最后却因投靠日本异族而名裂;先以刺杀摄政王而登上政治舞台,最后遇刺而一命呜呼。

暴力万岁

如果探究一下家具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极其贫穷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失地农民涌进城市,他们在地上铺上干草就可以睡觉,而很多人连干草都没有。锯子在欧洲出现得特别晚,直到中世纪晚期,贵族们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来做珍贵的家具。

在煤炭和石油发现之前,衣食住行全部依赖阳光下土地的生长,燃料问题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极度短缺。因此家具从来都是奢侈品。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有家具的历史不过区区30年。

在30年以前的很长时间中,大多数中国家庭是没有几件家具的,因此人们都习惯了蹲,而不是坐。蹲的历史无法考量,但蹲对坐的取代使跪从生活行为来说失去了意义。如果不能坐,那么人们就会蹲,而不是跪。无论吃饭还是排泄,中国人都是蹲着生活。据说蹲是中国人特有的动作,对没有蹲这种习惯的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将跪作为对坐的替代。

随着家具在最近30年的迅速普及,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蹲的传统,与西方人一样学会了坐,甚至连出恭也可以坐着处理,因为抽水马桶已经开始普及。恰恰是在这个家具普及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层出不穷。这让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荣之下,中国的流氓精英们同样将下跪文化发扬到极致。

100年前,随着清廷崩溃,延续了2300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也宣告寿终正寝。中国人失去了皇帝,或者说失去了跪的对象,这使中国人的膝盖一时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在孙中山看来,流氓的权力社会一完蛋,接下来就是文明的权利社会。他提出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然而跪惯了的中国人并不懂得平等,他们向往的不是不跪的感觉,而是被跪的感觉。他们仇恨被跪的人,“敢怒不敢言”,之所以仇恨,是因为被跪的不是自己,而不是自己下跪本身。所以孙中山失败了,而毛万岁成功了。正如革命领袖列宁所说:“对于那些从小挨饿,一辈子都在暴君的压迫之下呻吟的人们,他们要战争,他们要设法摆脱奴隶状态。世界将再次血流成河,财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将一再地遭到屠杀,碎尸万段,世界将再也不容他们造孽为害。”

毛万岁引领大家回到了暴力平等的野蛮时代,“打土豪分田地”,暴力美学与革命快感相互交融。没有什么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使大家都看到了正义的曙光,不破不立,砸烂一个旧社会。旧权力的秩序被彻底撕碎,暴力使中国又回到了一个平等的野蛮时代。革命是穷人的鸦片。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要灭亡。

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指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60多年前,一个暴力创建的新中国诞生了。毛万岁就像姜文那样叫人们“站起来,不许跪!”他仇恨一切权威和权力,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东西都被他送进暴力的粉碎机,包括国家和国家主席本身。这一切暴力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正义。在自诩正义的毛万岁看来,权力不过是“纸老虎”,“炮打司令部”,“打倒当权派”,任何不公平和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而这个世界只有暴力才是公平的正义的,因此暴力战胜了一切,也战胜了正义本身。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本身就正义。

毛万岁用一轮又一轮的暴力运动涤荡着权力社会的形成,他反对不平等和奴役,反对权力和羞辱,然而他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奴役之路,崩溃的权力和失控的暴力使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侮辱者或被侮辱者。仇恨成为无数中国人最为高尚最为革命的情怀。良心和知识分子遭遇到数千年来空前绝后的迫害,暴力剥夺了人们最后一点底裤。中国回到了流氓的权力社会最深处。

权力不仅跟魔鬼一样凶残,权力也跟饕餮一样欲壑难填。权力是暴力与欲望的私生子。毛万岁用他疯狂而悲哀的后半生证明了权力的肮脏与恐怖。权力如同毒品,甚至比毒品更具诱惑力且更易成瘾,一旦沾上,就不可能戒掉,直到权力者生理死亡。权力就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而个人自由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权力既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又具有将自己绝对化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所谓领袖,即领子和袖口,常常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膝盖下的中国

200多年前的1793年,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试图东西两大“世界帝国”联手,建立一个WTO世界贸易体系。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对此非常重视,指派和珅专事接洽。结果双方为了下跪问题僵持不下。中方一定要英使马嘎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认为三跪九叩表示英国臣服于中国,因此断然拒绝。为了不辱使命,马嘎尔尼一度愿意向中国皇帝叩头,但是要求中国官员也要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叩头以表示平等。中国皇帝对待自己无数的官吏就像对待自己无数的老婆一样,绝不容许他们向自己以外的人叩头,更何况是一副油画。最后马嘎尔尼在觐见时行的是单膝下跪的英国骑士礼,双方不欢而散。

远涉重洋浩浩荡荡的英国使团除了花费掉东印度公司的8万英镑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第二年,荷兰外交使团来华,他们乖觉地对着乾隆赏赐的一条鲟鱼行了三拜九叩的中国大礼。然而他们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说得到了中国对“红夷”更大的鄙视。

1816年,经过近一年的航行,日不落帝国的外交使团又一次来到中国,仍然希望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嘉庆专门颁发圣旨道:“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英国人仍然拒绝下跪,这无疑“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正式会见前夕,负责外事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强行动粗,在圆明园硬是摁着英使叩头——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这个无耻且无畏的“丑闻”使这次中英巅峰会谈彻底流产,和世泰被朝廷处分,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国。

权力的专制会培育出异端的民族,最终成为人类的毒瘤。25年之后,作为两次外交使团的资深成员,斯通爵士就英国是否与中国开战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是中国要英国下跪,英国不跪,中国就给英国跪下了。中国从来不懂得可以不跪。历史就是这样轮回的。

英国满怀希望两次跑来敲门,但中国始终拒绝开门,然后英国就把门给踹开了。这场为了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通商战争被中国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几乎都是当年马嘎尔尼谈判时提出双方平等共享的商业利益,只是条约中专门有一款要求将“夷”改为“洋”,以取消中国的流氓贵族对英国商人的歧视。

1860年,又是圆明园,英国使节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着下跪,最后引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报复性行为。罗素曾经就此事评论道:“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从那一段历史来说,中国是一个膝盖下的脆弱中国。中国的一切,最后都凝聚到一对折断的膝盖下。当中国女皇说“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中国的膝盖已经彻底断掉了。跪或者被跪,被流氓权力绑架的中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平等。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肉体是兽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兽半神的自然杰作。只有这两个生命都健康,一个人才会享受健康的人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不仅懂得捍卫自己的肉体生命,更懂得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时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就是“舍生取义”。对精神的神圣捍卫体现了人脱离动物层面的伟大意义。一个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行尸走肉的动物而已,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内涵。

China——中国或者瓷器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几乎没有超越肉体阶段,从而获得精神生命。对“苟活”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生命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仅靠肉体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无比滋润得意。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在专制国家,政府最好的人质就是本国民众了。

即使全世界都嘲笑鄙视李刚父子,他们仍然可以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精神生命,所以也就无所谓羞耻心、罪恶感、尊严、敬畏、良知。杨佳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放弃的肉体生命,达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所以杨佳才是真正的人,而李刚们则还没有进化成人类。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残缺导致了“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人类的世界,这种困境常常被成为“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

中国做什么都爱争第一,当然污染也比例外。作为地球污染冠军,中国无疑是世界最为肮脏的国家。中国GDP持续30年以将近10%的速度增长,因此在亿万富豪的数量比拼上,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人均GDP只有区区3677.86美元(2009年),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但中国仍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人均财富来说,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三流的穷国。但从国家财富来说,中国与印度、日本、俄罗斯一样,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二流的强国。

同样是强国,中国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体制与政治。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体制模式的权力社会,而印度、日本、俄罗斯等民主国家则已经完成文明转型,实现了政治模式的权利社会。前者依靠暴力维持秩序和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失序和崩溃,重新回到野蛮的暴力社会,所有财富在革命浩劫中归零。后者依靠正义保持着秩序,社会文明有序,财富日积月累,未来充满愿景。同样是一只坚硬光洁的杯子,印度日本俄罗斯是钢铁杯子,而中国却是一只瓷器杯具,哪怕最轻微的一次碰撞,对中国来说都是危险的致命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与瓷器从来都是同一个词:China。

在著名的童话《绿野仙踪》中有一个“脆弱的瓷器(China)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人也是瓷的。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来到这里,惊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烂了瓷宫殿……多萝西同情地说:“它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中国历史常常将稳固的流氓统治称为“铁桶江山”,即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但实际上中国从来都是一只瓷器杯具。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瓷器”,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想保持瓷器不碎,唯一的状态是稳定,“不折腾”,因此“稳定压倒一切”。为了避免来自内部的击打,权力者的做法是让杯具里装的只有散沙,没有结成“块”的物体,也就是不允许存在权力以外的其他社团组织与民间整合。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因为散沙无论如何是无法挑战杯具的。即使是瓷器杯具,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

中国目前这种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但每年数十万起公民维权运动(官方称为“群体事件”)无疑显示公民组织与自治已经开始萌芽,从而对瓷器体制构成越来越严厉的压力。中国官方每年用于镇压公民运动的“维稳”支出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

  

站着死或者跪着活

朱学勤曾经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2010年圣诞节,中国村长钱云会在一个大货车的车轮下悲惨地死去。在此之前,他已经被中国政府3次投入监狱,只是因为他上访——寻求权力给予同情和帮助。与燃烧着的唐福珍一样,这又是一个冬天的中国悲剧。几天后,被恐惧摧毁的钱云会的乡亲们向权力集体下跪,无数折断的膝盖成为这个悲剧最悲哀的尾声和注脚,甚至超过钱云会之死的悲剧本身。

经历过黑人民权运动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以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的通俗杂志一类的刊物,新的一代已经不再相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

3年前,共和国国庆节,公民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后来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对警察来说,这根本不算“殴打”。杨佳在次日才被容许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党节,杨佳走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亲手击毙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杨佳无疑是中国的另类,因为他不乞求,不下跪,更不会感谢哪个伟人或者社团让今天的太阳升起来。如果一个社团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不愿承担责任,那只好逼迫其承担,就像当年英国对清国所做的。在国家看来,杨佳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屁”一样的“老百姓”,但杨佳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平等健康的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佳奋不顾身冲向巨大的体制,就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杨佳死了,他像一个人一样死了,这是他选择的,因为他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以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也是高贵的。对人类来说,死亡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杨佳之后,“遵义杨佳”何胜凯将自己献给了权力的祭坛。他因为土地被侵占多次上访,遭到警方的残酷虐待。看完耀武扬威的60年国庆阅兵后,何胜凯走进遵义市法院,刺死刺伤一名法警和数名保安。自称“生于贫贱长于磨难”的何胜凯曾写下大量的日记:“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被捕后,何胜凯指认现场,他对着社团成员大喊:“我要杀死你们!”声嘶力竭,几致昏死。

2010年4月8日,辽宁省抚顺高湾经济区建委主任王广良带领暴力拆迁组织和铲车进行暴力“执法”时,公民杨义冲破众保镖后将其杀死。之前,杨义全家均被王广良社团打成重伤。4年前,王广良率众打死被拆迁者,因此提拔;4年后,恶贯满盈的“烈士”王广良终于被一个公民杀死。

唐福珍以点燃自己的身体来呼唤权力对正义和人性的怜悯,然而她错了,她被流氓权力再一次地羞辱,被蔑视为“暴力抗法”。在一个流氓体制的权力社会,正义永远不在现场。流氓权力者需要的只是稳定的秩序。只有在这种不正义的稳定秩序里,权力者才能享受无权力的跪拜。对权力社会来说,正义是最致命的危险品,因为正义的到来就必然意味着权力的结束和体制的崩溃。正义是权力体制的终结者。权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流氓,它只能依靠暴力和恐怖支撑才可以维持。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疾,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是恶的平方。“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权力的利润(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劳动的比例)为 50%,它就会允许竞争(哪怕是被迫的);如果利润超过100%,就要用恐怖维持独裁;如果利润超过200%,那它就会不惜公开以暴力杀人了。

对流氓权力而言,暴力的恐怖是它唯一的真相,但这种真相必须披上仁爱和谐的皇帝新装。与其让无权力者恐惧,不用让他们无知和麻木,这样就无所谓正义,无所为平等,也就无所谓愤怒。在文明的权利社会建立之前,暴力与流氓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恐怖与恐惧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权力体制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暴力垄断,更不会放弃暴力本身。离开暴力,流氓和权力将不复存在,因为它既不正义又未经授权。

文明的距离

40年前,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一年后,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卡廷森林惨案70周年,俄罗斯总理普京来到被屠杀者的墓地,参加了纪念活动。献花时,普京双手捧着一只深蓝色玻璃缸,右膝跪地。这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对卡廷惨案做了真心的反省”。

一个被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被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愿景。无论勃兰特还是普京,他们面对不幸的逝者,以下跪来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罪恶感和羞耻心。这是一种无言的忏悔,乞求死者的宽恕,以减少良心的惩罚。这一跪所体现出来的诚意是令人感动的,而人因为诚意而显得更加高贵和伟岸。这种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和尊严。勃兰特之跪是德国在战后20年崛起的标志,普京之跪是苏联解体20年后新俄罗斯崛起的标志。

周作人先生说:“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在等待着日本人的一跪,或许还有文革灾难制造者的一跪,但这或许永远将成为一种妄想和梦想,因为这些罪恶制造者永远也不具有那种自信和勇气,或者说,他们从来都难以达到一种高贵的人性境界。对他们来说,罪恶感与羞耻感从来都是残缺的。

勃兰特与普京对过去罪恶的忏悔证明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而曼德拉对南非白人的宽恕则证明了奴隶的觉醒,卑贱者更高尚。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照耀下,对暴力与罪恶的批判成为人类走向文明化之路的一种不屈的力量。

100年前,人类的良心托尔斯泰满怀希望地说:“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100年来,托翁梦想正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陆续实现,有着2000多年光荣奴役历史的中国在现代武器和流氓权力的统治下,从暴力战争到流氓革命,最终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权力社会。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政府的铁杆盟友突尼斯流氓政权终于在正义面前崩溃了。一位遭受警察凌辱的青年的自杀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突尼斯流氓权力继续使用其最擅长的暴力镇压,流氓权力者关闭学校,逮捕示威者,实施宵禁,封锁新闻网站和Facebook页面。“对内要钱不要脸,对外要脸不要钱。”突尼斯极权政府监控网络的能力仅次于中国和朝鲜。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突尼斯聪明勇敢的年轻人仍然通过代理、加密和VPN绕过审查突破网络封锁。一个国家和政府之所以严格控制媒体言论,只能证明它极度心虚和缺乏自信。

23年来,总统本?阿里家族用社团把持着整个突尼斯国家经济,黑色积累高达40亿欧元。对他们来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权力者以为,经济的发展可以替代政治的民主自由:“虽然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政府可以保证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把突尼斯人当成了羊。当阿里的权力必须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时,正义就已经离他而去。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当政府害怕人民时,就有了自由;当人民害怕政府时,就便是专制。”一个月的街头民众示威并造成几十人死亡后,几千名示威者仍然毫不畏惧,聚集到政府门前,呼喊着“本?阿里,杀人犯”,“用我们的血,我们的灵魂,我们准备牺牲当烈士”。

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2011年1月14日,经过近30天持续升级的公民抗议和权力镇压之后,在突尼斯实行独裁统治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终于在恐惧中携逃亡国外。1.5吨黄金只折合4亿多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一个村长或警察的贪污水平。这场“茉莉革命”创造了历史——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独裁专制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网民。这场公民权利革命是启蒙的胜利,突尼斯人勇敢地站了起来,不愿再做一群跪着的羊。技术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启蒙无疑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以及数字化的移动网络。

“在本阿里逃走之前,我们也害怕,但是警察枪杀了同胞以后,我们由害怕变成了愤怒,独裁者野蛮的暴力激起了人民的勇气,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他,他却逃走了,因为他比我们更害怕。” 突尼斯公民骄傲地如是说。仅仅一夜之间,一个经济发达和独裁统治融为一体的“非洲之星”突尼斯,就已经成为浮云往事。“好一个美丽的茉莉花”,面对日益沉重窒息的权力重压,茉莉革命也将带给无数觉醒的中国公民和网民以更大人格愿景。数年前,中国政府曾惺惺相惜地祝贺本?阿里高票当选连任:“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注重把政治民主进程与国情结合”。

人性的胜利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大卫梭罗在《论公民之不服从》中说道:“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程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权利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涅槃的过程。权力社会必须先行瓦解,将权力的暴力背景彻底去除,使其成为无暴力的权力。如果没有暴力支撑的权力被遗弃,说明它不够正义,那么一个正义的权力就会出现。在权利社会,暴力提供秩序,权力提供正义。因为正义和秩序,体制上升为一种政治,人类达到了一种高度文明。

圣雄甘地曾经受到梭罗和托尔斯泰极大启发,他将非暴力和不合作相结合,最后创造出一种摆脱流氓权力社会的文明之路,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他拒绝承认权力者的权威,但并不以暴力与其对抗,而是拒绝与其合作,使权力被冷落,从而暴露出其暴力的野蛮本性,最终获得胜利。打个比方,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是羊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然后团结起来,一起告诉狼:想吃你就来吃吧,我不怕死,因为你是狼。狼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威胁恐吓,如果羊没有恐惧,狼就输了。因为所有的羊都鄙视它、可怜它,既不乞求它,更不羡慕它,只是拒绝它。

圣雄甘地号召印度人自己纺线自己制盐自己办学校,拒绝与英国殖民者做任何交易与合作。英国人用监狱暴力杀戮来对付印度人,印度人不退缩也不反抗,他们宁愿流尽自己的鲜血也不屈服,最后英国流氓统治者崩溃了。

马丁?路德?金继续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他号召美国黑人填满美国的监狱,他们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高尚与对方的卑劣。“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美国暴力机器在黑人不畏惧的目光和鲜血中崩溃。

南非统治者的监狱不仅没有使曼德拉屈服,反而使他成为南非人民的圣徒。“是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人们从他那里看到人性的伟岸和高贵,勇敢与慈爱,这种精神力量最后彻底击溃了一个流氓政权。“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昂山素姬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圣徒,她和所有的圣徒一样,甘愿留尽自己的血,也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

现代文明的普世思想认为,人是目的,国家只是工具。从甘地到昂山素姬,这些人类的圣徒都从耶稣那里得到启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无敌的,因为他们眼里从来都没有敌人,有的只是些误入歧途的不幸者和可怜人。他们坚信,“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非暴力不合作发生的前提是启蒙和团结(组织)。在种族矛盾下,团结很容易建立,在民主体制下,启蒙很容易实现,从而都可以获得成功。托克维尔曾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在体制矛盾下,无论团结(组织)还是启蒙,都将遭到权力统治者的强力抑制和打击,从而使非暴力不合作缺失发生的土壤。未经启蒙的愚昧群众仍像战战兢兢可怜求生的羊群一样,在下跪中苟活,彻底丧失一个人基本的尊严和勇气。正所谓“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少数觉醒的勇敢的正义之士,或者如谭嗣同徒劳地洒尽自己的鲜血,或者如堂吉诃德在抗争中玉石俱焚。非暴力或者暴力,对一个流氓化的国家机器来说,都显得微小而无力,使这个社会似乎永远难以跳出流氓权力的泥淖,甚至可能重新回到野蛮暴力的革命时代。

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在100年前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面对未来,良知与理性无疑是唯一文明的方向,而启蒙却是通往文明的必经之路。人类的自由来自启蒙,人类的胜利实际就是启蒙的胜利。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人类社会是如此不公,仇恨常常使人丧失理智,放弃暴力无疑是一种极其智慧和高尚的举动。20年前,冷战时代结束,10年前,恐怖时代开始。恐怖来源于人类无法释怀的仇恨与暴力。巴勒斯坦人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武器,他们与敌人一起在仇恨中死亡。亚辛、拉宾和阿拉法特都成为暴力角逐中的牺牲品。在恐怖时代,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人与狗之间

出生在皇帝时代的105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老人不久前说:“中国要实现民主社会短则需要30年的时间,长则需要150年的时间。”100年前,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民族、民权、民生,民族是认同,民权是政治,民生是基础。100年后,我们只剩下了可怜的“民生”这条底裤。“民”就是权力奴役下的中国人,“生”就是没有死、还活着。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

1995年3月7日,珠海一家外企,一位女工因连夜工作在岗位上打盹儿,韩国女老板金珍仙命令100多名打工的中国人集体下跪。在场的中国人为每月1000多元钱的工资而含泪下跪,唯有35岁的孙天帅拒绝下跪,这个仅有的“不跪的中国人”一举成名,被当做民族英雄一般看待。在四处演讲时,他总是激动地说:“我跪天、跪地、跪爸妈,从来不跪外国人!”红色诗人王怀让为此也写了一首歇斯底里的《不跪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不跪的人/我们对谁,对谁也不下跪 /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下跪!”

奴隶主义的思维是:要不被奴役,就得奴役别人。鲁迅先生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当流氓皇帝的辫子在国家电视台上挥舞了2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回到了无脊椎动物的流氓时代,一个个两足动物应声而倒,匍匐在地,中国人的膝盖终于被流氓和权力击碎了。

数年前,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的照片传遍中国,李信同志跪倒在地,满脸忏悔之色,甚至涕泪横流。据说他是给一个资本家下跪,请求不要报案。曾几何时,重庆司法局长文强一声“喝斥”,公安局副总队长赵利明立马跪倒,以表赤胆忠心。

512地震中无数学校成为孩子们的坟场,绵竹市委书记向悲愤的家长下跪,试图阻止学生家长游行抗议。一个副乡长偷5千元公款被村民发现,下跪求情别报案。湖南株洲一女子在政府楼上要自焚,一个法官向其下跪恳求。

山西临猗公安局副局长替儿子报仇,逼着6个年轻人向他下跪磕头。某副局长嫖宿幼女,受害女生吓得向其下跪求饶。昆明勇武的警察先生抓住几个性工作者,将其摁倒,逼她们下跪。东莞警方用铁链子拴在性工作者的脖子上,像拴狗一样让她们爬行。就连台湾也跪了起来,因为激烈争议”红灯区”提案,性工作者集体下跪,哭求权益。

与官场跪倒一片相呼应,政府门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的膝盖。辽宁庄河上千民众政府前下跪要求见市长遭拒;福建南平妇女因8岁女儿被强奸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留;山西疫苗事件,受害家长下跪申诉;广西旱区老人下跪希望政府帮修路;包工头政府门前下跪讨工程款;西安陈晓原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遭拒……

中国人所以觉得某人伟大,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直在跪着。几百年来,中国人都是给官下跪。跪完了再骂“狗官”。风水流转,如今果然发展到官与狗享受同一待遇。几天前,两个苏州的小伙子因为不愿赔或者赔不起5000元的狗命,被狗的主子痛打了一顿,然后向一条死狗长跪1个多小时,为狗守灵。接下来,成都一个公交司机因为言语欠妥向一女人下跪,令这女人大怒,“你为啥给我跪,纯粹是侮辱我。”

由此可见,跪狗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跪文化的转折点,这两个懵懂无知的青年无意间创作了一个不凡的后现代行为艺术,彻底颠覆了中国2000多年来崇高的跪文化。此举无疑令许多跪惯了的中国人愤怒,这几乎是贬低他们以后下跪的伟大意义。对一个失去廉耻的人来说,神灵、大人物与一只死狗没有任何区别。从此以后,“跪”虽然仍然是一种人格侮辱,但感到侮辱的不仅是卑躬屈膝的跪者,还有那些心满意足的被跪者——因为他(她)将被视为一条狗,而且还是条死狗。毫无疑问,此举遭到了无数中国人的愤怒,因为这一跪亵渎了神圣的跪文化,难道一只死狗也可以享受跪拜这种殊荣?这不免使人想起电影《罗生门》中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人不如狗的世界。”

跪还是不跪

100年前,梁启超批判腐朽的天朝:“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100时间恍如隔梦,今日之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未经启蒙的蒙昧中国,越来越脆弱的膝盖见证了中国权力社会那种散发着流氓恶臭的所谓稳定和秩序。近日,中国真理部发布新的新闻管制令,对2011年社会民生和经济问题的报导实施限制,而且必须口头传达,不许做纪录。禁止在报导中提及“公民社会”等词汇。

在权力社会里,人只是一个动物服从另一个有权力的动物而已。在无坚不摧的权力面前,人的一切尊严都被席卷一空。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对这种灵长目动物来说,什么都可以出卖,只要能留下他的贱命。柏杨甚至说:“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下跪将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留下一个貌似人的低等动物。这些蝇营狗苟的软体动物沆瀣一气其乐融融,共同装扮着一个流氓权力时代的和谐盛世。他们用膝盖告诉世界,没有权利的中国同样幸福——不管是权力来了,还是暴力来了,我们都用膝盖。

马丁?路德?金警告人们:“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在强权面前,每一个沉默者不是懦夫就是帮凶。没有人生来就是懦夫和帮凶,这都是教愚之功。人们面对指鹿为马的权力,恭顺地颂扬道:“中国马越来越像鹿了。”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权力对权利的容忍是自由,而权利对权力的容忍就是奴役。自由主义之父穆勒说:“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

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崛起,不如说是精神财富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民主自由,他们将人类政治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根本不可望其项背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古希腊是政治的发源地,那么英国就是民主的发祥地。从500年前的大宪章开始,克伦威尔共和、权利法案、宪章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英国权利社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以民间暴力消解垄断权力的历史。阿克顿爵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将吞噬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

权力社会一般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乌托邦般的天堂理想,从而诱发狂热,而狂热则导致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最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远离政治,对社会冷漠。一双双跪倒的中国膝盖正映照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残酷与冷漠,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说:“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当下跪与乞求越来越远时,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徒劳而廉价的羞辱与自我羞辱。

曾几何时,一座洁白昂扬的自由女神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广场。当血腥的暴力慢慢凝结成无耻的权力,卑躬屈膝的孔子咸鱼翻身,与禁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分庭抗礼,充分满足着数不清的中国膝盖。皇帝的精神教父已经隆重登场,皇帝时代还会远吗?在一个奴颜媚膝的中国,无论有权力的狼还是无权力的羊,都将在无处不在的权力下,在黑暗腐锈的偶像前,诚惶诚恐、匍匐蠕动。22年前愤然离开中国的刘再复先生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

100年前,2000多年的中国皇帝终于臭街,天朝在人们的鄙视中崩溃,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老百姓站起来成为现代公民,中国人开始直立行走,这就是自由和权利。民国初建,孙中山在广州街头被一老者认出,老人急忙下跪,口呼万岁,孙连忙扶起,说现在是民国,不兴这个。延安时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人见到毛万岁,认定对方是“真龙天子”,连忙自觉下跪,毛抢前赶紧拉起。皇帝时代的结束使中国人的下跪就失去了自我羞辱的最后理由。即使疯狂愚昧的文革时代,红卫兵们将毛万岁视若神灵,但是从未有谁向毛万岁的肉身或者塑像下跪,除非极其生活在原始愚昧的野山沟里的农民。即使毛万岁将愚昧专制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下跪也已经成为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家吃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格,否则就是枉披人皮的畜生,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狼,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羊。中国人的身体虽然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一番末世的景象令人想起2000年前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走向共和”的100年后,中国公民终于在权力的淫威下匍匐在地沦为老百姓,中国人竟重新又回到了膝盖时代,和一个苟活在膝盖下的中国。正如周作人曾经讥讽中国的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

权力社会的弱势陷阱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

——袁剑

1

汉帝国崩溃以后,司马父子篡魏,如同当初曹氏父子篡汉。由暴力和阴谋的篡夺而来的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最为黑暗的时代。世族豪门权贵以恐怖高压来维持统治,不仅民众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而且士大夫阶层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苏轼的《读晋史》一诗说:“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犬儒主义高潮。这些愤世嫉俗的文人放浪形骸,沉醉不醒,试图摆脱压抑的现实。《三国演义》中,祢衡脱光衣服击鼓骂曹绝非空穴来风。刘伶酒后就不穿衣服,被别人看见,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容止》)“裈”就是“裆”。

《晋书》中记载:“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喜欢裸体的阮籍常将官场比作人的裤裆,将聚于其间追名逐利的官吏比作虱子和跳蚤。他说,这些虱蚤隐藏苟且于裤裆的夹缝之中,自以为找到谋生与发达之路,将自己一生用于在裆里打转转,机关算尽,委曲求全。一旦“裆”失火,则坐以待毙,连逃生处都没有。

竹林七贤相聚的时候,经常一起喝酒唱歌。所谓唱歌,其实就是学驴叫,而阮籍学得最像。所谓喝酒,其实还有一群猪参加。“竹林七贤”与那个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一样,都是反体制的。嵇康靠打铁为生,吕安为人灌园,他们都拒绝加入体制去做官,结果被司马氏诛杀。

第欧根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身体力行——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这就是犬儒主义。

据说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慕名来拜访第欧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在木桶里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亚历山大的这句话后来被罗斯福改为:“如果我不做总统,我愿意做广告人。”正如总统与广告人是两回事,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象征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追逐权力,而后者放弃权力(权利)。

2

第欧根尼时代,东方的中国游士遍地,文才武功灿若星空,孔子孟子苏秦张仪毛遂荆轲们如过江之鲫,圣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权力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老子提醒人们:“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到了李斯时代,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权力社会——“己所欲施于人”之“施”就是权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加”就是权力。

李斯依靠文字为生,是一个刀笔小吏。他不认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下去”,他认为人应该像老鼠一样活下去:“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厕所里的老鼠以粪便为生,整天担惊害怕,而官仓里的老鼠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心安理得得根本不像个小偷。他对老师荀子感叹道:“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

李斯后来果然成为秦国官仓里的权力之鼠,他为秦始皇献计献策,倡议焚书坑儒等等,一时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直到有一天,李斯一家走在去刑场的路上,那时的李斯对儿子感叹说:“我再想和你去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行吗?”这只官鼠临死竟然羡慕起厕鼠来。

对秦始皇来说,赵高与李斯堪称青龙和白虎,如同毛万岁时代的康生与郭沫若,他们不仅都是书法家,而且都是一时无两的权力象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什么是权力?指鹿为马就是权力。当鹿遇见权力时它就是变成了马。

这一段故事几乎与2000多年后的《皇帝新装》有异曲同工之妙:众人都相信了眼前的鹿是一匹马,以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帝因此开始斋戒悔过——上天惩罚他将马看成了鹿。在这段典故中,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幻术,它不仅改变人的行为,更可怕的是,权力竟然可以改变人的思想。

鹿并不是权力的化身,赵高才是。赵高杀皇帝的时候,侍从们几乎都逃跑了。皇帝指责一个没跑的宦者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宦者道:“正因为我以前没有说才能活到今天。”在赵高的刀剑下,这个秦始皇的儿子哀求道:“我做一个小小的万户侯可以么?”被拒绝;他又哀求道:“我情愿做一名普通老百姓可以么?”仍然被拒绝。秦始皇的家业就这样完蛋了,5天后赵高也完蛋了,赵高的三族为赵高陪葬。

商鞅创造了贯穿中国2000多年专制统治的户籍禁锢制度。皇帝更替后,商鞅逃亡,竟没有一处敢收留这个始作俑者。因为“商君有令,任何人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主人也要连坐。”商鞅被捕后在咸阳车裂——这条刑法也是他发明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嘲讽。

3

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营造了一个诡异的权力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一部分。这好比树上的猴子,下面的忍受上面的屁股,上面的忍受更上面的屁股,层层叠叠。这种社会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瓷国,看起来一切都坚硬无比,但其实脆弱不堪,轻轻一碰就成为一盘散沙。这好比叠扑克塔,到了一定阶段,稍有风吹草动就突然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所有的人都成为殉葬者。

在汉帝国崩溃之时,90%的汉人在这场崩溃中死去,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几致汉文明灭绝,从此以后中国仅仅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再是民族概念。此后将近2000年间,至少有一多半时间里,作为人口主体的汉人和牲畜一样只是活在中国的奴隶。

权力社会如同大压小的扑克牌游戏,权力是唯一的社会规则和尺度,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支持或支配。权力常常体现为一种合法伤害权,要么是伤害者,要么是被受害者。一个人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是伤害者,但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却是被伤害者,这里没有公平恒定的规则和尺度。在中国历史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对任何达官显贵生杀予夺,但他仍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即使铁腕如慈禧,亦不能逃避死后抛尸。

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弱者只有任人宰割的境遇。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任何强者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或者说,在一个权力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弱者,大家都是权力的人质,随时都会被权力撕票。权力制造了一个被恐怖笼罩的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满怀恐惧,灾祸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

权力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弱势陷阱,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社会,那么他也就踏入了弱势陷阱,总有一天会沦为权力的牺牲品。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权力者到金字塔底层的芸芸大众,在这个弱势陷阱中,没有人不是弱者。

在举世无双的强大秦帝国中,商鞅是弱者,李斯是弱者,赵高是弱者,子婴是弱者。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那么毛万岁就是中国最后一个“万岁”。刘少奇当年祈求让自己下乡去做一农民而不得,权倾天下的林彪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万岁何等强梁亦不能荫护自己的遗孀。

权力社会制造了弱势陷阱,也制造了弱者心态。委曲求全和小人得志是权力社会的两种极端表现。权力的多变和脆弱使权力更加具有侵犯性和随意性,任何人在权力面前都毫无抵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权力使所有人都沦为弱者,这就是弱势陷阱。

30年前,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中国从一人独裁的权力社会走向社团专制的权力社会,社团成为凌驾于社会、国家和法律之上的哥斯拉。社团不仅成为权力的来源和象征,而且也是财富的出处和归宿。任何社团以外的民众都沦落为权力的对象,“被”一度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在社团控制下的权力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社团成员,面对法律的无助无奈,常常顾影自怜,喊出“弱势”的悲鸣。

在这种“弱势陷阱”中,数亿农民无疑处于最底层,而社团以外和体制以外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也逐渐加入进来,富士康跳楼者标志着大学生群体的沉沦,杀童事件警示了弱者与弱者之间的相残。

在中国2000多年来的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被权力伤害的弱者,而弱者唯一的救赎只能是权力,所以上访和太监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特色。上访的拯救机理在于以皇帝的独裁权力压制官吏的专制权力,即以权力拯救来对抗权力伤害。当下中国已经使上访制度严重失效,因为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已经不存在。社团化的专制权力不可能产生自我的约束和自我惩罚,这是权力的本性。

弱势不是财富的贫穷,而是权力的羸弱,或者说权利的匮乏。面对权力的伤害,一个无能为力得不到任何拯救的人就是“弱势”。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人不是弱势,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巨大的“弱势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4

中国一个社团机构最近作了一个关于弱势心理的小型社会调查。该调查主要以社团成员为主,也包括一些知识阶层。调查显示,包括社团份子在内,有近半数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网络调查显示,大多数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这次调查并没有选择占中国主要人口的农民和底层市民,而主要针对有知识有文化收入较高的社会精英群体,但调查结果证明我们并没有跳出权力社会的“弱势陷阱”。

精英阶层的这种“弱势”不仅反映在调查中,同样也真实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名声不佳的城管为了讨薪举行街头抗议,警察和法官身穿国家制服进行古老的上访,警察住宅区被暴力强拆,还有不绝于耳的官员自杀……曾以“人民网”的“万言书”轰动一时的福建连江县“防弹衣书记” 黄金高,据说因他治理官员腐败,曾经接到26封死亡威胁信,后来据说他又因涉嫌受贿500余万元而被捕。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典故,比如“伴君如伴虎”、比如“如履薄冰”,这都是权力文化的副产品。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游戏的中国官场是如此险恶,哪个不试水者“弱势”。

中国官方曾经搞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希望工程,20年兴师动众感动中国,总共从可口可乐、摩托罗拉、宝洁、肯德基、索尼、三星、朗讯、沃尔玛、佳能等这些外国公司化缘了50多亿人民币,中国公众捐钱不到5%。事实上,许宗衡丢了深圳市长权力后,就被搜出其偷盗的20多亿;李华丢了四川移动总经理权力后,也被搜出其抢劫的20多亿。李华加上许宗衡,就够希望工程忙活20年的,可见权力在人面前时何等强势。许宗衡和李华莫名其妙身陷囹圄(双规),甚至连法律都靠不住,可见人在权力面前时何等弱势。

刚刚丢了北大光华学院校长权力的张维迎曾经很为中国官吏这个“弱势群体“鸣不平,他说:“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当然他也关注其他“弱势群体”:“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据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前些年,北大教授阿忆诉苦说自己“太穷了”,每月工资“只有”5000元。去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和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也都一起哭穷,说自己的工资买不起房。自从文革以来,北大就以盛产奴才和流氓出名,北大的孔叫兽就说:“记者不敢歪曲报道司法人员,专门歪曲报道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包括欺负无权无势的民警。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

前不久,“无权无势的”公安局长李刚和他儿子果然一起哭到了国家电视台——仅仅因为他们用汽车杀了人;被他们杀死的大三学生陈晓凤生前在笔记本上写道:“权力——改变别人命运的能力。”李刚门以一个关于弱势的丑闻和悲剧展现了权力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诅咒。

半年前,社团的宣传部长伍皓被扔了一脸“五毛”,伍皓惊喜地连称“发财”。前几天的社团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讥讽说:“网友都过了河,官员还在假装摸石头。”伍皓因此向报纸和文章作者各索赔10万元。伍皓竟然恬不知耻地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普及法治精神。”据说昨天伍皓忽然又决定不要钱了,因为他“挨了领导骂”。他说:“食人之禄,事人以忠。我今年40岁,真的从来没这次这么委屈。”

伍皓如同东方朔时代的跳梁小丑,将权力社会的每一个细节展现得毫发毕现:“食人之禄,事人以众”是中国千古不易的狗奴才誓言;张嘴领导闭嘴领导,即使挨骂也无比荣幸;因为权力威胁而放弃“法治精神”,忍辱负诟,等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像狗一样生活”。

在人面前,狗从来都是弱势的,当然,也有“狗仗人势”猖狂一时的时候。比如那个“北京来的”的林嘉祥就指着其他人类说:“你们算个屁!”建昌县社团的钟继祥书记就对记者放话说:“小心你的命!”

5

弱势陷阱使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状态,强者希望通过权力的施舍和同情来帮助弱势,从而维护了权力的道德感。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从事统治的“君子”天生就具有道德优势,因此他们就是天生的权力者;而从事劳动的“野人”不仅是低贱的,而且他们是天生的被奴役者。道德社会是权力社会的一种镜像,它推崇秩序,甚至赞扬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来自于权力和道德,或者说来源于礼法。道德依靠礼,权力依靠法。礼即是意识形态和思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法即是规矩和“王法”,而不是法律。法律是为了保护权利和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王法是为了保护权力和少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发明了“分离理论”,他把道德与法律分离开来。边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为基础来定义法律——所有的法律都是反自由的:人类之所以有理由或有权以个人或者群体的身份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卫。对一个文明社团内的任何成员而言,违背其意愿地公正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其伤害到别人。他自己的优点或者肉体的或者道德的,都不是一个充分的正当理由。

对任何社会来说,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英国著名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批判法国大革命时说:非正义的法律是最恶劣的一种暴政。但即使很多反对非正义法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治是“完全符合人类利益的”。马基雅弗利堪称西方的韩非子,他坚持人性是邪恶的,“如果没有法律制约,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灵魂深处的本来面目行事”。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则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使民众变成一群听话的工具,那它无论怎样做都是反动的。

使法律行之有效的最好办法,是让大多数人感受到法律在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利益。如果法律变成维护少数人特权的工具,法律将制造出严重的国家压力,社会就会陷于不稳定状态。

在现代发达国家中,法律确认每一个个体的人所拥有的“权利”,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残疾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甚至包括动物和未出生的胎儿,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但在很多落后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有一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与其应尽的义务密不可分的。“人权”理论认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天生的不可遏止的,这在漫长的人类野蛮时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

2004年美国国庆典礼,总统乔治?W?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上最可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的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说话。”诺贝尔曾经说:“我是世界公民,应为人类而生。”这个依靠战争崛起的富翁设立了世界和平奖,这种荣耀在美国属于总统,在中国只能属于一个囚犯。

6

当沦为奴隶的中国人被“高贵”的女真人剃成光头的时候,英国正处于历史上最恐怖的克伦威尔共和时代。丘吉尔对这个共和政权的评价是“英国自古以来最令人发指的政权”,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是“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的暴政包括: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保皇派、恐吓法官干扰司法独立、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还有一些极端事例也被记录在册:严刑竣法,比如把通奸者处死;士兵在圣诞节随意闯入民宅抢肉;安息日不准到处溜达;禁止斗熊和斗鸡;不准搞体育活动;不准围着柱子跳低俗的舞蹈;不准在衣服上穿戴低俗饰品。

事实上,即使在克伦威尔一言九鼎的时候,英国政坛上也一直存在着反对派。这个独裁政权从来不能以“国家”和“正义”等光鲜名义掠夺国民的私产,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一个人作为政治犯被处死,无人未经审判被收容或受到劳教式的监禁。克伦威尔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于人”,“自然取得的东西比强硬手段获得的东西至少好一倍……你们通过武力实现的事情在我眼里一文不值。”这就是在英国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暴君”。

追根溯源,政治诞生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时代。但斯巴达的军国主义说明,在18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只是奴隶而非公民。宪章运动胜利之后,英国普选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是,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政府的目标不是统治者的荣耀,而是普通民众的福祉。这正如1992年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

近代史学家法勒在《政府的历史》中说,最早的政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代。他认为,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法国,没有人是被统治者,因为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政府和固定的法律,也没有不变的疆域。法勒定义了国家的5个特征:具有民众普遍承认的领土;拥有官僚和军队;其他国家承认其主权;具有自觉的普遍文化认同;拥有公众参与分配和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口。如果仅就自觉的文化认同来说,那么可以说13世纪才有了英国,300年后有了法国,而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西班牙。如果再加上公众参与这个国家特征的话,那么欧洲的国家产生时间还要更晚。按此观点看的话,那么中国到现在也还只是一个由社团统治的王朝而已。

法勒指出,直至现在,还有很多政府被当作统治者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帝国。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宣称法国是一个“联邦国家”,但他常将“朕即国家”挂在嘴上。所有的帝国都是掩藏在道德面具之下的不平等的社会共同体。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市场垄断化、政治寡头化;帝国政府的目的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公民的自由;少数富人剥削多数穷人。

7

如同是中国的倒影,瑞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国家,因为全世界的钱都在哪里,哪怕贪官暴君毒枭匪首的脏钱。瑞士每天在都开世界性大会,但瑞士人不以为然,他们只关心赚到了多少钱。瑞士是一个标准的权利社会,这里没有失控的权力,即使你是首相也没有人尿你。人们常常在超市里遇见国家元首,他正在排队。一个瑞士人如果想修改国家宪法,他可以发起签名活动,只要签够10万个就可以,瑞士有700万人。

在一个权力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是敢发起签名活动,甚至修宪,那一定会招致权力疯狂的报复,而不是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社会是不存在真正的法律的,但权力常常以法律的名义出现,这就叫暴政。

马基雅弗利曾经赞扬罗马共和国是“完美的共和国”。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与这种轮回历史论相似,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里提出中国历史周期律,这后来被称为“黄炎培周期律”。

人类的历史常常被视为战争的历史或者政治的历史。战争意味着暴力,政治意味着权力。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也是战争的延伸。所以战争与政治是统一的,暴力与权力也是统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权力的历史。不同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配机制,“黄炎培周期律”就是权力从解体到重组的周期性轮回。

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从神权到人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启蒙运动瓦解了神权和迷信,建立了理性的法治精神。如果说儒家不属于宗教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就从未产生过神权,特别是与政权对立的神权。中国从2000多年前就建立起了一个严密禁锢的权力社会,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社会中,人依附于权力,人走茶凉,永恒的是权力。人们在对权力的角逐中沉浮,人始终没有获得对权力的胜利,或者说,权力从来没有依附于人而形成权利。

枪杆子政治与笔杆子统治形成中国式的权力哥斯拉,人成为匍匐在权力之下软体动物,这就是中国的“弱势陷阱”。在意识形态崩溃之后,经济增长成为当代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90年代的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理想主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国家。中国政治的实质是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如果说中国还有什么官方信仰的话,那么发财和维稳是这个传统世俗国家唯一的意识形态。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指出: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这个禀赋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成为30年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撑。凭借这种禀赋,中国一方面通过人为压低的“中国价格”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就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秦晖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的“低人权优势”。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不仅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成本巨大,还有被藏匿起来的社会分裂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没有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这一切都标志着权力在中国的胜利。

在一个权力时代,国家的列车正在呼啸而去,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着世界,对着这一切令人兴奋的美景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当历史远去的时候,我们都被遗忘在站台上……

帝国的崛起与崩溃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左传》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身体的历史。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火解放了肠胃,轮子解放了双脚……能源对肌肉的解放,使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而电脑对大脑的解放,则标志着一个后现代社会的大门已经打开。飞行器解放了重力,电子化解放了物质。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身体的革命还在继续,比如乳罩解放了乳房,奶粉、避孕和堕胎解放了女人。

汉字是最为古老的象形字,很多汉字都来自人的身体,或者说,字形是对身体的摹画。在汉字中,“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会意文字,它的上部“立”意为女人的子宫,下部“巾”意为女人的阴道,因此,“帝”指的是母性始祖,比如女娲。当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后,帝仍然继续沿用,如黄帝、炎帝、帝丁。“帝”的另一重意思是繁殖和继承,秦嬴政将自己命名为“始皇帝”,就为了让以后他的子孙继承:二世、三世,子又有孙,孙又有子,直到无穷已。因此秦始皇建立的秦国是中国第一个帝国,以后2000多年来,中国都萧规曹随地延续了这种“秦制”帝国。

帝国的起源决定了其政治属性。身体无疑是帝国最贴切的隐喻。如果把帝国看作身体,那么胼手砥足的劳动者就是手足,而哲人学者和科学家就是大脑,士兵就是守卫身体的皮肤,社会的各行各业就是功能各异的脏器,媒体是眼睛和喉舌,社会是一个帝国的面孔。

毫无疑问,皇帝居住的宫廷就是帝国的阴部,这里就是政治的中心。政治是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阴部的出现,那么人类走出蒙昧的标志就是政治的诞生。政治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伴随着不祥,因为只有政治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如果说人类的文明源自羞耻心,那么帝国的出现同样源自政治。

阴部的基本作用是排泄,弗洛伊德认为自我的觉醒就是先从排泄开始,最后到达性欲。政治这个阴部第一功能就是排泄,它从不创造什么财富,而只是消耗财富。阴部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是和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重要,只是功能不同罢了。

阴部是人类最感到羞耻的地方,所以帝国的宫廷也叫禁宫,它相当于“子宫”,以保证帝国的繁殖和延续为天职。在帝国传统中,政治意味着严厉的敏感和禁忌,“非礼勿视”、“莫谈国事”。在人的身体中,阴部是最为容易藏污纳垢之所在,虱子跳蚤和各种病菌最容易在此繁殖增生,每个人的阴部都难免这样那样的不洁。以宫廷为中心的权力体系构成帝国神秘的阴部,这里是政治寡头专享之禁脔。同时,不洁和腐败也是帝国阴部的基本病变。

在身体的阴部,阴茎无疑是最显眼的器官,其它的还包括阴囊、肛门和阴毛。阴茎无疑代表着最高权力。在帝国宫廷体制下,皇帝和政治寡头就是阴茎。他们身后往往还有一群奴才团队,这就是帝国的阴囊。肛门就是帝国的权力机构,叫作衙门,花钱如腹泻,每年几千亿。阴毛藏污纳垢良莠不齐,它们就是帝国精英的家眷,看似无足轻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我爸爸是李刚”,阴毛与阴茎一样不可撼动。

帝国体制也离不开那些永远也数不清的冗员酷吏,这些人组成庞大的寄生群体。他们就如同身体之外的阴虱跳蚤,已经与帝国形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鱼水之情,他们依靠从帝国的阴部不停喝血吸血“先富起来”,活得极其“幸福美满”。

2

现代社会的最明显标志就是人类跳出“帝国”陷阱,从而跃入“国家”时代。在国家时代,一切暴力和权力都实现了“国家化”和“法治化”。与帝国相比,国家首先意味着公开和裸体,作为政治的阴部要常常接受定期洗澡和消毒,还要被暴露在公众的阳光之下吹毛求疵,任何藏污纳垢的事情都被小心的提放着。在国家时代,社会的面孔完全摆脱帝国时代的阴霾,从而健康祥和,充满阳光和自信。国家的阴部遭到法律的制约,仅限于正常的高效率的排泄,暴力和战争作为一种冲动性破坏性的阴茎勃起,被来自大脑的理性限制在最低程度。

讳疾忌医的帝国最常见的“寡人之疾”就是“阴部”异常,因此政治变成层层铁幕。帝国的阴部被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遮羞布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帝国的阴部不仅过分敏感,而且非常危险。阴部,也就是裆部,里面的阴茎、阴囊、肛门、阴毛和阴虱逐渐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团体,以阴茎代替大脑来思想,裆里其他所有的阴囊阴毛阴虱肛门都围绕在阴茎周围,形成一个由阴茎领导的帝国中心。

在中国历史中,2000多年最具中国特色的帝国政治就是阉割术——太监是帝国思想之集大成者。一种被切除了阴部的“非人类”构成了帝国传统政治不可分割一部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公无私”的太监主导了中华帝国政治的历史步伐。帝国的皇权政治以幕帏重重的宫廷阴谋控制着无数行尸走肉,所有的人都处于阴暗污秽的权力奴役之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帝国讳莫如深的宫廷之中,皇帝是唯一的阴茎。对专制权力来说,阴茎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阴茎。权力成为帝国的唯一存在理由,阴茎也是帝国臣民唯一活着的理由。据说作为皇权象征的华表其实就是一根阴茎。世袭制是帝国皇权政治的基本特色,这体现了阴部政治的唯一历史价值。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了。阴茎一思考,人就笑了。韩寒先生曾经这样猛赞官媒:“这种发行量大的报纸又没人看,还是上头强要摊派订阅的,为官的只有在上厕所时看,然后草纸省下许多——不过正好,狗屁报纸擦狗屁股,也算门当户对。”在帝国体系下,阴茎常常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将裆部标榜为身体的核心,“会阴”更名为“人中”,阴茎、阴囊、肛门成为身体的代表,身体的其它器官和部位为必须为裆部服务,大脑被禁止思考,一切思想都来自阴茎,只有阴茎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一切利益都为了裆部。

在《红楼梦》第十二回中,跛足道人送给贾瑞一面风月宝鉴,说这镜子是专给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看的。在风月宝鉴中,一面是白骨累累的真实历史,一面是莺歌燕舞的虚幻盛世。贾瑞自然厌恶白骨,最后他在美妙的幻境中,留下不可一世的阴茎和淹没裆部的秽物,一命呜乎。

对帝国来说,专制和腐败就是左右不离的哼哈二将。官吏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帝国所有的权力、信息和财富。官吏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分赃斗争保持了统治组织的洗牌淘汰,落败者以腐败的罪名被“罢官”,但这丝毫无损于整个帝国的伟大和正确。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官场丛林使帝国保持着新陈代谢延长寿命的正常排泄功能。只有这个下台那个才能上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对寄生于帝国阴部的官吏集团来说,他们如同虱子跳蚤一样只能靠喝血谋取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这个庞大的寄生集团依靠强大的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2000多年来日益坐大。任何以腐败之名的个体消灭和剔除对整个组织和社团没有丝毫损伤,对帝国体制更是不可撼动。

3

“帝国”的本质就是喝血,尽管这种喝血常常以道貌岸然的“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来妆点,但并不会因此而不是喝血。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喝血动物,帝国的统治集团不喝血就一天也无法存活。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帝国在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国家”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权力腐败和穷奢极欲,包括修建阿房宫之类形象工程的好大喜功。

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尊卑和谐,长幼有序,这也是帝国的理想——稳定而有序,统治者颐指气使,被统治者老实听话。儒学因此被提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帝国统治者可以用儒教来治国,也可以用儒教来杀人,更可以用来谋杀其他思想。儒生向帝国出卖才干和良知,帝国向儒生提供权力和金钱。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对秦帝国来说,秦始皇是所有人的代表;对中华民国来说,国民党是所有人的代表。2000多年的进步不过是由一人独裁变成了一党独裁,这种寡头政治依然没有跳出帝国的陷阱。所谓共和,就是经由全体公民(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的政治。共和的本质是契约与和平,而帝国信奉的只有暴力和权力,信奉“老子打江山,儿孙坐天下”。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帝国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所以它在2000多年没有任何成长和变化。帝国从里到外完全是一个尸位素餐的木乃伊体制,或者说只是一具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活力的行尸走肉。对帝国来说,维持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它对未来从不抱任何责任和理想。至少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帝国就如同一具身着金缕玉衣的丑陋僵尸,早已失去了人的灵魂;虽然身着一袭华丽的锦袍,但掩藏在里面只不过是一群寄生喝血的虱子,这具冰冷的骷髅已不再具有丝毫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帝国以阳儒阴法实行“以法治国”,帝国的法律并非约法,而是王法,即帝王进行专政的法。它的作用是对官民人等作奸犯科的惩罚,也包括民事纠纷方案。王法中没有公民概念,因此也就不存在人的权利。“朕即国家”就是“权力即法律”,帝国的法律不过只是一张贴在门口的钟馗,主要用来吓唬和收拾没有任何权利的“老百姓”,或者糊弄迂腐的书呆子。帝国依靠的是权力而不是什么法律。帝国的所谓“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为所欲为地行使。

在一个完美的帝国中,从来只有两种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被统治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吏集团就是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常常嘴上假装为了“服务”,而他们内心却认为,民众不过是像羊群一样可以轻易操纵欺骗的蠢货(愚民),像牛马一样可以驱使奴役的劳力(奴一代),像小草一样可以容易践踏焚烧的东西(草民),或者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虐待处决的东西(蚁民),甚至像屁一样无用的垃圾(屁民)。

4

帝国的“天性”就是敲骨吸髓的聚敛喝血和无所不包的垄断集权。对专制主义的帝国来说,思想自由是它最危险的死敌。因为思想一旦失去自由,那它就不再是什么思想。对思想的禁锢不过是为了消灭自由——自由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帝国常常并不直接禁止思想,它采用的只是技术上和行政上的暗箱手段,以此来惩治知识分子。用杀一儆百的手段引发恐怖的联想和蔓延,从而暗示怯懦的人们:自由思想极其危险,甚至带来杀身之祸。

帝国不是人治,因为大多数人说了都不算;更不是法治,因为法律说了也不算;当然也不是德治,因为就连帝国的官吏都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帝国只有“权治”,一切都是权力说了才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不对就是不对对也不对。皇帝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皇帝是上天的代表,官僚是皇帝的代表,酷吏是官僚的代表,三个代表就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是帝国的生命线,是帝国的总指挥和总导演。对帝国来说,一切权力都来自于暴力,因为这里没有契约和授权,只有服从和不服从。

帝国的政治规则规定了任何资源财富和生命都可以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剥夺和占用,这种基本原则因为完善的集权制度而得到不断的强化。财产上的专制就是官方垄断,权力上的垄断就是官吏专制。

2000多年来,中华帝国换汤不换药,帝国是始终如一的中国处方。在帝国体制下,历代王朝的执政权从不需要草民授予,都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执政者就是帝国的牧羊人,帝国的“群众”在“牧羊人”管制下奉献出羊毛羊奶甚至羊肉。如果用现代管理学来说,帝国就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榨取赋税来维持帝国运行,却不肯承认纳税人的主体地位。明明要靠血腥暴力来勉强维持专制政权统治,却偏偏要说成皇恩浩荡群众爱戴,让人们高歌“感恩的心”。

对我们身处的这个诡异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而是你的目光。《满城尽带黄金甲》无疑是张艺谋最具思想和野心的颠峰之作,他用帝国时代常用的隐喻手法,撕下了帝国那美轮美奂的盛世画皮。透过奢华尊崇的宫殿、肉林般的美女、波涛般的肉体、倾国倾城的菊花、精致耀眼的黄金甲、严整划一的秩序等等,透过这些富丽堂皇美不胜收的华丽外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宫廷深处的帝国阴部,这里只有一个无情、冷酷、荒淫、破败、恶臭、残忍、不堪入目、不忍卒读的帝国悲剧。

面对帝国的道貌岸然,外表的堂皇和内在的肮脏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电影中,愤怒的抗争与血腥的镇压只是一种反复预演的华丽震撼的帝国葬礼。如果当你看到皇宫前的广场上,满眼的菊花在滚滚铁甲下碾落成泥,和着累累横尸滚滚人头,广场上,菊花下,血流成河,转眼之间,冲刷了鲜血的帝国又是一片盛世欢歌、一片歌舞升平、一片花团锦簇,仍然是一片皇恩浩荡、一片和谐稳定、一片帝国泱泱,此时此刻,一种深深的荒诞和悲凉怎能不弥漫你的心头……

5

对帝国来说,不仅不存在政治上的公民和选民,也不存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人”,只有经济上的牛马和羊群。对帝国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权力。暴力乃权力之母,权力乃帝国之母。皇帝说:“权力这东西,我给你,你可以拿,我不给你,你休想夺!”在权力面前,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其实都是不经意的当下。政治深深地隐藏在帝国的阴部,它不仅肮脏和无耻,而且恐怖和疯狂。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帝国是一种古老的前现代的野蛮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讲,帝国是一个建立在生殖器上的最为简陋粗鄙的政治结构,它始终以权力的遗传体系为组织核心,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亡国。将无数人的命运押注在一个或一群圣人狂人或者疯子白痴身上。这种生殖器主导的阴部政治常常会出现一种虎头蛇尾的黄炎培周期律:一代枭雄引领帝国在铁血暴敛中崛起,随之人亡政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帝国最后在天怒人怨中顿时崩溃。

追根溯源,帝国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征服与奴役,与现代文明的“国家”体制格格不入。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帝国”和“帝国主义”常常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手段遭到滥用。许多军事扩张型、经济扩张型和文化扩张型的大国常常被深感威胁的敌对国贬斥谩骂为“帝国”和“帝国主义”,但实际上这些大国并不一定就是真正“帝国”。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体是建立在宪政和法治之上的现代“国家”,它本身就是反抗“帝国”的产物,因此它完全不是权力主义的“帝国”,而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无疑是“帝国”,虽然它名叫“民主”和“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瑞典王国”无疑是“国家”,虽然它名叫“王国”。毫无疑问,新加坡是现代政治的例外,它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现代化的李氏帝国。这个弹丸小国没有贫穷,也没有腐败,它唯一的不幸在于“接班”这个定时炸弹。

一些大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国王皇帝,甚至号称“民主”、“自由”甚至“共和”,但其政治模式仍然是建立在暴力和权力之上,依靠世袭罔替来延续家族和寡头统治的王朝帝国政体,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严格的说,它根本算不上“国家”,因为“伪国家”不具备“国家”的任何基本要素:独立的司法体制,受到宪政制约的公权力,受到保护的民主自由和权利人权、公平正义的竞争与分配体系、公民不受威胁和恐吓,等等。

事实上在“后帝国时代”,以“国家”自欺欺人的“帝国”和“王朝”不在少数。在这些“伪国家”里,虽然有爱国,但没有国家;虽然有主权,但没有主人;虽然有宪法,但没有宪政;虽然有政治,但没有正义;虽然有法律,但没有法治;虽然有审判,但没有公平;虽然有选举,但没有选民;虽然有媒体,但没有新闻;虽然有语言,但没有真相;虽然有电脑,但没有网络;虽然有财富,但没有财产;虽然有人民,但没有人权;虽然有政府,但没有公民;虽然有官吏,但没有服务;虽然有警察,但没有安全;虽然有繁华,但没有富裕;虽然有社会,但没有自由;虽然有文字,但没有历史;虽然有学术,但没有思想;虽然有考试,但没有教育;虽然有房子,但没有居住;虽然有医院,但没有医疗;虽然有道路,但没有交通;虽然有劳动,但没有收入;虽然有生产,但没有温饱;虽然有娱乐,但没有幸福;虽然有婚姻,但没有爱情;虽然有聪明,但没有智慧;虽然有忙碌,但没有充实;虽然有扫黄,但没有纯洁;虽然有热情,但没有信任;虽然有诺言,但没有诚意。

6

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封建到帝国的过程。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炎黄是部落时代;尧舜禹是联盟时代;夏商是城邦时代;周是封建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帝国时代。

如果说夏商周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当春秋战国在金戈铁马中结束时,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从此以后2000多年,虽然中国充满了岁月沧桑,但只是马齿徒增,再也没有长过个子——“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如今中国连最后一丝朝气也终于磨灭掉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对于老气横秋的中国来说,那是一段永远也无法忘怀青翠欲滴的青春岁月。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起点,氏族部落从此时此刻开始,向国家阶段迈进。500年时间,中国由200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7个大邦国: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诸侯国构成世界,叫做“天下”,这就是中国的世界。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最牛逼不是国王诸侯,而是学者和商人。

春秋战国始于文字在民间的滥觞。在此之前,学在官府;从此之后,学在民间。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孙子李悝管子韩非子,等等,百家争鸣的学者们著书立说,广收弟子,知识在批判和碰撞中传播蔓延。各个诸侯国的国王纷纷礼贤下士,对学者奉若神明。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到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为人才的竞争:楚才晋用,朝秦暮楚,礼贤下士等等,这些古老的成语正是一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记录。

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商人的时代。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等,横跨7大国的商人势力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势力,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吕不韦的精明策划,成就了一个帝国的西方兴起。

与早熟的中国相比,欧洲的文明整整迟到了1500年。但后来者居上,这次“西方兴起”比1500年前发生在东方的“西方兴起”更加文明、彻底和完善。最终,欧洲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发现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新世界,也颠覆性地改变了这个更大的新世界,而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破落的老旧帝国。

启蒙运动中的学者让?德?比埃伊曾说:“所有的帝国和统治都可以在战争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帝国常常与军事强权密不可分。帝国主义与军事主义同流合污,形成军人至上的军国主义,以屠杀和军事征服制造了帝国奇迹般的崛起。

学者与商人是文明时代的英雄,也是帝国时代的牺牲品。每一个帝国都是用学者和商人的鲜血和尸骨铸成的。红色的血与白色的骨,这是任何一个帝国崛起的不二法门。从冷酷到疯狂,这又是任何一个帝国崩溃的唯一轨迹。《左传》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命和疯狂是帝国最大的弱点,没有一个帝国不以维持其政治寿命为最高追求。对帝国来说,不存在什么民众的福祉。灭亡的威胁是帝国时刻都无法摆脱的焦虑和诅咒。就像《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伟大作者吉本,面对罗马废墟所感叹的那样:“好景总是不久长”。商人吕不韦临死前留下一部《吕氏春秋》,其中有一句话:“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

秦帝国

2300年前,秦帝国就是沿着战争这条洒满鲜血的道路崛起的。秦帝国重新给战争下了定义,战争不再是为了荣誉和胜负,而是为了杀戮。“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秦帝国就是在鲜血中诞生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对秦始皇的征服战争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按照秦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不留俘虏。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8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8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6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2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3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80年,攻赵,斩首2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4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15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45万;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又攻赵,斩首9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10万……杀一人是罪犯,杀无数人就是英雄,这就是所谓的“英雄”。

帝国建立以后,焚书坑儒消灭了自由学者(游士),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铜人,并将各国富商数万户迁到咸阳。韩非子之死象征着自由思想者的灭亡,吕不韦之死象征着商人势力的消灭。阿房宫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万里长城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公元210年,李斯负责的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不知自己死期已到的秦始皇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秦始皇很快就如愿以偿,将自己埋在了三泉之下的地狱里。

无数的白骨垒砌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秦帝国,转眼间,它就陷入了一个“指鹿为马”的举国疯狂之中。征服天下用了15年,然后在短短15年之后,秦帝国就崩溃了。

大义凛然的孟子尝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以“始皇帝”命名的狂人嬴政一生,蓄妃嫔媵嫱无数,生子嗣无数,竟然被灭族绝种。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天怒人怨中,连帝国的文臣武将也悉数沦为帝国殉葬品。“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梦幻一般的阿房宫在“楚人一怒”中化作“可怜焦土”。这就是中华第一帝国超豪华的葬礼。

蒙古帝国

鲁迅曾说:“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刚刚走出蛮荒时代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部落武士,先后灭亡40多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各国军队人数超过千万,征服各民族人口数目达6亿,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

掠夺财富和杀人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看来是一项最为光荣的事业。“天下第一屠夫”成吉思汗曾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别人哭泣和死亡。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血流漂杵,灭国无数。许多种族被彻底杀绝,从而彻底地湮灭于人类空前绝后的兵祸中,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忆。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在鞑靼过后就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人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120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24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27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20.68万余人,杀人无算。公元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40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古人屠城7天,将全城80万居民杀个精光。(陈致平《中华通史》)

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屠杀是如此的酷烈,以至于全世界失去了2亿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

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死于蒙古野蛮人的屠刀之下。“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屠之”。在灭金过程中,“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整个中国北方被灭绝率更达到惊人的90%。据不完全统计,在蒙古人征服中国过程中,被整座屠光的大城市就至少不下50多座。后来的女真人和日本人来到中国后也屠城,则是小巫见大巫一蟹不如一蟹了。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后来的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都难望其项背。因此成吉思汗被毛万岁夸为“一代天骄”。

中国的元朝属于辽阔的蒙古帝国的殖民地之一。蒙古帝国里的汉人属于这个殖民地的最低级贱民,与牲畜无异,而长江以南的汉人则更是贱民中的贱民。

大清帝国

当大明帝国的皇帝被一群乌合之众逼得上吊而死时,已经实现军国体制的女真游牧部落在明帝国军人集团的帮助下,轻易地征服了比他们人口多100倍的农耕文明社会,建立了一个跨民族的大清帝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野蛮的征服者将剃发作为前帝国臣民向其效忠的“奴隶标志”,或者说,此举只针对汉人。

努尔哈赤父祖曾被大明帝国军队误杀,女真人从此就将全体汉人视为仇人,这就是所谓“七大恨”。“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引发了帝国范围内的大屠杀狂潮。“剃发令”实际变成了“屠城令”。最悲壮的当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

早在入关之前,明帝国锦州总兵祖大寿降清,锦州全城居民就遭到无差别屠杀。根据清人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估计,有80万扬州人在10天中被屠杀,同时,那些因为缠脚而坐以待毙的妇女被女真鞑子轮奸虐杀不计其数,这与300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二致。江阴民众在江阴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帝国军队进入江阴之后,惨绝人寰连杀10天,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死于帝国屠刀下的民众超过17万,偌大江阴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拒绝剃发的嘉定遭到三次全城大屠杀,2万多民众被残酷杀害,史称“嘉定三屠”。魏斐德在《清朝开国史》中说:“‘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清军攻陷昆山后屠城,当天的死难者就达4万。

“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在累累白骨之上,帝国插上“削发令已行”的旗幡。从此以后,一个猪尾巴帝国就依靠屠刀在鲜血和白骨之上堂而皇之的崛起。在汉字成为禁忌和牢狱的“康雍乾盛世”,准噶尔和南疆被征服,是为“新疆”;藏王被废,是为“西藏”;郑氏帝国被灭,是为“台湾”。一个疆域广阔的大清帝国横卧在欧亚大陆之巅。

300年后,在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与国际贸易浪潮中,关起门来做皇帝的大清帝国遭遇到来自海洋的“通商战争”(中国称“鸦片战争”)。极尽奢侈之能事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被愤怒的英法联军和帝国臣民付之一炬。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面前,病入膏肓的天朝将其腐败低智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统治的权力,爱新觉罗帝国在一个深居宫廷的老女人的操纵下,重新祭起屠刀,六君子的鲜血成为这个只要主权不要人权的帝国最后一抹残阳夕照。

整整100年前,最后一个冠冕堂皇的中华末代帝国在仓促流产的宪政运动中崩溃。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帝国复辟热潮中,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遥遥无期前途未卜的后帝国时代。对帝国历史源远流长,深受皇权专制文化桎梏的中国来说,法治化、现代化和国家化的道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第三帝国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就是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当时它处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变体)的意识形态的坚固统治之下。第三帝国创造了“宣传”这种现代愚民技术,同时大肆逮捕杀害知识分子,清剿焚烧书籍。因为素有经商的传统,可以说犹太人掌握着欧洲金库的钥匙。为了掠夺财富,第三帝国发起规模浩大的犹太人清洗运动,600万犹太人被帝国政府杀害,他们的财产成为帝国的战争机器。短短10余年间,帝国在疯狂的征服中崩溃。

日本帝国

“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已经从民穷国富的高积累中崛起,台湾并入帝国。1905年,朝鲜并入帝国;1922年,日本帝国制造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

1937年,“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标志着帝国的巅峰时代来临。当帝国“皇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以长达6星期的大屠杀来恐吓这个被征服民族,估计有30万军民被以各种残忍手段杀害,无数妇女遭到强奸。到1941年,日本帝国已经成为占据半个亚洲的世界巨无霸。

然而,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敲响了帝国的丧钟。3年之后,这个太阳帝国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原子弹袭击,10多万帝国臣民在融化太阳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帝国在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下土崩瓦解。天皇的宫墙外,只剩下一个废墟下的日本列岛,等待着美国的救赎。

苏维埃帝国

斯大林以红色恐怖拉开一个斯拉夫(意为奴隶)帝国的帷幕。苏维埃帝国的大清洗运动中,数百万知识分子都被囚禁于古拉格,全国稍有家资的农民都被打为富农和地主,200多万人遭到肉体消灭,难以数计的私人财产以这种血腥手段被掠夺进入帝国金库。250万到480万左右的乌克兰人被帝国抢走粮食后活活饿死。

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

1939年9月,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联手,向波兰发起突然袭击,9月28日德军和红军在布格河会师,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的双人舞中吹响了号角……数年之后,两个社会主义帝国狗咬狗,圣彼得堡人民成为两个帝国角逐的人质,被双方封锁的882天中,超过150万人因饥饿死亡。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 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

金氏王朝

如果说北朝鲜是一个国家,这无疑暴露了智商上的缺陷,因为它不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比如法律、政府、政治、文化、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等。这里甚至没有什么党,更不用说黑社会,这里只有幸福快乐的胖子一家人,剩下的都是一些人质,等待着撕票。

为了制造原子弹以维持金氏王朝,王朝统治者甚至不惜破坏粮食生产。配给制度几度崩溃造成数百万朝鲜人被饿死,仅仅1997年就有300万人饿死。金氏王朝对越境逃脱统治的朝鲜人施以极其残忍的刑法和处决,但这种恐怖恐怖也无法阻挡濒临饿死的人们,每年逃北者不计其数,其中不少人被中国当局为虎作伥的遣返后遭到处决。

60年前,数十万中国人和朝鲜人用自己的尸骨堆起了这个金氏王朝。目前的金氏王朝依靠向周边邻国半是乞讨半是敲诈谋取生存——准确的说,是疯狂到巅峰状态下的苟延残喘,与100多年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略有几分神似。

金氏王朝的“太阳神”金日成已经被做成了湖南腊肉一般的木乃伊,每年花费80万美元进行保养。二世金正日是这个王朝唯一的胖子,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狂人自称是“众神之神、二十一世纪的北极星、我们星球的卫士、天赐大将军、所有杰出将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最伟大的文学和哲学巨人”。他脚底下那蚂蚁一般的子民都过着简朴绿色的生活,只在“太阳节”(金日成圣诞日)才吃一次豆腐。20岁的小胖子金正恩太子近日提出一个极为奢侈的设想,准备用3年时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吃上米粒喝上肉汤。

如果诅咒是灵验的,如果中国政府说得对——“公道自在人心”,那么,全世界的正常人类一定都在盼望着和等待着这个石器时代的太阳神王朝崩溃……

推荐:纪录片《苏维埃往事》

来自拉脱维亚的政治学硕士徐呐先生花了10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采访目击证人和收集材料,最终制作出这部85分钟的记录片《苏维埃往事》(Soviet Story)。影片在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德国、法国、英国及比利时拍摄,耗时两年,揭示了前苏联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该影片在欧洲及美国上演后均引起轰动。经济学人网站将《苏维埃往事》描述为“清洁过去最强有力的解毒剂”,“扣人心弦、勇敢、不妥协”。影片揭示的主要事件包括发生在1932至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1940年的卡森大屠杀,苏共安全部门与纳粹党卫军的合作,苏联大规模驱逐异己,以及发生在古拉格(劳改营)的药物试验。

影片利用已解密的档案展示了苏共及纳粹曾犯下的鲜为人知的罪恶。比如1990年在苏联西伯利亚一所劳改营拍的录像,克格勃曾在那里对被劳改的人做药物试验;纳粹的录像显示苏共曾帮助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纳粹实施闪电战。

最引人注意的是,影片通过揭示这些史料,得出苏共与纳粹的残暴统治非常相似的结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已经被世人认识,但共产主义的罪恶还没有被世人清楚认识及谴责。徐呐认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很相似,共产主义目前仍然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徐呐呼吁世人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现。

《苏维埃往事》获得2008年美国波士顿电影节公众震撼奖(Mass Impact Award),2010年,导演徐呐获得Baltic American Freedom League颁发的自由奖(Freedom Award)。

忐忑2011——中国模式下的殖民运动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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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昨天,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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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低谷,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甚至有人喊出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的荒诞论调。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模式。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要金钱还是要正义,这种忐忑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2011。

没有腔调没有词曲的《忐忑》竟然成为2011年伊始就红到发紫的“神曲”。一副人妖伪娘加东方不败的华丽与诡魅,来自欧洲的龚琳娜使整个中国为之疯狂。从郁闷到纠结,“忐忑”已经成为14亿中国人当下最大的共鸣。可以说,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

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西藏,留恋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挥霍光自己的青春和父母的血汗钱,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

  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无远弗届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

  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

  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

  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

  简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

  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统计,过去10年逃往欧美的中国官员达一万多人,携走逾6500亿元人民币。换言之,平均每人带走600万元,这600万是流动资产,并没有将转移到海外的投资计算在内。其实叛国者仅是少部分,除非迫不得已,绝大部分都是“爱国者”,他们的黑色聚敛绝不会比600万低多少。按600万计算,这些黑领对身家是全国人均存款600倍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农民不吃不用拚命工作1200年,才有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

  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

  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

  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异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说——很渺茫。

  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

  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他们一去美国,华人区的房价就扶摇直上;他们去趟台湾,就把富裕的台湾人嫉妒得精神崩溃。

  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

  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想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的卑微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的傲慢黑领同日而语。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权势文化成为当下显学。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的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由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了事。

  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才是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

  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生活沦陷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或者“机器人”。他们经常被官方作为十几亿的巨额国家财产来看待,说不好听点叫“螺丝钉”,说好听点叫作“有用的人”或者“劳动力资源”。其对外的称呼为“人民”,多用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败落,黑领的兴盛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反知识重权力的血统论和阴谋论王者归来。“知识贬值”必然带来“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中国社会从此向封建资本主义进一步靠拢。社会文化日渐沙化和盐碱化,重归流氓文化和宫廷权谋黑幕政治的覆辙。

  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

  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愤怒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以和谐的名义,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继承了自己高贵血统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真可谓:百态人间收眼底,贫穷富贵闹红尘。

  三年学子千苦日,十载民工一清身。

  富者如今多大富,贫民来日大多贫。

  新朝旧代频频换,弱肉强食世世循。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红之极致,黑也,红得发紫,紫得发黑。

  摘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据官方统计, 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 亿元以上。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最近网络爆红的一篇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短短几天,在Google上搜索,媒体及网民转贴就高达十四万次多,跟贴无计其数。这篇文章揭露了一个事实:不到十年,众人追捧的“白领”及“金领”就落到“过劳族”或“号哭族”的地步,而与“官权”沾边的黑领,哪怕是黑领手下的司机和保姆,都可能大发横财,“众星捧月”,可谓中国社会一大奇观。

  这里,白领被定义为:“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并证明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黑领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白领–曾经的社会菁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出现第一幢涉外写字楼、联谊大厦,全玻璃幕墙!当时曾让多少没见过世面的上海人“弹眼落睛”!联谊大厦就在延安东路高架边上,多少人以能在里面工作为荣耀。

  这里面的白领可谓是社会菁英、时尚的代言。他们收入丰厚,消费能力强,接触的又是上流人群,自然令人羡慕。“白领”还一度成为一种身份标签,象征着地位、品位、智慧和能力。

  写字楼里的中高层主管被称为金领,是社会菁英高度集中的阶层,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间,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工作经验、经营策划能力、专业技能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源,收入年薪在十五万到四十万之间。这个阶层不一定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拥有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技术和经营权。

  近年过劳自杀案例增多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白领的光环不再。一位来自德国的广州“海归”说:“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二零零三年末的一个夜晚,深圳金融界的高级职员吴华军(化名),轻轻吻了吻熟睡中的妻子和女儿,然后悄悄地走到自家阳台上,飞身跳下……人们纷纷猜测,这位收入丰厚、家庭幸福、正值盛年的男人为何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零五年九月十四日,三十六岁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在中科院高能所二十八号的楼下发现,他跳楼自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又是德国洪堡学者和日本STA学者的学生,而且在三十二岁时就成为正式研究员,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零六年五月九日,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长沙建厂项目的经理朱鸿自杀坠楼身亡,他生前的同事说,遗书透露硕士毕业的他在工作中遭受巨大压力,自己尽心尽力,但心弦始终绷得太紧,这天终于断了。公司封杀了这一事件的细节,传媒都没发消息,而百事员工也对此讳莫如深,唯恐招惹是非,但私下无不扼腕叹息。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的死或许有些意外,但绝不偶然。据新浪网上不完全统计,零三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发生这样因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个案,而自杀的人大多属于高收入与高学历人群。

  中国首家职业顾问机构可锐公司零六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白领职场生涯作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白领感觉压力大的占67%,北京占45%,广州占46,深圳占64%;因此考虑过自杀的,上海占23%,北京占12%,广州占8%,深圳占10%。

  濒临崩溃 号哭减压

  有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易普斯企业谘询服务中心,对中国大陆一千五百七十六名白领开展的关于工作压力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每年有45%的人觉得压力较大,有21%的人觉得压力很大,有3%的人觉得压力极大而濒临崩溃。

  据调查,零二年,广东省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白领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占总数的1∕3。作为“社会菁英”的白领们为何难觅良缘?“交友面窄”、“工作太忙”是白领们难入围城的主要原因。若在Google上搜索“白领减压”四字,可得到七十多万词条,显然,如何减压已成为他们工作之外的首选生活内容。

  几年前,初现京城的“周末号哭族”,在外界一片“丫有病吧”的评语中,很快销声匿迹;可今天,“号哭族”应运重生,大旗所至一呼百应。《中国产经新闻》五月四日报导:周末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成为一些上班族新的减压方式。用“哭”消除焦虑、调节心情的都市白领,因此有了一个代名词:“号哭族”。

  北京一些“号哭吧”因此一直长盛不衰。南京一家已开六年的哭吧老板罗俊说,六年来,“哭吧”客流量一直维持在日均十人左右,“顾客的层次比较高,以白领、商人或者大学生为主,女性占八成以上。他说,越来越多的白领花钱买哭,这暴露了他们的脆弱和压抑。

  网上更有评论说:“从写字楼出来的就是白领?可有一群伪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他们不过是一群听起来很爽,看起来很美,却干着辛苦活儿,拿着血汗钱儿,受着脸面与金钱双重熬煎的穷人。其实就是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

  黑领–悄然崛起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哭,也就有人笑。〈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文章指出,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开着路虎SUV上班,可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可买车买房,不要父母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抄表员基本月薪就达八千元……

  这些黑领从里到外,用的穿的都是黑色。手黑,心也黑,坐的车,戴的眼镜全是黑的。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

  同时,黑领们的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所有花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可开发票报销,或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

  黑领还鄙视白领为“房奴”,确实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选举权、话语权;没有权势、资本和门第,生活得像“奴”。而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除老婆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为何黑领们的生活水准急剧提高?是因为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资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另外还有一个发财的重要渠道,中国民间有句流行话,也许道出其中奥妙:“无官不贪”“从村长一级往上,全部枪毙,冤案率超不过5%。”

  官方统计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因涉及腐败及其它经济犯罪而受党纪处分的中共党员多达二百三十五万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职人员超过四十万人。二零零七年,中国因贪腐受处分的官员为十六万余人,但有专家分析说,被抓的贪官其实“不到3%”。

  黑领们贪的钱太多,源源不断地送往国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及失踪的中共党政干部人数高达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携带款项达八千亿元。

  大学生–争进“官门”

  正因为做官能享受人上人的生活,而仕途之门唯一会向百姓开放的就是公务员考试。因此,近年来考公务员热爆,报考人数屡创新高,竞争位置也不断令人称“奇”。三月中旬,武昌、青山两家殡仪馆六个殡葬工岗位,二百人参加笔试,其中大部份为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四月十六日,苏州市区五十八座公共厕所岗位,很多大学生参与竞争,十五人争一个岗位。

  江苏省四月召收五千零一十名大学生做村官,有近五万人报名,其中有四十一名博士,三千二百多硕士,清华、北大、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报名人也很多。竞争者的 20%来自“211工程”院校。这些毕业生们显然明白“黑领”的价值,只有进“官门”、不管什么门,才有机会跻身为“黑领”。

  王晓阳: 读书无用高考无趣

  这两天是高考日。当年万民关注的高考,1978年令读书人眼含热泪奔走相告的高考,如今日见沉沦,什么警车要为考生开道、老太太戴着红箍要求考场周围安静的例行新闻少了,也不见考生家长租宾馆的消息扑天盖地了。 倒是听说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少了40万,有80多万考生放弃高考。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着急忙慌地出面说:不同意将高考遇冷归咎于就业难的结论,他认为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姜钢的解释,软弱无力,缺乏逻辑支持。就业难是铁的事实,越否认越显得他自己愚蠢。其实,姜钢不必这么着急。他属于清明节替别人烧香,哭错了坟头。就业难不是教育部的过错;大学肆意扩招、教育质量直线下降,也非教育部的过错。因为政府要把失业率压下来,又提供不了就业渠道,于是就延长中学学制,膨胀大学人数,这样既压缩了就业需求,又能从家长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银子,可谓一石二鸟。然而,教育的沉沦终究难以避免。教育在社会生态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过去30年的生物链是这样的:“高考→接受大学教育→找个好工作→幸福的白领生活”。在这种逻辑前提下,我是一直鼓吹高考的。我认为,高考纵有万条弊病,他也是穷苦百姓的唯一出路。所以,一考定终身再不合理,也要坚持,并且应该更加死板才好,应当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杜绝作弊(辽宁等地的高考作弊已经异常猖獗);应当剥夺北京上海等地考生的特权;应当取消推荐,因为推荐已经成为当权者的私相授受;至于自主招生,更是胡闹。

  现在看来,这些意见都已经没什么价值。因为中国社会现在的生物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税收暴涨→公务员、垄断企业收益暴涨→黑领崛起→黑领世袭”,另一方面是“白领陨落→无后台的大学生无出路→读书无用→高考沉沦”。

  既然读书无用,那么高考必然无趣。尽管大多数底层百姓仍然逼迫自己的孩子成为考试工具(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但即便考上大学,家长也没有了20年前的欣喜,他们不仅要支付高昂的学费,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很难改变。所谓上大学,只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产生希望的肥皂泡,只是处于生物链最底层的人拖延痛苦的一剂鸦片。《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是我2009年迄今所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当今中国的最主要问题被该文叙述得异常清晰:“黑领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这样的话让人感觉惊心动魄。也许有人要指责这篇文章令人绝望,但是,难道我们去做鸵鸟,对目前全社会被拖入深渊假装看不见吗?我们不能逃避,而应当想办法解决问题。科举制、高考制,给穷人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如果这唯一的机会都成为泡影,如果十多年寒窗不如一个瞬间形成的受精卵的世袭优势,必然是这个社会出了严重问题。必须有所改变。

  《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续作者:杜君立 2010-2-1 14:47: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力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本。换句话说,人力资本只有在自由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非竞争环境下,人力资本常常会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价值。这种非竞争可以指垄断、禁止竞争或幕后操纵。非竞争唯一的来源就是权力,而权力是非道德的产物,是自由的天敌。暴力是权力的最原始出处。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和《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著作中指出,权力产生于人类的共同生活,权力实际上就是暴力。权力本身是灰色的和任性的,具有自我扩张、拒绝约束的野蛮属性。竞争是对市场的开放和对权力的开放,因此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向往垄断而反对竞争的。正因为权力的反道德反竞争的准暴力属性,故而所有的权力都渴望披上道德的皇帝新装,而试图逃避一切法律的制约,甚至不惜诉诸破坏性的准暴力手段。相反,人力资本是开放的和建设性的。在非竞争状态环境下,权力资本将取代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毫无人力资本可言的愚不可及的蠢货,当他占据权力位置、拥有权力资本时,他就是一个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物。本人在《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一文中,将那些依赖人力资本的职业人称为白领,将那些依赖权力资本的职业人称为黑领。托洛茨基曾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那么“劳动者社会”将变成“驯服者社会”。比起人力资源来,权力资源永远是人类社会更稀缺的资源,因此权力资本永远要比人力资本珍贵得多。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为了保证人力资本健康成长的空间,权力资本一般都被正义和法律限制封堵在尽可能小的狭小角落。人力资本一般通过大量的教育投资而产生,权力资本则基本来源于暴力或者组织授权。前者创造财富,后者只消耗财富,甚至是掠夺和挥霍财富。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魔戒时代,国家几乎成为唯一一种统治人类的巨无霸式的组织,甚至任何人胆敢对国家不敬,都将是严重的罪行。国家成为一切资源的拥有者,包括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当一个人依赖自己个体绵薄的人力资本奋斗职场苦苦打拼时,任何一点权力资本都可以使他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不可谓不庞大,2000年6月,杰克逊法官做出将微软拆分为二的判决;2004年欧盟正式宣布微软垄断罪成立,处以6.13亿美元罚款。一切商业力量遇见政治权力时都不堪一击,因为后者来自国家授权,而国家是唯一的禁止竞争的至高无上的垄断组织。前面讲过,美国的国民财富中,大概科技原创力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中国跻身500强的最赚钱的企业中,却没有一家是依靠科技创新的,它们依靠的是垄断。或者说不是依靠人力资本,而是靠权力资本。谈到职业,当官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最为鄙视而又最为羡慕的职业。在罔顾良知的职业价值观怂恿下,人们宁愿堕落为权力铁腕下卑贱的二奶,也不愿做一个自由清楚的阳光爱人。在中国,人人都在争着当官发财而不是搞研究创新。在全世界房地产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10余年红旗不倒举国狂欢。从圈地到卖地到融资到验收,权力资本通过房地产这个三极管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大潮使中国那丁点儿廉价的人力资本在权力资本面前失去最后一点尊严,白领因房为奴故称“房奴”。遍布中国南北的那些万里长城般浩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和阿房宫式的大学新校区,无一不是权力资本搞的房地产项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与真正的人力资本无关。10年前,一个叫史玉柱的计算机专家把一种叫脑黄金的饮品卖给全中国人,广告词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聪明起来”。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鲤鱼打挺站了起来。10年后,脑黄金变成了脑白金,前度刘郎今又来,仍是中国卖得最火最疯狂的玩意儿,也是中国最讽刺最厚黑的喜剧。对中国人的脑袋来说,聪明或许已经不重要了,收礼才是重要的。从此中国国家电视台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吁:“收礼只收脑白金”。脑子的功能本是生产智力,在中国文化中竟可以沦为吃饭的家伙。美国可以诞生比尔?盖茨,中国只能产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诡异成功,证明中国已经陷入一种对智力的病态焦虑和对权力的病态迷恋。在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时,我们仍然在为攫取权力资本的最后一根羽毛而互相厮咬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只有低劣的劳动力资源和权力资本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包工头就是包身工。前者是最幸福的人,后者则是最不幸的人。这个社会只可能存在两种人格:工具型职业人格和权力型职业人格,非此即彼。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困境,每个人都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公务员之所以成为最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职业,正是人们对安全感的深度焦虑造成的。面对这样一个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怪胎,谈论职业生涯和人力资本无疑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2000多年以前,楚国有一个贫困潦倒的毕业生叫李斯。他是一个既有职业理想又善于职业规划的聪明人。他不只想找一份糊口的职业,而是一心想找一份特别幸福的职业。李斯同学每天上厕所,看到厕所中吃大便的老鼠战战兢兢饥寒交迫,每有恶狗路过,就吓得仓皇逃窜。这不由使他联想起在官家粮仓里见过的老鼠。官仓里的老鼠吃得脑满肠肥,住得温暖和谐,门外面还有恶狗把门,个个幸福美满器宇轩昂。李斯同学由此发明了“老鼠法则”:厕鼠不如仓鼠,民鼠不如官鼠,再好的能力也比不上权力,什么样的人格也不如权力型人格。“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留下这段千古名言后,李斯同学就出国移民了,从韩国的厕鼠变成了秦国的仓鼠。他在帮助秦国灭掉自己不爱的祖国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热爱的荣华富贵。估计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发明“汉奸”或者“韩奸”这个道貌岸然的常用语。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被国家权力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犹如茅房里的老鼠,城市户口如同官仓里的老鼠。农村户口的人生出来的孩子依然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人生出来的孩子当然是城市户口。那时有句话很让许多勤奋的寒门学子泄气,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说你的人力资本再好,你也无力改变你农村户口的悲惨命运;城市户口的孩子再蠢,也可以通过权力世袭获得权力资本,从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许多年以后,这种《悲惨世界》里的故事被一个叫路遥的人写到他的小说中,他把故事的名字叫做《人生》。很多年以前,共产党的创始人毛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试图告诉他的同志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很多年以后,毛和他的“阶级”终于被消失了。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无所谓敌人也无所谓朋友,都是陌生人。面对卑微的自我,阶层这个词重新又回到了人间。一篇署名胡记茶行的文章《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中,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社会分为8个阶层: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轮子下的中国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村长钱云会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被一个强悍的同学无故打了两个耳光。我就跑去找先生告状。先生让我将这个“小土匪”叫过去,问他为什么打我。他也答不上来。先生就让我打他两个耳光。我还没打,他就哭了。先生还是让我打,我只好轻轻打了他两个耳光……很多年以后,这位先生竟然成为一名法庭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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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就是习惯法,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法律。孟子也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无论在那种文明中,习惯法是最为古老的人类传统规则。根据习惯法,一个人的女儿被另外一个人杀死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杀死凶手的女儿。甚至说,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来砸死了邻居家的孩子,那么邻居应当让他另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来把这个肇事的孩子砸死。

可以说,从将近40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基本都属于习惯法。在嘉庆时代(鸦片战争前夕),澳门的葡萄牙军队有一次发生炮弹爆炸,当场导致2名看热闹的平民死亡。大清帝国地方政府根据“大清律例”要求引渡肇事炮手。葡萄牙方面提供了详细的调查说明,解释了发生不幸意外的原因,并答应重金赔偿和道歉。此举遭到清国的拒绝,因为律例只承认杀人这一事实,不问杀人动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需要解释。葡萄牙认为清方太蛮不讲理,拒绝交出士兵。清国马上宣布封锁澳门,不到几日,澳门断水断粮,葡方只好将这个倒霉的炮手交给清政府,该炮手马上被判处绞刑。此事看似小事,但是对近代史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西方强国在治外法权上毫不让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传统的习惯法,认为太野蛮。

习惯法的改变出现在贸易时代,贸易以利润和利益为价值导向,在利益计算面前,所有的愤怒和仇恨都可以用金钱来计算,当然也包括人的生命和尊严。因此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过度,每一项伤害都被仔细地进行了价值还算,比如将杀人分为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将犯罪分为罪过、错误和失误,并对每一项的惩罚标准做成详细的划分,惩罚也因此常常被赔偿代替。

赔偿的出现大大消解了人们的仇恨,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超越了复仇时代,进入到一个商业时代。这时的人们会认为,杀死仇人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而仇人赔偿的金钱才有真正的用处。因此,成文法大大降低了社会矛盾,使妥协与利益主导了社会的发展,而习惯法常常被视为野蛮和不开化的传统。

对任何法律来说,它的首要意义是威慑犯罪,其次才是惩罚犯罪。或者说,法律的作用在于消除犯罪,而不是鼓励犯罪。对一个平等的社会来说,成文法无疑是一种文明,因为它避免了零和游戏和沉没成本,使社会的边际效用最大化。一个犯罪者常常会付出与他的罪行相对应的代价,这种代价足以抵消他犯罪所带来的任何好处,甚至大大超过犯罪的好处,从而阻止和预防了犯罪的出现。

但相反的,对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来说,成文法将大大增加这种不平等。富人可以付出相对自己财产来说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去犯罪,权力者可以用自己的权力损失(以党纪代替国法)来抵消大量的犯罪成本,从而使强势阶层获得巨大的犯罪空间。对他们来说,任何犯罪几乎是不受惩罚的,至少与犯罪收益相比,犯罪成本很低。当然,对于穷人和无权者来说,因为无力支付犯罪赔偿,他们常常付出更大犯罪代价,甚至仅仅因为错误和过失而遭遇犯罪的惩处。比如去年11月19日,28岁的湖北周先生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轿车外壳撞瘪,担心付不起赔偿金会坐牢,凌晨在家上吊身亡。

对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来说,野蛮的习惯法反倒体现了一种生命权利的平等,它对强者和弱者一视同仁。比如清国并不因为两个看热闹的平民无权无势就忽视其生命,也不会因为“红夷”炮手疏忽而饶恕其“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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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的双手,那么轮子则解放了人的双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轮子的民族之一,中华始祖黄帝名为“轩辕”,这说明了轮子就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从很古老的时候,中国就是已经是轮子上的民族。而同样古老的玛雅文明,直到哥伦布时代还没有发明轮子,所以他们依然只能站在地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轮子时代,人们以轮子来评价富裕与实力,贵族坐马车,平民坐牛车。齐国孟尝君的食客冯谖就抱怨道:“如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孟尝君马上给他配上车。而当时的国家也以轮子而论,所谓千乘之国,所谓万乘之国。当时的战争全部都是车战,互相摆好阵势,然后双方一起喊开始,就用车撞,谁的阵脚先乱,谁就输。当时轮子比较普及,孔子也是在轮子上周游列国的。

秦始皇以车同轨大大提高了轮子的效率,秦帝国实际就是建立在轮子上的帝国,轮子使帝国军队可以随时到达帝国的任何一处,分裂与叛乱就变得极其困难,这是中国大一统的根源所在。在轮子时代之前,维持一个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汉帝国在与匈奴的交流中逐渐放弃了轮子,从轮子上的帝国变成了一个马上帝国,并将马上功夫见长的匈奴驱逐到漠北。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重新回到地下,“安步当车”,直到100年前,我们还被一个马上民族奴役着。

中国文明无疑是从轮子开始,甚至创造了一个轮子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轮子,中国人又回到了双足时代,以一种叫轿子的东西,抬着老迈的中华帝国,蹒跚步行了近2000年。在这2000年中,中国只有两种人,抬轿者与坐轿者。一般300年一轮回,抬轿者变成坐轿者,坐轿者变成抬轿者。这种轮回常常被野蛮的马上民族打断,但没关系,他们也会很快加入中国的轿子游戏。这种翻身轮回直到60年前还在上演,而这种轿子游戏直到当下还没有结束。

正因为中国遗忘了轮子,所以到轮子重新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惊慌失措。据说天朝看见洋人的火车后,赶紧买下来,用牲口拉着走。因为蒸汽机太快了,会把天朝人像蚂蚁一样在轮子下轧死。这一事件如今被姜文在电影中又重现了。对天朝人来说,已经没有轮子2000年了。即使这样,天朝的道路从来都是危险所在。天朝的道路叫做官道,即官吏专用道,因此常常发生轿子轧死愚民的惨祸。为了防止愚民被官吏的轿子轧死,一般要高举“回避”“肃静”,并鸣锣开道。

天朝老佛爷有好生之德,以人性化并具有人权意识的骡子代替钢铁的蒸汽机,都是为了防止天朝臣民落进轮子下面。很多年以后,我们还会津津乐道这部荒诞的喜剧,并将这种行为命名为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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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腐的天朝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碾为齑粉,直到有一天,我们重新成为一种轮子的国度。今天的中国有2亿辆车,每年有10多万人被轮子轧死,有100多万人被轮子轧个半死。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车祸无疑是计划生育之外,中国人为地球减负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当然还有污染等等。

100年前,自从美国的福特先生为现代世界带来了轮子,美国成为第一个轮子上的国家。100年后,中国超英赶美,也进入了轮子时代,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成为第一个轮子下的国家。在一个对菜刀实行实名制的中国,汽车已经成为一种最受强势群体欢迎的杀人工具。

1997年8月24日,一个叫张金柱的公安局长,在他升官的头一天晚上,用一部汽车将苏东海活活杀死在城市的马路上,很快他就在一片哗然中判处死刑。张局长以他的死成全了初出茅庐的《大河报》,然而,这一声枪响竟成最后的绝唱。

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用宝马将刘忠霞杀死在菜市场,将10余路人杀成轻重伤。事发前,苏秀文对刘忠霞说:“我要用车弄死你!”2个月后,苏秀文在中国法庭以交通肇事被释放回家——她是副省长的儿媳妇。

7年后的同月同日,2010年10月16日,公安局长李刚的儿子在河大校园用汽车将大三学生陈晓凤杀死,行凶后口称“我爸爸是李刚”,引发舆论大哗。随后国家电视台加入声援——声援李刚父子。2个月后,经中国法庭宣判,李刚父子赔偿陈晓凤46万,回家过年。

2010年12月25日,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长钱云会脸朝下,被一辆大型工程车轧断了脖颈。此前政府征用寨桥村146公顷农地,未支付补偿款。民选村长钱云会为此带领村民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其间先后3次被关入政府监狱,但所有的迫害被没有使他屈服。

“据目击者说被几名大汉按在道路上,缓慢地用车辗死了。正如你们已知的信息:他死时,道路上的监视器恰恰坏掉了,肇事司机迅速转移了,大队执盾牌、穿威武制服的人如神兵天降,把村民分割包围,还有一些穿着黑衣黑裤的家伙迅速移动着……这个事故和大家已知的很多故事一样,结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有司正在处理中。”

李承鹏先生在他的博客中他无不悲愤地说:“天涯的一个网友说比日军还要狠,其实不是比日军,是比所有人类还要狠,自发明车轮以来,从未有人类这么干过,先按住,再辗轧,训练有素,干净利落。如筱云所言,纳粹不过是残害异族的犹太人,日军集中营关的是中美战俘……没错,很久以来,我们已喜欢和擅长屠杀同类了。十字军东征的是异教徒,西方殖民者攻克的是新大陆,冬宫里镇压的宫廷叛党,可钱云会不犯上述任何当杀之罪。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为兄弟们要口饭吃的老村长,他一定没想过叛乱,临死时一定还相信着长久以来的信仰。你们就这样把他辗杀,杀他做什么呢,他,不过,就是要口饭吃!吃饭,多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就按住头,辗轧……看时光向前,车轮滚滚,却有几多头颅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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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陇海线的铁道旁,我从小就见过各种各样被轮子轧死的人体,但钱运会那身首异处的惨状却使我震惊了,这是怎样的残忍和野蛮,即使兽类也不会制造出这种惨况。这已经不是什么谋杀,而是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的残酷处决和屠戮。将人类所有的尊严和伦理都摁在轮子下面,然后看着这一切都变成模糊的血肉……这让我对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感到毛骨悚然,这是怎样的噩梦中的世界……

从张金柱事件开始,一种被轧在轮子下的中国就已经形成,越来越宽阔的道路成为中国最大屠宰场。当汽车的内部安全性能越来越好时,汽车终于成为一种最为便捷的杀人武器。只要你买得起一部汽车,那么你就可以轻松地支付得起用汽车杀人的代价。而且,杀人的同时,你毫发无损。

汽车本是人类制造的一种工具,它和鞋子、头盔、菜刀并无什么区别。在中国的法律中,如果你用鞋子踢死一个人,或用头盔砸死一个人,或者用菜刀杀死一个人,你就是杀人犯。但如果你用汽车杀死一个人,那你就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前者你需要偿命,后者只需赔付一具棺材。对前者来说,是你杀了人;对后者来说,却是汽车杀了人。汽车就这样成为一种怪异的替罪羊,它甚至具有了犯罪的人格特点。

在美国的司法环境中,牵扯生命的致死案分为一级谋杀、二级谋杀、冲动杀人、过失杀人、车辆致人死亡罪,所有这些都属于不可饶恕重罪。特别是汽车驾驶者与行人之间的致死事件,各国法律都对汽车驾驶者予以重罪惩处,绝不会将汽车作为杀人的掩饰和借口。从某种程度来说,具有超过人类100多倍马力的汽车本身就是一件高效率的超级武器,它的杀伤力不次于一挺机枪。在使用这挺机枪杀人后,杀人者却将罪恶推给机关枪,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荒诞的借口么?

泰戈尔曾经无限深情地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钱云会惨案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喻,无数底层民众被活活轧死在国家机器的车轮下,他们既无法抗争,又无法言说,只能徒劳地在巨大的车轮下做垂死前的挣扎。当世界和无知的人们为巨大的中国轮子越滚越快而欢呼时,没有人愿意低头去看轧在轮子下面的无数尸骨。

100多年前,无数中国“猪仔”来到美国,将自己变成火车轮子下一根根沉默冰冷的枕木。梭罗警告轮子上的美国人说,每一个枕木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冤魂。100多年后,无数的刘忠霞陈晓凤钱运会被活活轧在权力和金钱的轮子下慢慢死去。

可以说,中国法律正将这种用汽车杀人的罪恶轻描淡写成一种游戏的错误。在中国法律面前,权力和金钱可是任意兑换为一种错误的抵偿,而犯罪则根本不存在。用刀子杀死别人家的一条狗比起用汽车杀死别人家的一个人来,常常更像一种罪行。

美国是一个人人有枪的国度,枪并不比菜刀更危险。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危险的动物,“苛政猛于虎”。枪不会杀人,菜刀也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当人去杀人的时候,其他东西都只是凶器,包括汽车。如果用汽车在马路上杀人就是合法的无辜的,那么一个厨师在厨房用菜刀杀人也同样是合法的,一个农民在地里用锄头打死人也应当合法。在中国法律中,这是一种“误操作”、“刹车失灵”、“醉酒”等所引起的“不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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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一位74岁的老人阎政平,用板砖砸了14辆在兰州街头横冲直撞的汽车,竟无一人敢跳下车来理论。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第一次反汽车行为竟然由一个古稀老者发起。在车轮滚滚的欧美国家,反汽车运动与绿色运动一起,成为一种正义的公民自治行动,这不仅净化了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也使人类的尊严重新凌驾于轮子之上。

对现代人类来说,汽车是一种最常见的凶器,被轮子杀死的人要比用枪和刀子杀死的人多得多,而中国人用轮子杀人的效率更是其他人类的4倍,可见中国人对中国人是多么残忍。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来说,轮子还是一种奢侈品,轮子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在一个枪被官方垄断的国家,用菜刀、锄头杀人都是犯罪,但用轮子杀人则是一种高贵行为,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人类的人上人的新物种。在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中国,杀人是一回事,用什么杀人是另一回事,什么人杀人更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法律中,“郑一刀”是杀人犯,被一枪爆头;“邱疯子”是杀人犯,被一枪爆头;“杨大侠”是杀人犯,被一枪爆头;邓玉娇是杀人犯,但因为“精神病”被免死,并招安当了公务员。他们都穷得只买得起菜刀(邓玉娇是用修脚刀)。反过来,苏秀文用轮子杀人,释放;李刚儿子用轮子杀人,释放;到了钱云会身首异处,如此专业的杀手竟只是一个无名司机……

在中国当下的法律框架下,以轮子合法杀人的“宝马效应”还将继续发展深化,并将这种不正义愈演愈烈。富人用汽车行凶杀人的罪恶将成为一种常态,而且随着贫富差距加大,杀人的成本和代价将会进一步降低。对一些穷奢极欲的富人来说,杀人将越来越成为一种街头游戏,它甚至比CS更便宜、更刺激,杀人不再是罪恶,而只是一种错误和游戏。杀人的代价不过是一辆汽车,这种代价并不比高尔夫球会的VIP会员卡高多少,正好体现了一种奢侈与满足。在车轮滚滚金钱滚滚的中国,追求生杀予夺和巅峰刺激的富人们,将依靠金钱和法律,成为中国这个野蛮丛林中最快乐最丰收的猎手,而没有轮子的穷人们就是他们案上的鱼肉和轮子下面的猎物。

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轮子时代,速度和效率已经成为人类的最高信仰。在这种信仰下,杀人的速度和效率已经被大大提高。用菜刀和锄头杀人已经沦为一种太过原始而寒酸的事情,从而遭到法律的严惩。在一个高技术时代,美妙的轮子正被现代人祭为新式法宝。用轮子杀人的乐趣在于双手不沾鲜血,因此比较省力省心,非常适合苏秀文这样的中国人。

古龙的小说里讲,杀人的最高境界是用意念杀人。事实上,杀人确实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意念就已经足够,什么刀啊剑啊,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工具。一个真正的高手用一片树叶也可以杀人。在轮子时代,杀人的门槛更低,不需要十年面壁、闭关修炼,甚至自宫,杀人只需要一部汽车,和一个意念——轻踩油门,换挡,扶好方向盘,然后你就可以欣赏一个双脚没有离开地面的原始人怎样在惊恐的眼神和尖叫中被你轻易地碾碎,甚至你可以听见骨头断裂的吱嘎声……

人们总是向往着天堂,当天堂的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时,却总发现自己身在地狱。很多年前,张恒曾经哀伤地唱道: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中国人的汽车时代终于来临了,汽车成为中国的皇帝新装,从此中国人被分为轮子上的人和轮子下的人。100年前,美国人拥有了轮子和轮子文化,并成就了一个轮子上的美国;100年后,中国人得到了轮子却没有得到文化,最后成就了一个轮子下的中国。

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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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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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

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4

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号 “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

“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这个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5

初到泰国的人,常常被力大无穷的庞然大象所震撼。震撼之余,又会发现大象并不用拴马桩,往往只需一只小小的钉在地上的木钉就会把大象拴住,看起来简直像把大象焊在地上一样。而且随便大象走到哪里,只要把木钉往地下一插,就如同定身法一般把大象给“定”住了,简直比轮船的钢铁巨锚还管用。事实上这个木钉轻轻一拔就掉了,何况对一头大象。因此这棵木钉常常能把人给“雷”倒。

这个对人看来很简单的常识对大象来说则是一件过于复杂事情,因为大象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被这只木钉给禁锢着,它的记忆中这只木钉从来都是不可撼动的。确实,木钉对一只小象来说确实很可怕,但对于大象来说本来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大象是从小象长大的,大象完全继承了小象关于木钉的概念,因此无论大象还是小象,一只木钉就足够。

大象也罢猴子也罢,在一种无意识中通过路径依赖选择了极权主义枷锁,养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习惯天条,这种荒诞不经的不容置疑的天条扮演了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这种无意识的广泛禁忌成为一种前启蒙时代的生活常态。

无论洪秀全希特勒还是萨达姆,往往只有这些独裁者死亡之后民众才得到解脱解放。在此之前,只有貌似一独夫奴役千万人的荒诞场景。作为一个人,独裁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氓的象征与想象,他在集体无意识的路径依赖下,从容地操纵者无数行尸走肉。斯大林曾说:一个人死了就牺牲,一百个人死了叫牺牲,一百万个人死了叫做数字。

极权主义狂热常常造成群氓的个体性和判断力短路,使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集团面前失去价值和意义。为了集体献身重如泰山,为了自己牺牲轻如鸿毛。生的伟大死是光荣。个体只有融入集体才能体现价值。或者说,只存在集体,不存在个人。

极权主义病毒正是依靠一种人人无意识而传播开来,最后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拉开了现代国家兴起的帷幕。关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分裂。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

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名《消极抵抗》)中愤慨地说:“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梭罗以拒绝缴税表示他的不服从——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的政府交税,并因此被美国政府逮捕。

二战期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蔓延,极权主义更加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同时,各种探讨群氓现象的理论纷纷呈现,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庞勒的《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的《狂热主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强烈抨击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反动性。乔治?奥威尔以两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先知般的揭穿了极权主义的无耻与谎言。

6

深为国际国内社会诟病的中国书籍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地球最后一次借尸还魂。在这种焚琴烹鹤的阉割体制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走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艺术作品被一群无意识的“葫芦官”肆意扼杀,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无人去追问为什么。在犬儒主义的红旗下,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价值观的“八股”垃圾,继续为虎作伥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生气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在这个奇异的土地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是中国”或者“谁让你生在中国”。

对于当下的现实,最无奈最痛苦的正是一批有思想的人。在这个囚徒困境的铁屋中,只有用一种囚禁的体验才可以时刻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所以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的开篇为我们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一道纸枷锁将一个大活人生生囚禁住。人与木钉囚禁下的大象竟是如此同病相怜感同身受。

极权主义不仅使一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污染,法治瘫痪,尊严扫地,使文明倒退到野蛮蒙昧时代,而且还将使迟到的启蒙运动如同第二只靴子一般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启蒙从来都是一种可怕的禁忌和诅咒。

对思想启蒙的恐惧是极权主义的本能反应。在每一个极权时代,代表思想和知识的言论、书籍、学校、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严厉管制或无耻的收买。而极权主义的无意识社会和群氓主义正好使这种这种涂炭愚昧与无耻得以顺利实施,每一个好人都争相卖力地去做“狱警”,每一个不幸的“囚犯”都试图迎合“狱警”以逃避无妄之灾。一个由无数面目模糊的好人构成的“君子国”翻过来就是一个由谎言和罪恶打造的“肖申克监狱”。

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模式,无数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的反良知的低智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无数“像屁一样”的网管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奋不顾身地删除屏蔽网上言论;无数城管酷吏甚至教师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羞辱欺骗无辜的弱者;无数被伤害被损害的穷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下跪乞求“恶棍”的饶恕和拯救;无数“恶棍”和“可怜的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对“规定”和“领导”这样的“木钉”敬畏得几无人形;无数“沉默的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苟活,在无意识中死去,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我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我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我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残酷的路径依赖中,极权主义枷锁越来越沉重,而打造这只枷锁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奴隶和同谋,也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并将这只枷锁一代代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很多年前,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奴才所需的只是寻人诉苦,而聪明人总是适时而慷慨地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与良好祝愿,于是奴才也就得到了十二分的满足,聪明人自然也得到了奴才的感激,于是世界和谐,举国同庆。然而有一天,奴才不幸碰到了傻子,傻子听到奴才的诉苦之后,义愤之下,动手为奴才改善居住条件———开窗户,结果,奴才惊恐万状之下,喊出一群奴才赶走了傻子,然后奴才向主人邀功,并如愿地得到了主人的称赞,于是当奴才再次遇到聪明人的时候,便盛赞聪明人先前的“良好祝愿”确是有先见之明……

  

从腐败走向失败

  世界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辑部与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连续第五个年推出全球“失败国家”2009年排行榜(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不幸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前60位),从2008年排名第68位,堕落到2009年的第57位。套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可谓是跨越式发展。“失败国家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是由国际政治的着名刊物《Foreign Policy》联合和平基金会于2005年开发推出的全球失败国家排名(可以简称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排名”)。导致中国排名堕入“失败国家”行列中的主要是3项指数:人口总数压力、贫富不均和人权问题。中国在2009年的总评分数为84.6,比2008年总评分数80.3增加4.3,进一步向“失败国家”深处迈进,假以时日,必将金太阳的北朝鲜日月争辉。

  中国人是怎么进化来的,至今没人能搞清楚。最早关于年号的历史记载在周厉王时期。周厉王是个牛人,像我们早先的毛万岁和今天所有的先进代表一样,不喜欢被批评。当面批评不行,背后批评也不行。当然那时没有互联网,网警还没有被生出来,但还是有很多路警和草警,就是躲着路边或者藏在草柯里的警察,听到批评就以诽谤诬告等罪名抓捕。这么一来,周国人民就不会说周语了,哑语就流行起来,人与人沟通只能挤眉弄眼,这跟伟大的北朝鲜没有磁辐射一样——电脑手机都没有。

  周国人看来要比几千年后的子孙有脾气一点,不久就把周厉王罢免了。流放周厉王的那一年有了年号,叫做共和,后来这两个字被用进国名。三千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只有家国,就是谁家的国——赵家的叫赵国、魏家的叫魏国,大体如此。这类似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之处是,古希腊的城邦孕育了现代民主,中国的家国孵化了延续3千年的皇权专制。

  秦始皇是皇权专制的创始人,是中国所有皇帝这个职业的老祖宗,连毛万岁都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劝君莫骂秦始皇。这中间叫帝国,说白了就是大家国,还是一家一姓的国。如果不巧皇帝不孕不育,又没族里人,那这一家的国就没了,成了另一家的国。

  既然国是他家的,国的主权很清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生生活在这个国的人都是他的臣,也就是草民——象草一样的人,可以烧火也可以自焚。国很大,草很多,后宫里还有无数个老婆要对付,皇帝日理万机也忙不过来,就要雇人来帮忙管理,这些人就是官吏。

  家国结构由3个阶层构成:皇帝、官吏、百姓。百姓是属于皇帝的,但归官吏管,皇帝只需管理好官吏即可。这好比一个农场主用牧羊犬管理羊群,羊群是农场主的财产,但绝不是牧羊犬的财产。这中间的困扰是,牧羊犬想吃羊肉,羊很怕牧羊犬吃它,皇帝同样坚决反对牧羊犬吃他的羊。当然人要比羊麻烦得多,比如羊永远不会造反,哪怕被吃光了。

  这种三元政治结构形成石头剪刀布的稳定状态:老百姓怕官吏欺负——告御状,官吏怕皇帝罢官灭族——龙眼无恩,皇帝怕百姓造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最底层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为皇帝创造财富,官吏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皇帝再从官吏这里巧取豪夺。老百姓自古就是冤大头的意思,皇帝和官吏都是剥削者和寄生虫,但皇帝既怕百姓造反,更怕官吏篡权。官吏就好比吸血的虱子,最理想的状态是吸得刚刚好,既没有导致宿主死亡,也没有丢掉性命。当然现实总是很残酷,官吏们常常不得善终,所谓仕途凶险。但从吴思的血酬定律来看,官吏是风险收益值最高的一种职业,好比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

  皇帝制度的优点是对未来的责任感,因为世袭,所以皇帝必须为子孙后代多积累多留下硬件软件方面的成绩。人类来自动物的自利性使血缘成为一种最可靠的天然信任关系。正是基于生命续航能力和未来想象的心理本能,皇帝一般都极力维护家国利益,严厉约束酷吏害民事件。即使如此,昏君和暴君还是层出不穷。不管怎么说,官吏集团无家国所有权,受到皇权的严厉监督和管制。

  近代革命运动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毛是中国最后一个要求全体中国人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即使这样,在中华民国30余年的启蒙运动后,毛依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皇帝。家国在此开始被党国代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国仍是一种变种的家国。在台湾,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将统治权传给了儿子蒋经国;在中国,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杀死了共党主席毛万岁唯一健康的儿子。

  蒋经国世袭的中华民国在蒋经国死后终于摆脱家国和党国体制而成为民主国家,而吊诡的是,没有世袭的红色中国却继续沿承着那种没有皇帝的党国体制,尽管毛之后共党再也没有主席,但始终无法转型为一个正常国家。当下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如果说从前皇帝的新装不存在的话,那么今天连皇帝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向皇帝致敬。

  今天的中国只有两个阶层:百姓和官吏,或者体制内和体制外。今天的家叫做党,党以全体官僚为依托构成中国唯一的利益集团,除此之外,所谓老百姓不过是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是官方对中国民众的标准称呼。“群”原意指羊群,“众”指一堆人,“群众”的真实意思就是像羊群一样的一堆人。“老百姓”与群众类似,与“官”相对,指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会喘气会干活的人。“群众”也罢、“老百姓”也罢,与毛时期普遍使用的“人民”相比,体现了中国由党国向家国退化的强烈迹象。

  对“国家”而言,只有“公民”才是官方唯一合法的标准用语,这好比“党国”对应“人民”,“家国”对应“百姓”。家国与国家最大的区别,前者把民众关进牢笼,后者把官吏关进牢笼。牢笼指的是法律。对家国来说,法律就是收拾没有任何权利的民众的,刑不上大夫。对国家来说,法律保护民众的权利不受侵犯,制止公权力的非法使用。

  “团结产生力量。”个体孤立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对组织严密的官僚集团构成任何对抗和谈判地位,更何况该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着家国主权和暴力机器。索尔仁尼琴说过:“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毫无组织群众实际上与鱼群羊群无异,只知道服从忍让害怕和逃命,不知道反抗和拒绝,这就是乌合之众。

  缺乏皇权制衡的体制中,只剩下官僚集团和老百姓,前者控制一切权力、暴力和解释权,后者只能勤奋的劳动,贡献财富,这就是所谓的血酬定律。或者说,这里只剩下狼和羊,已经没有了牧人。

  半个世纪前,乔治奥威尔先知般地写出来《动物农庄》,把人类赶跑后,一头猪成为了农场主,它说: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发现了群众“服从”和“无道德”的天性。在现代洗脑控制术的攻击下,群众进一步从羊群向工蚁转变,所以没有人会吃惊“蚁族”和“蜗居”在中国大量的出现。

  在狼羊二元体制下,羊群进一步瓦解,成为没有思想的造肉机器。道德在经济的阳光下冰消雪融,将不复存在。法律沦为一种胜利者的解释工具。甚至连历史都由他们任意改写。政治在官僚集团的操纵下进一步寡头化,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禁脔和私器。暴力与权力的应用取决于乌合之众的服从程度,关键技术是增强孤立能力和发现害群之马。

  在去皇权的官僚专制时代,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将超过官民之间的矛盾,贪污腐败成为最方便的罪名,既保持官僚集团的淘汰机制,又安抚民心。当然,除非不得已,一般仍以阿Q这样的替罪羊为常用伎俩。比如在孙志刚惨案、央视大火事件和三鹿惨案中,被处死的都是替罪“羊”。

  在数年前,汪辉就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去政治化政治”:所谓的政治就是不要政治。思想上走向反智,生活走向无趣,经济走向泡沫,法律走向权力,政治走向投机。政者,正也;治者者,善也。

  政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可笑的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竟然没有政治,在“去政治化”,那么中国所谓的政治是什么?是金钱!或许有人说是权力,那么权力也是为了金钱。这样的政治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暴政。

  在中国,金钱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掠夺。一个后发的中国,既无法像早期西方列强一样掠夺殖民地,也无法像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技术创新,只能残酷地掠夺自己的民众,把自己的祖国当做殖民地,而把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当做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

  家国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主权、财富、未来显得虚无缥缈。以土地为例,其所有权虚化导致了数不清的拆迁暴力血案。缺乏血缘信任的权力继承机制荒诞不经,平坦的世界背景使官僚集团成为冒险家俱乐部,中国成为黑钱的最大输出地,中国民众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成为官僚冒险家的赌本。

  当全世界都通过一部电影知道中国造了一座诺亚方舟,而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登上这个神舟时,中国成为今年最出名的笑料。当官僚集团为了一场运动会和阅兵演出不顾一切时,民众正承受数不清的天灾和人祸,泪水和鲜血在这个地方已经失去的意义,人权是一个后现代的字眼,即使官方颁发的宪法和物权法,依然难以保护一个人免于官僚利益集团的迫害。

  二元化的当下中国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民怕官,官怕民。没有信任,没有沟通,没有同情,没有底线。只有暴力,只有憎恶,只有勒索,只有敲诈……亚当·斯密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在这个“国家”,光荣归党国,权力归党国,财富也归党国。在这个“国家”,穷人永远是穷人,即使你很勤劳你很聪明,只要你没有党国给你的权力。这里的裸官和富人都爱党国,披着皇帝的新装,即将和已经成为高尚的外国人。诺亚方舟永远也载不动无数勤劳而不勇敢、卖力而丧失智慧的中国老百姓的许多愁。

  暴力的中国在房倒屋塌的房地产战争中,难以掩饰末世的慌张。共产党越来越像地产党。一个失败的国家基本特征是腐败严重、犯罪横行、政府无法获取公众支持、大批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经济急剧衰退、群体间的不平等、有组织的迫害或歧视行为、严重的人口压力、人才外流和环境恶化……对贪得无厌的官僚集团来说,中国算不上一个失败的国家,甚至是天堂的国家,但对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中国民众来说,中国至少是一个错误的国家。这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然大物,这是一个没有明天的土地,这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僵尸,这是一潭糜烂绝望的死水……

  《2012》:国家的末日人类发展到今天,国家成为凌驾于所有人类的唯一存在。理论上国家归所有国民所有,但实际上国家总是被少数侏儒精英分子所操纵和垄断。这是人类自古的命运。当我们被要求像爱女人一样爱国家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第44任民选总统奥巴马亲自给自己打着伞,玉树临风地出现在一群刚胖起来的中国人面前,深藏宫廷深处的中国政客以一场奢华的宴席和童真的杰克逊摇滚露足了脸面。中国和美国,谁拯救了谁?谁是真正的拯救者?但一场美国的电影确实拯救了中国的电影院,钱万斤还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放了很久的票房卫星,这回终于发大水了。

  《2012》谱写了一幅人类末日的壮阔画面。电影中,国家最后一次扮演着人类命运裁决者的角色。随着地球的毁灭,国家终于先于人类灭亡了。一片汪洋的地球上,诺亚方舟挽留着仅存的人类,而这些人类已经与国家无关。

  人类植根自然,又超越自然。卢梭说,人的思考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能思考的动物是一种堕落的动物。人生而不平等,而国家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人类的自然性使人类面临死亡的悲剧命运,末世情结是这种焦虑的放大,一方面,人不停的堕落,另一方面,人不停的挣扎。

  卢梭在《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中认为,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人类创造了财富,财富最后变成了财产,不平等就产生了。中国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生命对于财富来说其实是不重要的,更不用说良知和尊严,所以西方人认为人是恶的。鲁迅也说,他从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

  人既然生而不平等,那么死应当是平等的吧。简爱说,当我们走过坟墓,在上帝面前的我们是平等的。而事实上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不平等,国家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而坏的国家使这种不平等成为一种罪恶。

  电影是当代最主流的文学式样,文学就是人学,让我们看到自己看到真相。《2012》试图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美国的黑人总统是慈悲的大义的;宗教狂热者为末日的诅咒而兴奋;印度人和西藏高僧坦然迎接末日的来临;乌克兰和西亚的大亨们一掷千金买得逃生门票;中国有着最廉价最听话的劳动者,他们承包了 “神舟”项目,在末日来临时还在忙着赚钱;中国军人抢救大象和长颈鹿,但似乎没有看到有中国人被拯救。在世界图景中,中国是地球的农民工,中国正腐是地球的包工头。所谓农民工,就是只要你的劳动而不要你的人;所谓包工头,就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干活而不管你的死活。

  在电影中,只有美国人是最真实的,他们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国家,更不相信政客——“他们不过是一群不错的演员罢了,当他说没问题的时候,就是灾难快要降临了。”在一个成熟的国家,政客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一个科学家抵得上20个政客。”

  国家瞒着自己的公民(不惜杀人灭口)、耗费纳税人的大量血汗秘密建造“神舟”,只为了让少数有权有钱的精英分子逃出生天,国家这时是最无耻的存在。不相信国家的美国人只相信自己,他们坚信人只能自我拯救,而他们竟然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英雄,而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烈士”。

  电影的最后,精英中的贵族精神终于挺身而出,人类战胜国家,人性战胜政治,良知战胜金钱,善良和爱战胜了自私贪婪……人回到了人本身,人自然得到了拯救。人是有灵魂的动物,丧失灵魂,人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对一具行将就木疯狂敛财的僵尸来说,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无处可逃。

  在西方电影中,中国比火星还要怪异,中国人比外星人还难以理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胆小虚荣爱吃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会安排你们的”,但我们不知道国家在为外国有权有钱人在造神舟,我们更不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我们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神舟飘过巨浪滔天的喜马拉雅,中国已经没有了,我们也没有了,但人类还在,他们会怀念勤劳但不富有、勤劳但不勇敢的中国人,我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哩——神舟就是我们“MA DE IN CHINA”。我们就像玛雅人一样,永远被他们怀念,当然被怀念的还有那个永远正确伟大的党和国家,可惜只能被怀念了。

  一个被时代的僵尸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一个笑柄——什么都不要,只要钱,美钞最好;什么都差,就是不差钱,最不差的就是人民币。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类似于鬼对冥币的热爱。我们有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和世界上最贱的农民工,在金钱泛滥成灾的中国,房子就是中国人的神舟,只有有权人和有钱人才有资格栖居这块神奇的地球陆地……

  在一片末世劫掠般的中国,礼崩乐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诺亚神舟,有权的有钱的争相购买登船门票——绿卡。带着大包小包、老婆情妇还有他们家里的小狗,身后留下水深火热的中国:这里的水已经不能喝了,空气已经不能呼吸了,奶粉不能吃了……这里的医院、学校、正腐都在疯狂地敛财,这个国家无限陶醉地正建造一堆地球上最大的鸟笼、鸟蛋、大裤衩或神舟什么的……这个国家已经打算把人送到月球上,但还是不打算让农村户口的人来城市。

  《建国大业》是这个国家的《2012》,末世不可怕,可怕的是末世的焦虑,亡党亡国被张国立不幸而言中。如果思考是一种堕落,那么这里绝没有堕落,只有糜烂和腐败,真正的精英们躲避唯恐不及,一部电影,已经没有必要从13亿人中来找了……

  拒绝“老百姓”

  从前我们接受洗脑教育,总听到一个词叫“人民”——“他们”和“我们”都要“为人民服务”,“人民铁路为人民”,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代表”、“人民公敌”、“人民政府”、“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币”等等。我一直搞不清什么是“人民”,反正我好像不是“人民”。那是一个列车员说的:“我们为人民服务,可不是为你服务!”我认识到,“人民”是一个奇怪而抽象的政治概念。似乎跟我,还有和我类似的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这些年来,“人民”听得少了,“中国人民邮政”也改叫“中国邮政”了,但洗脑没有洗衣粉不行,总得找一个词代替,“老百姓”就被从箱底翻出来了。啊,我突然感到好亲切,“终于找到组织了”——我原来是“老百姓”啊!热泪盈眶也~~~~~~~~打开电视,一个扭秧歌的城市中年妇女一脸幸福地说:“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可好啦~~~~感谢领导~~~~~”;一群满脸油光的人跟吃了摇头丸似的欢呼跳跃:“咱们老百姓啊今儿真高兴啊真高兴啊~~~~~~~”最可笑的是,我们的官方媚体偶尔一发神经,还把“老百姓”这个光荣的中国称呼馈赠给全世界四分之三没有解放的美国、欧洲等国公民——“美国老百姓对政府很不满”云云。当然,大多时候他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称中国以外的人类为“民众”,对台湾竟然也不好意思说“台湾老百姓”,只好说“台湾民众”。

  对这几个词做一比较,先说“人民”。人民是政治性概念,“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态度、立场及其阶级属性”。“人民”的政治使命与阶级身份经常覆盖“公民”的身份特征。“人民”与“公民”,一个是集体至上论,一个是个人权利观。人民是抽象的,公民是具体的,有不同的思想和利益。公民能为自己说话,而人民却只能通过代表说话。“人民”是每个人的集合,在“人民”的概念下,个人往往被虚化。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领袖墨索里尼,及其所领导的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国家,凡事都打着“人民”的旗号,凡对法西斯稍有不满和怀疑的都成了“人民公敌”而被肉体消灭。在苏联,魔鬼斯大林以“人民”的名义枪杀了两三千万之众的苏联民众。苏共垮台前,官方曾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的占85%。苏联破产的最大赢家果然是过去的党和政府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显贵。苏共成为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1949年有人号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上却是三四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无以数计“四类分子”“反动派”家破人亡,连共和国主席都在劫难逃。

  再说“老百姓”。中国姓氏常称“百家姓”,所以常常以“百姓”泛指碌碌众生。“老百姓”是对“百姓”的更口语化表达,是一个不严肃和矮化的身份称谓。在中国过往的历史中,“国家”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专制家长式的皇权模式下,“臣民”和“草民”是一种与体制相对应的政治身份,经过口语化后就成为“老百姓”。或者说,“老百姓”是一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身份定义,只有服务皇权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任何可以伸张和被承认的权利。相对于体制内代表皇权的官府,“老百姓”是一种充满极大歧视和侮辱的词语,而且既含有他者的蔑视和羞辱,也含有自我的贬低和鄙薄。或者说,“老百姓”不仅是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也是自我对政治权利的放弃(弃权)。“老百姓”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在其他国家语汇中,只有类似“民众”的中性称谓。

  再说说“公民”。“公民”一词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公民”是相对“共和”体制国家的称谓。公民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地说,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从古代罗马共和时期,直到现今的世界各国(除过金太阳的北朝鲜等),公民作为人类政治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或者说,公民首先是一种资格(尊严)。公民不仅是一种政治资格,也是人有权“做人”的资格。

  在皇权专制下,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公民,只有皇帝只有王法只有老百姓。国家的诞生即是法律的诞生,即是公民的诞生。当下中国是共和国,所以当下中国人只能是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什么令人作呕、早就被埋入坟墓的“老百姓”。

  奇怪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官方媚体中,“老百姓”却是对“非官方公民”(除过朱局长苟书记类)的统一“法定”称谓。更匪夷所思的是,在所有电视的法律栏目中,也处处以“老百姓”偷梁换柱地置换“公民”的法律术语,我们就应当警惕其意图了。甚至有的法律栏目干脆就叫“百姓说法”,如果不是没有常识,那就是居心阴暗了。再仔细留意下这些法律栏目,内容全是些张三借李四钱不还的鸡零狗碎,根本不伸张“公民”针对公权力的“维权”行为和公民意识。法律和公民意味着平等和公正,“老百姓”和“苟书记”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不配做“公民”,只配做“老百姓”?

  可笑的是,中国各地的政府办公大楼都如古代皇宫般巍峨雄伟,入口处都有用上等金属材料制作成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拾阶而上,果真要进去接受“服务”时,却总被看门狗咬得远远的。何时把那“人”字改成“公”字,倒不枉了浪费那么好的金属材料。

  中国的未来在孩子身上,公民教育从1949年至今迟迟得不到恢复,对皇权歌功颂德的“盛世”节目成为当下电视的“主旋律”,“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进而全国民众皆成为体制下的模范“普通老百姓”。这样下去,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只能接受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使国家沦为少数权贵的私器。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只能接受肆意的盘剥和羞辱。因为“老百姓”和“人民”一样没有“资格”、没有尊严。对“公民”消极、暧昧、回避、阉割,对“老百姓”隆重地、大分贝地导向和强调,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不严肃的敷衍,还是故意的、有预谋的、系统的暗示和阴谋?!

  为了我们的孩子不再做忍辱偷生的“老百姓”,我辈就应当拒绝“老百姓”。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和国公民。一个人的名字只能自己命名,只有狗才无条件地被人命名。没有谁可以任意地给你命名,特别是一个充满蔑视和羞辱意味的名字。即使一个人不能言语不能听,他也会抗议别人叫他“聋子哑巴”。从“草民”到“人民”,我们从草变成了人;从“老百姓”到“公民”,我们将从跪着的人变成站起来的人。“非老百姓”们暗示你要下跪,“老百姓”只会很配合地下跪。如果你是公民,你就有权拒绝下跪,就如同你有权唾弃“老百姓”。

  中国电影的纸枷锁陈凯歌在《梅兰芳》一开篇,就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梅兰芳的大伯因为家人新丧,没给太后穿红,先挨了一顿打,后又被赏了一纸做的枷锁。奴才威胁道:撕破一点弄死你!

  枷锁是禁锢犯人的,为了防止犯人脱逃,枷锁无不铁打铜铸。一张薄薄的纸枷锁,看起来不堪一击,竟然比铁枷锁更可怕。这纸枷锁看起来几乎等于没有,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戴枷锁的害怕“撕破一点弄死你”,这枷锁实际是心理的枷锁。

  我们不能想象,一只大象竟然可以被一只小小的木钉给拴住。这只大象从小就被这只木钉拴着,尽管它已经长大了,它仍然对木钉充满恐惧。

  陈凯歌的“纸枷锁”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况。许多人把《梅兰芳》与《霸王别姬》相提并论,虽然后者获得了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戛纳奖,但其在却遭到国内的封杀。而《梅兰芳》之今日大红大紫简直堪比主旋律电影,这与其放弃梅兰芳的后半生有很大关系。

  如果真如许多朋友所言,将梅兰芳1945年遭遇共产主义同样搬上银幕,那么,《梅兰芳》的命运可想而知。只怕到那时,连“挨了打还说打得好”都将成为奢望,就等着戴纸枷锁吧。

  陈凯歌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贵族,其雍容含蓄最具王者气概。《霸王别姬》是他的纸枷锁。

  张艺谋最具平民色彩,他像是一个充满激情和个性的作家,从《红高粱》开始,他写出了一系列华彩的篇章。但他最传神的《活着》为他带来了纸枷锁。《英雄》是他最无耻的一部“样板戏”,他为邪恶和残暴唱了一曲颂歌。怒发冲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直面那血淋淋的人生和那血淋淋的历史,这是张艺谋的勇敢。这次勇敢让他的老板张伟平替他戴起了纸枷锁,而他呢,为奥运会唱堂会去了,权当将功折罪罢。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润发讲:“我给你,你才能要;我不给,你不能抢”。周润发得意地说:“这江山我本来要给你的,你为何来抢?”周杰伦答:“我不要江山,我只是为了母亲不再喝药。”这药呢,“连服三月则神智不清”,强迫服这迷魂药,跟纸枷锁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也。

  冯小刚是一个十足的小市民,而且是天子脚下太监堆里北京才有那种市井人物。在市民文化崛起的当下,冯小刚最受欢迎。《你是我爸爸》算一纸枷锁吧,那以后冯小刚学会了一边挨打一边说打得好,但小心翼翼躲着纸枷锁。

  田壮壮是个鬼才,他多变而充满才情,他是中国电影的诗人。《篮风筝》是中国文革题材最出色的电影,这为他领来一最大的纸枷锁。或许,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姜文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痞子,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对田壮壮的《篮风筝》的琵琶反弹,他逃脱了纸枷锁,但很快《鬼子来了》就令他荣幸受赏,这纸枷锁戴得他如五指山下的孙猴儿,终于搞出了一或意识流或什么也没说的《太阳照常升起》,令赏枷锁的公公们精神崩溃。

  李扬是一独行侠,他执着于中国流氓文化挖掘工作,从《盲井》到《盲山》,竟然这一次没有赏他纸枷锁。

  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是一群可贵的文学青年,文学的魅力使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纸枷锁。当我们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细心而真诚的人一直在我们身后。

  谢晋是太监群里的知识分子,他示范着纸枷锁的伟大意义——“这是为你好”,借用《芙蓉镇》里姜文的话:“像狗一样活下去!”他的战友李前宽们的工作一是为毛万岁歌功颂德,二是替太后赏纸枷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趣的是,《大宅门》中,中国电影人都演了回没鸟的公公,而且演都极为出色。喝药也罢,纸枷锁也罢,都是中国电影的现状,也是中国的现状。民主自由宪法公民,理论上你都拥有,失去勇敢,一张薄薄的纸枷锁就让一切都与你无关。什么和谐,只是一剂精心泡制的汤药罢了,喝不喝由不得你。

  梅兰芳的大伯嘱咐梅兰芳,千万不要做戏子。我们难道要嘱咐孩子,千万不要生在中国……

  中国房地产阳谋

  作者:杜君立 2009-12-11 13:03:3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房地产制度综合了社会保障、商业规范、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审美以及质量体系等一系列因素。可以说,房地产体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典型镜像。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房地产。文明的国家有文明的房地产,流氓国家有流氓房地产,唯利是图的暴力专制国家有唯利是图的暴力专制房地产,规范有序的国家有规范有序的房地产,混乱失控的国家有混乱失控的房地产……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就只能产生中国特色房地产体制。说起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体制,有3个令人不得不面对的数字:

  第一个是房屋总值。近期有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总价已经超过90万亿,是2008年中国GDP(30万亿)的3倍,是2008年居民储蓄(20万亿)的4.5倍,是2008年中国居民总收入(12.98万亿)7.01倍,是中国股市流动总市值(2009年9月23日,10.35万亿)的8.79倍,是2008年中国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5万亿元人民币)的18.39倍,是政府黄金储备(1017吨,大概折合0.2万亿)价值的455倍,是全球黄金储备总量(16.52万吨)总价值的近3倍。美国家庭房产总值17.9万亿美元,而我们估算大约36.7万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多。美国人均GDP和收入是我们的近10倍,我们房产只有理论上70年的使用权,而美国是永久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加上海的房地产总值就已经超过美国全国了,真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以前,还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就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为50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万元,那么房价收入比就是 10:1。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 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有大量不透明的收入以及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对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在中国的解释能力提出了疑问。这就是说,如果不吃不喝,一个中国普通中国城市家庭购买一套房子大约需要10~15年。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吃不喝的,去掉这些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中国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时间就可能翻倍。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房地产在 1997年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0.47。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有人做出更严峻的估计判断,认为中国的吉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生存灾难。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局N荣N耻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官方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

  根据托米勒法则,20%的人往往占有80%的社会财富,而在中国,则可能是1%的人占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在食利自肥的正腐操纵下,中国的房价一路超英赶美大跃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飞速上涨。房价的上涨使虚拟财富急剧增加,坐地日行八万里,中国通过上涨的房价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不费吹灰之力,仅仅北京上海的房子总价值就可以把美国买下来,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

  房价的高涨在彻底断绝了社会底层穷人们的安居梦想的同时,使持有大量房产的少数富人财富已几何倍数迅速膨胀,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转眼间唾手而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不劳而获的资本阶层和权力阶层迅速聚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在房地产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被放大。比如2003年时,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基本在5000元/平方米,但到了2009年,同样的房子其房价已经暴涨达到20000元/平方米。若以100平方米的房子计算,短短数年,房主的仅房产带来的财富就由50万元陡然变为200万元。换句话说,一套房子每月几乎为他收入3万元,而他辛苦工作换来的月薪并不见得能达到这个数字,人的劳动在房子面前严重贬值。

  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之后,体制内的住房福利以房改和集资房名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一个体制内官吏可以以极低的内部特供价取得原先公房的产权,然后以市场价交易,同样也可以以内部集资价取得内部集资房的商业产权。这种体制内外的差别不仅极其悬殊,而且也没有多少限额制约,因此体制内不少官吏都持有不止一套房屋产权。因为其内部购买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50%以上,所以他们依靠房屋的价格双轨制度所形成的制度落差成为房地产市场时代的最大获益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一线城市的官吏家庭(均在体制内),3口人,一般至少拥有3套以上的房改房或者集资房,每套面积为100平方米,内部购买价为500~2000元/平方米不等,而同样的房子市场价为20000元/平方米,取得房屋产权后,他们仅房屋价值就拥有600万元不菲的身价,以1000元/平方米计算,而他们实际付出的成本仅为30万元。当然,现实状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但大多数要比它更残酷。可以毫不夸张地确定一点,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县处级以上的官吏仅仅从福利住房制度中就合法地获得千万以上的不动产财富。而这或许也就是官员财产公示的最大心理罪恶。

  作为对比,体制外公民基本无任何住房福利。不仅要承担不菲的各种税费,更为丑恶的是,针对弱势民众的强拆事件屡屡酿成命案,乃至辽宁本溪公民张剑在自己家中,面对穷凶极恶的强拆者奋起反抗,刺死入室强拆者,仍被判有罪。体制外民众一无公房可分,二无集资房可买,非体制团体的准集资房均被列为“小产权房”,受到正腐严厉打压。为数众多的体制外公民作为“乌合之众”,统统被驱赶进正腐操纵的商品房市场,成为中国房地产这只大磨盘中的华生,被榨出仅有的那点财富。在中国许多城市如火如荼的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运动正在摧毁底层劳动者最后一点栖身之所。在没有住房保障、权力为王的暴政中国,穷人们为了栖身,只能接受正腐独家操盘的商品房暴利市场的无情勒索。

  在房地产这支杠杆作用下,体制内群体的住房福利早就变成一场政治分赃,其他中国民众的居住需求被挤压进正腐控制的商品房管道,人为的供求失衡导致房价非理性地暴涨,从而使杠杆另一头的体制内住房福利受益者坐地生金,从而使得一个群体的平均财富迅速超越整个社会,达到了这个群体的集体致富。

  房地产这只魔镜在放大体制内外两个群体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同样放大了城乡贫富差距。依靠飞涨的房地产,城市人均不动产财富在短短5年间上升了2~5倍不等,而农村民众的境遇正好相反,一方面农村宅基地上自建的住房没有法定产权,无法上市交易,也就谈不到任何法定价值,另一方面农民自有产权的土地得不到合法的保护,农民的“地主”身份常常被地方正腐、权势集团等利益群体暴力侵犯和非法剥夺。

  中国房地产对整个社会财富分化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正如马太效应所说,它使富人更富,使贫穷者更贫穷。邓所说的“先富起来”的群体通过房地产置业使个人财富得到几何倍数的增长,而那些怀着“劳动致富”梦想的劳动者们却发现劳动并不能脱贫,就如同不能改变命运,收入的增长永远赶不上房价的飞涨。毫无疑问,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一个劳动者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财富最终却流进了不劳动者的口袋。

  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如果说西方的财富来自灵感,那么中国的财富就是来自权力,那么权力能创造财富么?不能!但是,权力分配财富,诚然,劳动者创造了财富,但在中国,只有权力才拥有财富。

  当西方已经进入依靠制度优势和科技创新进入文明绿色的后工业时代时,我们当下不过刚刚踏入野蛮掠夺的前工业时期,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是其典型特征。在这个自古内向的国家来说,只能是农村成为城市的殖民地,穷人成为富人的掠夺对象,房地产不过是另一场现代化的圈地运动,已经不是为了羊毛,而是直接侵占土地本身。如果说羊毛只是一种为了扩大纺织工业规模的话,那么房地产产业化则直接对国民的居住权进行侵犯和勒索。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笔下,在马克思的笔下,前工业时期最原始最血腥最野蛮最流氓的资本积累正在150年后的中国魔鬼复活。只不过从蒸汽机变成了推土机,这场推土机暴政与其说这是一场财富再分配,不如说是一场有预谋的财富大劫掠——有权有势者对无权无势者的敲诈与抢劫。

  在全球贸易背景下,与它的资源浪费相比,中国房地产事实上并不创造多少真正的财富,但它是中国社会的大麻,是中国经济的伟哥,是中国政治的三聚氰胺。房地产制造了前所未有巨大的虚拟财富,即使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至少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公民为拥有基本住房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

  一些有良知的人说过,中国房地产获得的都是些血淋淋的黑心钱,中国房地产之所以暴利,只是没有将良心成本列入成本而已。但只要是成本,一旦使用了,就必然要支付和兑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良心债也是债,而且还起来利息更高。当中国不计成本发展的即时利润富得“朱门酒肉臭”时,也就到了还债的时候——富人要过年,穷人也要过年!

  在这场财富分配博弈中,缺乏法律和良心制约的体制力量势无可挡,一切体制外的乌合之众不仅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没有任何制约权力的权利,皆成为案板上的鱼肉和圈里的绵羊,苦苦挣扎只不过是为活命而已,谈不上未来和理想。民众胼手胝足的劳动果实正变为一种前现代的“劳动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进体制的腰包,而这种邪恶的房地产体制正是偷偷摸摸的税收制度之外一种快速吸血的理想方法。

  作为后发国家,本可以方便地借鉴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比如房地产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等,但实际上正腐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数据,在中央预算安排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中,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仅完成投资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不足1/4。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看到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制度“卓有成效”,但“居者有其屋”却变成了贫富大比拼的“居者有其产”。正腐可以成功地控制最难以控制的人口,却无意控制最容易控制公民保障房的房价。正腐一方面将体制内群体的保障住房与商品房市场故意打通,使这个群体通过房屋双轨制集体暴富,另一方面将体制外群体的基本住房保障与商品房不加区隔,导致国民居住环境出现弱肉强食资源浪费的野蛮局面:富人多次置业房屋空置,穷人被剥夺基本居住保障。

  在这个国家,房屋作为一种可供人栖身的基本用品正扭曲成为奢侈品和勒索手段,正腐通过对农民手中土地的冻结,操纵土地的供应和价格,随心所欲利用人类的基本居住需求,毫无廉耻地敲诈榨取民众的劳动果实。在中国房地产体制的作用下,劳动变得毫无意义。富人只会更富,穷人将会更穷,而所谓的中产阶级将被洗劫一空,按揭和崩盘都会将其打入万劫不复的窘境。

  正是中国房地产这个神奇而邪恶的魔镜效应,中国在一片繁荣的房地产广告中营造着虚假的盛世亢奋。体制内群体作为住房福利的既得利益者,对病毒般绚烂的地产市场隔岸观火暗自窃喜,甚至拔薪助火,体制外的乌合之众被地产狂流席卷其中,或浑水摸鱼想分一杯羹,或被洗劫一空渐渐沉没。

  当中国房地产越来越与公民居住权利无关时,当扭曲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成为毫无诚意的正腐形象工程时,这场地产洪流正在变成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或许将以物业税出台为结束,或许以全民住房福利制度为结束,但一定是以地产市场崩盘开始,甚至会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崩盘……但眼下,有权的有钱的还在为多弄一套钢筋水泥摇钱树而撕咬,没权的没钱的还在为一个小小的栖身之所悲愤。正腐呢,通过操纵和坐庄,对有钱的拔毛,对穷人进行勒索。作为最大的获益者,正腐随着官富民穷官进民退正日益坐大,变成一台由一小撮侏儒们控制的巨无霸机器。

  中国房地产体制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当下的镜像,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绝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国家机器把持者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完全被抛离于这场游戏之外。如果遭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中国数量庞大的底层赤贫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正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的高悬,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许多中国精英阶层纷纷进行户口移民——将子女家属、财产和公民权转移国外,而他们本人却在中国这个冒险场疯狂敛财。

  一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比房地产更生动的镜像:由一群外国人组成的千万亿万富翁明星打造的《建国大业》从贫穷的中国赚得了4个多亿,他们以假乱真地扮演了一群比我们更逼真的所谓“建国者”——可惜他们再逼真也是在演戏。电影之外的花絮是,他们在近5年中几乎个个身价翻了几番,依靠的不是演技而是在中国各地置买房产。

  财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除非技术创新,财富也不会迅速增加,因为只有劳动和创新才能创造财富,只有人类的劳动才能导致财富增加,如果一些人剧增的财富是白痴一样不劳而获的,那么肯定有一些依靠辛苦和智慧的劳动者遭到了恶劣地剥夺,而这些罪恶的根源在于不公平和非正义的体制。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并不是大罪恶,体制的不公才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

  中国地产体制的罪恶源于两个最大的不公平和非正义:一是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隔离制度,前者享受住房保障,而后者无权享受;二是对保障住房与商品房的混淆,以认钱不认人的商品房代替认人不认钱的保障住房,这一方面造成公民居住权的最大不公平,另一方面助长了房地产投机行为和价格泡沫,而非理性疯涨的房价又加剧了贫富差距。

  中国社会的文化断裂孙立平在《断裂》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概括为二个字——断裂。他着重从经济模式和社会构架方面进行了描述。

  对这种经济上的断裂,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各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通过税收和政策予以干预和弥合。在我国,这种断裂相对性更强。和30年前相比,这种经济上的落差并不是绝对地更大了,而是相对地更大了。断裂之下,温饱(吃饱饭、衣服无补丁)基本都达到了,唯有发展机会的不均,相对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个断裂面上,文化的断裂比起经济来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常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会资源。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为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提高。中国官方对民间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当然这是人为的。官员可以看内参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从信息资源的占有情况,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断裂状况。大城市拥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经过层层过滤,再加上手段落后,农村几乎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文化最发达的是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这些城市文化设施齐全(有些甚至集全国人的钱兴建),文化资讯发达,文化活动频繁,交流广泛,这里的人们文化素养最高,特别是国际先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公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先进的人类文化开始在这里扎根。同时,媒体力量和民间思想日益紧逼官方的防线,正逐步成长,官吏的文化素养在物质丰沛后也在同步提高,使法理上的公务员意识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的“父母官”思维。在资本自由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正艰难地走向人类文明的权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会城市。中国的省会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导向在这里压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逊色于一线城市。在经济上抽取省域鲜血制造的繁荣中,文化上缺少鲜活的民间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后挖出来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专制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这种文化的腐朽来源于城市权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这种窒息中难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长的机会,他们多处于被压制状态,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显,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省会城市。区域文化的近亲繁殖使文化严重退化,文化设施较为简陋,除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外,青少年宫、体育馆(场)、图书馆、公园、电影院、博物馆等大多关门大吉。权力笼罩之下,这类城市除过供官员免费享受(有人埋单)的“娱乐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发达的文化。另外还有国粹的“麻将文化”。网络在这类城市被妖魔化也极为严重。媒体力量从这里已经解体。青年人从这里开始也彻底失势。

  如今中国的县城纷纷往“城市”的方向发展。在驱逐无数原住农民后,新城区在青纱帐里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楼对着一个10几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通行全国的新县城模式。在大批怀有抱负的青年人逃离家园后,县城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头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无敌”的权力面前几乎付之阙如。

  封闭内向、逆向淘汰的官场酱缸在反智化和流氓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黑社会色彩十分浓郁。主旋律文化是这里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场文化,但常常反应迟钝,关公战秦琼,不能“与时俱进”,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时代。当然这也是一种熟视无睹,聊胜于无。官方权力对民间文化无情露骨地严厉打压,使道德危机在这里也最为严重。

  乡镇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落。现代信息的匮乏,使传统的草根文化在这里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总有点黯淡。当一辈子没坐过电梯,没见过飞机的农民,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打开电视,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官场电视剧、无病呻吟的白领电视剧、变态阴谋的皇帝电视剧,那感觉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

  文化是人类必须的东西,民间宗教近些年在乡村发展极为迅速。宗教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乡村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色彩。社戏、庙会、祭祀庆典、诵经交流等等,这里的下里巴人文化绝对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城市。这种草根文化充满几分自治精神,多少弥补了法律软弱和道德危机的困境。

  相较之下,县城往往沦为最没有文化的地方,许多地市城市和省会城市也不过是一个稍大点的县城而已。官场文化一支独大,如东方不败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萧条导致这里口腹之欲发达,吃文化无比繁荣,性生活数量较高而质量较低。这种反文化倾向也使人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对他来说,世界就县城这么大,时间就今天这么长。也可以说,这种县城文化主流是一种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说,是狗文化兼太监文化。

  一线城市的文化发达和多元化使社会纷繁复杂,令人产生无以适从的感觉,郁闷和焦虑也极为普遍,这是文化产生的副作用。但就发达强健的文化总体而言,作为个体的人总可以从气象万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文化的文明的人,这实际构成一个人的理想。

  面对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国乡村的未来前途未卜。与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红歌相反,农村的无数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募捐修庙办庙会,对自己家园的文化建设之赤胆热衷着实令人感动,这些厚道传统的民间信仰和草根文化维护了底层中国人的生命尊严,丰富了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和善良人性。尽管其中有些东西对现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自救活动,乡村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这里有真正的民间,尽管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间文化在这里仍然艰难地生长。这里也常常让许多人忽略和遗忘。

  近些年官方向乡村派驻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书记甚至打算在各个大学增设“村官系”“村官专业”),不知这些“官”会在多大意义上挽救或者扼杀这些微弱的乡村文化。但乳臭未干的“村官”带着三个表去乡村“布道”,对文化的建设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尽管乡村的“大锅”(卫视天线)已经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脑袋估计还需要点大无畏精神。

  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断裂在互相隔绝中并不明显,甚至相安无事。一线城市的多数白领小资不了解其它“穷山恶水”——“何不食肉糜”;许多乡下“红脖子”也不理解城里的“大狗”——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浪费自己的钱去登雪山……

  在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中,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往往显现出尴尬、无奈和难堪的个体体验。古老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径庭,风牛马不相及。县城文化的抱残守缺和整体不振使其文化竞争力与大城市进一步拉大。

  同时,作为文化的主体,人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体现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对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决定着文化的未来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强,进入大城市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使城市文化更加繁荣壮大。但对县城文化和乡村文化来说,青年人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处于被同化被边缘化的境地。

  县城文化在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的主导下,自然很难回归乡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进化也显得不甘心和不愿意。这种弱智丑陋的县城文化正大量体现在当下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其结果是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脱胎于小农意识的中国小市民文化——准确的说是市侩文化,而与健康的权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渐行渐远。

  杜君立:中国农民的不平等起源[ 作者:杜君立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292 时间:2010-1-22 录入:zgxcfx ]

  我认为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和生理上的不平等,比如年龄、健康、体质、智力、能力等自然造成的差异;另一种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不平等。后一种不平等赋予一些人以特权,使他们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更尊贵、更强大,甚至使其他人必须服务他们服从他们。——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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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据说是古代商品经济主导的一个时期,被农业文明的周消灭后,从此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农业文化。这跟西方由游牧文化转向海洋文化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可以说农业是唯一支柱产业,农民是古代中国的中坚核心职业。其他如政治、战争、科技、商业、文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衍生。

  3000多年下来,农民成为中国最古老、最成熟、最丰富、最稳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士、农、工、商”中,农民忝居第二,在手艺人(工)和生意人(商)之上,仅次于读书人(士)。

  农民+土地产生了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母,只有当土地遇见农民,土地才是万物之母。所以说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是古代中国第一生产关系。

  私有制是人类财富文明历史起源,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土地的价值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私有制诞生的那一天。

  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角色一直是很清晰的。土地作为资产(财产)一直在农民之间买卖、转让、租赁、继承。契约这种在西方超发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与人的关系中,绝无仅有地体现得那么成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土地)契约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白字黑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支持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农业生产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生产力,实际上完全得到了最大释放。因为土地的产权在古代中国是清晰的。

  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连“理论上”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就像通过暴力和阴谋获得皇帝这种职业的流氓自称是“天之子”一样。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皇帝拥有的不是对土地的占用权,而是对农民的统治权。就如同牧人不拥有青草的占用权,而拥有对羊群的任意宰割权。草永远是羊的,牧人没必要关心哪只羊吃哪棵草。具体土地的拥有者是具体的农民,大多数土地被大多数农民拥有。皇帝出于“维护稳定”的统治需要,甚至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世俗权利。

  在这里说明一点,农民并不是单指耕地的农夫,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切劳动者。这个“农民”有点类似现代中国的“农村户口”——许多“农村户口”就从来没种过地。

  2

  如果对农民细分下去,会出现三种社会差别:

  地主:

  土地的主人,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根据其名下土地面积的大小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地主有的自己种地,有的雇用“雇农”种地或出租土地,而自己从事土地管理。地主收入主要是自耕土地产出和出租土地的“租子”(租金)。“剥削”是政治学术语而非经济学术语。

  雇农:

  没有土地,出卖劳动力(打工),从事农业劳动。长期“打工”者叫长工,农忙季节短期“打工”者叫短工。雇农收入就是“工钱”(工资)。

  佃农:

  没有土地,租赁地主土地,从事农业劳动。除过付给地主的“租子”,余下的土地产出为佃农的收入。

  在现代中国,出于政治目的的“阶级成分”,基本依农民拥用财产多寡强制命名,与农民本身的社会分工无关:“地主”财产最多,“富农”即富裕农民财产较多,“中农”、“贫农”、“下中农”财产依次递减。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按官方要求的比例来确定农民的“阶级成分”,结果出现了不少“富农”其实是赤贫,只不过其他人更赤贫罢了。

  经济社会是一个微妙完善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保持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使社会财富保值增值。

  地主、雇农、佃农这三种角色如同老虎棒子鸡,互生互克,在经济生活中,自然地发生着有趣的互动和转换。

  一个身无片瓦的人在古代中国,只要他勤劳,他可以到地主那里出卖他的力气——成为雇农。不管长工短工,地主一般管吃(饱)管住(好)。逢二月二(春种)、端午(夏收)、秋收(中秋)、年关(春节)等,地主按习惯必须特别犒劳雇农,否则会受到社会谴责。这样的地主要比好多如今五一十一上班不给加班费的“成功人士”老板宅心仁厚多了。

  雇农的工钱一般不会被拖欠。如果节俭一点,几年下来,雇农也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银子,娶妻生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房子也可以向地主借(免费)。许多雇农终身都给一个地主打工,虽有主仆之别,事实结果是与地主情如一家。试想,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个家生活,这其实已经成了“事实家庭”。

  因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是如此之强,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自然也极为强烈。雇农对地主的依附类似于官吏对皇帝的依附。这种依附增强了雇农的安全感,提高了地主的成就感。雇农传递给地主淳朴的美德,地主熏陶了雇农的人格品德。当然这是理想的关系。

  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中的“富爸爸”一样,雇农若是精明、有野心,可以省吃俭用进行原始积累。等到土地价格较低时,雇农用自己的积蓄(或者借贷)来置买土地。这样一来,雇农因为拥有了土地就变成了地主。

  同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如果不喜欢每天“给老板上班”,他也可以“SOHO”一下,向地主租一块土地,自己种。这种佃农一般有家有室,比雇农境况要好一些,佃农也更自由一些。

  佃农的“租子”具体额度经过双方谈判确定。古代没有“法律公证”,但有中间见证人。原则上税收(皇粮国税)由地主承担,租子(租金)在庄稼收获后才兑现,而且一般由地主提供种籽等费用。地主的租子习惯上只收一季。如果佃农夏收缴清租子,那么秋种的一料庄稼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再缴租。

  也同样,佃农也可以通过置地完成向地主的转化。

  地主因为与雇农、佃农同乡同土,甚至是同宗同族,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体恤恻隐,多有承担宽让。一般赈灾救难施粥修桥补路办学之类的公益支出,也都由地主自愿承担。地主和乡绅的榜样存在,使古代中国一直保持着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能力。

  古代中国的官方历来对这种自治是赞赏和保护的。在不少时期,官吏是绝对禁止擅自出城下乡“视察”的,否则以“扰民”治罪。在没有法治的古代中国,这是一种伦理和秩序,值得社会各界严肃尊重。

  当然世界之大,“南霸天”“黄世仁”这样的土豪劣绅抑或也是有的,但这种先天怪胎一般在乡土熟人世界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何况一旦治安恶化,为富不仁众叛亲离的财主,下场会很惨的。地主都是人精,谁也不会自毁长城的。所以自古地主亦有“善人”的誉称。

  地主是皇帝老儿的民间版。皇帝将统治权遗传给皇子皇孙,地主将土地遗传给儿子孙子。如果生子如孙仲谋,蛋变成鸡,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几代下来,小地主就“和平崛起”变成大地主。

  如果生子如阿斗,牛也可能变成蛋,甚至连蛋也打了,那“败家子”地主就会堕落成为雇农或佃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破产的地主往往因为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境况之失败常常连雇农佃农都不如,最终甚至沦为流氓无赖,乃至蜕化为离经叛道巧取豪夺的暴民。

  3

  古代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粮食实际一直扮演着稳定货币的角色。土地的价格就与粮食产生紧密的关系。粮食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与发展,土地的重要性是绝对无可替代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跟土地矛盾往往是一回事。

  当土地过于集中,略类似基尼系数过大,即超级大地主增多,小地主迅速减少,失地的雇农和佃农难以与地主进行正常“商品交易”。这时,就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土地闲置,粮食生产降低,社会财富缩水,食品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暴民,爆发“土地革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人口迅速减少,大地主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一般,遭到灭顶之灾。

  经过战争这种“人类社会的左手”的自然调节,人与土地重新建立较为松弛的关系,土地矛盾消除,社会矛盾也随之消除,中国重新进入“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所谓“盛世”。这大概就是如同谶语一般的古代中国周期律。

  即使经过开垦处女地,短期时间内,可耕土地总面积大体仍是一个恆数。这个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个地主的土地必然就少,或者地主的数量减少。地主数量少到成为稀有物种时,它就失去安全屏障,该灭绝了。这与自然界的生物圈类似。所以地主的数量一般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合理范围内。

  在大多数时间,地主与雇农佃农数量比例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因土地的贫瘠肥沃,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社会格局。简单的说,大地主稀,小地主(自耕农、富裕地主)多,雇农和佃农也不少。和现在相比,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饲养那么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所以大多数农民事实上都是多少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保守而又现实的生活写照。如果查阅下资料,“二十亩”恰恰是古代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以户为单位,二十亩完全满足自耕能力,也可满足小康所需。

  土地不仅是一种资产,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天然银行。农民在一定时期出卖土地,然后在另外一个时期置买土地,这如同我们今天去银行存款取款一样正常。

  一次偶然机会,我意外发现了我家从宣统到民国年间、十来份发黄破损的地契和房契。每张内容各异,但清楚的展示了土地(房产)对家庭经济的命脉意义。比如婚、丧、病、起屋等,都需要不菲的支出,就可以出卖或典当三分或半亩土地,筹得相当的银子,以度过难关。勤俭持家,待到年景好转,如果同村某人银根紧,就可以再从某人处,置办七分或半亩的田地。因为不会异地置地,都是同村甚至邻居之间进行土地交易,通过中人(说合人和代书人)见证,双方签字画押,互相都公平公正、诚信可靠,而且也没有什么官府契税。

  我通过比对所有地契后还发现,我家数十年持有的土地,虽然在不同时期大小不等,但从来都拥有自己的田地。后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贫下中农”中的“下中农”(经济状况中下等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孤例,那么可见,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大多数也是自给(耕)自足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都在下降中,而没有土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严格说来,中国已经没有几家大地主,农田是分散在中小业主手中,70%以上的农田是由业主自耕的。”这跟当下的中国城市类似,大富豪毕竟是少数,个体私营小业主比较普遍,打工者也不少。

  根据广西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土改前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可见大多数农民是有土地的。比起当下中国社会来,其基尼系数和贫富悬殊简直不值一提。

  我想,这种事情实际应该是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很明显的一点,可以发现土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增值,不像钱存进银行在贬值,最后肥了银行。

  4

  从清朝进入民国,相对迅速崛起的城市,中国乡土农村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农民与土地,地主与雇农、佃农,基本“不知秦汉”,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依然故我。特别是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关中、关外、黄淮海平原、徽州等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男耕女织,民风淳朴,丰衣足食,古风犹存。

  沿海区域得近代西风之先,现代资本主义迅速萌芽,完全迥异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现代城市诞生了。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一新一旧,一洋一土,同时在中国有趣地并存。

  与资本主义同时进来的,还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输入国。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暴动失败后,转而将革命重点转向农村。

  在一些交通极为闭塞、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农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偏僻贫困山区,共产党通过发动雇农和佃农,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获得了一定的革命成果。赣西南的井冈山、豫东的南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原等地区,均陆续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日本的侵略使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对共产党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和检讨,更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对策。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战争机器已经借机坐大。在朝野内战中,共产党奇迹般获得迅速胜利,在大陆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历史悠久的农本主义进入新奇的共产党时期。

  共产党极为成功地通过动员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以“打土豪,分田地”推动社会的动荡,同时激发贫困“群众”的暴力欲望,有效地获得了革命所需的政治本钱和“战斗力”。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的土地并非是公有制,而恰恰相反是私有制的。 中国的革命正是建立在这种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数亿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也是中国的解放战争之所以能用少数兵力战胜多数兵力打赢三大战役的必备条件。正是几百万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支撑之下,用无数的牺牲和小车推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给了农民们胜利之后分取田地的最基本保证。

  “新中国”在古老的农民中国诞生,城市里的资本主义火苗被彻底扑灭。在中国所有的农村,以新出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为依托,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在这次运动中,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维持原始自治,或者被重新自然安排。而是按人口、以户(家庭)为单位,每个自然村对土地房产进行无条件平均分配。在这次土地财富大洗牌之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地主。

  这一举措自然招致那些几代经营才艰辛发家的老地主的愤怒。“天上掉馅饼”,也使得许多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意外获得土地这个“免费午餐”而喜出望外。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为每户农民都发放了由县长签字(章)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第一次以法律和国家的名义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加以厘清和明确,具体内容与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惯例保持一致。即重申:农民个人(家庭)对名下土地和房产(窑洞)等“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新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同样是真切的。对农民来说,土地是自己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它绝不仅是财产这么简单。特别是获得官方认可(土地证书)的情况下,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感更加真实。此举使新政权赢得了大多数传统农民的认可和信任。天时地利人和,随后的几年,全国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5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新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新政权陷入自身安全感的深深焦虑之中而不能自拔。作为新时期的利益受损群体,老地主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均进一步受到了新政权冷酷地迫害和清洗。乡土中国原始的社会生理机能同时遭遇到毁灭性打击。在揭发告密诬陷栽赃侮辱酷刑之中,传统士绅乡土文化和乡村自治精神被彻底摧毁。

  “斗地主”成为新中国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全民野蛮”。老地主的亲人也因为丧失人性的株连法则,被贬为共和国的贱民(“四类分子”)。“阶级成分”制度也使1949年以前的富裕中农开始了漫长的噩梦。

  土改之后两三年,因为急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新政府的原始积累,农业合作化在全国陆续大面积铺开。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小农模式,被政府强行以数户联合(小合作社)的合作生产所取代。先是强制农民入社,紧接着从小社(小合作社)到大社(数十户),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时,河南一些知识渊博与时俱进的农民宣布成立“人民公社”。毛万岁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名字,命令马上在全国强行推广。

  “人民公社”将各户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集中管理使用。农民以“军事化”的形式被人民公社强制支配劳动。人民公社进入大跃进阶段后,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并入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农民的人身自由基本被剥夺殆尽。农民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等等,均受到严格管制,无条件服从于人民公社的统一指挥和安排。

  在此,刚刚到手的土地被“集体化”,农民手中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旋即成为一张崭新的废纸。新政权对憨厚的农民玩了一手极为卑劣的“阳谋”。在新政府眼里,信用和诚意或许连狗屎都不如。

  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农民在这一天集体失去了土地,仓皇如同丧家犬,被逐入了“共产主义天堂”。虽然他们仍然在这片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上如牛马一般劳作,但土地跟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从此中国没有了地主。如果有,那也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定义的“集体”。失去土地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自我。全中国的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的雇农,最后沦为赤条条的奴隶。

  打麻雀、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浮夸风、反瞒产等一系列政府教唆的全民疯狂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报应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三年大饥荒”。无论官方承认不承认(官方将其轻描淡写为“三年自然灾害”),那绝对是中国农民最永远的伤疤,也绝对是共和国最惨烈的民族大悲剧。历史资料证明,官方征收“过头粮”应是悲剧的主要肇因。

  3000多万农民饿死在他们刀耕火种的土地上,饿死在军队荷枪守卫的国家粮库门口。在那个黑暗荒诞乃至邪恶的年代,人民公社的牲口倒奇迹般很少饿死,生产粮食的农民却被活活饿死,不说奴隶,农民其实连牲口都不如,至少牲口是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

  奴隶的命运与新版的雇农,这两种角色在毛万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年代交相辉映,这就是中国现代农民的真实形象。

  毛万岁奄奄一息之际,人民公社和这个不停折腾的国家一样,已经濒临崩溃破产的边缘。“小岗村”的一些农民冒着被官方逮捕枪毙的生命危险,蘸着自己的鲜血,秘密签订了一份民间契约——他们私自“租赁”了“集体土地”。这件可笑而酸楚的事件获得官方有良知人士的同情和默许,随后引发了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后来席卷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以户为单位承包(租赁)“集体土地”,给国家(不是集体)缴清“爱国粮”(租子)后,余下的归自己。

  中国农民的忍耐力常常是最令人扼腕的。从奴隶到雇农,再到佃农,即使这种从铁枷换成木枷的些微改善,农民就已经加额称庆了。是啊,在“庆父不死”的时候,除了苟活(像狗一样活着),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6

  仅仅20多年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城市死灰复燃,如今已如日中天。市场经济在这里大行其道,社会财富在剧烈地增值膨胀。人的解放即是社会的解放。人类社会财富并不体现在印钞机的功率上,最终只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土地是人类(其实也包括世间万物)所有财富的本源。土地是永远的、唯一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才值得人类为之奋斗。

  对人权,中国似乎没有这个理念传统(皇恩浩荡下只有普通老百姓而没有公民),而对产权则不同。在现阶段,产权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维权的核心目标。经过无数公民(比如“中国第一钉子户”)勇敢而又不懈地努力,中国城市居民在产权待遇方面明显走在中国农民前头。这使得每个城市公民都因此而受益,房屋产权使地产猛烈井喷。产权的伸张使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重新启蒙和觉醒。放眼未来,城市人越来越富足而自信。

  然而,在城市繁荣的背后,我们往往很少关注到农民被非法掠夺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民正遭遇到了当年美洲印第安人类似的厄运。城市借助这种非正义的农民土地产权虚化,将对农民土地的廉价非法掠夺做成既成事实,并得到法律的庇护。

  当中国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党的农村60条”组成人民公社时,土地的所有权并非国有和完全公有制。毛万岁认为,集体的土地并非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公有制,农村集体有权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出所有权处置的决定。国家也不应实行土地的国有化。但82年宪法的修改让所有的土地变成了公有制,连集体的土地也在各种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变成了农民集体说了不算的一种变相的国家公有制。

  当土地被国家用公有制的方式垄断之后,暴利就随着垄断而产生了。1979年的三资企业法让土地可以租赁和有偿使用了,1991年的55号令让土地可以有偿的出让了,1995年的《房地产管理法》让开发商只能在出让的土地上进行建设和盈利,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让土地成为了政府垄断供给的商品,土地的收入也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利不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发生了变化,也支撑着地方政府官员升官的乌纱梦。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前30年通过从农村掠夺是进行第一次原始积累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城市第二次通过对贫穷农民更彻底的抢劫,从而获得源源不断、充满血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通过规模不同、成本几乎为零、非正义的“圈地运动”,聚敛了不可思议的非法暴利。

  无数原住农民在中国这次城市化浪潮中,被无情地从自己的土地上暴力驱逐,家园被暴力摧毁。面对难以信任的共和国,他们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这种悲情如何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中国农民在30多年的被禁锢和被压榨后,已经彻底被割断了联结土地的脐带。被劫掠一空的农民已经沦为新时代的阿Q,通过赵本山们巧言令色地浅薄出卖,为和谐社会带来肉麻不经的餐桌噱头。中国农民又一次被政治集体割喉,似乎再也发不出自己生命的声音。在父辈留下来的土地上,他们默默啃着馒头,为资本家和新权贵建设金碧辉煌的和谐盛世。

  地主的儿子成了卑微的“雇农”,因为他的土地被“偷”走了。没有了土地的地主不叫地主,没有了土地的农民还叫农民(农民工)。农民失去土地,如同一个男人失去了命根子,他从此只会萎缩、卑微、贫穷、胆小、无力、丧失信心,一片宅心也将沦为他人的笑柄。

  农民可能还住在埋葬着祖先的土地上,却要被迫背井离乡。祖先的土地被连抢带骗去了,他的房子也没人承认是他的,法律不承认,国家不承认。国家在国家的土地上盖房子可以卖,而且卖出天价来;农民在自己(集体)的土地上盖房却不可以卖,哪怕卖得很厚道。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资本主义和权贵主义在这片土地上纵横捭阖,旋转着珠联璧合的双人舞,“无产”的农民或人仰马翻,或四散奔逃。正义和法律对他们总是那么昏聩吝啬高不可攀。不得不承认,中国农民正被日渐边缘化,沉沦为共和国的农奴。

  推土机暴政与房地产暴力去年流传的一个笑话说,512地震后,国家领导人赶紧去灾区视察,从北京出发才半个小时,他就从飞机窗口发现地面一片残垣断壁,随问别人:这么快就到四川啦?大家说,这是河北上空。原来河北省政府正在全省开展“三年大变样”运动,截止去年底,单单石家庄市就完成拆迁1000余万平方米,拆迁的重点是城中村,二环内的45个城中村已经完成拆除22个,基本拆了一半。1

  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使城市文化最早在西方诞生。城市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现代经济的崛起,蒸汽机时代的城市开始剧烈的变迁。这就开始了席卷欧美的城市更新运动。

  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之后的20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城市更新工程,联邦拨款100亿美元,总计20万英亩的改造用地中,贫民窟占8万英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从而根治城市的贫困。

  事与愿违,被连根拔起的贫民窟的居民在城市其他地方继续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不断的拆迁和驱逐使城市贫民远离城市中心,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城市和社会主流的距离,形成对立、对抗和种族隔离,最终酿成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196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市更新运动的歧视政策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席卷美国各个城市。经过尼克松和里根的努力,这场城市更新运动黯然收场。

  2000年前后的几次巴黎骚乱,实际也是数十年前法国城市更新运动的延后爆发。

  因为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欧洲各国也在战后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不过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社区建筑”运动避免了美国式的悲剧。社区建筑运动主张市民参与,维护社区邻里文化传统。“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专业建筑师、民间组织和政府三方协调,使各个阶层的市民利益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最高潮时,简·雅各布斯出版了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不是以一个政客或建筑师的姿态,而是以一位母亲的目光,走街串巷,打量街道的安全,考量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权利保障。

  雅各布斯以一个市民的姿态,尖锐抨击政客和建筑师眼里的“花园城市”和“城市美化”运动,她将这种非人性的城市规划斥之为理想主义的“伪科学”。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彼此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的绿地花园林荫道,仅仅只是为了视觉美观满足,而从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

  这种规划试图建造一个私家车横行、路人毫无安全感的城市,它认为步行街道是浪费空间,并对贫民窟深恶痛绝。它试图通过发展郊区来缓解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土地,把穷人都赶走,实现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雅各布斯把这种城市规划斥为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损伤了城市的元气,必然导致“城市之死”。

  雅各布斯以她勇敢的说服力和穿透力,最终终结了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乌托邦之梦,挽救了权力和暴力阴影下的“城市之死”。

  2

  城市不仅是人类的物质积累,也是人类的精神传承。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建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社会生态的有机体,它同样也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它还集合着世代繁衍的生命和由此衍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基因。

  中国是农业传统国家,城市文化的历史极其短暂。19世纪末,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强行进入,以租界形式出现了中国现代城市的雏形。在此之前,中国所谓的城市基本是“政治城市”。1949之后,中国在政治城市的基础上大兴工业,许多原有的城市文化基础几乎被毁灭殆尽,如城墙、古建筑等。

  20多年前中国“回到”地球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是规则和自由,城市使人类走向独立和平等。在英文中,市民和公民是同一个词CITIZEN;CITY(城市)和CITIZEN(市民、公民)也是同一个词根。

  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历程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城市阶段时,才开始城市启蒙的。从农业(政治)城市到现代商品城市这种“跨越式发展”,势必产生许多粗制滥造的城市。

  从一个农民聚居的村庄到一个市民聚居的城市,这种需要数百年的转变在中国往往被压缩到数十年。甚至许多城市连名字也来源于村庄,如石家庄、深圳等。在这种急就的城市,一些村庄如琥珀般被原封不动地封存其中,形成独特的都市村庄。从深圳的黄贝岭、广州的石牌村到郑州的关虎屯,尽管身处城市的核心,但他们仍是农业时代的村庄建制,当然他们已经无地可种,村民并不是农民。

  因为中国土地不存在私有制,所以中国不可能形成世界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在中国城市,随意搭建是非法的,甚至露宿街头也为法律不容。都市村庄的“农民”在疾速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耕地,从而“失业”。借助天然的地理位置,这些农民几乎都转向出租自己的住房维生。

  因为土地自有,仅需建筑成本的农民自建房相对商品房价格极低,所以低廉的房租吸引来大批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和打工仔。都市村庄事实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民窟。和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贫民窟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脏乱差”和“安全隐患”的都市村庄,也一直是中国各地政府为缓解安全焦虑感而频繁执法扫荡的重点。

  3

  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自然来到城市就业。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中国城市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收益,想尽办法摆脱其保障“负担”。城市只要劳动者的劳动,而不要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甚至连劳动者本人都不想要。更早一些时候,甚至通过暂住证制度进一步搜刮、伤害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农民工背井离乡,把青春献给城市,把生老病死带回农村留给自己。都市村庄给了这些穷人一点暂时遮风避雨的屋檐,但也给城市的脸面带来“威胁”,穷人成为权力和财富眼中的“人类废品”。

  “人类废品(HUMAN WASTE)”出自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秩序建构中,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同样,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动力在于:花很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将清空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既增加财政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这就是“政绩”。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运动是城市更新运动的典型表现。这种政客和规划建筑师合谋的暴力拆迁一直被民间斥为“推土机暴政”。

  1997年,台北市政府强拆移民自己在废弃坟地搭建的康乐里,强拆导致的老兵自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贬斥康乐里:“以台北之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迈克杰克逊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这种“老人不搬也会死”的长官论调在潜意识中就视弱势群体为“人类废品”。抗议者在警察支持的推土机声中,只能留下一曲悲歌:“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香港市民传统集会的天星码头,引发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将矛头指向利益至上的财团和不顾民生的权贵政府。这场姿态大于结果的反对推土机暴政运动显示了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有力地传播了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多元文化的鲜活生命之概念。

  去年,重庆所发生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借助互联网,使中国的反推土机运动第一次暴露在国人和世界面前。这次略显孤单的反拆迁事件其更大意义在于,民意终于冲破了官方和媚体的底线,“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官方命令开始瓦解。虽然吴萍杨武夫妇这对孤单英雄只是一起构不成运动的个案,但也足以唤醒人们对拆迁合法性的质疑,和对行政司法权威的重新审视。

  4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正在步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覆辙:宽阔如足球场的马路和呼啸而过的汽车使人望路兴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花团锦簇的人造新城区里找不到一家面馆和小摊贩;城市越来越不像人住的地方;人在城市面前越来越渺小、越来越配不上城市……

  以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栅栏拆迁为标志,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以一场推土机运动为发端,对原始社区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边缘,彻底切断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

  因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压制和不信任,民间始终难以形成足以与政府和发展商博弈谈判的基础。一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幅“孤岛”图像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是,被拆迁者在权力和法律面前,依然是那么无助、孤单和悲情,即使挥舞着国旗,那也绝对算不上胜利的旗帜。

  回顾当下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房地产作为政府的小金库重点来源,发展商扮演着急先锋角色。推土机运动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因为“中国特色”,不受民间杯葛的官方主导色彩更重,任期制导致的反复改写的短期规划更加严重。城市更新的长官意志情绪也最为浓厚。

  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一个病人总被粗心的医生反复“开膛”,这个病人就建议医生在他肚皮上装上拉链。回看眼下许多城市,因为注重表面文章而轻视基础配套工程,导致反复被掘开的城市道路,“拉链门”还会在中国发扬光大的。

  去年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上,马运清提出: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城市应当向农业学习,允许建筑试错和擦改,如果建筑不好,像割麦茬一样再把建筑割掉重来。按他的说法,规划和建筑是城市的唯一价值所在,城市是做规划的长官和做设计的建筑师的,与居住其中的市民无关。

  这种建筑乌托邦思想把城市当成白板和试验田,根据自己的喜恶随意刷改设计,根本不顾城市使用者——市民的感受和死活。这种纯政绩和建筑创意的思路不仅不能延长城市的生命,还可能成为城市的真正杀手。

  城市是否健康、过期、美好和舒适,本来应当由城市使用者——市民来证明,但中国当下只有政府才有发言权。马运清激动地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

  作为建筑师,马运清不学习农民村落的居住文化,倒照搬割麦子的农业生产,真是匪夷所思。但中国目前完全秉承长官意志的城市规划模式倒是马运清们的贩卖“麦茬”理想的乐土。这种麦茬理想要比拉链理想牛皮得多,今天割明天种后天又割,城市将成为推土机的运动场。那时马运清们该忙得吐血了。

  说到底,城市更新运动是“死店活人开”还是“活店死人开”的事。根源不在城市而在人,是城市管理者说了算还是城市使用者说了算。人的话语权决定了城市的话语权。

  5

  广州有138个个城中村,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市政府对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慢是因为要均衡各方利益,政府要尊重民间力量,同时,城中村承担了政府应当承担的廉租房的功能。广州市政府从很早就摒弃了大拆大建的模式,坚决不让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目前猎徳村已经成为一个成功改造的样板,有着700年历史的石牌村依然是无数IT从业的风雨家园……

  深圳之所以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与聚居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深圳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外来人口”(非深圳户口)占一多半。这些外来人口将贡献留给城市,将保障的负担带回家留给自己。因此算起人均(按深圳户口计算)经济产值,深圳远远超过京沪穗,绝对中国第一,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比例它是中国第一。

  在廉租房推进缓慢的情况下,深圳对城中村改造一直比较慎重和克制。城中村给外来人口提供了政府该做却没做的廉租房。

  从2006年西关虎屯改造开始,郑州拉开了城中村大规模改造的帷幕。2008年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60多个城中村已经通过政府审批,进入招拍挂环节。郑州市政府计划在3年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共计143个城中村的改造。在政府规划中,这143个城中村占地10万余亩,涉及郑州户口居民30万。今明两年,城中村改造项目所产生的商品房开发量将达到100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导致的商品房供应量急剧放大,将无疑对目前有价无市的楼市构成严峻的压力。

  与参加城中村改造的发展商谨慎疑虑相反,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卖土地及其税费获利不菲;改造可“美化城市”,增添政绩;楼市放量打压房价。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基本保障了城中村“村民”的原始利益:“村民”的安置住房先期建设,并优先保证安置房的资金。政府要求,总价款3亿以下的土地,发展商60天内一次付清地款。在村民安置房移交前,政府对发展商资金进行监管。

  一般城中村的村民自建房多为5~6层,房主之外,一般还有50户左右的租房客。一个城中村一般为40~50户,2000多人,但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则是村民的10倍以上。政府为143个城中村的30万村民提供了安置住房后,用推土机将原村庄夷为平地,最后再建成富人“领袖豪宅”、“贵族领地”。

  我无法得知栖身在城中村的300多万“外来人口”将来如何安身。因为他们作为“外(来)人”,在“人家这里”没有他们哪怕一丁点的发言权,他们是可怜的沉默的大多数。以他们每月30天每天12小时工作换来的那点微薄收入,大概只能租得起阴暗逼仄的城中村,估计很难租得起贵出几倍的“单身公寓”和豪宅,更不可能买得起天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只对郑州户口销售,且需要关系。廉租房全市仅300多套,尚在规划中,将来也只针对郑州户口租赁。

  郑州是和深圳很相似的城市,1956年被列为河南省会后才像个城市。近20年,依靠人口的自由流动,使郑州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省份的人口最多城市。官方统计的外来人口占到城市所有人口的1/3,但社会普遍认为外来人口占到一半以上。

  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北区和东区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那里也是城市的最繁华所在。随着这场翻天覆地的消灭城中村运动的推进,在廉租房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以预见,这个城市将发生很大的剧变。

  在这场剧变中,贫穷的外来人口要么消失,离开城市,要么被驱赶到更远的三环外,把城市留给富人和城市人;房价冷暖难测,楼市有可能提前崩盘,摩肩接踵充满市井味的城中村将可能变成狼藉漆黑的烂尾楼……

  到那时,政府猛赚的土地款“横财”要不要吐出来、廉租房建设要不要增加并取消户口壁垒、房地产交易税要不要降低、商品房房屋租金要不要进行政府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0年前,北京政府为修马路摧毁了永定门(还有西直门东直门等)。50年后,北京政府又花纳税人的大把银子在原地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永定门。但真正的永定门其实早已在50年前消失了。

  今天我扇你一巴掌,然后哪天我再赔你扇我一巴掌,这不是找回正义,而是我俩都挨了一巴掌。

  (本文参考了欧宁先生的《城市更新及其对抗》)

  信息权利与不信任

  终于住上了高楼大厦,尽管有物业公司有保安,一般中国人还是要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把家营造得跟肖申克监狱一样,防盗门、防盗网、电子监控……能装的都得给它装上。之所以要自己动手抓安全,是因为对物业对保安的不信任。我的一个朋友甚至说:防的就是物业和保安。

  有人总结中国的“新闻”:前面是“领导”很忙,中间是“普通老百姓”很幸福,最后是外国民众水深火热。尽管有这样永远正确光荣的报纸电视,许多正常的人还是要自己动手DIY,去找新闻:官方的人会去找《内参》,一般人去看《参考消息》,再厉害一点的去听境外广播看境外电视。这些年来,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渠道。

  在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和出版者均为官方独家垄断据有,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闻只能来自于官方一家之言,官方也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和置喙。甚至当年WTO谈判中,这个垄断话语权也是死也不放弃的。

  古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从半个世纪前所有的中国官方媒体都说每亩产粮百万斤后,中国媒体最拿手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老家话管这叫“戴木头眼镜”,木头做的眼镜不透明,可以让好人变成瞎子。经赵本山同志提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忽悠”——把好人忽悠瘸了。

  心理学上认为,人对社会有着天生的关注与敏感。正因为对自己身处环境和外界事件的关注,人才可以保持对机会和危险的警惕,使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自身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也就是说,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是比较危险的,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这就是人对信息需求的心理根源。信息就是真相,信息必须真实,否则就毫无价值,甚至,假信息比没有信息更糟糕。当年的大跃进中,来自官方媒体的高产卫星新闻就导致数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

  因为自卑或恐惧,每个人或者组织都有欺骗和撒谎的企图,除非欺骗和撒谎遭到揭露和惩罚。在一个欺骗和撒谎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获得保护、鼓励和奖赏的制度下,撒谎和欺骗必然成为一种常态。http://d3773.blog.sohu.com/

  “共和”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是中国纪元的原点,即公元前841年。“共和”来源于对周厉王的放逐。周厉王执政时期,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被敛聚到王室。王富民穷,民间多有怨言。周厉王就招募大量的特务监视民众,凡有批评言论者立即治罪。白色恐怖之下,民间噤若寒蝉,甚至熟人见面都不敢吭气,只能使个眼色。周厉王幸福了3年,3年后周厉王被沉默的民众放逐,这一年为共和元年。最终,民众在沉默中爆发,统治者在沉默中灭亡。

  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谁控制了信息,说就控制了世界。

  在中国,借助垄断政治权力,官方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和唯一的信息控制者。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官方信息机构根本不能满足需求。更不用说,官方每天要制造大量的虚假信息,封杀掩盖无数极有价值的真实信息。

  在这场供求严重失衡的信息博弈中,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战场。既然专业贩卖信息的新闻媒体没有能力提供信息,那么人们只好自力更生,每个人都主动奉献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无偿提供给大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联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颠覆官方媒体的民间信息集散地。

  官方之所以控制和垄断信息,根源是因为对公民的不信任。公民之所以翻墙越过官方的法定渠道自力更生,根源是因为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不信任来源于强制,只要是强制,必然不存在信任。http://d3773.blog.sohu.com/

  自从中国名牌奶粉里出现三聚氰胺后,无论杨佳邓玉娇,无论陇南瓮安南康石首,甚至29岁市长,一切社会事件的内在根源其实就是关于信息权利的争取与剥夺。一个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天然的信息权利——即中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官方对信息的垄断、篡改、封杀和掩盖已经到了下意识的程度。每一次社会事件刚在青萍之末,官方就开始信息封杀,紧接着暴力封杀,结果是投石入水,导致信息和信息需求者如同涟漪般迅速扩大,最后官方丢人现眼,民众获得信息满足。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反复,官方对民间越来越不信任,民间对官方同样也越来越不信任。

  在缺少第三种力量的二元中国,这种不信任所引起的隐忧困扰着迷局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我不想让你知道你想知道的东西”,这种固执僵化的信息控制思维其根源在于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体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在中国,好比“城管”总是和“打人”连在一起,“群众”也总是和“不明真相”连在一起。一方面,官方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另一方面,官方又故意让“群众”“不明真相”。官方之愚蠢与可笑真是匪夷所思。

  求知和好奇是一个正常人的自然天性,官方对信息的操纵和阉割是对所有正常人智商的侮辱,更是对所有正常人尊严的伤害。信息权利其实就是知情权。真相在中国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的焦虑,使不信任成为一种习惯和流行病。这样的社会从微观上说成本太高,从宏观上说则是很危险。信息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没有这种权利,人只是行尸走肉。

  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官方信息垄断权受损,“滤霸”(绿坝)不过是官方收复信息垄断权的一个拙劣手段而已。借助互联网,自力更生的人们发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信息民主运动,被窒息了数十年的人们终于在互联网时代,体味到了自由拥有信息的幸福和快乐。这些信息完全不同于官方信息,而且彻底瓦解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权和话语权。

  民众对信息权利的收复必然伴随着官方信息权力的削弱。对一个以权力褫夺权利的体制来说,对一个政治权力完全垄断的官方来说,信息垄断权的受损或者丧失绝对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信息垄断权一旦彻底丧失,其他的垄断权力势必也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

  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中国官方和民间就展开了一场暧昧而微妙的斗争与博弈,虽然中国官方没有像北朝政权一样彻底取消互联网,但从早期的妖魔化、严厉审查、频繁封网到近期的反低俗“滤霸”和惩处谷歌,中国官方可谓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周厉王首创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信息管制在“跨省抓捕”中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新时代下的文字狱和社会恐吓。

  不可否认,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仍然保持了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病态趋势,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压制和褫夺有增无减。公民是国家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优秀公民就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国家;没有健康正常的公民文化,也不会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当一个个正常公民被国家判定为精神病人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精神一定出了问题。

  自由首先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而垄断剥夺这种最基本的自由。所以说,垄断是最大的不对称和不公平,也必然产生最大的不信任,更何况这种垄断是建立在强制和暴力之上。与其说是垄断,不如说是强奸。从某种意义上讲,邓玉娇必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政治注脚和符号:对强奸者来说,所有的反抗都是犯罪——即使没有惩罚。当然,一旦遭遇反抗,邓贵大的下场绝对不妙。

  人格缺席的中国教育当一个13岁女孩决绝地跳下教学楼殒命后,那位有着数十年教龄的老师一脸茫然:即使真的没有犯错,不就是写个检讨认个错么,怎么那么想不开……在许多人看来,羞辱的确算不得什么伤害——“毫发无损”。中国教育的这种麻木是因为人格的缺席。

  人格应是外来词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人格与个性并列。而个性与叛逆总是连在一起,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

  个性即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的个性同样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一个盛开的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种个性差异使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个性出众者叫做帅、酷。

  个性是人的一种自我表达。教育从个人的道义角度讲,应当是培养个性,但从被社会扭曲的功利角度讲,教育往往成为培养劳动者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只剩下授业。在《长江7号》中,周星驰反复叮嘱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中间,作为一个父亲,周星驰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的教育有将人“器化”的强烈企图:孩子不好好学功课,叫做“不成器”,看重一个人叫“器重”,等等。对人的器化就是对人的物化,乃至无私无我——丧失自我。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人失去主体意识,人随之彻底物化,变成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从写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中国人都学会了撒谎。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人格教育,而且在不遗余力的扼杀人与生俱来的天然个性。中国教育因此成为十分功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南辕北辙。对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褫夺使教育蜕化为劳动力生产线,一个个被阉割了个性的劳动者源源不断的从教育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为全球化经济提供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没有民族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

  学校本来是培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体现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学,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输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脑被体制系统屏蔽,在不断的灌输和洗脑过程中,人天然的会思考的个性被扼杀于无形。

  丧失个性的人对社会缺乏附着力和责任感,“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社会文化因此变得万马齐喑黯然失色。一群毫无个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蚁,为劳动而劳动,再进一步就是为吃饭而活着。人格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也没有权利意识,他只是死气沉沉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学校教育失去了塑造社会文化的功能的同时,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传递,社会文化发生了严重断裂。

  人格包含个性、气质、性格等多重含义。从家庭教育来说,父母如何对子女进行人格教育也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正直善良诚实等那些千年不变的人生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实用潜规则。

  在中国当下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都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生活,这种道德人格是严重分裂的。但潜规则下的功利主义并不具备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当功利主义被社会奉为“硬道理”时,崇高和伟大必然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道貌岸然的宏大叙事,最后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同时也被虚无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的信仰危机。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启蒙运动,把后代从皇权专制的愚民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是那一代人的民族理想。但从中国当下不受监督制约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和产业化行政化的教育现状来看,9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尚未完成启蒙。

  在一个没有启蒙的社会里,我们能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抱多大希望呢?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权利构成一个社会的正常人格,将太监文化与流氓文化彻底驱逐出我们的社会文化,让诚意回到我们身边,教育才能是一项关于人格的事业。

  重新从社会文化着手,确认人性自由的正当性,抑制并批判功利主义,重建人格教育,将教育的意义确定在培养一个健全人格上,这个社会才是人性的合理的。有人说,谁控制了孩子,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思想,谁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应当是控制,教育是一种呵护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对孩子的爱,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人自身的尊重。

  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

  一 土地在《乱世佳人》中,老奥哈拉对女儿斯佳丽说:“世界上只有土地值得人为之辛劳、奋斗和牺牲。因为只有土地是永恒的。”

  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地球。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人就依附于土地。没有土地就没有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人类所有的斗争归根到底也是针对土地的斗争;纠其根源,是因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来自土地——食物、衣服、房子等等。

  上天赋予人类土地,土地是人类的母亲。人的生存权——人作为人活着的权利和对土地的拥有权自古就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社会的进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对土地的掠夺与反掠夺史。

  人类早期的斗争是对土地的早期占有者——“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屠杀与铲除。大多数动物和植物就这样被人类实施了“种族灭绝”。人类的屠夫被人类定义为“英雄”。比如武松跑到老虎家里把“人家”打死。幸存的动物和植物则成为人类的“奴隶”——被驯化为农作物或家畜、宠物。

  并不是人类天然的有权利剥夺其他物种的土地所有权,而是人类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使自己认为可以如此为所欲为。人类对其他物种的侵略基本完成后,就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掠夺。从奴隶社会的血腥黑暗、殖民地运动,一直到当下非法掠夺农民的土地,这场“战争”似乎依然没有结束。

  与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反,人类社会内部一直努力在向“文明”迈进。所谓“文明”,大概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人类自身凌驾于、独立于世间万物的、崇高的“人权”,以此体现人类自身的“高贵”与“神圣”。

  对傲慢和偏见的人类来说,“人权”是指人对自身天然的排他的拥有权,而不是人对“他人”的拥有权。“物权”则是指人对人以外的其他“物品”(包括植物动物土地等)的拥有权。也就是说,“文明”容许你奴役一切,但不容许奴役人。

  人类建立了各种趋向公平共赢的伦理与规则。土地的大量“增加”,使人类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更加先进。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土地买卖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与欧洲封建贵族通过购买、继承的方式占有大量的土地相似,中国几千年社会基本也是以此方式建立了土地与人的关系,虽然每次王朝动荡屡屡打乱土地的正常交易秩序,但具体的土地所有者依然是芸芸民众。就此产生了占有大量土地的人物,叫做土豪、地主。

  奴隶制度是土地占有者最原始最初级的创造,人类对牛马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自己的同类,或者说把自己的同类视作牛马。人类文明逐步觉醒,土地逐渐实现其生产资料的本来面目后,大量的小地主开始出现,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小地主中的自耕农民在经营破产后变卖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转而成为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并交给地主租金(可能是粮食)作为地主土地资本的收益。也有一些农民被地主雇佣,就是地主反过来租用失地农民的劳动力,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地主以粮食或现金方式支付农民劳动付出。

  土地在一次次兼并中逐渐向更大的地主手中集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其生活与地主相比,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这时就有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革命”之后,老地主被杀死甚至灭门,新地主诞生,社会重新进行财富分配,土地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美国、澳大利亚等是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美国之所以诞生,航海技术仅仅是一个技术前提,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新大陆的土地在吸引人。契约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端。人类法律常识与伦理常识都认为,哪块处女地是谁开垦的,那块土地就永远是属于他的,没有人可以剥夺。就如同占座位或排队,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基本常识和伦理。

  美洲和澳洲等新兴国家为了占有土地,早期都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对原住民(土著印地安人和土著毛利人)的迫害史。除去这些,美国历史基本是从贩卖黑奴开始的。因为开垦大量的“处女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工业文明开始后,北方的工业资本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南方的农业经济桎梏着大量的奴隶。因为道德伦理和经济伦理的矛盾,美国唯一一次内战——南北战争爆发。

  但战争并没有撼动人类关于土地最基本的经济伦理,内战结束后,新兴的资本家开始大量的购买土地。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你觊觎别人的土地,你唯一合法的办法是谈判购买。甚至美国的政府用地和公共用地也是通过向私人赎买和购买的方式得到的。

  有一个例子,沃克菲勒在纽约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许多偏僻的土地,然后将其中一块免费赠送给联合国,之后其周边的土地飞涨,沃克菲勒大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简单一点说,土地是属于人的。

  二 农民

  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也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的。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每个中国人人都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人们在土地上劳动繁衍,为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勤劳数辈,盼望为儿孙多置一分田产。

  1949年共产党通过暴力夺取中国的统治权后,旋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时开始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国家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对土地进行了比较平均的重新分配。对农民重新获得的土地,政府给每个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7条也明确规定“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政府承认的《土地所有权证》都延续了传统的土地商品理念,即农民对土地作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共产党此举虽有侵犯少数人权益之嫌(地主被国家无条件褫夺其原土地所有权,原地契被作废、烧毁。)但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但是,随后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作为一场席卷全国政治风暴却将这次土地改革的成果彻底颠覆。刚拿到手的土地成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刚拿到手的《土地所有权证》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愈演愈烈,中国的土地陷入“礼崩乐坏”之中。中国所有的土地事实上就都归了国家所有;每个中国农民事实上都无权支配哪怕一寸土地(包括宅基地)。虽然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犯”,但并没说国家(乡长之类)不可以侵犯啊,因为国家不是“人”嘛。

  虽然之后,国家有关农民土地的法律频繁出台,但将农民的土地“集体化”,事实上使农民作为个体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说白了,“集体土地”里就包括有他的那“二亩地”,但那“二亩地”是哪一块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与“人民”类似,官吏“为人民服务”,但人民是谁?你是么?“集体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个人无权支配”,这样由国家任命的“乡长”“村长”就有权支配了。

  与此同时,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在台湾进行着一场波及全岛的土地改革——国家以赎买的方式从大地主手中大量购买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给贫穷农民。相比大陆,这场温和得多的土改极为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和土地矛盾,使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台湾的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契约基础。当30年后红色中国的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台湾已经跻身“亚洲四小龙”。

  对1949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工业文明的需求和压力。中国依然继续着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体制。“人民公社”运动是所有中国农民都沦为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或者说,成为被国家长期雇佣的终身“长工”。

  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压制下,被“军事化”的“社员”实质上已经退化成国家的“奴隶”:衣服食物房屋统一配给(大食堂现象)、农具牲口和生产生活用品收归国有、结婚生育由国家审查批准(地主家庭子女极难通过)、子女被集中生活学习(做革命接班人)、禁止逃跑(逃荒)……由此引发了中国农业大倒退。痴人说梦似的“大跃进”人为导致了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数千万“社员”沦为饿殍冤魂。

  从1949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一直维持在饥馑的底线边缘。而国家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这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对外发生了数场战争,以大量资金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等国,制造原子弹,建设新城市,为非农业户口群体建设工厂、学校、图书馆、文化宫以及其它公共设施……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原始积累。

  1980年后,中国又一次“土地改革”开始——“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恢复为农民,但最令农民失望的是,国家并没有恢复农民个体(个人或家庭)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而是被国家以“集体”的名义“承包”给——实质是暂时(3年5年不等进行轮换)租给农民。中国农民实质上由国家的“长工”变为国家的“佃农”,交完“租子”后剩余的归自己支配。这种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变,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仍然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中国农民在1949年后第一次从土地看到希望,30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得到明显的提高。

  与此同时,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国城市公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加速度跃升。国家控制的计划工业经济使农资用品(化肥、农药和农机等)飞涨。有限的农业产出到了最高点后,土地收益甚至抵不上“土地租金”。城市化建设和南方新兴的加工业对自由工人产生极大的需求。农民开始放弃“租来”的土地奔向城市。

  因为农民没有所有权,杀鸡取卵的耕作方法使大量土地被过度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严重沙化,使土地生产力退化。从初生的婴儿到耄耋老汉都不能免除的“人头税”,和“三留五统”等数不清名目的沉重税赋使农民彻底绝望,外出打工求生的民工潮在中国此起彼伏。国家开始通过户口政策壁垒、《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以及收容、遣送、异地上学赞助金、城管等低劣的手段,重重阻挠农民进入城市谋生,以巧立名目的收费、罚款、限制和暴力等形式,从这些中国最贫穷的公民身上继续敲诈和掠夺。

  工业化20年后,国家财富的疯狂增长令举世咋舌。这其间,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的税赋,另一方面,以市场化的名义“巧妙”地摆脱了对农民的医疗、教育等责任和义务。面对高企的医疗费和小学中学大学学费,农民依然难免一贫如洗,甚至自戕的悲惨现实。

  2006年,农业税和农村9年“义务教育”学费终于被富裕的国家慷慨免除。但是,一场针对沉睡多年的土地的“阴谋”随之出笼。

  三 城市

  城市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商品社会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到更好的改善。城市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使生产率极大提高,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值。城市的诞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人的大量聚居和流动形成的商业社会,城市就会自然形成。比如自然资源极差(几乎泡在水里)的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

  对城市来说,居住和生活是一种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城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平台。人们来到城市并不是因为喜欢拥挤,(人口稀疏亲近自然的乡村其实更适合人类“诗意栖居”。)而是因为在城市可以进行更好的商品交易。劳动力、农业工业产品、艺术品等可以在城市迅速转化为商品。正因为如此,城市的另外一种非常典型的特点是人口的高流动性。

  迁徙和流动是动物的一种本性,人也一样。因为工作、家庭、理想等原因,城市中的人流动性要大大高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所以在世界所有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里,虽然住房数量巨大,但租赁仍是人们解决居住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1949年后,中国从国家政治的考量“制造”城市。但因为没有现代城市理念和商业因素的支持,以行政功能和工业生产构成的单一城市实质上是失败的,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大村庄,或者一个大工厂。好在有从农村以“剪刀差”敛聚的大量资金投入,才使这些“城市农民”修建的“农民城市”免于破产。

  不客气地说,中国当时所谓的“城市”是在摧毁“真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伪城市”。“农民出身”的毛就曾经对梁思成讲,他心目中的北京城应当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望去全是烟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要“破旧立新”,硬生生把西便门、东直门、永定门之类的“北京城”几乎全部摧枯拉朽——好在留下了天安门。

  1980年后,市场经济被部分允许,商业开始起步,面有菜色的城市开始获得生机。依然以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思想为先导的国家开始在城市周边大搞工业开发区。大量土地被从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无地可种的农民作为“占地工”转变为“工人”进入工厂。可惜好景不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开发区多大夭亡。除过当时招商引资的官吏因为短期表面的“政绩”飞黄腾达外,农民和国家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2000年后,信息技术革命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在中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产业为国家提供的税收越来越高。管理落后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被国家以暧昧的手段变现甩脱,充满商业色彩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开始在中国脱缰狂奔。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硬件制造商,自然成为时代的新宠和新贵。城市的扩张随之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圈地运动。土地成了全社会觊觎的猎物。土地的主人成了所有房地产商献媚讨好的全中国最牛叉的甲方。土地的主人——国家又笑了。

  四 房子全世界的人类都要住在房子(或者洞穴)里。房子可以是自己盖的,但必须盖在地上。土地也是一种商品,盖房子得先买地。

  在中国,农民就是买了地自己盖窝。你钱多,你就可以盖皇宫那么大。

  1949后,中国所有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中国人没地了;中国所有的房子也被国家没收了。但国家还是很仁义的,通过官吏对房子进行重新分配,虽然官吏住得更大,但保证每个人都不会露宿野外。至于你在这个房子里能住多久,那就要看“国家”的意思。

  1980后,农民不再是“社员”了,住得太挤的就开始向国家的官吏——乡长请求赏给他一小块“农民集体”的土地筑巢。“国家”经过“研究”,同意的话就会划给他二分宅基地让他盖房子。农民自己买材料请亲戚朋友帮忙就住上了新房子。

  请注意,农民用来盖房子的土地除过交纳少量的手续费外,几乎是不存在土地租金的。从这一点来说,农民似乎像世界上所有的农民一样,在理所应当地继承着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但他们实际并不拥有自己脚下的土地。你在使用它并不代表你就拥有它。

  除过土地“免费”划拨外,也没有其他各种印花税、契税等税费,再加上人工的私下交易避免了缴税,实质农民住上房子仅需支付建筑材料成本和部分人力成本。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中国最贫穷的农民,其普遍的居住条件并不差。当然,在农村也没有人会拥有10几套住宅,即使他是一个有钱得盖得起10套住宅的农民,因为国家不会同意。

  农民是社会发展的前期结果。进入现代社会后,乡村经济走向式微,大多数农民势必向城市居民——即市民转化。人不是蜗牛,可以背着房子走。也没有人是脑袋上顶着房子出生的。人必须就像寄居蟹一样,自己去寻找一个可以容身的巢穴。

  具有普世价值观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将基本居住权列为基本人权。同时明确,解决公民的基本住房属于政府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简单的说,一般宪政国家的对解决公民住房问题做法分为两种:租或者买。

  前者,政府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土地,政府再用公益资金(公民缴纳的税收)建设住房,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租给无房的市民,这就是“廉租房”或“低租屋”,香港叫“组屋”。这种房子一般不会像中国的“经济适用房”那么大。租住廉租房者只有租期内的使用权(不可买卖或转让),无产权。因为廉租房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公益资金建设的,所以管理一般非常严格细致。对不同收入阶层(并非不同政治阶层)的公民,政府给予的租金优惠有较大区别。

  房子是固定性很强的不动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是一个人短暂的逆旅。房子不会因为主人的死亡而失去原有的使用功能。对流动性较强的城市公民来说,租赁住宅成本更低且方便,人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享受冲浪跳伞等精彩人生。出租公屋在提高了房子作为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环保)的同时,也调节了住宅市场的供需矛盾。

  香港的房价是很高的,但香港公民并没有住房的焦虑,因为香港政府推行的”居者有其屋”项目,使50%以上民众以很低的租金安居于政府公屋.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依然保留着超过全国总房产10%的廉价出租公屋,而且是装修过带全套家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在《FRIENDS》中看到,6个初出茅庐的靓仔靓妹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得快乐而写意,而没成为中国焦虑不安的白领房奴。

  日本国有的低价出租屋所占比例也很高。1/4的日本家庭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而且日本因为雇员终身制的缘故,公司提供终身住宅的现象也非常多。

  详细说说后者。在一般宪政国家,商品房全部由私营地产公司购买土地开发,政府对无房户提供一定面积的免税补贴,比如每个公民有权享受30平方米基本居住面积,那么政府就对30平方米内免除政府税收。如果一个家庭3口,那么可以免税购买90平方米的住房。这样其房屋购买成本大体上就只包括土地产权(无限期所有权)购买成本和建筑成本。拿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来说,商品房的总税收约为20%,日本无房公民拥有一套普通住宅可以比市场价少掏20%。

  那么国家的税收是否因此而损失呢?不是。因为公民购买的超过基本面积(比如30平方米)的那部分就要照样缴税,而且,如果是别墅或者第二套第三套住宅,那么其税率将会几何倍数提高。富人因此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客观上也通过国家税收调节帮助了穷人。

  作为儒家思想浸染深厚的发达国家,韩国和日本在公民住房方面做得却非常克制,甚至说是极为吝啬。

  韩国至今仍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每个家庭(不是每个人)只容许拥有一套住房。这有点类似中国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日本也大体类似。纳入国家管理的国民住宅计划成功实施到今天,日本每个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也才达到89平方米。东京居民人均面积甚至只有15平方米。(2007年北京人均居住面积为21平方米。而我国人均GDP不到日本的5%。)

  在依靠中国纳税人供养、只有一个营养过剩者的北朝鲜,“朝鲜人民”的住房也是由“金太阳”政府统一免费安置的。

  五 中国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居住问题是随着地产的炙手可热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

  我们也可以按租和买来分头说明。

  先说租。租房者一般是无房的公民。出租的房屋可分为公房和私房。

  公房是国家或者说政府的房子。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建设的住房也是用来给人住的。一般宪政国家除过面向所有无房公民的廉租房,也有极为少量的公务员宿舍和政府首脑官邸,一旦其不再为公民服务,就自动取消居住(租住)资格。所以,政府职员(无论高低)一般也只能依靠薪水通过地产市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福利分房前,中国城市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公家”的,是由国家租给“公民”居住的。这似乎有点类似宪政国家的廉租公屋。只是其中许多“公房”是1949年从城市有房者手中无偿“没收”来的。同时也用公益资金建设了大量的住房,将其分配给——或者是租给市民(租金极低)。即使房少人多,且分配极为不公平,但因为没有其他解决渠道,所以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就作罢。1980年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足6平方米。

  国际上盛行的“政府廉租房”模式本来是解决城市公民住房困境的基本做法,但是目前中国的“廉租房”计划仅限于没有诚意的官吏们在给你画饼,无房公民就甭指望了。那么买不起房的中国无房者只好向拥有房屋的私人承租住房了。国家对这些无房者不仅不提供任何补贴,同时还向出租房屋的主人征收高昂的税赋,使穷人租房者负担更重。

  再说说买房。

  1980年后,市场经济改革开始,房屋的产权逐渐成为一种正常的商品。一些30年前被“没收”的房子被还给当年的房主(或后代),其他的公房逐步以“福利分房”的形式低价变卖给了房屋居住者。但因为中国的房子没有连带的土地所有权,仅限于房屋使用权,所以从理论上讲买房者其实还是个租房者。

  后来国家以政策(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住宅用房屋一般使用期限为70年,商业为50年,工业为30年,等等。从此以后,中国公民购买房屋实质上是购买了房屋70年的使用权,而非国际惯例的无限期的所有权。

  与“廉租房”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相反,自从福利分房“过时”后,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办垄断集团极其有效率地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建设了大量的“单位小区”。从土地划拨、设计规划、建筑管理、办证手续、物业管理,这些“单位小区”地段好、规格高,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出卖给集团内部人员。

  比如XX市中心的“政府公务员”住宅楼,内部人员集资仅1000多元/平方米,相同位置的楼盘市场价则达到将近6000元/平方米。而且他们花1000元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产权证》和你花6000元的结果是一样的、在交易时是等价的!而且你不敢肯定他们一人只“集”了一套房子。再补充一点,许多公务员的黑色收入之高绝对不是你所能想象的。

  仔细留意一下,中国最近反复声明要全面禁止公务员群体——即所谓的“党政机关”集资建房。这个声明的现实背景其实是——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公务员群体根本不需要从市场中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利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动用国家资源,已经基本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所以说,中国公民的住房问题其实只是体制外群体的住房问题,而不是所有中国公民的问题。

  关于减免土地款和国家税赋后价格较低的经济适用房(以前叫做安居工程),一直以来亦多为体制外群体所诟病:首先是数量少,其次面积上堪比豪宅,关键是通过阴暗手段分配。所以本该惠及广大无房穷人的该计划最后沦为政府无良官吏的私家娼妓。真正针对的目标群体被鸠占雀巢,实施该计划的正义初衷被付之阙如。

  六 黑幕在中国,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具体的一个个国民,而是属于国家,实际上就是官家。这是中国的财产法律方面的巨大漏洞。有人说,中国土地除了国有制,还有集体所有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世界上从来没有非官非民的“集体”,如果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民间性集体,例如农会、民间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那就是私有制,或“民间的”、“非官方的”,并不仅指个人或自然人所有,企业法人与社团法人也可以私有性质的权利主体。而如果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例如人民公社,那就是官府所有的一种形式。

  目前法律上的中国土地,分属于两种所有权:国有和集体所有。前者由中央政府掌握,后者由村民集体掌握。虽然同为“所有权”,其涵义却大为不同。前者(中央政府)所有权可将土地任意处置(造房、买卖等等),后者的所有权却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同为“所有权”,其不平等竟至于此!一种被剥夺了处置支配权的“所有权”,算什么所有权?

  房地产开发一般从拿地开始。在土地交易完全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地产商只能向国家购买。理论上,中国的土地由国家临时租给社会团体使用,农村土地由乡县一级的“集体”租给农民。按土地的使用情况可大体分为官办机构使用和民间机构使用。地产商其实是向国家购买土地的使用权。

  对官办机构所使用的土地,地产商必须通过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手段,与政府和当时土地使用者进行三方协商,最后支付给当时土地使用者高昂的转让费后,地产商才可以拿到土地使用权。

  对于民间机构所使用的土地(集体所有),比如农民的耕地或宅基地,地产商往往只需直接与政府(包括乡长、村长)交易,支付过高昂的土地款后,可直接从政府那里拿到土地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当时使用者的权益往往被“国家”粗暴的忽略,从而引发接连不断的拆迁暴力事件。

  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地产商“购买”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并不是土地上某个具体个人的土地,所以跟你个人没关系,大不了我拆了你的房子毁了你的庄稼赔你点房子钱青苗钱,好比打死你只要赔你个棺材钱一样。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在最近20年间,中国农民在土地收益方面至少被地方政府劫掠走了5万亿。更严重的是,“黑色”权力为了夺取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直接威胁农民生命。在2005年的“定州惨案”中,整个村庄遭到“围剿”,6名农民被残忍地屠杀,伤者无数。“定州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正因为独此一家的中国土地市场垄断所造成的奇货可居,中国的地产商几乎都是从土地掮客演变而来。利用与管辖官吏的勾结从而非市场化拿到土地,土地掮客们只要一转手,其“市场”(黑市)交易差价就极为可观。正因如此,中国的土地黑幕屡遭社会杯葛,国土资源部门的贪腐丑闻也一直不绝于耳。更普遍的是,县乡村级官吏未经“集体”同意,任意出卖“非国家”的“集体”土地,从而逼得大量农民沦为没有战争的难民。

  政府垄断土地,房地产商垄断房产。再仔细留意一下中国地产的主力阵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司或“红顶商人”。因为只有“近水楼台”的他们才能“方便”地拿到土地,贷到发展资金。所以说,中国房地产本身就是政治,或者准政治。

  央视的一个经济栏目曾经做过一档访谈。现场有人直斥中国地产商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他指的就是拿地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和肮脏黑幕。嘉宾王石尴尬申辩,万科一般拿到的都是第6手、第7手土地。经过多次转手,土地成本过高,只得在产品上下功夫。结果万科的房价一直偏高,好在产品品质比别人优良,所以艰难的成功了。

  因为“土地出让金”在中国是没有被列入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或者说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对食利自肥的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出卖官办机构的土地使用权几乎无利可图,而城市预留给地产商的储备土地也极其有限。因此,民间机构所使用的土地就成了国家与中国地产商合谋的刀下之俎。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以建设新城区、大学城、CBD等名义大肆圈占土地、侵占珍贵的耕地,为地产商提供取之不尽的土地资源。城市周边的农民被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驱离。政府以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土地租金将土地使用权拍卖给地产商。前土地使用者(农民)仅得1%不到的所谓补偿。整个土地易主过程不存在谈判,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往往被暴力剥夺了其应有的受尊重的权利。

  与原住农民被剥夺相反,各级地方政府收益多多: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使政府财政赚得锅满钵满;权钱交易使当事官吏富甲一方;大兴土木的新城市建设为地方大吏赢得飞黄腾达的政绩……

  去年以来,各地政府通过“招拍挂”进一步人为抬高土地价格。在建筑成本增加很少、且商品房市场需求降低的情况下,政府直接制造房屋价格上升。

  “无利不起早”,本该超脱的政府如此卖力,是因为这是在充盈自身的“小金库”,况且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平等的交易主体,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进入自由。用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房地产领域根本就没有市场。首先,作为房地产最基本要素的土地,根本不能自由流动。中国现行法律禁止农民盖房子向城市居民出售,也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民众要成立个住宅合作社,集资合作建房,政府同样禁止.

  七 房奴

  中国加入WTO许多年了,但中国的金融业却迟迟不许对外开放。封闭垄断的官办中国银行业以其烂帐之多创世界之最。世界惯例的存贷款利率差距一般为20倍,而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差达到不可思议的300倍,再加上中国公民对未来的恐惧所导致的高存款比例,使中国银行业可以以最弱智而无耻的方式盖豪华办公大楼、发高薪,而从没有崩盘的危机感。

  中国地产的滥觞直接原因并不是住房需求,而是银行业的全面介入。地产业不是什么高新科技,也没有多少创新要求。说白了,跟抢劫一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世界500强里几乎没有地产富豪——除非像香港这类土地被政府独家垄断(理论上香港是英国租地)的变态地方,才会出现富可敌国的李嘉诚。因为几乎全香港人的钱都叫他一个人赚了。

  地产业如果说还有一点门槛的话,那资金几乎就是它唯一的门槛。作为投资巨大、资金运转周期漫长的地产业,没有银行业的资金支持是绝对玩不起来的。在中国,从土地抵押贷款到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的托市使地产商可以以小搏大,仅用少量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撬动十倍以上的项目。所以可以说,中国地产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准金融行业。

  国家对地产的信贷政策,使地产商可以和地方政府联手,用土地抵押从国家金库——银行套取巨额贷款。然后再和购房者联手,用未来的房屋抵押从国家金库——银行套取本来不可能完成的巨额销售款。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坐地分赃,大量土地款成为政府的“私房钱”。

  这样地方政府就巧妙拿到了国家金库的钥匙。保管着全体公民储蓄和未来(社保基金等)的国家金库四门洞开……试想,一旦利率上升房价下跌,“房奴”们变成“负资产”,那就不是房地产崩盘的事了,那将是一个国家的雪崩。

  举一例子,地产商以400万/亩从政府手中拍卖购得100亩(66600平方米)开发用地,(政府用多少钱打发原住农民不提。)共计资金4亿。在交纳给政府1亿(或者更少)土地首付款后,地产商拿到土地使用证。地产商用土地证找到银行官员“协商”,以土地质押取得30~70%的贷款。按50%即2亿计算,地产商现有资金已经从1亿变成2亿。

  经设计规划,假设为普通多层,容积率为3,建筑面积为20万平方米,总共2000套房子。项目开始,建设承包商必须带资进场,替开发商垫付前期施工材料费用。同时开发商开始预售楼花(排号认筹),收取购房者定金。一般排号情况达到150%,每人2万元,开发商将收到6000万定金。

  基础施工结束,政府发放销售许可证,开发商开盘解筹。分期开发,阶段销控,销售房价低开高走。在销售期间房价被人为的从4000元拉到6000元,其中附属的底层商业用房价格更高。按住宅均价5000元计算,可以收到10亿,再加上商业地产(商铺)销售2亿,总共销售款可达到12亿。

  购房者以按揭贷款购房。房地产商以购房者的名义从银行套回100%的房款。甚至有不少开发商冒用他人身份证假按揭骗取银行贷款。 商品房预售制度,本是一种非法集资,只不过在这种“集资”模式下,购房者不能获得任何出资收益。“借”业主的钱同时在业主身上榨取暴利,这就是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本质。

  12亿的地产项目,土地成本为4亿,开发商替国家征收的30多种税赋约为4亿,按国内较高的建筑成本500元/平方米计算,建筑成本为1亿,开发商最后毛利润为3亿,净利润为2亿,利润率为100%。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土地成本占房价的33%,国家向购房者征收的税费占33%,建筑成本仅占10%。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贫穷的农民都有房子,而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却买不起房子。因掖优┟癖匦肫苌淼姆孔由霞负趺挥欣倘∏疲映鞘?amp;ldquo;中产”身上榨取超过房子价值近乎7倍的利润。

  仍以上面的例子说,10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50万,占用土地30平方米,土地70年租金一次给国家交清——即土地款17万。假如你是一家3口,你作为一个国家天经地义的公民,你却连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也没有。为了你有个栖身之处,你还必须给国家交纳房子价值(5万)3倍以上的税费(17万)。这就是一个公民在这个国家的待遇。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在住房方面的公民待遇似乎要好一些。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建筑行业更是廉价,而且常常被拖欠。但廉价的他们所建造成的房子却被卖成了几乎世界最高价,令东京、伦敦等发达城市的房价相形见绌。

  几乎所有商品的基本销售手段都是促销(促进销售),惟独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销售手段是销控(销售控制),即限量限时分批销售,而且是“期货”。在商业信息和社会资源等条件极其不对称(被垄断)的前提下,购房者徒有“甲方”之名,往往陷于任“乙方”蔑视宰割的地步。

  上面的例子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其实在400万/亩的土地上,一般建筑规划都为30多层的高层建筑,容积率达到7以上,而单位建筑成本上升些微。在土地价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税收和地产商收益将在原先的基础上翻一番还多。而且与银行的暧昧关系,使不少发展商实则是不需“本钱”的“空手套白狼”。

  有知识分子良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方面对房地产的入口——土地资源实行完全的极不市场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却对房地产的出口——商品房实行充分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是极其不公正的。

  地产商与政府、银行合谋,共同对购房者设计掠夺。购房者一旦购房,地产商和政府就功成身退,然后购房者就陷入银行这个代理人数十年的压迫和剥削之中——房奴者,房子的奴隶也。房子无罪,房子不会奴役人类,房子只是一个工具、道具。那么你是谁的奴隶?

  中国的所谓“市民”本质上还是农民,尽管他们不再种地、生活在城市。对中国农民来说,没有自己的房子和没有老婆或没有儿子一样,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一个“农民”没有给儿子置上至少一套房产,那么就如同没有给儿子娶上媳妇一样不可接受。

  因为我们“农民”得太久了,还不会“城市”,所以我们仍以“农民”的方式来“城市”。倾全家全族人毕生之力,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后代“老婆孩子热炕头”,让他们做一回真正的“城市人”。我们总是这样诘问自己:你没有在“城市”那个“村子”里“盖”房子,你怎么能算“城市人”呢?

  人是生而自由的,是我们逼着自己不自由。

  国家在透支,但国家天天在过年,人家那叫“盛世”。我们也在透支,但我们在节衣缩食不敢浪漫没空发呆,人家管你叫“房奴”。“魔鬼词典”中解释“按揭”这个词时,是这么说的:“就是把你按住,然后揭你的皮!”

  世界是那么大,从我们狭小的层层铁窗(防盗网)里,我们只能看到支离破碎的天空。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浮士德是经不住魔鬼的诱惑才陷入万劫不复的。

  先知纪伯伦告诫我们:“为何一个人总要孤独地迷失许多次,才能重归故里。”

  八 暗流1989年后,世界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德国、波兰、苏联等纷纷土崩瓦解.以苏联为例,叶利钦对一举推翻专制的威权政治,建立了私有制的俄罗斯.苏联共产党也很无耻地成为第一个(以后还会有第N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党员书记们成为瓜分国家财产后的第一批暴发户.经过经济衰退的阵痛,国家逐渐恢复元气,俄罗斯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救济等社会福利保障担当起正义而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场变革在法律上无疑是正确的.

  再回到中国。1989年后中国继续推行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非垄断性的、非暴利的国有资产以各种名目也被变卖给党的书记们,他们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权贵。同时国家对能源电力通讯等垄断性行业加大控制,进一步“官有化”。这些似乎与俄罗斯相似。但是,在教育住房医疗等保障方面,中国将施加范围缩小为政府官吏和官有企业,置更大多数的民众于不顾。

  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较另类,体制内跟体制外是冰火两重天。体制内的公民其薪水、福利如同实现了共产主义。从福利分房到集资建房,在一元化的社会中,他们具有排他性的组织力、对法律政策的影响力和对公共资源的调动力。

  房子作为生活必需品,国家对体制内的公民从福利的角度给予了极大的恩惠,通过无偿划拨方式,免除土地租金、减免税费,本来这无可厚非。但是体制外更多数的公民因其“丧失”自我组织力和对政策的影响力,更不可能有对公共资源的调动力,就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应当享受的平等福利待遇,这就有失公允和正义。

  如果对中国地产市场的房地产产品做一梳理,就会发现其中大面积的豪宅所占比例最高,而且在市场也最受追捧。本来房子作为必需品,对贫穷的中国公民来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但是中国本来就是奇怪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可否认,中国引进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对以官企为主导、政府掌控市场的背景下,朝不保夕的体制外富人对地产投资并不感兴趣。而房地产在中国从生活必需品转变成为投资品那又是谁在作祟呢?

  国际惯例中,出于正义层面,国家一般对国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严加监控。对公民基本生活福利给予极大优惠,而对过多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课以重税。比如对必需的基本住房给予政府补贴,对多次置业占有多套住房的加大税收处罚,以此遏制对社会公平造成危害的现象。

  在中国,国家对待一个有钱人买10套房子和买一套房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相对一个体制外惨淡经营白手起家的小业主来说,他将资金投入自己的事业要比投入泡沫四溢无比变态的地产回报高得多。这也就是中国地产市场中的小业主阶层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的原因。

  那么房子都被谁买去了?谁是这些房子的真正买家?

  体制内聚集了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精英,他们中不良者借助中国独有的体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市场和官场中左右逢源,在不彻底的市场经济中将本来的公共权利出卖变现,聚敛了大量的黑色或灰色收入,投入企业经营吧一窍不通,结果地产成为他们最热衷的洗钱渠道。

  具体有多少这种黑钱,没有人统计。但在地产圈内没有人不承认,洗钱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地产一路牛市的伟哥。

  如果不信,看看他有几套房子就知道了;如果不信,看看有多少房子没有人住就知道了。正是这些所谓体制内的精英群体,成为中国地产市场消费的主流。因其职业身份背景,他们往往欲盖弥彰,构成一股股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暗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通过调查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的洗钱行为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将房地产作为载体,把来历不明的黑钱由货币形态变为实物形态。这些人购房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也不是为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洗钱。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严厉桎梏的阴影下,中国人一直处于生活资料的极度紧缺和饥渴状态。市场开放后,“饿”疯了的人看见什么都想一口吞下去,有多少吞多少。拿住房来说。开放前,三代人同居一室在城市相当普遍。开放以后,只要有机会,他恨不得一个卫生间比体育馆还大。

  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大跃进”时的“低标准”差点没把他给饿死。即使后来,他也吃不上几顿饱饭,哪怕年年丰收。1980年“土地承包”,国家容许农民自己保管粮食。到他殁的时候,他攒的粮食多得能把房子压塌。

  我们可以理解个人对物质的贪得无厌,特别是正常生活条件受过严重压抑的人。但房子作为有限的、紧缺的准自然资源,我们不能不有所克制。如果个人的无法克制还可以原谅的话,国家的恣意放纵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不仅将危及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更会对国家和所有公民的将来构成威胁。因为个人可以是非理性的,但国家不能不是理性的。

  国家是一块土地上所有的公民推举出来的一个组织。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的公平和正义,在于它对人权普遍的保护。国家的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政府雇佣的人叫官吏。服务和保卫民众是国家(或政府)的伦理,否则是乱伦。

  如果官吏集团自发结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食利自肥,瓜分侵吞公共财富,肆意掠夺公共利益,将政府挟持为只为自己利益集团牟利的“官府”,“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将沦为是苦难的“草民”、悲愤的“暴民”,公平和正义也将无从谈起。

  阿拉伯寓言里,一只无耻的骆驼得寸进尺,将主人从帐篷里踢了出去。公权力就是这样一只骆驼,隐忍和退让只能让这只骆驼永远骑在主人的头上作威作福——而忘记它本来的仆从身份。

  九 病灶

  在世界各国旅游过的人,或许会去过几百年前马克思住过的屋子。虽然岁月变迁政权更迭,也可能房子几经易手,但房子所有权人依然对房子和房子下面的土地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支配权。任何人或组织无权以非契约的形式剥夺其天赋权利。正因为这种权利的不可侵犯,所以欧美等文明国家有着数不清的百年老宅,父传子,子传孙,从而得到自然保护。

  几乎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些脏乱差的贫民窟,而且其地理位置往往处于城市黄金位置,比如在印度的新德里、美国的纽约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等。因为所有权受保护,使这些房子贫穷的主人照样可以住在市中心。当然也有地产商和政府企图开发这些黄金土地,但艰难的谈判往往令其望而却步。

  几乎所有动物都会有一种领地意识,人也一样。作为人的集合,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企图。所谓独立,就是其领地意识得到伸张和承认。国家是民族斗争获得独立的结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叫做领土。对领土,“中国人民”都懂得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西方谚言中所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提法,具体地落实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之中。这实际和美国公民的持枪权一样,反应了国家公民对公权力无限扩张本性的一种警惕。

  这里的“私宅”实质包含了土地和房子的双重含义。房子首先满足人面对自然的庇护需求,而房子所附属的土地则满足了人的领地意识。领地是一个人的领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不可以因为你的邻居衣杉褴褛看着不顺眼就把人家的房子扒掉、把人撵走;你也不可以认为盖成房子出售比种粮食更赚钱就把人家的庄稼铲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伦理。“己所欲施于人”是一种强奸,更是一种乱伦。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法》迟迟没有出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即将于2007年10月颁布。或许我们可以对之报以期望。

  但是,如果《物权法》仅限于对土地、房子以外的“物品”所有权的保护,那么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依然是没有立足之本的,我们只是借住在这个国家——自己的国家,随时你都有可能被国家要求你带着你的电视机和牙膏滚蛋。

  再进一步,即使国家对“房屋所有权”明确了其受保护的权利,但房子下面的土地依然不是你的。也就是说,你把房子盖在人家的地里,那么人家就有充分的权利随时让你带着你的电视牙膏马桶和房子滚蛋。

  人家说了,你一次给我交70年的土地租金,我就让你在这里盖房子。那么70年以后呢?如果房子没有被雨淋塌、没有被地震震倒,你那时是再继续交上通货膨胀翻了N番的新70年地租呢,还是等着人家扒你的房子?

  十 前途

  中国目前的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政策引发的争议很大。

  右派认为,一旦国家对公民归还土地所有权,社会中的穷人(特别是农民)将被富人(特别是在近20年社会财富大瓜分中造就的新兴权贵)掠夺掉最后的生存本钱和底线,从而产生更多的失地农民和大地主,加剧社会不公。

  左派认为,公民重新拥有土地所有权可释放土地的最大经济功能,解放生产力。公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直接进入土地市场交易,可使公民获得应有的合法财富,更可避免对珍贵的土地资源的无益浪费。同时也有利于土地交易的公平竞争,遏制伤害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权钱交易。

  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帮别人干活赚到一点钱。这笔钱对大人并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笔“大财富”。父母这时往往会从我们手里拿走这笔“财富”。父母说:“你拿着它会被坏人骗去,还是我们来保管吧。”后来我们长大了,真的有一笔“大财富”了。父母还说:“你拿着它会被坏人骗去,还是我们来保管吧。”我们拒绝了。我们无权选择父母,我们也无权不信任父母,只是我们更懂得这“大财富”的价值,更知道谁是真正的“坏人”。当然,国家不是父母。

  国际社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臧否不一。但是总体而言,该政策在国内赢得了大多数中国公民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政府的政策初衷基本是正义的,政府在政策执行层面也基本是公平的。

  人口的增长需要自然资源支持。在有限的资源局限下,人口不可以是无限的。对人口进行合理的总体控制有利于提高每个公民的生活水平,保护其基本的生存空间。

  生育权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引起国际非议的主要是说其对公民生育权的侵犯。但国家在政策执行上做得比较公平,且富于同情心,特别是对贫穷农民的极大宽容和对体制内群体的严厉。同时对每个公民1胎内的生育权给予了应有的保护。而对肆意超生、侵占人口公共资源的公民给予的惩处也是真实的公正的严厉的。

  不得不承认,人口与生育权作为公共资源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种典型权重,中国政府处理得合理合法、正义公平、且富有远见。

  再回到地产。

  土地同样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土地矛盾尖锐的国家,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美国公民那样的大HOUSE。在这样一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逼仄的有限前提下,如何保证每个公民能够享有安居的基本人权,国家应当是非常在乎的。

  公平正义是国家合法存在和合法运行的前提和规则。国家不应当无视众多公民因被非法的暴力拆迁和贫穷而流离失所;国家不应当向大多数公民的基本居所征收不合理的土地租金和高额的税费;国家不应当纵容少数富裕公民肆意过度侵占仅存的公共资源而不受到严厉惩处;国家不应当让所有的公民只是暂时(可能70年)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国家可以设定房子的寿命只有70年,但不可以设定房子使用者——人的寿命,更不可以设定人类生存延续的期限,除非国家能够设定自己的存在。

  在中国几乎每一次的贪官事发之后,我们总会发现N个存折、N个情妇和N套住房,但却没有N个孩子。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房子与孩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从本质上说,公民的生育权和居住权应当是同样重要的、是神圣而不可剥夺的。

  奇怪的是,我们不能接受村长因为有钱就可以生10个儿子,却能够接受村长因为有钱而可以在村子的耕地上盖10栋别墅(他只住1栋)。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张三钱少而生不起一个孩子,却能够接受因为张三钱少而没有一个基本居所。

  再做一荒诞的假设,如果像对待住房权一样对待生育权,国家“公平”地向每个出生儿童的父母征收10万元(比如“生育费”)。那么,有钱的李四可以交给国家100万而生10个孩子,而没钱的张三交不起10万元就只能断子绝孙。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已经不是什么不公平了,简直是邪恶。

  贫穷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恶,就如同富裕不是错误和罪恶一样。但如果我们的富裕都是建立在对穷人的掠夺(剥夺)和穷人的痛苦之上,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富裕都将是错误的、罪恶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三贫穷而惩罚他绝育。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张三贫穷而惩罚他流离失所,沦落为“丧家犬”。除非他是自愿的。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农村人养头猪还懂得要给猪垒个不漏雨的猪窝呢。

  中国古语云:“良田万倾,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在一个大多数公民尚身无片瓦的社会上,我们怎么能够认为一个人住着1套霸占着10套的现象很正常呢?在尚没有解决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居住问题时,我们如何能容许富人像收藏名车名表一样收藏住房呢?

  不要忘了,如同水、食物、食盐一样,房子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房子受土地资源的局限因而更加有限。房子不应当是奢侈品,更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生产的工业消耗品。房子不是手表汽车玩具,它的第一功能仍然是供人栖居。你可以没有汽车手表,但你不能没有房子。房子是家的载体和象征。房子是一个普通人最大价值的恒产。自古都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先有家后有国。只有“保家”才能“卫国”。

  调节杠杆是国家税收政策的重要功能之一。国家一次次针对房地产的政策出台,都一次次地人为抬高了大多数一般收入公民首次置业的门槛,而对少数富人N次置业囤积住房的行为却并没有很好的遏制。本应该“劫富济贫”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变质成了穷富通吃的大劫掠。

  我们想,在存款实名制、房产证实名制和信息管理十分完善的今天,国家对住房条件的巨大社会差距进行政策干涉应当是没有任何技术障碍的。我们可以理解资本是逐利的,我们也可以理解国家是超脱的,但我们却无法理解国家如何可以饕餮逐利。

  殖民地因为殖民者的盘剥可以奋起独立,我们面对“祖国”的盘剥又能如何?

  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富裕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马上就要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股东”了。但是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体制外公民依然要独自承受“市场化”的子女学费、“市场化”的医疗费、“市场化”的养老保险、以及“市场化”的住房。同时,我们国家的公民还要给国家缴纳世界第三高的政府税收。

  在这样一个计划色彩强烈的国家,我们可以把更艰难的计划生育问题解决得很好,为什么偏偏就要如此绝情地、把同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居住问题、不负责任地彻底推向弱肉强食的所谓“市场”去呢?

  每次奥运会,中国人像吃了春药似的亢奋不已,看到同样贫穷人多的印度连块铜派牌都得不上,那就更加骄傲自豪。但请别忘了,如果你在贫穷的印度,从小学到大学你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更没有谁敢不经你同意扒你的房子。我们要了一个政府,不是让它食利自肥演戏哄我们玩的。

  十一 中国

  社会主义的主要含义就是极大提高国家所有公民的福利和保障。邓小平讲过:“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反映在分配上,就表现为一小部分资本家凭借手中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不是社会主义。”

  你可能是穷人,也可能是富人;你今天可能是穷人,明天可能就是富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担当起他应有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如同国家应当担当起它应有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使我们的社会趋于公平和正义。

  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不公平今天伤害了我,明天就可能伤害你。“他人视我如草芥,我视他人为仇寇”。“仇富”的根源不在于贫穷,而是因为公平和正义的缺失。

  资本社会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公平和正义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不仅惠及穷人和弱势群体,同时也保护了包括富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公民。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美好的松弛的,它不仅有市长先生们所想要的“碧水蓝天”,还应当有无数自信的善意的满足的笑脸。

  而在一个失去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里,贫穷势必将成为一种天然的正义。毛的目光每天通过钞票打量着我们和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他所倡导“打土豪分田地”、“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犹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和谐”是最响亮的主旋律。藩篱重重、相互戒备与仇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什么所谓的“和谐”。

  在全球化背景的当下中国,新儒风又借尸还魂,简直又回到“罢黜百家独尊儒”、“龙恩浩荡”的天朝“盛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要忘了“孔老二”的“苛政猛于虎”。

  在“汉武大帝”皇恩普照的“盛世”,因为伟大的“盐铁税”发明,皇帝陛下可“金屋藏娇”,他的臣民们——中国“老百姓”却吃不起盐、买不起锅,几乎“茹毛饮血”。

  在中国,宅心仁厚常常被自称“好龙”的“叶公”们玩成了道貌岸然的无耻伪善。这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警惕和反省。

  道义和善良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常常被强盗和阴谋者用来做华丽的道场。我们最需要的应当是规则和诚意。

  如果所有的公平和正义都必须通过“革命”和暴力来获得,如果所有的不公平和非正义都必须依靠“镇压”和暴力来维持,那么对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将是一场噩梦和悲剧。我们经历的苦难已经太多,我们的神经已经太脆弱,我们甚至不愿意再提起孙志刚、马加爵、崔英杰和李志强们。

  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同每个人的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让我们善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公民神圣的权利,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结束

  《圣经·马太福音》说:“那些有的,还要加倍给他;那些没有的,连仅有的也要拿走。”中国的地产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劫贫济富”的局面。少数人因为拥有N多个可以炫富的房子而沾沾自喜,多数人却为无法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斗室而抑郁而焦虑。

  稍微留意一下这几年中国或大(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或小(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的贪腐丑闻,我们总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腐都脱不了与房地产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中国地产所呈现的各种不可思议的乱相,国家缺乏系统的预见性和富有远见的智慧,思想僵化、急功近利。指导政策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自相矛盾。与地产相关的官吏和地产商人见利忘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黑幕重重、泡沫四溢。各种贪腐欺诈丑闻层出不穷。房价如断线风筝节节攀升。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购房者对房价是高还是低莫衷一是。政府和地产商对商品房的成本构成讳莫如深。大量粗制滥造的房子,到处开肠破肚的城市,大量的保护建筑被毁,大量的保护耕地被非法占用,大量的农民和非法拆迁户流离失所……

  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鸵鸟政策如果再继续下去,所导致的这场焚琴烹鹤暴殄天物的中国地产“大跃进”将严重透支我们极其珍贵的土地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国家的政治信誉,这不能不使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府忧虑和深思。

  当一家的积蓄和一国的财富都砸向房地产,当我们的城市被搞得满目创痍,当国家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被房地产套牢——

  我们的科研怎么办?

  我们的教育怎么办?

  我们的福利怎么办?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我们的幸福怎么办?

  我们的未来怎么办?

  我们如何给自己的儿孙交代?

  我们民族的未来竞争力在哪里?

  难道和人家比房子大吗?(在中国,农民的房子就是最大的,他们却要背井离乡!)

  难道我们为了明天的“东方不败”,就值得今天“挥刀自宫”吗?

  中国地产这种末世抢劫般的疯狂扩张正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严峻威胁。畸高的房价同时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种漠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地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危局。因为中国地产不仅威胁着我们大多数公民的居住权益,更威胁着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利益和国家未来。

  中国地产如同《皇帝新装》中的皇帝,志得意满,在国家和民众的眼前恬不知耻地一路裸奔,以根本不存在的、“居住改变中国”的新装自我加冕。(——如果这件新装真如插图上的遮羞布一般存在,那也是“居住毁灭中国”。)

  在亵渎神圣公权的政客、自私下流的地产掮客,以及他们所“包养”的“媚体”,一起假装高潮的一声声叫床中,沉默的大多数,或被蔑视羞辱,或被挟裹其中;或惶惶无措——为自己的眼睛“弱视(弱势)”懊恼自卑,或跃跃欲试地为其把薪助火。

  就这样,我们正陷入一场全民族的地产狂欢节而不能自拔。

  中国的地产与中国的股市如同一对雌雄双煞,在一次次“崩盘”的断言中一路高歌猛进。在这一切浮华的背后,我们总是看到权与利的巨大阴影。

  在《泰坦尼克号》中,自负的船长对大家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轮船,将会带你们到达铺满黄金的幸福彼岸。人们带着美仑美奂的梦想争先恐后地搭上这艘美仑美奂的巨轮。贫穷的杰克成为最后一个上船的“傻瓜”——当时他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

  前面有没有冰山,我们不知道。但船长先生告诉我们“绝对没有”。

  我们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明天还想好好的活下去。

  我们不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即使我们贫穷,但不妨碍我们今天邂逅爱情。我们今天照样可以站在人家的轮船上、搂着人家的老婆大喊:I’m king of the world(我是世界之王)!

  中国人的素质网友阿森给我博客上留言说:长久以来,一个问题一直干扰着我——中国人的素质到底是好还是坏?说国人的素质不好吧,这一大群生活在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并在非常先进的ZHENGDANG的领导下的人们,过了整整六十年,素质不好?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吧!……(为了不被蒸发,删去200余字)我很迷茫,中国人,你们的素质,到底是高还是低?

  在一般国家,人们一般通过游行和选票公开表达政治态度。在这个不一般的国家,平日里,酒肆茶楼,街边巷议,网络论坛,人们总会私下里谈论“国家大事”,我听得最多的词语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人们都说中国人的素质很低,中国人要管,而且要严管,严管就是要严厉地严格地,甚至严酷地管制;对中国人不能仁慈、不能把它当回事,更不能对它讲道理;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不管还了得;这60年要不是共-产-党管得好,中国人哪里能过上这种好日子;这次金融危机,幸亏我们有中国政府管着,否则不知要蔓延得多厉害;有些地方的人就是管的太松,结果就闹事……

  我原以为说这些话的都是些龙-永图林嘉祥逯军这样先进带表,后来发现不是,其实无数斗升小民皆如斯言。我很纳闷,他说“中国人素质低”的时候,那个“中国人”是否包括他自己。如果包括,那么他其实是说他自己“素质低”,既然一个“素质低”的说的话,看来这话也“素质低”,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那个“中国人”不包括他,那么他是谁?是外国人、是“汉奸”、是外星人或者不是人……

  许多人说:对中国人不能讲道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理;如果大家都讲道理,中国非乱套不行。不讲道理讲什么呢?讲狼图腾,讲暴力!谁厉害谁说了算,谁拳头硬谁说了算,谁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钱谁说了算!我以为说这话的人们一定很“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也是些蝇营狗苟的“普通老百姓”。我很纳闷,如果别人不对他讲道理,用拳头招呼他,他是否会觉得很爽;如果他对别人不讲道理,别人是否会接受他,而不认为他是个混蛋……

  在这个反义词定律普遍的国家,我常常被随处可见的城管恶行所震惊,也常常被一些电视镜头惊得目瞪口呆:黑夜里,一群荷枪实弹事先埋伏的警-察呼啸着一拥而上,将一个毫无准备的瘦弱的“中国人”摁倒在地,几只皮鞋狠狠地踩住“中国人”的身子,几只手揪住“中国人”的头发,将那个可怜的“中国人”扭曲变形的脸扳过来,用强烈的手电照着,凶恶地问:“叫什么?”……在扫黄行动中,一群高大勇敢的警-察大喊着破门而入,揪着哭泣的女孩子的长发拖出房间……在这些镜头里,你简直会忘了他(她)是个“中国人”,甚至你不觉得他(她)竟然是一个“人”。这不是电视剧,这是新闻,这是每天都在这个国家上演的新闻;这个“中国人”也不是什么危险的杀人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或许仅仅只因为他看见警-察就跑的缘故。

  我小时候在贫苦的农村,常常要把自己家养大的鸡和猪送到城里卖,抓猪逮鸡从来都不敢这么凶狠残忍的,吓着鸡伤着猪都要被大人们责罚的。在国外的警匪片中,即使面对危险的杀人犯,不过是警察远远地抢指犯罪嫌疑人,表明自己的公职身份,郑重宣告对方权利,在对方不反抗的情况下给对方带上手铐而已。尽管我们常常为坏人的洋洋得意而恼火,但我们也看到自己与坏人的差别,坏人损害人类的尊严,而我们维护它。

  当然,我知道是没有警-察这样对待一个黑领的:大喊着一拥而上按翻在地踏上N只脚揪住头发扳过脸……因为我发现黑领们即使身陷囹圄,依然西装革履神采奕奕,跟在主席台上或在电视镜头前没什么两样,甚至陈-良宇的豪华囚室200多平方,日均伙食标准200多元,而非黑领的中国犯人则“留头不留发”了。还有一个当然,我知道对黑领来说,一般情况下内部纪律处分就足够了,“双规”(“双轨”)一下就可以啦。对黑领来说,罪恶常常被当做错误进行处理,哪怕惨绝人寰的罪恶,比如“功大于过”;如果你不幸不是黑领,那么错误常常就成了罪恶,哪怕是机器的错误或别人的错误,比如许霆和梁丽。

  如今,做贪官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孩子的人生理想。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在当今中国人回味无穷的皇恩浩荡的古代中国,官吏犯罪要比平民严厉得多,黥面宫刑凌迟满门抄斩灭九族,令人发指。因为什么,因为想当官发财的人太多了,多得再严酷的刑罚都难耐其何。元朝时,汉人是四等贱民;明朝时,做官的动辄得咎,就会被拔掉裤子打屁股,哪有个人尊严;清朝时,汉人尽皆易服剃发,哪有民族尊严;毛万岁时,人人互相揭发互相批斗互相羞辱,哪有人的尊严……或许,中国人就是这样一路丢失尊严的。

  亚里斯多德把人类分为牧人和羊群,莫斯卡将人类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主子和奴才,马克思将人类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自己和别人。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一个人不想别人那样对他,他就不要那样对别人。圣经上也有同样的话,意思是说,总有一天,你会被别人用你对待他的方式对待你。

  常常看到满街的官方标语,大喊“提高公民素质、提高道德素质”云云,教育也要素质教育,好像素质跟钙一样,人人都缺,一补就灵。其实人类本身就是万物之灵,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评价他人的素质如何,就好比日耳曼人并不比犹太人更优越一样。人与人构成社会,社会依赖规则,规则来自互相尊重,在尊重中体现自己和他人的尊严。

  在这个国家,组织和个人似乎都在极力回避对规则的尊重,大多数人都试图以藐视他人和伤害他人来获得自身的超脱和满足,许多人以凌驾于他人、羞辱他人和亵渎人类的尊严来获得病态的心理满足。这是一个规则丧失的国家,这里只存在对规矩的普遍崇拜。规矩与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来自于单方面的粗暴强权,后者来自多方的互相妥协互相尊重。

  极-权主义起源于臭名昭著的纳粹法西斯时代,它以贬低非日耳曼人的人格为指导思想,使日耳曼民族陷入一场鸡血般的狂欢和末日般灾难之中而无力自拔。今天,当这个国家的人普遍地以贬低自己这个族群的人格为乐、以羞辱自己这族群的常识和智商为职业时,无意于任何对人的权利、对人的尊严、对规则的尊重、对民族的自信、对未来的愿景和对人类的大爱,那么等待它的将没有狂欢,只有灾难。

  人类不分东西,具有完全一致的普世价值。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绅士国家和流氓国家,前者讲道理,后者讲暴力。尊严并不是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关于尊严的追求,“廉耻”、“义”、“礼”和“节”均是与尊严有关的东西。面向全球化的人类未来,我们有必要重拾尊严,建立自信,尊重人本身,尊重规则建设,善待和敬畏人的身体和人格,努力去做一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而又从容安祥谦卑温和的人。

  本文最后,谨对在德国接受医治的艾*未-未先生表示同情和慰问,同时,对当事四川警-察的施暴行为表示抗议和谴责。前者是中国的脊梁和骄傲,后者则是中国的败类和耻辱。

  面子还是尊严

  作者:杜君立 2009-12-14 21:05: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搜狐博客 > 草根精神 > 日志 > 文案2009-03-19 | 要面子还是要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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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刘震云善于讲河南人的段子,王小波则善于讲中国人的段子,这些段子多半不怀好意。他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地主欺负长工,长工就动手做一只马。地主问做的是什么,长工说是马;地主问什么马,长工说:用草和泥做的草泥马。

  草泥马听着像“操你妈”,写着却是“草泥马”,当然也可以听成“草泥马”。地主可以当成“草泥马”,长工可以当成“操你妈”,这样大家都心想事成倍儿有面子。地主如果不认为是“草泥马”,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是面子而是尊严。

  网络警察花着纳税人的大把银子,每天在网上日理万机封杀抓捕“操你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地维护一种叫面子的东西,终于逼出了“草泥马”。警察面对“马勒戈壁”、“草泥马”、“河蟹”一定麻爪——草泥马到底是什么马……毕竟尊严是这个国家所缺乏的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要的是面子。

  赵本山演的都是些幸灾乐祸的假喜剧。他的走红说明丧失了同情心的中国人的内心是多么阴暗。赵本山曾经有过一个前倨而后恭的小品,讲丈夫当着众人的面呵斥妻子饭做得不好,等回到家里,丈夫马上向妻子跪下道歉求饶。前者是有了面子,后者是失了尊严。所以面子并不代表尊严。

  安徒生的《皇帝新装》简直是专门描写中国人的,即使光着屁股,只要没人当面指出来,就可以指鹿为马,心安理得。这是因为面子的缘故。只要有面子,人就假装活得自信坦然。现实中,阳谋是一种罪恶,大饥荒是一种罪恶,文革更是一种罪恶,只要堵住所有人的口,这些罪恶就假装不曾发生,最终为了光荣正确的面子,包庇了历史的恶棍。

  2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即二人,是说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才有意义,人的自我是无价值的,要“慎独”。人的价值即体现在面子上,这面子实则是一副画皮那样的面具,与真实的脸皮和尊严毫无关系。

  中国的传统人格标准是“内圣外王”,这是中国的传统贵族画像。可惜中国是没有贵族的,所以外王者多,而内圣者少。只要“外王”,外人敢怒不敢言,面子就伟大光荣了。至于“内圣”,好比自己的屁股是否还夹着屎,只有自己知道,只要假装没夹着屎就行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那是文人的自慰。

  中国文化传统里,“礼义”之后一定要加上“廉耻”。廉耻是一种内省和自我尊严感。但传统文化往往成为贞节牌坊,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流氓主义实则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成者王侯败者寇”、“有奶就是娘”、“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等等语句,使“礼义”与“廉耻”严重割裂。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早已经成为一种传说,现实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和“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的尊严感的丧失使人的价值严重贬值,人这种动物与其所附属的文化因此在中国成为最廉价的商品。

  面子是他人给予的一种类似尊严的感觉,所以常说“赏个面子”、“给个面子”、“留个面子”等等,这种语气分为乞求、要求、强索、逼迫等几种。面子好比纸糊的面具,最怕被别人戳破,那就叫“丢了面子”,是奇耻大辱。中国现政府是一个勤奋的名词制造者,它们往往将这种“灾难”统一叫做“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般过一段就要伤害一下感情。

  尊严是自我人格的完善与承认。人之区别与其他动物,而自喻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尊严。人在失去尊严的情况下是会放弃生命的,尽管他身边堆满食物。金庸小说中的完颜亮自杀前说:“活着像条狗,死了才像人。”所以尊严来自人的内心,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他人承认或赐予。

  3

  人权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与西方世界的口水官司。西方政治的人权观念是对人的尊严的确认,强调的是具体到个人的权利。而中国政府强调的是面子,而且这面子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群体面子,比如“站起来了”,不再是“东亚病夫”啦等等,再进一步,就是吃饭穿衣之类的动物性需求。所以中国这里根本没有西方的那种尊严的概念。

  中国讲人权,就是让他像猪一样吃饱穿暖和,然后让他感觉遇见其他人类的时候也有面子——所谓民族自豪感,或者先有面子后吃饱。西方认为人应当是高贵的自由的有尊严的,中国认为人应当吃得好穿得好,让人羡慕。

  怎么样才算两撇——人?西方和中国是鸡同鸭讲。比如西方文化里令人尊敬的人叫“gentleman(绅士)”,中国文化里令人尊敬的人叫“老爷”——如今叫“领导”。前者强调的是教养和尊严,后者强调的是身份和面子。

  尊严对应的是权利,面子对应的则是权力。面子构成的社会里只有权力横行,权力有多大,面子就有多大,没有权力就没有面子。为了自己的面子,权势者可以肆意扒掉穷人栖身的房子、掀掉穷人谋生的小摊。这样的社会穷人自然没有尊严,而权势者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

  尊严构成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天然拥有不可侵犯的人的权利,任何一个人的受辱都是整个人类的受辱。任何人都没有任意侵犯他人尊严的理由。即使他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依然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因为有面子没尊严,中国人心理素质超好,撒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测谎仪对中国人绝对失灵。因为有尊严没面子,西方人心理素质较差,动辄要忏悔,要不就看心理医生。

  尊严既是人的自我感知与校正系统,面子其实就显得多余了。面子的存在是因为尊严的缺失,好比严重毁容的人需要戴着假脸才可以出门一样,否则就会吓着人。聊斋中的鬼也一样,她每次出门上夜班都要精心的“画皮”。

  4

  面子盛行的中国当下社会,实则是一个严重伪善的社会。真实和真相成为全民公敌,大家都在掩耳盗铃的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别人的面子,就像那个吸血鬼在精心地描绘着美丽的“画皮”。尊严被面子替代,生命从此不再脆弱,而是坚不可摧,只是生命失去了神圣的价值,只是苟且的行尸走肉。

  对尊严最大的威胁是面子,对面子最大的威胁是真话。所以真话成为国家公敌。一个15岁的孩子因为转帖了“妓女万岁”就以“影射党国”罪被抓起来,“马勒戈壁”、“草泥马”、 “河蟹”竟然也遭到全面封杀,政府指挥无数警察在审查人们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悉心呵护着失去了尊严的面子。这是因为,面子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底线,尊严早已经全线崩溃不复存在了,或者压根就从来没有过。

  当荣与耻被再度供上祭坛时,我们应当感到可悲可笑,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廉耻。5.12的学校和国家免检奶粉夺走了我们无数的孩子,无论我们多么愤怒,但没有人感到羞耻……没有了廉耻的社会,如同一群赤身裸体没有底裤的怪物,仅仅举着一个叫做“面子”的面具遮羞——《大话西游》中,吴孟达举着一棵“隐身草”,自己安慰自己:“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树活皮,人活脸”,中国人活的就是脸面,饿死老婆孩子也要做好面子工程。面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用品必备品和头等大事,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也是政府的第一要义。离了面子,就“没脸见人”了。

  伪善的面子下,往往包藏着阴暗的祸心,邪恶被精致的面子包装巍峨辉煌。“吃饭和面子哪个重要?”不要脸的人们已经联合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面子,不择手段,恃强凌弱,巧取豪夺,发家致富——“发你的财,让别人说去吧!”

  “老而不死,贼也”。阎崇年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是因为阎崇年真的真的真的——不要脸。耳光只是对人的尊严的提醒,这与暴力无关。当大多数感情丰富而又弱智的人们以尊老爱幼的礼义来看待此事时,说明廉耻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因为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有关廉耻的事情,与礼义无关。这一耳光打掉的是阎崇年们的面子,唤醒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感。

  人本是神的孩子,我们本是来自天堂,失去尊严久了,我们已经不知尊严为何物。中国教育的任务就是对人来自先天的尊严的阉割和摧毁——教唆人撒谎、虚荣、冷漠、势利。如同没有鸟的公公,没有了尊严,人真的就无畏无惧,如同魔鬼训练营窜出来的中国城管一样,所向披靡,敢将人类所有的尊严踩在脚下。

  当你看到被掀翻的小摊和被砸烂的西瓜,你一定会想到毛万岁领导的文革中“红遍全中国”的阴阳头,他们不是在毁坏别人的生计,而是在践踏人的尊严。用冠冕堂皇的话说,是在“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寡人一怒伏尸千里,匹夫一怒伏尸二人。”从对人的尊严觉悟上说,崔英杰和杨佳他们是永远值得正直和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同情和尊敬的。

  5

  中国最有面子、也最爱面子的,无疑是历史上的石崇。有福布斯的话,这家伙一定是晋朝的首富,换在如今绝对是个代表或委员什么的。这厮在荆州州长任上时,指挥军队假扮强盗,靠明火执仗的打劫完成原始积累。石崇在京城建造了一座气派的“鸟巢”,光老婆就收集了100多个,个个穿金裹银,美若祖英,足够搞一个奥运会开幕式的。

  石崇与高干子弟王恺争夺面子吉尼斯纪录,“争为侈靡”: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用丝绸作了40里长的屏风,石崇就用锦缎作了50里长的屏风;王恺用赤石脂当涂料,石崇就用香料和成泥来刷墙……王恺把晋武帝所赐、二尺多高的珊瑚拿出来炫耀,石崇当场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然后拿出一堆珊瑚,每枝都三四尺高,光彩夺目,让王恺看上哪个拿哪个。

  石崇富可敌国,想申办奥运会,可惜那时没有,就经常在家举办豪华宴会,宴请各路达官显贵明星骚货。每逢宴席,石崇就安排美女劝酒。客人有饮酒不尽兴者,就命令警卫员杀掉劝酒的美女。有同情心但不胜酒力的客人,为了给热情好客的主人面子,或者说为了让美女活命,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

  大将军王敦酒量颇大,但此公比较厚黑,任凭美女如何流泪劝酒就是不肯喝一口。结果3位美女登时丢了脑袋。有人责备其无恻隐之心,王敦回答得很中国:彼杀自家屁民乃其内政,怎能干涉!

  估计那时也没有鸟蛋里那种太空级超豪华茅坑,但石崇比张艺谋有创意多了,他家的厕所里配备了一群妙龄少女,个个袒胸露背手捧托盘:一个托着锦衣华服;一个托着沉香兰麝;一个托着高级洗漱用品;一个托着高级护肤化妆品……比起殃屎春晚来,那是相当牛逼相当有面子滴!

  要在石崇家厕所拉屎的人,都得先更换新衣,(多神圣啊!)才能进去做道场。大多数人不好意思在女人面前更衣出恭,只好憋着屎尿。只有王敦这家伙如同深圳的林大人,心理素质超强,进去后当着美女的面,脱得大公无私,然后换上拉屎工作服,神采奕奕红光满面造大粪,如同上了新闻联播一般,始终保持着“三个代表”的光辉形象。这倒使得那些美女感觉“被压出皮袍下面的小来”,跟个屁民似的,羞愧得恨不入了地去。

  6

  半个世纪前,在毛太阳的光芒照耀下,中国人正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饿死自己的农民也要给阿尔巴尼亚人大鱼大肉,自己光着屁股也要豁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半个世纪后,政府将进城的农民收容、城管将艰难谋生的摊贩驱逐,开宝马的将骑自行车的轧死……在这里,仍然只有权势的面子,而没有人的尊严。

  为了“卫生城市”这座21世纪的贞节牌坊,许多地方政府不顾民生和法律,悍然查封合法经营的饭店、书报亭、理发店,将临街的楼房劳民伤财改头换面,害得市民饭吃不了,澡洗不了,店开不了,还严禁人们议论此事。有人在网爆料,几分钟即被删贴……(3月17日《华商报》)

  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不幸的现实是,当代的中国人在整个人类中是被鄙视的。这与河南人在中国的遭遇类似。我想这不是有钱没钱的事。当萨科齐会见达赖时,中国政府威胁法国将失去N亿的合同。事实上许多事情与钱无关。

  中国要赢得世界尊敬,尊严必须重建。无论创优还是创卫,奥运还是金牌、鸟笼还是鸟蛋,这些都只是纸醉金迷的伪善面子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象,与真实的人的尊严无关。如同基因突变才出一个的刘翔或许可以给中国赚一两次面子,但拯救不了中国贫瘠的体育精神。金钱或者可以打造光荣正确的面子,但永远打造不了一个民族真正的尊严。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懂得宽容、懂得尊重、懂得同情、懂得诚意,先自尊而后尊人,丢弃虚伪与虚荣。面对人的高贵与脆弱,不要自欺欺人,死爱面子活受罪。抛弃和谐的浮华面子,拾起人的尊严,建立人的尊严,由富而贵,我们始才成为文明人。

  规矩与黑社会

  作者:杜君立 2009-12-14 21:08:29 发表于:博客中国

  吴思先生确实对得起他的名字,他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主要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反思与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执行的是私下里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基于暴力原则的“血筹定律”是社会第一规则(“元规则”);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权力的狂热追求是因为权力所带来的对他人的“合法伤害权”;官家是合法伤害权的唯一垄断者,因此中国从来就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家主义,即官僚集团垄断一切社会资源。

  狼吃肉,狗吃屎,即使模样看起来一样,狗还是忘不了吃屎。潜规则之所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法则和文化核心,那时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就是黑社会构架。不过,潜规则是文人的专业术语,中国人都懂,但不这么说,而是说成“规矩”。在中国,一定要“懂规矩”。所谓规矩,就是不能说出来但必须遵守的规则,吴思把它叫做“潜规则”。

  从春秋战国终结于强秦之后,礼崩乐坏,焚书坑儒,韩非子鼓吹的流氓文化就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从刘邦曹操到朱元璋慈禧蒋介石,个个都是黑社会老大的标准版本,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对暴力的痴迷导致对权力的疯狂崇拜。毛万岁直言: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如果说《左传》阐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话,那么从《二十四史》到《三国》、《水浒》、《说岳》、《隋唐演义》等等,无不体现着黑社会的文化底色。

  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乾坤朗朗光明正大的;而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进行的。正常社会的价值观是正义压制邪恶,黑社会的伦理则是胜者王侯败者寇。正常社会依靠明确的法律,黑社会信奉的是说不出口的“规矩”。

  中国可以建立共和国,但却没有公民;中国打倒了皇帝,却还是一群高喊万岁的老百姓;中国也有宪法,但却处处违宪;中国也有法院,但法官却听命于权力;中国也有法律,但却不知谁立的法;中国只有纳税人,却没有纳税人的权利;中国到处都是政治,大家却没有政治权利。

  黑社会是靠敲诈勒索收保护费过活的,所以它是粗暴的霸道的幕后的,阴谋而不讲道理的。它本身是喝血的,寄生性的,社会即是它的宿主。黑社会是基于暴力的、傲慢的、强加于人的,它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它的暴力和血筹,所以它不隐瞒其暴力性。其核心体现是,组织利益完全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

  正常社会恰恰相反,它是温和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它是以服务为存在基础的。社会对它的信任是它的合法来源。这样的社会是讲道理的,人是谦卑的坦诚的宽容的,社会交流是通过平等之上的对话和协商完成的,公开公平的法律是社会最高规则。人的权利在社会中得到天然保护。社会的利益是绝对大于组织利益的。这就是所谓文明吧。

  黑社会突出的是暴力色彩,包括语言暴力和恐吓欺骗手段。因为对权力和未来的焦虑,导致暴力失控。对被信任的焦虑导致自闭狭隘。对合法性的焦虑导致对法律阳光的恐惧和肆意僭越。

  黑社会最大的愿望就是洗白,所以它痴迷于形式的营造,好大喜功,擅长造假作秀演戏欺骗,热衷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另一方面又讳疾忌医杯弓蛇影,神经脆弱得不得了,疑神疑鬼。

  从人类灭绝大师秦始皇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就这么黑社会了几千年,形成了无数微妙而暧昧的潜规则,这些只有智慧的中国人才能懂。全球化的今天,在普世价值观的文明高压下,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潜规则被逼迫浮出水面,一座座伪善的贞节牌坊轰然倒塌。信任与欺骗,野蛮与文明,伪善与诚意,邪恶与正义……阳光终是无法永远阻挡的,中国这条大河在汇入世界这个海洋之时,清浊交织,互有沉浮。

  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一定会摆脱黑社会的阴暗色彩,步入到文明国家之列,当然这得等热衷权力的老大们都死绝了,那时的人们宁愿去关心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也不愿学习领会主子英明老大万岁思想精神。那将是我们的儿孙的福份。

  拍案惊奇《中国历史》

  作者:杜君立 2009-12-14 19:17:40 发表于:博客中国

  《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受教育是国家的义务,但实际上似乎一直是中国父母的义务,听说经常有交不起昂贵学费的家长受到这部法律“威胁”。这有点狗不吃屎却用鞭子抽牛的意味。这部法律出来N年以后,今年终于不再向那些可怜的家长“征收”学费了。不知是该感谢国家的厚道还是原谅政客的良心迟迟发显。想想看,如今经过n轮加薪,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人”早已在衣食住行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看来开始惠及俺们“普通老百姓”了。养了这么多年猪,终于闻着猪肉味了。真不容易啊。

  孙中山先生开启民国后,开始从教育上培养中国人的公民思想。没有公民的国家算不上国家,至少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那时起,和世界许多文明国家一样,公民课一直是中国儿童的必修课。1949年后,公民课随着民国在台湾继续。新中国没有公民课,但有政治课,一直到现在,当今政府好像还没有恢复公民课的意思。

  和思考一样,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学那个《政治》却让我感到如同吃屎。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那个《政治》,不过是教唆撒谎,且撒得有信心罢了。我想那不应当是真实的政治。我后来就不喜欢学校了,学校不过是强迫你学习的地方,我宁愿自己找书学习,后来我就没有文凭。没有文凭,常常为我添了不少麻烦,因为这个社会充满傲慢与偏见。可是,难道要学习首先必须学会吃屎么?

  偶尔翻翻现在学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感到很新鲜。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教科书提到“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没有讲地主、富农被列为“四类分子”受到迫害。教科书提到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没有详细解释。实际《土地改革法》规定将土地按户分配并由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每户农民对其土地、房产有所有权,“可以任意处置(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教科书提到“生产队和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实际是废除了新政府刚刚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这里的“部分财产”写得轻描淡写,让人永远也看不到背后农民的血泪,和从此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对浮夸风、放卫星、打麻雀、全民炼钢等均没有提及。

  关于朝鲜战争,教科书用的是“抗美援朝”。对邱少云和黄继光有详细的介绍,但没有提到毛岸英的死亡。或许后者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看看后来的江青和金太阳就知道了。

  关于反右运动,只字没提。

  关于1959-1961年,教科书没有采纳官方常用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没有用比较客观“三年大饥荒”,而用了比较含糊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三年困难”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注意——不是“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撤资。没有关于“人祸”(过度征粮用于出口换汇、禁止难民逃荒)的只字表述。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状况,教科书说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没有提到3000万农民饿死(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无数人因为饥饿导致浮肿。也没有提及庐山会议。

  关于“文化 大革命”,教科书用了“错误”这个字眼。对文革的具体损失(死亡人口、经济损失、文化损失、政治损失等等)没有表述。也没有提及改变了无数青年人生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没有提及刘少奇罹难和林彪事件。

  关于天安门 事件,教科书陈述比较详细,点名肇事者为“江青等”。

  关于1976年的10月事件,教科书提到“华国锋”。

  关于导致28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和1977年恢复高考,教科书没有提到。

  关于1963年中印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至1985年死伤巨大的中越战争,教科书没有任何文字。

  关于拨乱反正,教科书提到:为440万地主富农摘帽,对55万错划右派改正,对300万华侨家属落实政策、为刘少奇平反。教科书没有提到“胡 耀邦”。

  关于人民公社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教科书有比较详细的表述,但没有提到农民(个人)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依旧没有得到恢复。

  关于造成不少冤假错案的1983年“严打”没有只字表述。

  关于1987年到198 9年的民权运动和6.4事件,教科书没有出现“暴乱”、“政治风波”等表述,采取了回避,只提到了“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科书更没有提到“赵ZIYANG”的“严重错误”。

  关于大兴安岭火灾、克拉玛依火灾、法 轮 功事件、非典事件等,教科书没有提及。

  我们常常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导致30万中国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面对中国历史教科书,我们大概应当拍案惊奇吧。

  当大家热衷“品三国”、探讨太监公公和老佛爷的历史之谜时,对自己祖父、父亲的历史却不愿回首,令人好不惊奇。或许,历史本是每个人历史,只要是历史,就要被每个人有意无意地篡改,好像不篡改就不能叫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信史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只是别人眼中的历史,或者是他们要我们接受的历史。因为懦弱,一些过往,有的人总是无法面对,永远过不了这个坎,最好选择屏蔽、遗忘、篡改。

  我相信,真正的历史永远只在民间,在每个人的心间,这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勘探。

  对中国未来的主人,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孩子,真实的历史就权当一出“少儿不宜”的暴力色情电影吧,就像从前,每个中国孩子都被妈妈告知,自己是妈妈从河里捡来的。

  黑领的工资与太监的命根子按中国的官场等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属于副部级高官,地位不可谓不显赫。他在电视上对央视著名记者柴静说,他的工资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季建业在电视上“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十年买不到一套大房子。”原先我以为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敢情人家那么先进高级的黑领也买不起啊。我以为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很穷,工资很低,敢情人家那么先进高级的黑领也很穷,工资也很低啊。幸好有组织,于是成都市锦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就下发通知,从2010年1月4日起,早中晚饭实行“一元就餐制”。此举果然“获得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想想我们用一块钱在城市的公共厕所撒泡尿,而人家黑领一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四菜一汤,或许我们用的是人民币,人家用的是美元。罗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50年前为了多给政府交粮,罗山乃至整个信阳地区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甚至人相食。如今罗山因“最牛的别墅”闻名全国,罗山那些“贫穷的”黑领都住上了别墅。

  事实上在北京,部长级的黑领们都住在每栋都价值千万的成片别墅区,不管这些豪宅是否是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的,但可以断定他们绝对拥有这些千万豪宅的完全产权。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缩小版的北京,每个城市最好地段的最好房子几乎都是黑领小区,这些住宅品质远远高过其他住宅,而价格却仅是同类商品房的几分之一。当北京的房价向3万元冲刺的时候,任志强提醒人们,北京房价并不高——不少好房子售价仅仅数千元,几乎是一般商品房的零头,只是这些房子只对黑领销售。毛万岁活着的时候热衷于破四旧毁文物,他老婆江青却有个跟马未都一样的爱好,就是淘宝,特别是珍稀文物。1970年江青在国家文物管理处买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付人民币7元。中国戈培尔康生同志用10块钱从国家文物局买了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5元买了一副黄庭坚的真迹。还有一幅宋画让康生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

  财产是人类走向不平等的起源。而平等是人类的最高愿望,均贫富作为一种理想经常成为战争的借口。罗素对中国人的赞扬是——这是地球上最爱钱的一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财产追求来命名的政党,它企图消灭个人的财产权利,从而实现人类的平等。当所有的财产都归于国家时,政治权利的多寡实际就是财产权利的多寡,政治权利赋予其对(国家)财产的支配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支配权的实际价值要大于名义上的所有权。比如中国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但却没有支配权;而中国黑领并没有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但却拥有支配权。

  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有两种:一是智力差别造成的不平等,二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不平等。白领是第一种不平等的精英产物,黑领则是第二种不平等的无耻产物。关于收入,一般可分为工资和经营收入两部分。马无夜草不肥,一般而言,经营性收入的量差要远远大于工资收入。资本家的收入是资本的经营收入;白领出卖劳动,为资本家打工,其收入为工资性质;黑领出卖劳动,为国家打工,其正义收入也为工资性质。从这一点上看,白领和黑领理论上都是收入绵薄的工薪阶层。然而事实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领常常依靠权力经营,获得非正义的经营性收入。当这笔非法的经营性收入远远大于其合法的工资时,工资就成为一种职业角色的象征物,而不具备任何财产阶层的参考依据。

  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指出:中国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最苦最累、没有福利、依靠工资的工人和农民收入最低,而黑领的收入最高,甚至排在演艺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前面,真可谓大款不如公款。书中还举某县委书记为例,其自承的经营性收入包括:一是生活方面的,吃饭、穿衣、鞋子、装饰物品甚至于一些日常家用电器等不用买,会有人送。二是金融投资。三是项目承包费用、工程建设回扣等。四是当评委参与各种评先评奖、项目评估等所谓专家费。五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宴请、旅游等。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整体板结和固化,收入最高的黑领阶层与收入最低的农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71年至1980年的3.8:1跃升到2005年的19.9:1。与此构成马太效应的是,收入最高的黑领几乎一切生活必需都免费,而收入最低的农民则生老病死等等一切都自费,而且是高价。对于生活在免费中国的黑领阶层来说,非法的经营性收入已经成为收入的主体,其工资只是一种体制的象征符号而已,就如同康生同志郑重付出的那“一毛钱”。对黑领来说,他的工资就跟他的老婆一样——“基本不动”。

  黑领和太监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从这些典型特征上看,黑领绝对是太监的嫡系后代。和黑领的工资一样,太监也有一样东西“不动”,就是它的命根子。早先,这些大无畏的家伙为了获得皇帝老儿的信赖,不惜忍痛割爱挥刀自宫。他们将割下来的命根子放在一个小小的木盒里,这木盒叫“官”。“官”要挂在房梁上,每年往上升一升,好让自己升官。想当年,人们想当太监就跟如今考公务员一般,隔三差五的全国掀起一场“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明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狗日的皇帝竟想不到中国会有如此多贱人,皇恩浩荡,又增加了1500人,剩下的只好安置在南苑的收容所。后来收容所也安置不了了,新来的家伙就只好加入丐帮。在中国,太监多的时候一般乞丐就多,黑领多的时候穷人也特别多。当南京的那个黑领在电视上说自己的工资买不起房的时候,公务员报考点有人踩丢了鞋,而在霓虹绚烂的立交桥下,一个在此露宿的农民已经被活活冻死的异乡的城市……

  黑领的堕落原理说到黑领的堕落,总是一种审丑疲劳。作为中国人,我们天天见月月见年年见,已经习以为常了。杨恒均先生说他在澳大利亚,每次遇见陌生人,都要解释一番:自己是来自中国,但不是中国的官员,更不是携款外逃来的“国际黑领”。据中共官方统计,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这些黑领人物从中国盗走民脂民膏估计约五百多亿美元,人均约1亿元人民币。这些黑领通常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黑领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一家两制”和“裸官”是媒体对这些国际黑领的形象称谓:豁出自己一人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发财,配偶子女甚至情妇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陆续转移,作为一种世界“救生衣”,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孔夫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来自贫穷中国的黑领有多少,想来一定不止4000,以至于造成一种国际现象:每一个来自中国的富人甚至不富的人都被当作卑鄙的“国际黑领”看待,受到不少误解和歧视。如果说已经逃出中国的黑领有4000人,那么那些还没“捞够”的黑领又有多少呢?我觉得有网友的一句话很冷很黑:“中国是被一群美国家属统治者”。尚在潜伏期的将来“国际黑领”这个群体蔚为壮观,我们叫做“裸官”。当中国特产的“裸官”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国际现象时,曾经创造出“双轨”的聪明的中国当局这次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深圳新近出台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规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这种拙劣伎俩使人想起国际通行的“财产公示”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至今已喊了15年,到现在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30年的改革开放以恢复财产权为基础,享有社会财富初夜权的黑领成为第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和财产方面都成扩张和垄断趋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基本没有任何可能,只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或财产,就会是另一场“戊戌变法”。调查显示,大约有97%的官员对于申报财产制度持反对和抵制的态度。在此可以看看黑领外逃的“理想国”美国的相关制度》。1978年,美国政府颁佈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后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设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廉政署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去年6月21日,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因腐败丑闻遭廉政署调查和州议会弹劾。罗兰在任康州州长期间,曾接受免费度假、翻修自己的住宅等其他好处,共计价值10.7万美元。这次丑闻闹得美国全国沸沸扬扬,却在中国沦为笑柄:“多大事啊,我们这儿的村长拿得都比他多!”日前,中国财政部决定将“领导开会”的费用标准从每人每天400元提高到600元,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农合——一个没有在大跃进中饿死的农村公民一年的补贴还不够领导开一天会的伙食补贴。去年的官商大会别出心裁搞无纸化办公,结果每个开会的“领导”都免费得到一台价值12363元的联想昭阳笔记本和一只2G的U盘。类似的如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区长年车补近8万元。事实上,中国每年公车开支3000亿,超过了教育和医疗开支的总和,公务车采购额已占到汽车消费市场总额的8%,各地政府的采购量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中国黑领早已经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屁股。近日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贪腐案败露。叶树养历经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最后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叶局长2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大捞特捞。他给自己立下的宏伟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作为公安局长,叶黑领根本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携款出逃”做国际黑领,他是一个“爱国黑领”。“爱国黑领”与那些将子女送出国的“国际黑领”相反,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外逃企图,而且有一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扎根精神。他们完全可以从金正日这个小太阳身上看到美好的未来。

  最近,温州市龙湾区一份2003年的文件被曝光,这份已经过了保密期的文件内容是,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干部招考只招干部子女。无独有偶,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过程中,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从中央到地方,事实上,黑领世袭在当代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用精子来决定公权力,这显示了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在这个国家的全面崩溃。

  据中国官方统计,在过去6年里,中国公安机关先后从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在出逃境外的路径被逐步堵死的情况下,自知已经败露的官员往往选择自杀了断,用自己个人生命的代价保住家族的利益。这种凛然自尽对其家人来说或许是伟大的,而对社会和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罪恶。败露黑领以自杀行为来换得其黑金和其家族利益的双重保全,这是一种经过计算的残酷自私无耻的游戏。1958年时,非正常死亡只用于中国底层的民众,因为他们被饿死了,如今,非正常死亡常常被用于黑领,他们选择的是在饱餐之后自杀。上月全国有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先是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坠楼身亡。其他自杀的省部级高官还有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王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并且创下了多个“第一”纪录。最近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自杀”最为诡异:先是刀割、接着触电、然后坠楼。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是自杀,并将表示质疑的杨妻“控制”。

  去年的邓玉娇事件中,湖北巴东野三关镇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在强奸少女邓玉娇时被邓玉娇刺死。邓玉娇仍被判有罪,但被鉴定为“精神病”,从而免于刑罚。早先林嘉祥猥亵幼女案中,“北京来的”林黑领被免于起诉。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日前说,2003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二审和再审刑事案件424万余件,平均每年递增2.75%。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公务员犯罪人数迅猛增加说明中国黑领犯罪的严峻性。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中国社会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而公务员的犯罪率是200分之一,是社会平均犯罪率的一倍。而法官的犯罪率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民众的5倍。我们看看近年来落马的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湖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辽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广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弢……那些落马的小法官更是不计其数。代表正义与社会底线的法院成为犯罪的重灾区,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崩溃和沦陷。中国党在国上的政治体制导致很多黑领犯罪往往被作为错误予以家法式的“党内处理”,从而回避了法律审查。据共产党党内统计,去年11个月工处分106626人。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分85353人,给予政纪处分29718人。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64人。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1.1%。,其中因贪污贿赂行为被开除党籍并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有2231人,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占党员总数的0.029%。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根据中国官方制定的《刑法》,对黑领必犯的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要比普通的盗窃罪轻得多。理论上贪污受贿和盗窃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在国外就用一个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从《刑法》的最低实刑上看,公民盗窃500元就可能被判处3年的徒刑,官员贪污受贿要5000元才有被判处2年徒刑的可能;公民盗窃3万元就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官员贪污受贿10万以上才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也就是说,黑领从国库里偷或者向他人敲诈5000元以上才构成违法,而公民偷窃500元就要坐牢。在许霆案中,许霆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提取了10余万元,初审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后涉于舆论压力,改判为5年。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贪污案最终以“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按照处级待遇退休”了事。程维高贪污多少未被公开,而他的秘书李真一次就贪污5000万。程维高事发前已经安排其子程慕阳移民加拿大。其实“一国两制”只是立法上的不公,在司法实践中,黑领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也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大法官也承认:“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贪污受贿)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据此张军提出,1997年定的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5000元的规定应该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 “贪污受贿5000元就立案对贪官不公平”,“不应把贪污受贿5000元认定是犯罪”,这番中国特色的黑领言论与国际通行的“零容忍”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外一般把盗窃罪和贪污受贿罪合并成一个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并且财产来源不明罪照此罪量刑。在国外,官员犯此罪所受到的惩罚要比一般公民严厉得多。在法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同一涉案数额,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公民高出40%到一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譬如说,普通公民偷盗5000元被判处2年徒刑,那公务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被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被判处8年的徒刑。道理很简单,这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犯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公民翻一番,对司法人员的量刑在公务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在德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一倍。在加拿大,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0.4倍。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也普遍高于普通百姓。在中国3000年皇权统治的历史上,历代王朝也是把盗窃和贪污受贿作为一个罪名来对待的,但对监守自盗(贪污)的量刑要比一般盗窃严厉得多,在《唐律》《明律》和《清律》中,都规定监守自盗(贪污)量刑严于百姓的盗窃。《唐律》规定,监守自盗(贪污)比普通百姓的盗窃加两个量刑等级。《清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50两笞80,监守自盗(贪污)一两以下均笞80;百姓盗窃80两被绞死,而监守自盗40两就杀无赦。同种性质的犯罪,清朝对官员的量刑是普通百姓的50倍,也就是说,普通百姓盗窃50元被判处80年徒刑,官员贪污1元就要被判处80年徒刑。在死刑的适用上,清朝法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80元被判处死刑,官员贪污40元就要被判处死刑。在皇权、官吏、百姓三种社会力量平衡的古代中国,皇帝对官吏的处罚非常残酷:车裂、腰斩、凌迟、剥皮、灭九族等,即使同样处斩,对百姓也是锋利的钢刀,而对官吏则是锈钝的铜刀。与古今中外相对比,没有皇权制约的黑领阶层完全占有了这个国家。从立法到执法到监督,都是黑领一统江湖。黑领因此成为中国的皇帝一族,无法无天,横行霸道,贪得无厌,为所欲为……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国家是因为法律而存在,并不是因为官员而存在。专制是政府堕落的最后形式。在《2012》中,当总统和副总统都死亡以后,一个人自信地说:“我们还有宪法!”“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政权是依靠暴力成功的,那些暴力分子的传人——今天的黑领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中国。如果暴力能解决问题,那么谈判和尊严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吴思用“血酬定律”告诉我们,如果财富都有原罪,那么中国黑领的原罪就是暴力和鲜血。暴力是一种未经授权或不需要同意的权力,如果暴力管用,那么任何人类的文明和尊严都将失去意义。前不久的唐福珍惨案中,没有一个黑领因她的死受到惩罚,或者感到罪恶,反而是她的家人因此遭受到囹圄之灾。在公义的自然法则失效的中国,强权法则大行其道,暴力成为强者解决问题的捷径,弱者沦为暴力的牺牲品。民众为鱼肉,黑领为刀俎。法律是建立在正义的自然法则基础上一种明文法。法律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法律只有独立和公平才合乎人类的自然法则。合法与非法之间只存在一个标准界线,那就是基于自然法之上的根本法,以及由根本法衍生出来的明文法。对一个人来说,非法手段总要比合法手段更方便,收获更多,他之所以不敢非法,是因为对惩罚的恐惧,非法所带来的利益往往会被所受到的惩罚所抵消,甚至惩罚的代价要远远大于非法的利益。或者说,合法收入永远赶不上非法收入,除非后者受到惩罚。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黑领的财富状况居于社会各阶层之首,甚至排在演艺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前面。黑领作为公务员,本身只是寄生性的社会管理者,并不创造财富,其合法所得只是其微薄的薪水而已,居然高居“财富榜”之首,由此可见黑领非法获得之巨。非法之所以普遍,是因为非法获得利益远远大于其受到的惩罚和付出的代价。黑领在一种非正义体制的包庇和纵容下,必然堕落为非法状态,从而获得非法利益。从严格的自然法出发,所有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以权谋私、渎职作恶行为都是非法和犯罪,这种非法和犯罪并不因为没有受到目前中国官方法律的追究和惩罚而变成合法,因为人类的历史要比中国官方法律存在的时间长得多,自然法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依然保持正义和尊严基础和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切非法和犯罪总要付出代价,总要受到惩罚。从崔英杰、杨*佳、邓玉娇到张剑,这一系列事件充分体现了自然法的正义性。将张剑与唐福珍相比,后者最终沦为黑领犯罪的无辜祭品。当一个社会被恐惧、嫉妒、羡慕、仇恨、愤怒支配时,黑领就劫持和绑架了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进入非法和犯罪状态,大家都是罪犯的帮凶,黑领只是主犯而已。每个人都无视地透支着道德代价,当审判日来临时,受到惩罚的岂止黑领。现实是如此悲观,世界又是如此令人乐观。罗素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别人只能忍受几十年的事,中国人可以忍受几百年。日本人够坏吧,架不住中国人能忍;毛万岁够恶吧,也架不住中国人能忍;比起前二者,黑领算什么,不信忍不过他……等黑领都出逃、自杀得差不多了,或许中国人就有希望啦。

  共和国公民的新年祝福在学校教育阶段,新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设立《政治》而禁绝《公民》课目的国家。在大多数正常国家,没有政治课,只有公民课。教育首先是对人的塑造,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首先是一个公民。

  中国的政治课曾是“政治挂帅”的毛万岁年代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工具。在时过境迁经济发展的今天,政治教育依然僵尸般耽误毒害着国家未来一代公民的成长。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缺失与公民教育的阙如有很大关系。政治课对未来一代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强行阉割将严重遗祸于中国的健康发展。在当下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老百姓”普遍的代替了之前的“人民群众”,民众角色被进一步矮化。老百姓是帝制国家体制的民众身份,人民是专制国家的民众身份,只有公民才是共和国的民众身份。

  中国是共和国,但却没有公民;中国有宪法,但却没有宪政;中国有法律,但却谈不上法治;中国只有考试,没有教育……

  政治在中国人这里即使不是禁忌话题,起码也是很肮脏的话题,这与地球上其他人类截然相反。政治本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亵渎了政治的神圣。

  政治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创造,只有政治的文明才有了人类的文明。政治本来是制约强权的枷锁,只是在某些流氓国家才成为囚禁民众的牢笼。因为这样的“政治”,公民失去人权保障,失去人的尊严,像狗一样或苟且偷生或为虎作伥,像牛马一样被驱使虐待任人宰割。这样的国家是少数恶棍阴谋家的天堂,是多数善良劳动者的地狱。

  《关键投票》讲述了一张选票的故事。凯文?科斯特纳饰演的BUD是美国底层社会的失业者,因为他的那张普通选票将打破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票选数量平衡,两个候选人使尽浑身解数来讨好BUD。BUD以一个骄傲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对“总统”展开质询……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情节剧,为我们展示了政治像剧中的小主人公一样,竟是那么可亲可爱,而且无可替代。

  公民,首先意味着面对作为公器(不是公共厕所的意思)的政府,所先天拥有的权利:批评的权利,不信任的权利,不合作不服从的权利,说“不”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不受非法伤害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他人认可或慷慨赐予。

  所谓“老百姓”,就是匍匐在邪恶残暴的帝王脚下的一群软骨绵羊。它们战战兢兢的为生存而生存,它们只能看见眼前的草,那是它们唯一的追求——吃!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瘦与肥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天天割羊毛、挤羊奶,最后宰了被吃羊肉。对它们来说,无所谓权利。它们甚至认为,地上的草也是伟大皇帝的,能让它们吃是对它们的恩赏。它们被阉割得很干净,犄角没了,生殖器没了,脾气没了,彻底无私了,奉献羊毛羊奶羊肉羊血。它们唯一的生存技巧就是装孙子。它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像王八一样活得长一点,活得时候能遇上一个“清官”,少挨几下鞭子,割羊毛的时候少流点血,这样它就幸福了感恩戴德了。在狼看来,绵羊连低等动物都算不上,只是一种味道不错且比较稳定的食品而已。

  我们有幸活到了帝王全都遗臭万年做了鬼的共和国时代,对“老百姓”这个充满羞辱和鄙视的羊皮,每一个有血性,还有一点人的觉悟的人类都应当嗤之以鼻。正像李敖在北大鼓吹的,挺起中国人的胸膛和脊梁,凭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誓死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推翻帝制快100年了,从我们的先人剪掉那条羞辱性的辫子开始,我们就已经不再是谁的臣民、谁的老百姓,也绝不容许被侮辱为“草民”、“暴民”、“刁民”。这100年来,从袁世凯算起,那些恶棍们仍怀着“万岁”梦,试图爬到中国人的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最终只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这100年来,从宋教仁算起,无数模范公民冒着邪恶的恐怖,用热血用生命用法律,勇敢地进行维权斗争,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在这里,从来都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丑恶的2008结束了,我们应当为那些地震中被埋葬的孩子们而哭泣,也应当为那些吃了国家免检奶粉的孩子们而惭愧,本来这些美好的生命不该遭遇如此的悲惨与卑鄙。这个政府可以用我们无数的血汗钱堆起豪华的大裤衩和鸟笼,却修不起几个稍微结实一点教室。正像这个政府无能于经济凋敝企业倒闭民众失业,但可以马上给它的官吏们涨工资一样。2009到了,丑恶和伪善还将卑鄙无耻地苟延残喘,美好和正义也在小草般成长。无论如何,这是新的一年,也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一个鸡犬相闻的地球,一个觉醒文明的人类,一个富裕启蒙的民族。在这样的普世文明大背景下,一个公民中国正一路坎坷的迎面走来。上帝说:要有光!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国度,每个人都应当怀着对光明的期盼和信心,幸福是你的权利,绝不是谁的恩赐。谁也无权垄断正义,正义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正义是人世间最大的法。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审判者。历史总是向前,在黑暗的角落,邪恶的东西总是如同见不得人的寄生虫,忌恨阳光和春天的到来。但,历史与时间无可阻挡。冬天气数将尽,春天还会远吗?无论是90年还是20年,面对一个即将到来的特殊的春天,我们默默地许个愿:让政治走在阳光下,让权力这只老虎进入牢笼,让权利回到我们身边,让玫瑰装点我们的人生,让藏在阴谋和罪恶中的人们感到羞耻,让我们找到力量,让中国找到希望。

  中国的狗文化办公室里一美女发感慨:她的“吉娃娃”怎么就找不到男朋友呢?边上一哥们仗义道:“我朋友养的正好是公狗”。美女惊喜过望:“纯种吗?”这哥们信誓旦旦:“绝对的纯种藏獒!”

  人类生活如果是从狩猎开始,那么从狼到狗,成为为虎作伥的人类帮凶鹰犬,狗一定是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第一次驯化成果,或许还要早于对牛马和谷物的驯化。狗就从此陪同人类到今天。

  如今中国城里人的物质丰富了,精神却产生危机,狗文化就在城里发达了。傍晚的街心公园就常常狗比人多。这让我想起一句口语:“良心让狗吃了。”

  狗也要分种族的。中国本土的狗有很多种。藏獒等一些边疆牧区狗品种暂且不提。哈巴狗和细狗应当是中国比较典型的两个狗品种。

  细狗的形象在《大闹天宫》中出现过,就是二郎神的啸天犬。孙悟空打遍天下无对手,最后却被这细狗给咬住了。看来狗腿子要比主子厉害,这大概也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细狗是中国人看家护院的理想保安,比现在许多坚守自盗的物业公司强多了。

  细狗本是猎狗。我老家的腊月,至今仍有“撵兔子”的习俗。细狗的作用有点类似鱼鹰,一下地,就撵得兔子慌不择路撞树而亡,细狗的主人只用守株待兔就行。除过自己的主人,细狗对一切陌生人都不信任,特别凶。这一点跟那个开枪打死储户的押钞员有一比。

  其实如今“撵兔子”的已经不是细狗,而是外国品种的灵缇。灵缇的速度是细狗的两倍,达到60迈,逮兔子如探囊取物十拿九稳,而且性格温和,平易近人。所以细狗在中国几乎濒临灭绝了。

  与细狗的厄运相反,哈巴狗如今运交华盖狗丁兴旺,连我们老家农村的老婆婆们都每人怀里抱着一个。据马未都讲,哈巴狗是发育不健全的畸形的病态狗,这是中国人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需要,经过健康狗的多次近亲繁育,最终产生了这种怪胎狗。这有点像骡子。

  正常的狗应当是健壮、敏锐、凶悍的。哈巴狗却腿短腰长,行动困难;牙齿稀疏,舌短嘴短,丧失攻击力;二目距离过宽,视力严重近视。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这样的残疾狗竟然在中国混得无比成功,可见其必有其过狗之处。

  这过狗之处说起来也没什么羞耻,就是哈巴狗是最成功的寄生狗,在不劳而获方面它表现得最出色。比起撵兔子累得贼死的“劳力者”细狗来,哈巴狗绝对是个“劳心者”。中国人讲:“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所以哈巴狗把人给“制”住了,结果它成功了。

  据说哈巴狗最早是中国宫廷狗,也就是皇帝的宠物。在许多“普通老百姓”看来,这还是“系出名门皇家血统”的高贵品种呢。

  皇帝是什么东西?就是家里是一群太监和女人,家外边一群奴才和佞臣。皇帝最喜欢太监这种变态残疾人,自然也会钟情于哈巴狗这种变态残疾狗。到了“母仪”中国的老慈禧时,李莲英和哈巴狗简直是倚天剑和屠龙刀,和“老佛爷”形影不离。以至于连其法号也从“叭儿狗”光辉成了“北京狗”。

  狗通人性,反过来人也通狗性。从北京狗身上,也可以看到人的性情抱负。中国古语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国人最爱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说者实则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这是一种典型的下意识。皇帝驱使官吏如同轰狗,官吏丧失人格而取“忠臣不事二主”之狗格,尽其“犬马”之劳,与中国狗文化如出一辙。难怪中国民间一般将“普通老百姓”的“父母官”常常称作“狗官”。倒很少有其他“狗人”或者“狗民”的说法。许多时候,官场的贪腐丑闻之所以曝光,也是“狗咬狗两嘴毛”的场面。

  狗在中国人眼里是丧失独立意志的奴隶,可以任意驱使而没有顾虑。狗永远不会造反,毛万岁的一位“御医”就骂李志绥“好狗不咬主子”。更进一步,狗的狗格残缺和麻木弱智对人来说,恰恰却是极为难得安全的优良品质,可以显现出主人的伟大权威和永远正确。

  我以前不喜欢狗可能跟我幼年的遭遇有关。毛万岁时期人与人之间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很受提倡,狗也“学习人类好榜样”。几乎每一条狗看起来都在响应号召,“夹起尾巴做人”,一旦你转过身去,它就猛扑过来咬你一口。当你返身,它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地逃没影了。我被连咬带吓了几回,以后每每看见狗都要小心提防。如今人类社会正常了,狗类风气也跟着正常了,我已经很少遇见背后偷袭的流氓狗。甚至后来也养了一条斑点狗。

  正因为中国传统的狗文化中,人对狗只是在无耻地利用(或许狗也摇尾乞怜(食)利用人)。在人眼里,狗是没有狗权的,主人可以对狗生杀予夺,他人不得干涉“内政”。狗仗人势、打狗先看主人、狗眼看人低等等,是他人相对狗而言,而不是主子。对主子,狗拿耗子都不允许,狗咬吕洞宾更是大逆不道。

  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恶把大臣阉了(宫刑),也可以把大臣趴了裤子打屁股(廷杖),更可以摘心车裂凌迟腰斩。人对狗也如此,“非典”时期,就有一些人像周口那几个警察扔活人一样,把狗从楼上给扔下,活活摔死。

  所以中国人吃狗肉只是一件打牙祭的小事,跟吃冰激淋没什么大区别。如果你还想做个中国的成功人士,最好去吃鱼翅——把鲨鱼的鳍割下来吃掉,然后把棒槌样的鲨鱼“放生”成潜水艇。

  据说外国人养狗更甚,以至于巴黎街上的狗屎比中国许多城市的人痰还要多,经常有人踩上“地雷”。人家有人权组织不说,还有动物权益组织。虽然肯德基经常招致抗议,但鸡还是容许吃的,而对狗则没人敢下叉子。在西方人眼里,吃狗肉大概跟吃人肉一样,是令人发指的罪恶。

  如此看来,狗在西方的社会地位很高哩,甚至与人类平分秋色。狗的日用消费品也与人类有得一比,狗衣狗粮狗窝狗玩具狗美容狗医院狗收容所狗选美狗运动会等等不一而足。狗不仅成为家庭一份子,俨然也成了社会一份子,简直就差选举权了。

  西方狗文化是建立在平等这种人类的谦卑精神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而广之,就是人与狗的平等,人与动物的平等,人与大自然的平等。人权精神再进化,也就有了动物权益理念。

  正是这种文明的狗文化,使西方的狗完全从人类的宠物变成了人类的朋友。人的个性缤纷也使狗的品种门类繁多。自从近20多年中国与世界对接后,中国的狗文化也发生极大的嬗变。这是狗文化的1840:一方面,传统的狗文化在扭着秧歌、唱着《东方红》的中老年人那里恢复和延续;另一方面,西方的狗文化在年轻人那里成功登陆,“千奇百怪”的洋狗和他们洋气时髦的配套体系轰轰烈烈来到中国。

  狗还是那条狗,奴才与朋友只是不同层次主人眼里的狗身份。“虐猫事件”和“硫酸泼狗熊”引起的风波,体现了西方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与中国本土传统狗文化的文明冲突。

  中国狗文化与西方狗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但有一点,人类——包括中国人——一定会追求更“文明”。有趣的是,当我们放下傲慢与偏见,终于懂得把狗当朋友的时候,西方年轻人已经喜欢上了蜥蜴蜘蛛……

  人性与兽性

  我们常常认为兽性是野蛮的,人性是文明的。人类是高贵的,动物是低贱的。就好比我们认为大脑是重要的,手足是次要的。在此,我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大脑是重要的”这个真理本身就是大脑自己确定的。在先知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老大哥也有一句“真理”:“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

  鸡是会数数的

  在自然界,一只母鸡会用一段时间来为自己构筑一个巢,然后生下6个鸡蛋,进行后代的孵化。如果其中的任何一只蛋失踪了,那她就会再生一个来补充。人类利用了母鸡的这种天性,就不停地“偷蛋”,母鸡只好不停地下蛋。最后母鸡跟祥林嫂一般,成为神经病。但它还在下蛋。

  在自然界,公鸡母鸡的比例与人类一样,保持1:1的平衡。钟表出现后,为人类司晨的公鸡基本灭绝。母鸡的正常寿命为5-7年,但在它2岁青春妙龄的时候,因为下蛋减少,就被屠杀为鸡肉。

  鸡蛋本是经过交配产生的,但我们现在所吃的都是神经病母鸡单独完成的未受精蛋。

  猪是特立独行的

  在自然界,猪是独行侠,没有谁敢欺负的。在《荆棘鸟》中,一只野猪为了捍卫领土,竟然“猎杀”了2个持枪的猎人。人类为了“东方不败”会自宫,猪没有这种自我牺牲精神、高尚觉悟和高超本领。人类强行对公猪母猪施行“宫刑”,使猪成了太监猪。云南一个地方政府成立阉猪敢死队,经常偷偷潜入农民猪舍,将农民“私自”养的母猪阉掉。猪自然痛苦,而猪的主人也很悲愤。

  猪八戒虽然好色,但太监猪的唯一追求就是吃,最后被人类吃掉。对人类来说,太监猪多快好省地生产食品,其无私忘我的思想境界是很高尚的。

  猪其实跟小资一样,颇有洁癖。它从不在窝里便溺,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类似人类的厕所。反倒是有的人类却在随地吐痰大小便。

  人就是这样,为了便于管理,剥夺了猪的性交权。

  跪的来历

  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所以心理素质一般的人做不了屠夫。

  屠夫是一种类似刽子手的特殊职业。如果牛羊是人类的普通食物,那么作为食物加工者的屠夫就不应当身负恶名。在西方,成吉思汗就有“屠夫”的美誉,在中国则他叫“天之骄子”,如今指大学生。

  人类的跪有可能是仿模牛羊的。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人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7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

  人类的跪与牛羊一样,也有感恩和求饶两种含义,只不过牛羊一生只跪两次,而人类则不受限制。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吉尼斯记录。

  鲨鱼是脆弱的

  鲨鱼一般不攻击人类。但人类认为鲨鱼是最凶猛的动物,认为吃鲨鱼的鳍显得豪气干云。结果每年都有不少鲨鱼被割掉鱼鳍,类似人类被断掉四肢。鲨鱼的鱼鳍属于中国传统饮食中的极品,叫做“鱼翅”。被割掉鱼鳍的鲨鱼往往被扔进大海,而且它还活着。

  大象和鹿是无奈的

  大象有一对长牙,大象的祖先猛犸象的牙更长。人类喜欢象牙的质地,可以雕虫可以做筷子。但大象之凶猛,使人无法在它活着时取得它的长牙,人类就先把大象杀死,然后安全地取牙。大象被逼无奈,只好在它刚长出牙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牙撞掉。这有点像“王连举”,也有点玉石俱焚的意思。如今很少再有长着一对长牙的大象,如果有,那无疑是在给人类宣示标靶。

  人类也认为“鹿茸”有益于自己的身体,导致那种鹿自毁其角。当然人类也喜欢虎皮,但以人类之奸诈,竟然无法“与虎谋皮”,结果老虎几乎被屠杀殆尽,人类得以食肉寝皮。

  燕窝的遗产

  中国饮食文化的上八珍中有“燕窝”,原料是一种海燕用自己的分泌物制成的鸟窝。为了躲避人类,这种鸟窝往往在悬崖之上筑巢。但人类不惜摔得粉身碎骨依然可以得到。海燕准备恋爱结婚的家被人类“强行拆迁”,它只好再分泌再建。人类继续胜利。最后海燕没有了分泌物,就绝了后。人类这才罢休,燕窝这道菜也面临失传危险,不知要不要申报世界遗产。

  泥鳅的檀香刑

  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美食,我忘了它的名字。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锅里盛满清水,水里放一块豆腐,再放几尾泥鳅。锅下面文火慢炖。随着水温升高,刚才还悠哉游哉的泥鳅慢慢就变成热锅上的蚂蚁,慌不择路往相对凉快的豆腐里钻……豆腐熟透,泥鳅也熟透在里面。人类围着火锅,在欣赏完了这精彩的“檀香刑”之后,还可以大快朵颐。

  猴脑补人脑

  猴子或许比其他动物聪明。人类以为吃猴脑就像吃脑白金脑黄金一样,可以提高自己较低的智商,于是要吃猴脑。为了减少“智商”转移过程的衰减,人类一定要生吃,而且要猴子活着。被切掉天灵盖的猴子活色生香地端过来,人类可以一边和猴子眉目传情,一边像吃西瓜一样用勺子挖猴脑。《羊的门》中,“南街村”书记就请高级首长吃这个。美国电影《沉默羔羊前传》中,竟是吃人脑,而且是自己吃自己的。

  鸡狗角斗士

  古代罗马有角斗场,奴隶们在场上自相残杀,贵族们像看奥运会一样观看取乐。看客最不喜欢双方握手言和,那太扫兴了。如今只有拳击比赛可以看,当然也会打死人。相对而言,斗蛐蛐、斗鸡、斗狗最常见。看到“动物角斗士”被人类挑拨离间后,自相残杀得头破血流死于非命,人类就会感到些许快感。

  牛是如何疯的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喝其他生物奶汁的动物。一只小牛刚来到人世,他将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是小公牛,就被送往屠宰场,成为细嫩的小牛肉。如果是母牛,就被饲养成母牛。牛妈妈失去儿女,就成了人类的产奶机器。近40年来,在人类的改造下,一只母牛的产奶量增长了5倍。人类的改造也引发了疯牛病,许多没“疯”母牛也被扩大范围地予以种族屠杀。

  狗熊成为橡胶树

  人类发现熊胆可以治病,熊就倒霉了。一只熊被杀死时,它分泌胆汁毕竟有限。人类给熊的胆囊插上输送管,熊分泌的胆汁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情景类似从橡胶树上采橡胶。为了保险,人类将插上管子的熊固定在笼子里。人类不会在乎熊叫得撕心裂肺。这种事前些年在四川很普遍。在国际上和网上曾引发争论。

  骡子的绝育

  我看过一篇小说,说一只马发现与它交配的母马是自己的母亲,这两匹马都跳涧而亡。可见动物也是有伦理的。据说成年马的智商相当于人类一个5岁的孩子。人类通过单独囚禁和注射春药,使狮子与老虎交配,产下狮虎兽。同样,人类也使马与驴交配产生骡子。骡子是没有生殖系统,智商极低,吃苦耐劳,没有脾气,这种人类发明的怪物更像有血有肉的机器。在工业革命之前,它简直是人类发明的代表作。如今,克隆与转基因技术将使人类这一创造能力继续发扬光大。

  狗的贵族

  古代中国人普遍有性压抑,环肥燕瘦之外,恋足癖一度发展成社会主旋律文化。在男权压迫下,女人纷纷缠脚,女孩从幼年就被折断足骨,用布条束缚,最终长成“三寸金莲”。狗作为人类饲养的家畜,从猎犬到看家犬,最后演变为狗贵族——宠物犬。哈巴狗是中国宠物犬的代表,它其实是经过健康狗的无数次近亲交配产生的病态狗。金鱼也是一种病态鱼,它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制造。

  麻雀的浩劫

  麻雀虽然与人类关系很密切,但这种桀骜不驯的小东西却是人类无法驯服的“极少数”动物之一。麻雀从来不吃嗟来之食,失去自由,麻雀就会气绝而亡。相反,老鹰老虎何等凶猛,为一口吃喝,竟也被人类玩于掌故之间。毛太阳照耀中国时期,这块土地上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被“解放”和被驯服,“极少数”没有驯服的都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没想到麻雀的命运比人类中的“四类分子”还惨,1958年被“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中国人几乎赶尽杀绝。

  动物园文化

  动物园里一般没有家畜。这些野生的动物被拘捕后,就被关进人类为它们制造的集中营。铁窗、牢笼、水泥地,一些动物被割掉生殖系统使其更温顺,一些鸟类被拔掉主羽毛使其无法“飞越疯人院”。人类在兴致勃勃的视察之余,信手赏赐一些塑料包装的奇怪食物。人类之伟大,在于发明了囚禁人类的监狱和牢房。动物从来没有这个发明,不幸的是它们遇见了人类,结果他们也享受到了某些人类的待遇。他们其实没有错误或罪恶,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它和人生在了一个地球上——“既生瑜何生亮”。

  马戏团规则

  我们常以为马戏团的动物是多才多艺的明星,也应当是快乐自由的。但舞台后面,其实都是皮鞭、电棒、镣铐、牢笼、饥饿的惩罚。唯一的奖励就是不打、不杀、给它一点食物。

  试验室伦理

  一些特殊时期,人类也用自己的同类来进行生物试验,比如臭名昭著的“731”,当然日本人试验用的“木头”几乎都是非日本人。动物试验一直是人类的一门科学。我们中学时就解剖过青蛙。活体解剖一直在进行,人类在研究动物,动物被摆上祭坛。随着活体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为我们生产“狼心狗肺”的动物为之牺牲。

  狼与羊的故事

  有一篇著名的寓言:一只小羊在喝水,狼说小羊污染了它的河水。羊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啊。”狼说:“你去年说过我的坏话。”羊说:“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呢。”狼说:“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吃掉你!”

  吃还是被吃

  动物的饮食习惯与其牙齿和肠胃相关,食草动物吃草不吃肉,食肉动物茹毛饮血不吃草。人类如果按动物理论解释,应当归入食草动物,确实有不少人是素食主义者。一般而言,食草动物的命运是被食肉动物所吃,食肉动物也被别的食肉动物所吃。对动物而言,被吃者不过是食物。动物的理想很低级,吃饱就满足了。所以杀死对方是为了果腹,等它吃饱了,它就失去杀生欲望。就如同动物发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享受快感。而且一般动物只吃几种食物。人类比较高级,几乎所有植物动物都可以吃,吃饱了也保持着旺盛的杀戮兴趣。

  去公民化的中国2010年伊始,河南人超过了1个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也正像当下中国的缩影,依然充满后农业文明时代的悲情与无奈。公民这种现代国家角色,在中国不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也得不到民间的普遍认可。被迫出走美国的“中国民间防艾滋第一人”高耀洁认为,比起身体的疾病来,她遇到的许多穷人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启蒙。她曾因此发起了一场给穷苦农民捐书的活动,试图让封闭中的人们认识自己和这个社会。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依然充满清官情结和权力崇拜,而缺乏自救和自治精神。事实上,我们身边处处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又能如何”的自怜自艾,这情景如同一头绵羊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地看着恶狼威胁自己、撕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社会现象,来源于中国官方近年来刻意推行的“去公民化”运动:官方口径一致以皇权专制时代的“老百姓”全面替换之前的“人民”,对“公民”这个标准称呼故意进行去除和屏蔽。“去公民化”的成效不仅体现在身为公务员这个官吏阶层的优越感和强权感普遍增强,还体现在含辛茹苦的纳税人面对用血汗饲养的“公仆”越来越自卑和怯懦。几乎每一个倒霉黑领的忏悔词都离不开“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的无耻言论,而大多数民众也以“我们普通老百姓”默认了官的强权和自己的卑微,对国家和社会,甚至对自己都抱着一种弃权的苟且心态。唐福珍是2009年中国民众一个另类而不幸的符号,面对官方强权,她既无法获得法律(宪法)的保护,亦不甘于像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委曲求全而丧失尊严,最后她用自己的生命表示了对这个暴力时代和非正义制度的强烈抗议和批判。1月12日,由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与专注一亿高端网民的综合门户凤凰网,联手打造的,首届“影响时代的力量——2009 MOTO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盛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唐福珍被评为“2009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社会人物”之一。但愿这种来自网络民意的承认,可以告慰唐福珍的在天之灵——人间还有正义在。如果说唐福珍以点燃自己的身体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的话,那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则切开自己的身体,来证明官方机构肆无忌惮地渎职枉法。张海超因此被评为另一个“2009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社会人物”。他的百度搜索次数达到1605408次。在盛典仪式上,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曾子墨代表网友对张海超表示关怀。熊培云先生送给张海超一个拥抱,并对不能到场的唐福珍鞠躬纪念。对负责卫生监管的河南官方来说,公民张海超开胸验肺是过去一年留给他们的一记最响亮的耳光。河南之所以成为中国艾滋病重灾区,官方的卫生机构是难辞其咎的始作俑者。从1995年开始,河南大搞血浆经济,由政府支持的采血站大肆收购血浆,卖给制药行业谋取暴利。许多贫穷的农民受官方鼓励争相卖血,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血站从血液中提取出血浆,之后用离心机将红血球分离,再输入到卖血者体内,从而卖血者体内的红细胞并不减少,人也不会感到虚弱。但采血流程中的漏洞和设备消毒的不彻底,导致了艾滋病的迅速传播,而官方对真相的掩盖、隐瞒和封锁最终酿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河南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为40000余人。感动中国、感动河南之类鼓乐喧天热泪盈眶的官方表演秀是中国当下去公民化现象的典型切片。“2009感动河南十大年度人物”经过官方的精心包装打造,很民主进行投票公决,最后这个官方选定的“十大感动人物”终于闪亮登场。这种活动已经了无新意。如果稍加总结一下,那么这些感动得主持人眼泪在天上飞的“感动人物”不外乎两种:或者对党忠的,或者对父母孝的。说白了,就是皇帝时代的二十四孝加毛万岁时代的雷锋。

  老百姓是什么物种,就是很听话的、很容易感动的、那种类似绵羊的、自私可怜的一种动物。老百姓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奴隶或者奴才。陈丹青说,中国一眼望过去,都是无边的奴才。后来北京来的林大人一语道破天机:你们都算个屁!

  后泡沫时代的物业税

  当水立方的泡沫造型为中国树立了一个“不差钱”的形象后,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现实。去年年底,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评出了全球七大的经济泡沫,其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位居第二大泡沫。理由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的虚高。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4%。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比2008年增加140%,比“疯狂”的2007年增加49%。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业内人士指出,“地王”频出成为2009年土地出让金暴涨的最主要原因,而“卖地”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还有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金甚至占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60%。中国政府成为房地产狂飙中的最大获益者。据统计,2009年中国民众全年消费性支出约12万亿,其中商品房消费支出为6万亿。而在商品房的消费支出中,政府至少拿走了其中的50%左右。据全国工商联对三个一线城市的调查,上海财政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为64.50%,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根据我们在一线开发房地产的经验,这些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说,如果算上税费,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远超70%。广东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透露,目前我国各城市土地成本占房价的平均比已达30%左右,高达一百多项的税费成本加起来要占到房价的30%-40%,剩下的30%左右才是房地产开发的直接成本。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房价成本包括土地价格、建材成本等等占50%,政府的税费占20%,开发商的利润占30%,这30%里头有一部分是灰色成本,说白了,就是行贿的成本。”2009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占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四分之一。 在唯GDP主义政府领导的中国,拆房子盖房子卖房子买房子成为中国人最热衷的事情。房地产资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中国家庭无能力买房。唯GDP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和社会道德体系瓦解等等。

  以投资为主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同时造成严重的发展结构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导致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中美经济关系为例,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政府只能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支撑本国出口,使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得以维持信贷和消费。中国以低工资低福利和剥夺罢工权的低人权优势赢取国际投资,来推动其经济增长。在资本和权力的阴谋操控下,劳动力在中国成为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官方数字显示,去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三成五,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比印度还低一成多。这表明虽然中国富翁人数及奢侈品消费已跃居全球前列,但大部分民众依然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正如《2012》中的情景:中国制造了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最后登上“神舟”的却是美国人。

  有些经济学家指出,2008年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拐点,2009年的GDP增长只是依靠资产泡沫催生出来的非理性亢奋。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中国必将进入非理性萧条。中国经济不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相反,倒是极有可能成为“泰坦尼克”。当泡沫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破灭的时候,中国经济必将进入无可奈何的后泡沫时代。后泡沫时代的来临,必然将以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最明显的标志,届时,中国将出现当年日本和香港楼市崩盘的景象:房屋价值严重缩水,大量的按揭出现断供,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地产老板跳楼的跳楼,外逃的外逃,无数炒房客和购房者负债累累……在后泡沫时代,最严峻最危险的当属习惯于涸泽而渔的中国政府。已经被唾手可得的土地财政撑大喂肥的财政肚子面临着土地财政断粮的威胁。先不说年年加薪、占全国工资总额55%的公务员及垄断官企职工工资,即使“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每年就得9000多亿元。如果说房地产是海洛因,那么政府早已经吸毒上瘾了。虽然无数民众面对空置率畸高的豪宅流离失所,但政府面对源源不断无本万利的巨额土地出让金确实爽歪歪了。从这一点来说,房地产崩盘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我们可爱的政府——我们把它“惯”坏了,吃喝嫖赌,不学无术。对瘾君子来说,只要还有得吸,那他就不会戒瘾。所以,只要房地产还能供这个政府花钱如尿炕——想尿多大就尿多大,那它就不会真正地打压房价。事实从反面也证明,政府每一次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其结果都是房价更进一步地飞涨。或许,这正是暗自窃喜的政府想要的结果:只有房子越来越贵,政府手里垄断的土地才奇货可居,能卖个好价钱。后泡沫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花钱如尿炕”的美好岁月将都成为回忆。那么政府真的要学会做个廉洁高效勤俭节约的好政府了么?就如同一个吃喝嫖赌的瘾君子真的发誓要戒瘾了么?答案是不会,不可能。虽然中国政府不顾英国首相的求情和欧盟“最强烈的谴责”,将携带4公斤海洛因入境的英国公民注射处死,但中国却不反对中国烟草广告制造更多的瘾君子。去年一年,中国的烟民创造烟草税利5000多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这是瘾君子的贡献,他们在损害自己和别人健康的同时,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税。瘾君子的政府如果没有了巨额的土地财政,用什么来代替,来满足自己饕餮难填的欲望和贪婪呢?只有税收!什么税收最方便最快捷最可观?就是物业税!物业税已经被无数经济学家呼喊了许多年。每当房价高涨时,许多“专家”就说抑制房价上涨的唯一方法是实行物业税。理由是现行的中国房地产在生产、流通环节的税赋很重(包括土地出让金),但持有环节的税很轻。因此造成有钱人买很多套房,这种投机活动让房价暴涨,使穷人买不起房子。如果加大了持有环节的税收,则拥有多套房的投资者会减少,房价就会跌下来了。这种持有环节的税收就是指物业税。如果这些砖家说的真有道理,那么房地产飞涨了10多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但至少已经成为全世界房子最贵的国家,物业税就应该早就该出台了,好让房价回归其应有的价值,至少不要使其泛滥成为虚伪的泡沫。而事实上,物业税并没有引起政府的任何兴趣。据说在一些地方,物业税已经“施行”了,只不过在“空转”。“空转”的意思大概就是“过家家”、“做做样子”或“见死不救”。之所以“空转”,是“时机不成熟”。

  理论上,税收是政府唯一的合法收入,政府是纳税人用税收供养的一个公共组织,维持正义和公理,保护弱者,抑制强权。税收不仅是政府存在的物质基础——政府需要税收作为生存费用,税收也是维持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依靠税收的杠杆原理,削富济贫,以福利的名义缩小社会差距,增强人民普遍的幸福感。税收的这两种功能中,前者有利于改善政府的生存状态,后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和人民的幸福。在民主国家,税收构成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基础。纳税人成为公民的代名词。公民通过纳税拥有对政府的天然批判权。税收的第一种作用被尽可能地压减,而税收的第二种功能则成为税收和政府的主要功能,即政府收税不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也就是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中国之不同,叫做“中国特色”。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或者说只有政府没有社会,政府更接近古代中国的官府。可以说,中国的税收基本上只体现了第一种功能,国税是中央政府的财富来源,地税是地方政府的财富来源。中国税收是为了保证正腐盖楼堂馆所,保证无数黑领和他们的家属、情妇等住豪宅开豪车吃喝嫖赌出国旅游等。在这种税收体制下,税收基本沦为政府的谋财手段,而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理理由和合法借口。税收使政府食利自肥,越富的人税收越少福利越多,约穷的人税收越多越没有福利。如果把政府比作你雇佣的保姆的话,那么这个保姆只会不停地要钱而不想干活,甚至常常喝掉留给孩子的奶粉。以燃油税和个人所得为例。燃油税历经了10多年坎坷终于出台了,但它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想象的完全代替了多如牛毛的过桥过路费。各种收费从多如牛毛变为多如狗毛,再加上燃油税,纳税人的支出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大。个人所得税的初衷是调节个人收入的差距,通过税收使高收入者贡献得更多,或者说,富裕的官商阶层应是个人所得税的主体。而实际上收入2000元以上的工薪阶层却成了纳税的主体群体。

  国税地税分流后,电信能源烟草等垄断的优质税源都成为中央的金库。大手大脚浪费光荣的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只好寅吃卯粮地打起土地的主意,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新的生命线。值得关注的是,地方财政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由工薪阶层血汗积成的个人所得税。土地财政如火如荼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见不得人的非法暴力来掠夺土地,酿造唐福珍、张剑等数不清的强拆惨案。当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土地财政势必油尽灯枯失去源泉,地方政府的财源势必严重缺氧,那么物业税极有可能成为失去土地财政之后的救命稻草。经历10余年房地产的蓬勃发展,中国一些城市公民的房屋产权状况甚至已经达到和超过了一些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许多富裕的人一人拥有N套房屋产权。这些在房地产泡沫中迅速飞长的小肥羊,正成长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另一种待开发资源。他们依靠房地产投机获得匪夷所思的巨额财富,完全是普通劳动者和生产领域投资者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一套住房消灭一户中产阶级”——房地产的水泵曾经吸干榨尽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话,那么物业税将和个人所得税一样,成为又一次对有产阶级的掠夺和讨伐。参考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物业税制度(财产税和土地税被整合为资本收益税),假设对自住房产(以户为单位,100㎡以内,中等区位)的物业税率是1%,第二套房产(包括自住房超过100㎡部分)为10%,而第三套房产为20%,第四套以上房产及商业性房产为30%。那么,每个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的人都将是税务部门的征稽对象。拥有的这个财富证件越多,在税务部门就越是受重视。以上面假设的物业税比例为例,假如你有一套100㎡的自住房,一线城市中等区位,估价为100万元,那么每年的物业税为就是1万元。如果你还有第二套房产(或许产权证注明是你妻子的姓名),依然为100㎡,估价100万,那么你这套房产的物业税就是每年10万元。以此类推,拥有房产越多,说明你越有钱,那么你就需要上缴更多的税,除非你像很多中国房地产法人代表一样,善于贿赂税务官员偷税漏税。

  50多年前,毛万岁号召和怂恿中国民众给这个新政府提意见。人们信以为真纷纷开诚布公。随后毛万岁以这招“引蛇出洞的阳谋”极其得意地将所有中国好人“一网打尽”。从50年前的大饥荒算起,一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这个政府唯一一次例外,或许就是这10年对房地产“支柱”的娇惯和怂恿,直至房地产从“支柱”堕落成泡沫,最后走向崩溃。可以想象,当地产已经崩盘时,房地产一片萧条,击鼓传花的游戏在一声鼓响中宣布结束,这场非理性游戏的不幸儿将成为替罪羊被推上祭坛——你必须为你的房产支付税费,否则就是逃税和违法。你可以断供拖欠银行的钱,但你不可以欠政府的钱。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依靠无穷无尽的物业税继续过上天天尿炕的阔绰日子。放眼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有房产的人和没有人住的房产。可喜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越来越少;可悲的是,房子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不是成为监狱,就是成为坟墓。即使断了煤停了电,也要将煤老板撵出政府垄断的能源领域。只有垄断,才有随意涨价的暴利。在中国大刀阔斧“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政府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为的大章鱼,房地产只是它一时的营养来源,当房地产这场泡沫游戏结束后,物业税将举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闪亮登场,一则打扫战场,二则大发国难财。无论这个国家向何处发展,这个政府和黑领们都在向“钱”发展。电影说,2012会是世界的末日。末日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如果说如同战争一般的房地产狂潮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话,那么在后泡沫时代的物业税就是另一场财富大洗牌,跟北朝鲜换发新钞票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争相抛售当初彻夜排队买来的房产和物业。当初为了房子,人们宁愿和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如今为了物业税,大家都在忙着离婚……

  人需要灵魂么作者:杜君立 2010-1-15 13:21:39 发表于:博客中国

  西谚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管什么?上帝管理人的灵魂。凯撒管什么?凯撒是罗马的CEO,凯撒管吃喝拉撒下水道。上帝是永恒的,只有一个,所有的人在这里是平等的,是兄弟姐妹。上帝说人有互相友爱,灵魂才得拯救。凯撒很多,有大凯撒小凯撒七品芝麻凯撒,80年的凯撒80天的凯撒。所以今天喝稀明天吃干,但灵魂是永恒的,就像人是永恒的,不可能今天是人明天变回猴子。中国也有俗语,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因为井水归井神管,河水归河神管。还有“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也相信,人是短暂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中国人也明白,短暂的人是不可靠的,只有永恒的神才值得信赖。最后中国人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多的神:龙王管水——大水冲了龙王庙;阎王管生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土地神管土地;雷公打雷;观音送子;灶王管厨房,紫姑管拉屎;妈祖管海,山神管山,玉皇大帝管所有的神,王母娘娘爱享福……最受中国人崇拜是财神:赵公元帅是文财神,关公是武财神。其实所有神的设置都与社会行政体系相一致。神也分三品五品,分三六九等。等而下之的神实质只算得是“妖”了。不管神如何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但中国人认为“受人香火就得替人消灾”。如果该下雨时不下雨,中国人先奉上猪头贿赂龙王,因为人们认为有权力的家伙都是应当腐败的。但如果“给脸不要脸”,中国人往往就砸了龙王庙。这跟中国人自古念叨“君君臣臣”,但最后还是会把皇帝或皇帝的子孙整死一个道理。这么看来,中国的神实际上算不上神,因为也忒“俗”了,而且一点尊严都没有。人如果有一点不俗的事吧,那可能就是关乎灵魂的事,那么这种神圣的事叫谁来管呢?叫“天”来管!“天”是什么?没人知道。但“天”的儿子大家都知道——皇帝叫“天子”,皇帝放屁叫“奉天承运”。谁都知道皇帝是流氓玩命玩出来的。这样一来,“天”就狗屁不是了。所以中国人说“不知道”时就说“天知道”。中国人像所有的人类一样聪明,最后终于制造了“儒教”、“道教”,从“西天”取来了“佛教”。他们也讲修为,讲修齐平,讲普渡众生,但一般是修自己。修别人修不好就被灭了。因为“教化百姓”是皇帝老儿的权力,如同打老婆骂儿子是家长的专利,轮不到别人来“干涉内政”。皇帝老儿往往好辛苦:以皇帝的社会地位来教化“愚昧的普通老百姓”吧,大家都知道他是哪棵树上的鸟。以神或者“天”来训导吧,其合理性合法性又在哪里?那就以“天”的儿子吧——所以每个皇帝几乎都有一个他娘被“巨莽”之类的野兽强奸的故事。如果“天”是“神”的话,那么“神”的儿子是人还是神呢?唐僧比较弱智,也懂得“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人妖是人妖他妈生的。唐僧要是问那些“天”的儿子“请问你妈贵姓?”不知皇帝陛下是该羞愧得自杀?还是说自己是神与人杂交的,有50%神的基因?新中国发轫,五千年的伦理体系和文字体系被颠覆,自古以来的各路神仙被清剿,最后将一个“风流人物”予以“神化”,“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念闪”。上下五千年,中国人的灵魂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归宿,这已经与自命为“上帝选民”的西方快要接轨了——上帝也只有一个。“最高指示”成了“奉天承运”,“红宝书”成了全中国人的《圣经》,早请示晚汇报,虔诚得无以复加。红色代替黄色成了最崇高的色彩,因为它象征着鲜血,中国人也就变得嗜血起来。上帝从来没有把人分为农业户口和商品粮户口,上帝讲原罪和救赎,上帝是永恒的。“多少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风流人物”和上帝相比,唯一的缺点是不能“永垂不朽”。已经被遗忘的“阎王”多少体现了他的专业性和作为“神”的永恒性。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就好比狗就是狗,哪怕是一只会学猫叫的狗,它依然是一条狗。灵魂的事情关乎每个生命存在的意义。除去灵魂只剩下吃喝拉撒,人也就成了行尸走肉。中国人潜意识中多少有点轮回的观念,怕来世报应,怕死后留骂名。除此,作为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忌惮的,只要自己吃好喝好堕落好,怎么任性都行。“以邻为壑”,缺乏对话缺乏信任缺乏合作互相虐待,最后大家都陷入“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很高,生活品质都很低,穷人没有安全感,富人同样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和我之间没有一个一致的、除过金钱之外的信念。西方有一个典故,对在桌球游戏中欺诈者的惩罚是让他在凹凸不平的球桌上,打椭圆形的球;对诚实者的奖励是在很平滑的桌上打很圆的球。中国政府说它的钱马上要超过德国了,但作为中国人,还是不知几时才可以在平整的桌上打稍微圆一点的球……梭罗一直认为政治就是权术的代名词。政治是入世的俗事,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拯救人灵魂的功能,国家、民族不过是政治的延伸,更显得虚无。给一棵芦苇注入思想和灵魂,这棵芦苇比“机器人”更像一个人。信仰使人类崇高,“神”却唯独抛弃了无力自拔的中国人。一直以来,时不时总有一些自命不凡、“大救星”之类的政客,扮演起拯救中国人灵魂的角色,轮番自我标榜,粉墨登场,丑态百出,而且,这种命运几乎成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喜欢狂欢的中国人的宿命。

  财富的原罪作者:杜君立 2010-1-14 12:47:03 发表于:博客中国

  财富的原罪

  潘石屹在《咏乐汇》里得意洋洋地告诉李咏他的“第一桶金”:当年海南房地产崩盘时,潘贷款抄底买进了几处别墅,四处找买家,遇到一个初来乍到的山西老板,潘第一次报价200万,对方嫌高,潘第二次就报了300万,对方急眼了,后来以400万卖给了那个山西老西儿……

  李咏叹道:真够狠的!

  美国的比尔盖茨是富翁,是因为其智慧和经营才干。中国的潘石屹是富翁,大概是因为其够“狠”,这个“狠”透着中国人的机灵和狡诈,有点“连坑带蒙”“翻脸不认账”的味道。

  看来厚黑学在政治上可以制造“主席”“书记”,在生意场上更可以发扬光大,创造出百万富翁来。

  中国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成功了就是英雄,失败了就是狗熊。满族人征服中国成功了,剃发易服,几百年了,阎崇年和央视还天天赞不绝口,希望康熙乾隆“再活五百年”;日本人征服中国失败了,日本和日本人就成为许多“爱国者”的辱骂对象。

  当下中国,中国人完全被用金钱量化。当我告诉别人我写了一本小说时,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可以卖多少钱。从519捐款风波看,中国人健康的财富观还没有成熟。

  中国营销界广告界牛人很多,一个史玉柱就把这些牛人都给灭了。不知卖什么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楞是和央视狼狈为奸,在中国赚得令人目瞪口呆。史玉柱带着这些蒙来的银子投入网游,让无数孩子沉迷自毁的同时,他更是向着首富迈进。

  沈万三、胡雪岩等等,中国富翁似乎都难得善终,从牟其中、张海、刘晓庆到黄光裕的遭遇,让人想到赖昌星的“走运”。

  除去感情成分,山西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像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山西大多数人很穷,有些地方甚至喝不上水。就是这么穷的地方,竟然出的富豪最多。据说每年山西人在北京上海买房就不下100亿,每年被这些富豪带出去的超过数百亿。

  山西的财富在地下,煤矿一方面给少数富豪带来无数财富,一方面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更是让山西天崩地陷,水源空气土壤遭到严重污染,山西越来越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山西的煤很黑,红得发黑,都被血染过。富豪们带着钱从山西逃走了,将罪孽和灾难留给这片贫瘠的土地,留给这里无力的人们,让他们更穷,生活得更惨。黑砖窑或许是山西的一个标本和隐喻。

  财富的罪恶也严重污染了这里的官场和良心,这里所有的高消费场所几乎天天都爆满,色情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黑色经济,甚至成为北京的后宫。从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开始,山西与北京的关系越来越暧昧。

  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商一体的罪恶成就了从山西流出的财富,这些带血的脏钱最后进入了潘石屹们的腰包——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洗钱途径。

  潘石屹申辩说,“人傻钱多速来”不是他说的。但似乎他和史玉柱一样,都变着法儿从中国那些“有钱的傻瓜”身上掳钱掳发了。中国人很穷,已经穷了100多年了,即使现在有了俩糟钱,也还没学会富,没学会消费,只会挥霍钱、糟蹋钱,不懂得尊重钱珍惜钱,潘石屹史玉柱们成功之处在于满足了这些有钱的穷人。

  我们村从前有这么哥俩,嫌种地利薄,又吃苦,就去城里做生意,做什么赔什么,后来干脆找来两口大缸招摇过市。老大在前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钱蘸一蘸。人们纷纷交钱去蘸……老二在后面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钱涮一涮。人们又纷纷交钱去涮……老大顶着一缸大粪,老二顶着一缸清水。这哥俩就这样发了财。

  赵本山最大的贡献就是“忽悠”二字,政府忽悠“老百姓”,商家忽悠“上帝”,老板忽悠员工,老师忽悠学生,医生忽悠患者……“忽悠”是这个国家目前社会生活中最无法替代的一个词眼,反应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无诚意。

  圣经上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意思是说,富人天生就该下地狱,除非散财赎身。中国人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财富与罪恶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财富伴随者权力在中国以传销的模式在进行,罪恶在层层传递中被修饰得美丽诱人,如同风情万种倚门卖笑的娼妓,吸引人们一起迷茫堕落。

  山西煤老板的经典自白是,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就像德国政府停止对华援助时说,中国政府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对待官员腐败,中国政府的理解是他们缺钱,所以年年加薪。这个逻辑好比官员强奸民女是因为老婆太少。法国总统会见达赖,中国又拿钱来说事。《桃花运》很热闹,一群男女竟然没有爱情只有钱……

  在这个物欲崇拜甚嚣尘上、物欲横流毫无羞耻感的国家,我们还应当记住,金钱之外,还有尊严、教养、责任、正义、公平、良心、羞耻、诚意、宽容、友善、同情……

  美国的案例电影作者:杜君立 2010-2-7 19:07:39 发表于:博客中国

  美国的电影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把电影归入文化的话,那么无疑美国是世界第一文化生产和出口大国。美国通过电影输出,传播美国的主流文化,这要比专制国家的政治宣传机器有效率得多,而且也增强了美国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

  美国的电影大体可分为文艺片和类型片。

  文艺片强调电影的文学性,注重人物情感、故事哲理和表现技巧。这类电影一般是小众电影,但也不乏受大众喜爱的文艺片。比如《金色池塘》等。

  类型片一般也是商业片。美国的电影业本身都是独立的民间商业业态,必须从市场中挖掘利润,否则只有破产关门。

  类型片包罗万象,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量身打造不同的类型电影。大体可以分为:儿童片(以动画片为主)、魔幻片、科幻片、悬疑侦探片、动作片、战争片、历史片、人物传记片、灾难片、爱情(感情)片、喜剧片、黑色幽默片、情色片、恐怖片等,比较边缘的还有宗教片、公路片、暴力片、凶杀变态片等等。

  一般每一部电影都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而是两种甚至多种类型的复合型电影。比如《哈利波特》就是儿童+魔幻;《泰坦尼克》就是灾难+爱情。《阿凡达》属于科幻+战争。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老无所依》就是悬疑侦探+公路+凶杀变态。

  电影其实是小说的工业化版本,故事是电影的灵魂。故事的创意往往决定了电影的成败。所以制片商一般都不惜重金购买电影创意。创意来源广泛:小说、历史故事、传说、童话、电脑游戏等,但更多的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从这个角度来说,依据一个现实案例来制作的电影可以叫做案例电影。当然案例电影不是现实事件的翻版,而是经过改编和重新演绎的文学模式。

  现实社会中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有的事件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在前工业时期,纪实文学(纪实小说或报告文学)记录了这些事件;在工业时代,电影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往往更加丰满和真实。

  《刺杀肯尼迪》就是一部典型的案例电影。电影从一个律师对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事件的追寻开始,抽丝剥茧,最后矛头指向无法撼动的政坛黑幕。通过这部电影,观众至少可以从一种角度了解事件的前前后后。

  《刺杀尼克松》讲述尼克松总统遇刺事件,不过故事围绕一个落魄的退伍军人如何变成一个不成功的刺客展开。情节有点类似《出租车司机》。

  《44分钟》讲述了一起真实的抢劫银行事件,两个手持AK47身穿避弹衣的罪犯与数百名警察对峙了整整44分钟,双方枪战持续了44分钟,激烈得与战场无异。

  《世贸大厦》和《93号航班》是对911事件的回放记录。

  《美国枪支》真实地讲述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对美国的枪支失控予以反思。

  《慕尼黑》取材于发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慕尼黑惨案,7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枪杀,这些恐怖分子有被以色列特工随后一一追杀,电影充满批判和反思。

  《美丽人生》、《钢琴师》和《伪钞制造者》都取材于二战中真实的人物事件。

  前年热播的好莱坞电影《哈迪塞镇之战》,再现了美军在伊拉克制造的哈迪塞惨案:路边炸弹导致一名美军士兵在哈迪塞镇死亡后,美军海军陆战队草木皆兵,对哈迪塞镇的居民进行搜剿,用手榴弹炸死房间中的无辜平民,共导致24名平民死亡,包括儿童妇女。电影不仅展示了惨案的过程,也揭露了布什的尴尬狼狈和美军高层无耻的隐瞒与草菅人命。

  案例电影更多的是以社会重大新闻事件为题材,反应小人物的命运及其与社会的冲突。这样的题材简直浩瀚如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这些事件一方面为制片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原料,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公众对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中国的电影一直蹒跚学步,案例电影因为政治原因几乎没有生长空间。《可可西里》可能算是为数不多的一部案例电影,讲述了早期民间藏羚羊保护组织的悲惨命运。《投名状》故事来源于清末著名的“刺马案”,也可以归入案例电影。除此之外,中国电影大多改编自小说。

  因为电影审查的日益逼仄,中国电影人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以古代为政治背景的武侠电影滥觞正映射了这种可怜的处境。“侠以武犯禁”,在专制压抑的中国,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就仗剑走天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本来是铲除邪恶强权的,香港武侠电影以《黄飞鸿》为代表大体是这样。但到了大陆,侠却常常与强权苟合(如《英雄》),甚至以权贵为侠(《夜宴》《黄金甲》)。阴暗的电影审查制度为中国电影戴上了纸枷锁,窒息了中国电影的生长空间。电影人只能在发霉腐朽的故纸堆和垃圾堆里寻觅食物,《三枪拍案惊奇》和《赵氏孤儿》这样的过期食品就层出不穷起来,因为至少,这要比《建国大业》之类的样板戏更像电影本身。

  电影反应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如同电视剧是一个社会的主妇文化。中国电影的逃避和落魄着实令人扼腕。

  李杨在《盲井》被官方封禁后,冲破审查铁链的《盲山》是中国案例电影仅有的一个亮点。我想它就取材于那年轰动全国的女研究生被拐卖案。李杨以不露声色的电影语言还原了流氓文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民生生态。

  同出陕西的张艺谋作品《秋菊打官司》中,没有法庭,权力代替了法律,秋菊“拦轿喊冤”惊动了“首长”,最后把村长送进监狱。这部电影来源于小说,但类似案例。也反应了我们不愿承认、无法面对的现实。

  2008年网民热议的《卡廷森林惨案》启发了不少人对那个尘封历史事件的关注。基于独特的政治背景,中国现实社会的案例可能比哪个国家都要多。远的有林昭惨案、张志新惨案,近的有赖昌星事件、张金柱醉驾时间、孙志刚事件、佘祥林事件、马加爵事件、李思怡事件、邱兴华事件、周口警察事件、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三鹿事件、瓮安事件、唐福珍事件等等。在这些匪夷所思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残酷的现实要比电影更像电影。

  孙志刚事件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民事件,我相信早晚会有人将它拍成电影的。2003年3月17日晚,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自己住处附近,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警察以无暂住证为由“收容”,将其送至广州市民政局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晚,孙志刚自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卫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叫喊求助,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的不满。乔燕琴便与其他护工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商量将孙志刚从201室调到206室,乔燕琴、吕二鹏分别到206室窗边授意该室内的其他被收治人员李海婴等8人轮流殴打孙志刚。3月20日凌晨1时许,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8人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20日上午孙被发现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后来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志刚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捅破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随后,以绑架勒索本国公民为营生的臭名昭著的“收容条例”被官方匆匆狼狈取消。

  在美国案例电影中,警察和政府官员常常显得无能甚至枉法,法庭场面因此占据相当内容,民间的陪审团在此绝对主导着事件的结果。正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样案例电影,电影为我们展示了正义的力量和希望、良知的不灭和永恒。

  茱莉亚罗伯茨的代表作《永不妥协》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家大型制药厂污染了环境,当地居民普遍因为污染患病。居民因病致穷,反过来更看不起病。到这里,跟我们国家当下许多地区的境况很相似。比如淮河地区和去年陕西凤翔的铅污染事件。

  茱莉亚罗伯茨饰演一个实习律师。在美国,如果客户有钱,律师可以向委托人索取辩护费。如果客户没钱,律师也可以从胜诉的赔款中获得一定比例服务费。所以美国律师乐见人人打官司,只要诉讼双方中有一方有钱就可以发财。

  这个实习律师发现这个制药厂是个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就去说服当地居民起诉。但当地居民一来接受了药厂的一点补偿,二来惧怕药厂势力,怕得罪了药厂连那点补偿也失去,竟然没有人响应热心的律师。

  律师坚持不懈地的讨好游说,终于说动了部分居民。紧接着她冒着生命危险对药厂调查取证。这中间,药厂以黑白两道的暴力威胁和金钱利诱,试图阻止被起诉,但都失败了。

  最后,律师发动当地居民对药厂提出集体起诉。经过艰难的法庭辩护,当地居民获得了远远超出他们设想的2亿美金赔款,并且药厂要立即搬迁。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到律师和受害人(弱者)通过法律获得了拯救,药厂也体面地付出代价。

  佘祥林事件被捅破后,网友马上想起《肖申克的救赎》。后来佘祥林出狱后还真在家里看了此片,看得泪流满面——电影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杜君立:太监文化——解读中国历史的文化密码作者:杜君立 2010-2-1 15:13:18 发表于:博客中国

  (提示:本文较长,请原谅。)1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以降,我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近乎“自虐”的中国文化大批判,甚至发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触及灵魂”的“文 化大革命”。吊诡的是,这场“大革命”的方式仍逃不开中国传统的“忠”文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窠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后达到三千年来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自虐几乎变成了自杀。

  五四孤胆英雄鲁迅,永不妥协地批中国文化批了一辈子,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奴性文化和吃人文化,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劣根性”的中国人最不幸是欲做奴隶而不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一切都在这污浊的酱缸文化中被污染、被同化,最终堕落为“丑陋”。198 9之春CCTV反复播放的《河殇》,在礼赞西方勇于冒险、富于探索精神的海洋(蓝色)文化的同时,批判中国大一统、保守、得过且过、缺乏进取的黄土(黄色)文化。吴思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即在道貌岸然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目下,主流文化实则是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黄仁宇从历史政治经济学探幽发微,认为西方法治和数字的精确管理,优于中国德治和人治的随意性。

  孙隆基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丧失攻击性的“和合文化”,以“心文化”和“身文化”代替“脑文化”。“杀子文化”使文化永远不能成熟,导致中国人的人格儿童化和小丑化。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分析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仍停留在口腔阶段(初级阶段),即吃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吃——“民以食为天”;尚未达到肛门阶段(中级阶段),人格没有独立,需要社会和国家管理照顾——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高级阶段)意味着高度组织化和完全盛开的“人”,而中国文化则完全没有“自我”这个概念。

  文 革流放大背景下的《狼图腾》,表达了小说之外对中国文化批判的企图。它认为充满暴力进取精神的“蛮夷”通过征服,不断地为温良斯文的中国输入“狼血”,才使中国有幸“活”到今天。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这种征服与强奸,这种混血杂交使我们的文化基因/血统得到优化。换一种说法,“蛮夷”的游牧(草原)文化要比中国的农耕文化高贵优越;要批判的中国文化只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才是中国的劣根性。我以为,这似乎没有跳出《河殇》窠臼,只不过加了一些“血统论”的新佐料。

  李慎之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文化。我认为专制文化仅仅体现了统治者对内历史的一面,被统治者的驯服与自我驯服、以及中国对外历史的苟且内向等,似乎与专制文化并不存在必然关系。欧洲历史中也不乏专制文化横行的时期,但并没有形成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活死人”局面。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必有一层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化——这就是太监文化。

  2除过五四和六#四两个标志性的文化批判巅峰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一直仅限于民间的微弱声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官方“阳谋”成“反右”。“造反有理”的文 革是在官方主导下更大的全民文化批判总动员,“大批判”和“大革命”却导致文化大浩劫。之后,“解放思想”一直仅仅停留于“阿弥陀佛”式的口号层面。近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在全球滥觞。因为民族主义的国际背景,在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化”、“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津津乐道正面褒扬,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主旋律。甚至,这种“主旋律”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恋癖的国粹传承。

  文化批判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之一,而这种“揭龙鳞”的批判精神恰恰为中国文化本身所阙如。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忤逆不孝、吃里扒外、崇洋媚外、汉奸、叛徒等等字眼,一直在镇压着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精神。批判是一种自我审视与文化反省。批判是善意而温良的鞭策,只有批判才会有进步。批判并不是否定,不是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是“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对根深蒂固顽固保守的中国来说,思想的启蒙首先应当是批判的启蒙,解放思想先解放批判。十个愚蠢的答案比不上一个智慧的疑问。在封闭自慰的古代中国,中国文化的批判仅局限于“以史(自己的历史)为鉴”,“鉴”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批判,而只是“谏”;只有在地球村的背景下,才有以世界为“鉴”的可能。以历史、世界和全人类的多维度为参照系,这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批判前所未有,令人惊慌,令人震撼,也令人喟叹。或许,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才具有全面的深刻的颠覆性,才有利于重塑健康自我与回归人类理性。

  3人类社会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又分为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两个阶段。在父系社会,人类以狩猎谋生;在母系社会,人类以农耕维生。人类对动物的驯化产生游牧文化,对植物的驯化产生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是狩猎文化的延续,动荡和不稳定是一种常态;农耕文化因为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植物的固定性,最需要则的是秩序与稳定。如果说游牧文化是父系社会的延续,那么农耕文化则是母系社会的延展。

  游牧文化因为动荡和不安全感形成强烈的攻击性,这正是父系社会的雄性特征。农耕文化的稳定和安于现状形成温顺与忍耐,这或许是母系社会的雌性特征。雄性是勇敢的、理性的、主动的、喜欢冒险和变化的;雌性是温和的、感性的、被动的、追求安全和稳定的。游牧文化漂泊不定是令人兴奋的,农耕文化的一日复一日是令人厌烦的。雄性对兴奋的敏感度极高,对厌烦情绪的忍耐力特别差;雌性对兴奋的敏感度低,但对厌烦情绪的忍耐力要好得多。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因此与游牧文化衍生的西方文化相比,呈现出浓厚的雌性特征。如果说雄性文化有一种弑父情结,那么雌性文化则是恋父情结。前者导致“人”的独立和成熟,后者则表现为人身依附与幼稚,或者说是不独立和不成熟。中国文化的恋父情结在当下如火如荼的祭祖、拜祖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的孝道——这种中国特产的雌性文化,貌似对“子宫岁月”的洄游与怀念,但“二十四孝”中瞽叟害舜、郭臣埋儿、卖身葬父等模范事迹,却为我们揭秘了孝道所谓“三纲六纪”的险恶用心:杀子以奉老,要过去要现在,就是不要将来。这不过是专制皇权为“民”精心设下的圈套。按孙隆基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杀子文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中国的孝道以恋父的形式,实现的却是心理上的恋母情结。恋父为形,恋母为实。阴阳兼具,又阴阳俱失,只能是奇异的太监文化。杀子文化与孝道携手同行,如同施虐狂遇见受虐狂,表现出奇异的虐恋倾向——挨打最多的儿子最孝顺;越是暴君,越是被崇拜。这在太监身上体现最典型、最彻底。这种杀子文化是一种不幸的内向文化,仅仅杀自己的“子”而不敢杀别人的“子”,即“窝里横”,对外则表现出苟且苟安的特点——“宁与外邦,不予家奴”。这与弑父文化的外向性和扩张性截然相反。前者是逆向进化,一代不如一代,后者是正向进化,一代更比一代强。

  4中国文化有阴阳论,天阳地阴,雄阳雌阴,奇阳偶阴;同时讲究“无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妇人之“仁”。“不仁”为阳,“仁”为阴。“仁”属于雌性文化。“仁”即“二人”,意思是为别人“做人”:如果对别人没用,自己就丧失意义;独立的“人”没有价值,集体的“人民”才有意义。“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没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为“不存在”。太监文化第一特征就是丧失根本——“无私”、“无我”。中国有一则故事,讲差人押和尚,每日检点“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将差人剃头,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后逃脱。差人醒后,检点“和尚木枷”,发现“都在”,唯独差人——“我”没了。“我”在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个“假我”代替。“我”与“假我”是两回事,这种悖论与分歧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口语(白话)与书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对自我意识有预谋的阉割软件,使自我权利被父权顺利地缴械和阉割,每个中国人会都被提前预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识被彻底消解,“我”成为父权的私有物品和杀子文化的工具兼牺牲品,从此一直处于无意识的蒙昧无我状态。“我”只是血肉制成的硬件,必须由父权安装输入“孝”这个软件,成为父权意志的一部分。最后成为父权体系中的行尸走肉、螺丝钉、机器人。“我”的意识丧失和意志植入,从雌性化到无性化、最后再到工具化。从而成就父权这一唯一正确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说明,只有独一无二的“天地”和“圣人”才有雄性权利,将雌性、无性或物化的“万物”和“百姓”视为“刍狗”。自我意识天然缺失的“刍狗”是典型的太监文化象征,“温良恭俭让”精神的楷模,“百善孝为先”的模范。如果“不孝”,就丧失“做人”的根本,“乱臣贼(逆)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实则包裹着剥夺自我的霸道父权思想。以恋父情结代替弑父情结的这种伦理模式,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监文化的熏陶下,自我意识的雄性文化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压抑和被排斥状态。

  战争是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狩猎活动,是令人兴奋的、典型的雄性行为。在中国历史中,导致改朝换代的战争,是对厌烦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间歇性发作。但发作之后,在太监文化的主导下,即迅速回归厌烦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来自民间或异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汉争霸,项羽威胁要烹了刘邦他爹,刘邦笑道:愿分一杯羹。李世民弑兄杀弟,向其父李渊逼宫,夺取皇位。类似的这种对孝道的反动,就是具有“弑父情结”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统治阶级那里得到明显体现。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女人和太监堆里耳濡目染,统一思想的太监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征逐渐消磨殆尽,最后被孝道实施宫刑,彻底无性化或雌性化,沦落为新皇权施虐下的精神太监、雌性“老百姓”“子民”或无性“草民”。“老百姓”是相对于“官”而言的词语,浑身布满雌性特征。“子民”对应着杀子精神的“父母官”。“草民”则更直接去性别化,属于草本植物,类似“木头人”、“稻草人”。“官”的同义词中,“仓鼠”、“犬马”、“鹰犬”起码还算个动物。满清的出现,是满族雄性文化强奸中原雌性文化的结果,最后八旗子弟还是没有逃脱被中国太监文化彻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运,乃至气数已尽的帝国末日,以一个伪大的雌性——慈禧来母鸡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彻底阳痿与阉割。难得的是,百年之后尚有阎崇年之流的孝子贤孙,天天在CCTV上“白头宫女说玄宗”。

  5太监是一种官职。“太”指皇帝,“监”有督察、服务、帮助等意思。太监最早由一般男性官吏担任,后来成为阉人专享的最高官职,阉人因此以“太监”为最高荣誉。阉人的官职很多,但以“宦官”和“太监”最具代表性。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阉人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残疾的人类弱势种群,正式获得社会承认是在秦始皇时期。“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开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先河,是中国所有皇帝的祖师爷和精神祖先,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或“万岁”敢臧否他这个“祖先”——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万岁就“劝君莫骂秦始皇”。秦始皇对阉人群体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势群体陡然飞黄腾达,成为最强势群体,登上中国历史最高、也最阴暗的舞台。阉人集团水涨船高逐渐坐大,自我组成等级森严“阉党”,成为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常青势力。

  不论皇权现时如何,皇权的未来一般都由阉党把持。阉人担负着未来皇权接班人——太子的抚养、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护、监护等圣神职责。形象点说,阉人扮演着皇帝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老师、同学、朋友、领导、同事、秘书、仆人、保姆、保镖等——除过妻子之外的几乎所有角色。在这种封闭扭曲的生活环境长大的太子,登基成为皇权拥有人,面对陌生纷繁复杂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阉人集团。同时,在阉人群体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也使皇帝与阉人身心相连、休戚与共,阉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渗入皇帝先天缺钙的骨髓。

  如果摒弃中国牵强莫须有的“天”的概念,以“法”来代表人类正义,那么专制皇权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夺权合法,那么别人的暴力夺权自然也合法。这种暴力原罪带来的“非法”状态,使皇权天然的具有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对权力觊觎者的警惕和戒备,使其只能选择没有生命续航能力的阉人。阉人因祸得福,鸡犬升天。虽然中国历史不乏外戚势力和大臣势力影响,但阉党组成的太监势力往往如如影随形,一直是皇权文化的主体构成。秦毁于赵高、汉毁于十常侍、晋更惨,之后太监文化日趋成熟。从中唐开始,宋明清社会已经整体完全太监化,反倒稳定起来。

  中国历史选择了皇权专制,只能选择最为理想的阉人。失去阉人这个“中流砥柱”,皇权将迅速崩塌。所以世界历史中,缺乏阉人群体技术支持的皇权专制始终都难以成大气候。中国阉人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太监成为他们最为尊贵荣耀的符号,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梦想。在古代中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全社会追逐的唯一目标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将入相”“为官”才称得上成功人士。

  太监净身以成功,官吏净脑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监,后者是精神太监。对皇帝来说,其他人阳物或思想对皇帝构成威胁、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监们忍痛割爱,大公无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取得皇帝的信任——“你办事我放心”。太监文化的诡异之处不在于皇帝的强力意志,而在于社会的默契配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太监都是社会积极分子,都是志愿者,这不仅是太监文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雌性化的必然,是雌性社会对雄性皇权的温顺响应。

  6中国文化的雌性化特征,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不能生育后代,被认为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和不幸。中国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杀子文化所引起的绝后焦虑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实践“杀一儆百”。绝后恐惧是太监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所以中国文化表现为重生育轻教育,重肉体轻精神,有群体无个性,对未成年人要求听话懂事好好吃饭。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国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样“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确、很合理的孝道。相对民间而言,即使没有被净身,在太监堆里长大的皇帝对生育的焦虑恐慌症更加严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宫六院”也没用。倒是每朝的开国帝王雄性十足,有时连儿媳都不放过,以致儿子多得要“杀子”。当年的辣手雍正干这事最出色,杀来杀去只留下乾隆这根独苗。杀子要比现代的计划生育和技术流产堕胎恶劣得多,这种罪恶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一直是正义的、正常的,跟农民打杈、剪枝、去苗没什么两样。

  这种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国被发扬光大,结果造成中国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乱。性紊乱的典型症状是性无能恐惧症。所以中国“身文化”超发达,对身体的关心超过对“人”的关心。吃是为了身体,身体需要“补”,好像身体一直是千疮百孔似的。特别是在中国食文化的圣地——广东,食补构成食文化的核心,食品即是药品,药品即是食品。其中又以补肾为主要追求。对补肾食品(药品)的日常化使人产生普遍肾亏的印象。在性紊乱的背后,是自我意识丧失导致的爱无能。爱无能对应的是太监文化中的性无能。因为“我”的“不在场”,发自内心的爱情便无法实现,所以就不存在爱情,如同太监不存在性。“自我”的拥有者——雌性的父权手持孝道的圣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为婚,“我”便沦为生育通道。

  爱情是厌烦的平凡人生中仅有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典型的雄性文化:像狩猎一样主动出击、疯狂追求,富于创意与浪漫,激荡出人性最华丽的乐章。但在太监文化的阉割和雌性文化的打压下,爱情变得永远无法到来。没有爱情的性处于厌烦的困扰之中,于是中国就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房中术、采补术、御女术等春宫文化,以此减弱这种漫长的厌烦。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没有健康的性。

  中国文化中的爱情缺失使人生变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随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这体现在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和“血统论”。血统论在半个世纪前被改编为阶级论和出身论——贫农的女儿不能嫁地主的儿子,乃至像《芙蓉镇》中,“反革命”没有婚配的权利,这样“反革命”就会绝种。雌性化的男人因为爱无能,使其丧失对爱情的想象力,只能以非自我这个爱情主体的门第、财产、权力来吸引或强迫女性,结果更像是购买或抢夺。如果遇见其他的门第、财产、权力的引诱或强迫,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马投怀送抱,变节出卖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显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许仙、陈世美等等,简直数不胜数。

  相对而言,中国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无论是古代的春闺诗,还是民间的传说戏剧,她们的自我意识比较清晰,爱情产生的兴奋使其焕发出灿烂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现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尴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直至现在,不懂爱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许多男人的征婚词是“豪宅房车海归处级干部高大英俊寻处女……”;许多女人的征婚词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寻成功人士……”。看着连中国房地产的广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钢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见许多人已经被完全规格化和标准化,这实际是对人的一种自我物化和非人化。令人欣慰的是,较少受到太监文化桎梏、与自然亲近的一些民间,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较好。七仙女、刘三姐、孔雀东南飞等民间文化中,不仅让爱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对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7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断臂山”。受太监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类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时,“男风”(男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宫廷贵族中——一直很普遍,“分桃”和“断袖”在中国是美谈佳话,一点也不像在游牧文化中那样危险而可怕。在中国是“男女授受不亲”;在西方,则是同性授受不亲。和性一样,真正的雄性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丑陋粗鄙狰狞的。这源于太监文化中的嫉妒与恐惧。这与西方除过中世纪以外大多数时期对身体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对自己身体和性的鄙视和仇视,实际暗示了对自我的鄙视和仇视,扼杀“我”以致“无私”、“忘我”、“无我”。这来源于太监对自己身心残缺的极端自卑导致的极端骄傲。

  这种太监文化不仅体现在反雄性化,也体现在对雄性的雌性化上。《红楼梦》营造了一个雌性乌托邦的理想国——女儿国,贾母慈祥地统治着一方“温柔乡”,被完全雌性化的贾宝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干净的,男人是污浊的。这实际是中国隐秘宫廷的童话版。《水浒》中,雄性的众英雄屈服于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荡妇泼妇,下场很惨。无论雄性还是雌性,在太监文化中都是可鄙的。《西游记》中,雄性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屈服于雌性的唐僧和观音,其他雌性则几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乐土是一个没有性的天堂,这也是太监群体勉强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三国演义》中,正面人物刘备处处卖弄他的雌性风情,从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怜爱,三顾茅庐,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产生保护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从送女装羞辱司马懿的行为来看,摇扇抚琴的诸葛亮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性别危机。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进一步,必然是对雌性的压制和摧残,导致雌性的残疾化。男人才子化,反过来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环肥燕瘦、贞节牌坊、房中术、采补术、三寸金莲、三从四德等等,都是这种对健康雌性文化摧残的残疾证明。在文人小说《金瓶梅》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末代皇帝》中,这种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监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令人震撼的是,刚强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显雄性特征。

  在奇异诡秘的文 革中,男女都是一身蓝或者一身军绿,几乎失去性别特征。因此产生的严重全民性压抑,雄性的一面通过暴力(语言和肢体)得到释放,雌性的一面将最真最深的爱献给“万岁”一个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 席亲”——孝道被发展到历史极致,三忠于四无限、表忠心、跳忠字舞构成升级版的“忠”文化。性的唯一功能——生育“共 产主义接班人”成为全民的圣神职责。大锅饭、人民公社、下放、改造、关牛棚、上山下乡等运动使无数家庭被离散解体;性特征明显的女人动辄遭遇挂破鞋、游街、剃光头、扒衣服等厄运;“全国上下一片红”、“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是揭发、撕咬、陷害、抄家、烧毁、歇斯底里、恐惧丧胆、猥琐下流……“夹起尾巴做人”、“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砸烂狗头”、“吓破狗胆”、“斗私批私”、“无私”、“改造”、“铲除”、“听话”、“紧跟”……等等这些字眼,绝对只能出自太监词典。

  8中国文化反对理性的“性恶论”,感性地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变恶是因为受了恶的影响,对恶人应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去“感化”,讲究充满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惩罚。皇帝坏是因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过来就好了。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只能出自太监思想,太监奉行的就是“杀子文化”、“无性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坚决镇压雄性的“弑父情结”,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危险思想。

  中国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脑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诗文化最为卓著。思想贡献在2000年前停止,小说文体始终没有成熟。中国人重感情轻理性,重关系轻界限,动辄得咎,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种莫名其妙兴意盎然的“人治文化”。这种文化爱屋及乌感情用事之下,制造出“株连法”和“出身论”之类的荒诞逻辑,也就没什么奇怪。中国人对罪恶的认识也常常从主观出发,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大人物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执行“功过论”和“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对小人物或陌生人则吊民伐罪,“不杀不以平民愤”。对是非的判断取决于感情而不是理性,愤怒也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行为,对人而不对事。

  在中国这个数千年思想禁锢的皇权专制社会,焚书坑儒文字狱不断,中国文化在民间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长,只有强势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谁也不能否认,太监群体一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衰败的权势阶级。从赵高到李莲英,简直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最高元首从来都是太监,或者“太监人”。因此,太监文化在中国滥觞以致成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如果说信奉杀子文化的法家是一种准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国统治文化则是一种真雌性的伪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矫饰雄性特征。这种儒法不分阴阳莫辨的文化实则就是太监文化。好比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成王败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实,却往往淹没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没人承认这里有一只狼,连这只狼自己也在学羊叫,不敢承认自己是一只狼。这样“狼吃羊”就被解释成“羊丢了”,因为没有人相信羊会吃羊。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后变成羊,被新来的狼吃掉。

  中国文化的雌性化,产生了太监阉党这种人类的怪胎,并使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时也发展繁衍出极其庞大而系统的太监社会文化:虚荣、嫉妒、自私、脆弱、说谎、矫饰、冲动、迷信、缺乏理性、没有原则、心胸狭隘、人身依附、丧失自我、热衷阴谋、趋炎附势、逆来顺受、怯懦苟营、自我安慰、欺软怕硬、把道德当成法律、把伪善当成智慧、把强奸当成做爱等等。

  佛教在中国几度滥觞与观音菩萨女性化,是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一个偶像标签,它一方面进一步软化民众逆来顺受的太监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这种雌性特征,来包装这种对雄性强权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运与太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太监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在太监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显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岳飞,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风波亭恭顺而光荣地引颈受死,正体现了这种发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绑架、被太监文化扼杀的可悲可叹。相对而言,近代之初,壮烈如谭嗣同和秋瑾,则唱出了不屈不挠的中国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飞只是名词“牺牲品”,谭嗣同秋瑾则是动词“牺牲”。宋教仁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一个不幸的转折点,他带着文明的火种回到中国,却被强大的太监文化当头浇灭。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与世界的交流和探索一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类在这种生命的动态中力图认识自我、拓展自我和定位自我。在古代中国,出于这种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蛮夷”或“番邦”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屡屡叩门来“朝觐”我们伟大的“天朝”。而中国却从来没有这种欲望——因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除过早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太监文化成熟以后的中国对外历史中,仅有三次算是有点影响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游、鉴真东渡以及郑和下西洋。前两个是和尚,后一个是太监,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探索。遗憾的是,这次劳命伤财的壮举的目的,竟是传播伟大正确皇恩浩荡的太监文化,并由一群出类拔萃的太监领队。如今有不少中国人常自豪地将郑和与哥伦布、麦哲伦相提并论。如果把这种充满激情的远洋比作做爱的话,文艺复兴风帆下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坚强的斗志,而郑和的梦幻舰队则虚怀若谷身无长物,如同干部拿公款出国“考察”似的,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再豪华的床也无法弥补阳痿的遗憾。所以,“相同”的历史行为竟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结果,对此往往有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仔细考量下郑和“太监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后非雄性的太监文化,这种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9国就是国,家就是家,中国文化却将“国”雌性化为“国家”,对家长的“孝”上升为对国君的“忠”;对民族和国家的理性认同,被雌性化为感性的“爱”(国);“杀子文化”下,被强迫的对领袖的“尊重”,被雌性化为带有性爱成分的、肉麻的“热爱”、“爱戴”、“亲爱”。雄性冷酷的统治者总被太监文化包装成雌性化的、母仪天下、爱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儿孙满堂”的“普通老百姓”绕其膝下,又和又谐“其乐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无知”,老祖母就天天讲“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诉你不要随地大小便,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要文明孝顺听话,要热爱“母亲”。国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导你多做贡献、多献爱心云云。

  国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监文化阉割于无形,国家的统治者被神化为道德优势的权威和完美绝伦的上帝——“天”,国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统治者的企图被神化为上帝的福音。国家的公民意识蜕变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结,“爱(心)”和“(爱的)奉献”成为民众面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唯一关系。“爱”再细化,就是所谓“忠”、“孝”——大孝为忠、小忠为孝。杀子文化的国家被神化为民众的“父亲”、“母亲”,“爱民如子”的国家公务员被神化为“父母官”。神化使国家成为形式虚无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为不可侵犯的庙堂,神化使公务员成为不容亵渎的神圣,神化使神秘成为必须。政治因此完全背离法理的公开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监督批评的服务机构,变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这种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监文化沆瀣一气,互为表里,发展壮大到现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为壮观的犬儒文化、泼妇文化、老大妈文化、谣言文化、鸵鸟文化、势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虽然骡子和弓箭曾经被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不约而同地独自发明出来,但太监却是古代中国独创的第五大发明。西方几乎没有出现过太监这种人类怪胎。人类在驯化动物时,有意的将一些动物阉割,使其容易驯服,以实现人类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将猪阉割后,猪更加温顺,除过吃就是睡,为人类多快好省地生产食物——猪肉。阉者,竖也,就是皇宫的门卫。阉的粗俗叫法为“去势”。“势”者,权也。“势”在英文中为power,有权力、动力、能力等意思。阉的目的就是去掉做“人”的权利——“人权”。人类对自己同类“私处”的阉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这种被阉的“人”丧失生命根本意义的认知,造成阉人的人生价值追求疾速退化丧失,只勉强留下吃(饭)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为了活,活是为了吃。这或许是中国口腔文化发达的隐秘根源。

  阉人因为失去生命的延续想象与超越可能,从而对未来丧失感知能力。未来愿景的缺失使诚实、信用和责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基本价值,导致自私、撒谎、欺骗、无理、不负责任等人类隐性缺陷突变成显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视无睹的社会普遍现象。太监文化的愿景缺失与西方宗教文化(现时有上帝,未来有天堂/地狱)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阉人置身于身体健全的人群之中时,因为缺乏“生存”之外的价值观认同,恐惧感和危机感立即凸显,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闭、悲情、绝望之情油然而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阉人们选择了不会互相嫌弃的封闭的群居生活。因为他们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烦”与“隐私”。在集体面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也只有在集体的怀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温暖。

  阉人个体的怯懦在群体的数量支撑下,“攒鸡毛凑掸(胆)子”,有时候会如火山迸发,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亢奋、自大与狂妄,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观场面——即所谓“民愤”、“众怒”、“中国人民的感情”等。与“法不责众”相对,“极少数”、“一小撮”等话语显示了以数量来壮胆、来代表正确的潜意识。这种“义和团现象”连同相反的“树倒猢狲散”,是太监文化独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许在于生命的虚无感所引起的“大无畏精神”爆发——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迷惑——忽视使人误以为懦弱,迷惑使人误以为勇敢。

  中国人那么讲“天道”和“人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却竟然制造出阉人这么“逆天道”、“反人伦”的“不祥之物”。这一直是我心中的困惑。“寡人之疾不可问”,可见在神秘主义的中国文化背后,还有着无数永远无法破解与道破的秘密和天机。对统治者而言,这样的阉人群体也是最驯服,也最安全的人类种群——假如还算“人”的话——只要给他一碗饭吃就行;即使砸了他的饭碗,只要不革他的命,他还是驯服的;甚至革了他的命,他也是驯服的。所以不论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党”,只要征服、绑架了中国,都“从善如流”地选择太监文化这种屡试不爽的统治法宝。专制的港英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但必须注明的是,这种最佳驯服的必需前提,是“人”的概念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的“人”最容易满足、也最容易“幸福”——如果他不觉得自己不完整、不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整的话。多少次调查表明,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幸福感比例最高的地区。特别是50年前,那时中国人都捧着垄断的饭碗,以为自己在天堂,外国人都在地狱。即使随后饿殍盈野革命盈城,对毛而言,也从来没有任何统治之虞。可见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太监文化的历史巅峰状态。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阿Q”式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太监文化的本质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吃文化发达、追求现时利益、对社会、子孙和未来的缺乏担当和责任感、个体文化凋零而集体文化坐大、对外界和强者充满警惕与恐惧、对自身问题病态敏感而难以正视、抵制压制任何变化与差异、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缺失、缺乏和害怕独立意识、喜欢依附与被依附……等等。

  这种驯服再进一步,就是胆小怯懦忍让放弃,即使有条件有机会,他也不会争取、努力。华人在海外许多国家并一定不是最少数族群,但往往却是最懦弱的族群。10年前的印尼排华惨案背后,有着太监文化中,不主张自我权利的深刻印痕。

  西方文化发源于游牧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雄性文化。中世纪欧洲农耕文化兴起,黑暗教廷统治的雌性文化一度大成气候。但雄性的传统骑士精神为文艺复兴埋下伏笔。文艺复兴又使西方重新找到海洋文化、工业文化的雄性皈依。这种雄性文化社会讲究理性、规则、权利、独立、冒险、创新、自信、尊严、诚信、崇拜强者。这种雄性文化孕育下的政治文化也充满雄性特征:主动、竞争、负责任、富于进攻性。比如,60岁的布什要骑车健身打猎,50岁的普京要炫耀跆拳道功夫开飞机。在民主化的台湾,陈水扁竞选时反复强调他与下肢瘫痪的妻子性生活很“和谐”,马英九更是动不动就秀下自己的胸大肌……这些性能力暗示看起来一点也不懂得和“老百姓”“心连着心”,但至少令人欣慰地说明,在太监这个强势物种灭绝100年之后,健康的雄性文化在匿迹了2000多年后,已经开始在华人世界有所恢复了。

  10在太监文化的大背景下,许多不同视角和流派的中国文化批判都变得脉络清晰、殊途同归,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切入角度,最终的指向都只能是太监文化这个丑恶渊籔。

  鲁迅提出吃人文化和奴性文化,前者来源于太监文化天然缺陷引起的被害妄想症,后者正是太监文化的基本特征。“救救孩子”喊出了鲁迅对未来的深度忧虑和对阉割的危险警告。《阿Q正传》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太监文化的典型范本,来进行全面解读。阿Q没有姓(性别),也就没有根。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意识,对过去的认识是自己过去也阔过,对当下就是混饭糊口,没有爱情,对性没有控制能力,对假洋鬼子又恨又怕,当然最怕赵太爷,欺负尼姑——“和尚摸得我也摸得”,嫉妒王胡——只因王胡身上的虱子比他多。阿Q凑热闹去“革命”,在人堆里会突然豪迈得不可一世,临死也没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死是怎么回事——阿Q唯一死不瞑目的遗憾,就是没把那个圆画好。

  当年《阿Q正传》甫一出世,就招来全中国人的唾沫——中国人坚信“唾沫能淹死人”。可以想象,刚被革掉辫子命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众怒”地“一致通过”:反动的《阿Q正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侵犯了所有华夏子孙的名誉权、隐私权,甚至肖像权——“Q”是光荣地拥有“美丽麻花辫”的大清臣民的伟大形象,如今却变成不忠不孝的“O”。在太监文化日臻化境的满清皇朝,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开始,阉割就已经具象化。硕果仅留的辫子这个“伪具”,成为太监文化的典型物化象征,辫子成为失去根的草民的命根子寄托与想象。这可不仅仅是一根辫子,它是联结着祖宗、皇恩、集体的脐带,头可断,命可断,辫子决不可断。辫子文化的“伪根”象征使太监文化更加具体化,因此,“被抓住把柄”变成“被抓住辫子”,蹬腿失尿变成“翘辫子”。毛评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时就说,满头头发不好抓,辫成辫子就好抓了。诚然,农民成为“社员”这根辫子,非农民成为“单位”这根辫子,之后果然温顺多了好抓多了,一抓一个准儿,被抓秃了抓断了也没人敢吭气喊疼,甚至现在还有无数留过辫子的人,在伤感地怀念那根辫子——“你那美丽的麻花辫,带走我深深的思念……”

  鲁迅曾经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使太监文化容器化,自我缺陷导致“自我”危机,“自我”危机导致对他人的铲平欲望。中国人讲“修齐平”,这三个字准确地呈现了太监文化的铲平主义精髓。“修(理)(家)、(剪)齐(身)、(铲)平(天下)”充满令太监兴奋的动作感;“酱”则有点中国传统口腔文化色彩,这是太监文化中唯一发达且成熟过度的部分。

  河殇思想指出了太监文化的灾难性,但将矛头指向客观的自然环境,以及环境造就的思想局限/缺陷。吴思指出了太监文化的运作规律。“血酬”是雄性文化被太监文化镇压下的流氓变异;“潜规则”就是“代规则”,太监文化中“显规则”先天缺失,只能以“潜规则”代用。“潜规则”如同性用品店的塑料阳具,是阉人的防身之物,轻易是不会示人的。黄仁宇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手段,在皇帝、大臣和太监“三角恋”中,太监文化是仅有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作为太监文化的衍生物,古代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政治体制的天然缺陷与不成熟,因此而不言自明。

  正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使我受到启发,发现了太监文化。之所以叫“深层文化”,是相对于彰显的儒道法构成的中国名义文化而言。按照中国“仁”文化,以儒道法文化为表,以太监文化为里。深层文化也就是“潜文化”。“妻不如妾”,正像“潜规则”实际是核心规则一样,深层文化实则是核心文化。从太监文化出发,丧失攻击性的和合文化、“脑文化”和“灵魂”的缺失、杀子文化等便很容易获得解释。性启蒙缺失当然导致儿童化。小丑的特点是丑化自我、炫耀自己的弱点或缺陷(比如侏儒),太监文化必然导致小丑文化与追腥逐臭的犬儒文化一起泛滥。

  幽默是智慧过剩的泄露。小丑文化与智慧无关,因而绝不是幽默。幽默不是搞笑,幽默精神具有批判性。太监文化最缺失的就是批判性,所以太监文化不可能孕育出幽默,但常以小丑文化代替幽默。小丑文化在当下的相声和小品文化中有大量体现,难得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肉麻当幽默。擅长“忽悠”农民、实诚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赵本山,在美国演出时就遭遇文化杯葛。大概因为那里的人有健康的幽默精神。

  以弗洛伊德的性分析理论来解构太监文化,如同庖丁解牛,可谓切中肯綮。太监文化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发育障碍和性无能,使其仅停留在口腔阶段。肛门阶段——人格独立部分,在太监文化中这是残疾扭曲的。生殖器阶段和阴茎阶段(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完全盛开的“人”)在太监文化中找不到一点根据,只能空缺。

  《狼图腾》充满强烈的性暗示痕迹,但又无法确定中国文化的性别属性。它否认中国文化的雌性特征,同时又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弱势地位形成的精神历史原因。对于偌大中国被少数民族频频征服,它只好自我宽慰地说,每次被征服都得到了优秀的狼血统。这有点类似电影《苹果》中,“苹果”被强奸,就自我安慰“白得了”8万块钱。性别的不确定性,导致小说将文化属性指向非人的动物——狼,试图以“狼图腾”化解雄性缺失的尴尬。如果“狼图腾”是那些草原蛮夷部落的雄性标志,那么“龙图腾”的中国文化是什么?

  龙是中国人将动物集成(集美)所创造的怪胎,从来不存在性别之分,没有公龙抑或母龙。龙大概也不会是雌雄同体。龙有时候配凤,但同是集成创造的凤凰却有雌雄,凤为雄凰为雌。与龙接近的麒麟俗称“四不像”。可以说龙的种族归属和龙的性别属性都存在问题和危机。中国阴阳文化如此发达,对性别极为敏感,“男女授受不亲”。奇怪的是,对民族的崇拜物——龙,却一直讳莫如深。只有太监文化可以化解这个困惑,龙的尴尬暗示着太监的性别困境,只因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就是太监文化。中国文化的懦弱,来源于太监文化逆来顺受、丧失攻击性的精神本质,与经济形式(农耕)、军事(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关系。太监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走向。

  11朱大可的流氓论认为,流氓文化在中国极为发达。所谓流氓,就是丧失了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人”的根,是生活的皈依与出处。太监文化本身就存在精神家园危机。或者可以这样说,流氓文化是太监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

  小说作家王朔是太监文化的蛊惑仔,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划时代的颠覆意义。

  脱胎于“大院文化”的他身处中国太监文化的繁盛之地、首善之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像电影《看上去很美》中一样,突然脱掉自己的底裤,将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很可笑的私处给亮了出来,一下子引得全中国人跑来看热闹。

  或者说,王朔有点像《皇帝新装》中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也学着皇帝的豪迈样子,光起屁股,要求一本正经的人们也欣赏欣赏他的“新装”。皇帝的“新装”自是没人敢笑,看见王朔的“新装”,让正经的、不正经和假正经的人忍俊不禁,连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这种中国式的荒诞感实际是构不成揭露的揭露,是构不成批判的批判。王朔使人们记住了两句北京话:“人模狗样”和“装孙子”。前者是披着人皮的狗,后者是孝子贤孙。可惜都是“装”的。

  这场王朔制造的尴尬使正经人可怒而不可言,也使原来想装正经的人成为不正经,最后得罪了一大片假正经。从此以后,假正经在中国越来越难假正经。现在假正经已经比王朔当年时少多了。不正经越来越多,剩下的那些正经倒是越来越像假正经。

  王小波绝对是个知识分子,但他从来都不是个批判者,而是充满理性与温情的建设者。这可能跟他的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出身有关——温良恭俭让。他奋然脱掉自己的底裤,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机智的、充满自然活力的健康生命。尽管这个生命曾经饱受摧残、伤痕累累,但依然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王小波在太监文化的中国绝对是个异数,如同他笔下那只从阉猪刀下“像鱼雷一般”撞到人群逃脱的“特立独行的猪”,他远远站在山坡上,笑嘻嘻地瞅着你——“嗨,哥们,你也行的!”

  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常识”,而这个“常识”如同“公民权利”一样,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教科书(老师)没有、父母没有、电视没有、小说没有。王小波说,首先要明确反对自我阉割,其次要坚决抵制被别人阉割。这两项的前提是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使自己拥有自我的完全的话语权,和完整的把握能力——这就是“自由”。

  在探索人生的真趣时,要随时识别并警惕身边危险的“善意”——永远不要相信“这是为你好”的鬼话。如果不幸遭遇到社会对自我的伤害,一定要自我疗伤、自我恢复;对自我永远要保持至少及格的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他认为,独立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要坚决反对任何意义上精神依附。王小波用智慧代替了愤怒,这在愤怒有余而智慧不足的中国显得罕有的高贵。生活在太监文化一支独大的中国,王小波阳光雄性的文字背后,他内心深处始终是温柔的孤独的悲悯不忍的,对未来感到无能为力的黯淡无奈与失望,这是看破中国文化红尘后必然的痛苦,所以他坚决不要孩子,并早早就离开了。这或许是他的幸与不幸。

  余杰的学究气很重。他对所有的专制文化都持质疑态度,赞赏烈士的殉道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压迫和迫害,更反对人格的自我损毁,这些可能跟他的新教信仰背景有一点点关系。遗憾的是,他的愤懑总大于悲悯,姿态总大于思想,知识总变成理论,傲慢总接近偏见。可贵的是,他的愤世嫉俗使人看不到太监文化的一点踪迹和影响,而这可能与他的少年得志有关。

  如同余杰专跟希特勒、斯大林和毛过不去,李敖跟老蒋把“杠”抬了一辈子。蒋(二蒋)活着时,蒋在空间上占上风,李敖只好在监狱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好在毕竟和蒋不是一代人,李敖最后在时间上获得胜利。李敖好色如好书,好书如好色,这既令人佩服,也令人羡慕。因此他的脸上,总要比中国传统的冬烘先生多一层绯红。与他的精神导师胡适博士相比,他如同一个手舞红布的斗牛士,让人分不清是牛斗他,还是他“逗”牛。他既有几分小丑的可爱,还有几分战士的勇敢,但看不出多少知识分子的担当。所以他活得超级潇洒。(倒是他的女公子李文更具知识分子精神,在北京活得超累。)李敖像是太监文化的恶作剧者和捣乱分子,一会揪一下这个人的底裤,一会扯一下那个人的裤腿,反正他压根就没穿底裤。李敖的存在时刻在骚扰一些人的安全感。在太监文化看来,精神病院比监狱更适合他。东汉末期有个祢衡,连奸雄曹操都拿他没辙,就送到二杆子黄祖那里,祢衡的批判遂到此为止。所以,李敖的幸运在于他是在台湾而没有生活在大陆。

  周星驰电影随着录像机进入中国,顿时洛阳纸贵。他的无厘头文化实则是太监文化进行解构的通俗戏说模式——他将爱情电影解构成可笑的爱无能,将神圣皇权解构成滑稽的沐猴而冠,将卑贱草民解构成剪刀不离手的“挑客”(阉猪从业者),常常“误伤”伟大的皇帝。当然,他貌似弱智的机智中不乏温情与悲情,准确地契合了中国人才有的那个阻尼系数。周星驰的“太监”形象如此栩栩如生,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它就在那里,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不敢说不敢看也不愿看,这种千年郁结被周星驰给成功地引流出来,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相比王朔文化的冯小刚电影,周星驰更像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不缺乏智慧的才情。这种幽默只有深受太监文化浸染的中国人才可以全面体味。如果鲁迅的批判是前现代武士的“太把你当回事”,那么周星驰的批判就是后现代嬉皮士的“不拿你当回事”。鲁迅在阻止阉割,周星驰创造了再生能力——让你累吐血也永远割不完。鲁迅将自己变成唐吉柯德,周星驰让自己成为更大的风车。鲁迅要讨回自己的根,周星驰要保住自己的根。鲁迅给人以绝望,周星驰给人以希望。所以,中国新一代的孩子们都远鲁迅而近周星驰也。周星驰用喜剧成功地消解了太监文化,也对孩子们所受的太监教育予以解毒(解读),使他们的未来比我们的现在更有活力和前途。

  金庸在《明报》时期,一支笔臧否中国时政,据说非常轰动十分了得,以致招来香港红卫兵的文攻武卫,竟需要皇家警察解围救驾。那个时期金庸业余写了《笑傲江湖》,揭秘东方不败的辟邪剑谱不过就是自我阉割,岳不群、东方不败先自我阉割,而后取得对他人的阉割权。最后太监文化一统江湖、天下无敌。可惜面对这个江湖,让人既“笑”不出来,也“傲”不起来。金庸后期作品《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是太监文化下的一个完美人物——甚至他本身就是“太监”。韦小宝对太监文化无师自通,修炼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太监文化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什么武林高手都甘拜其下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史文化认为,鹿和鼎都是皇权(社稷)的象征,如“逐鹿”、“问鼎”;以鼎烹鹿,也体现出皇权的口腔化特征:奢华享受、缺乏进取、只求保守皇权、对未来缺乏责任……

  金庸以江湖状社会,以文学写文化。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同时保持了比较精准的批判精神。晚年金庸名利双至,坐享其成,无甚可卖只有卖老,思想发生质的变化。80多岁的金庸跑到英国,去考“克莱登大学”的博士证。大概其功力已经达到任我行的境界,一般人就不知其深浅了。吊诡的是,金庸对当年的《明报》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如同自宫了一般,这让人只好重新回到太监文化的老路上来。

  “百家”二字来自于2000多年前中国文化筚路蓝缕的黄金草莽时期——“诸子百家”。应令当年那些“诸子”们汗颜的是,“百家讲坛”的群体阵容,不过是个当代太监文化的草台唱诗班,拾“诸子”之隔夜牙慧,竟敢登“百家”大雅之堂。可见此“百家”绝非彼“百家”也。此“百家”即使偶尔有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也不过属于伪批判,因为他们的脚仍然站在太监文化的坟头上,所以不可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他们大多时候对着坟头高声礼赞:巍巍乎高哉,不舍昼夜……偶尔他们也会忧国忧民地叮嘱:这坟头上的草太多了,应当剪剪;还有几个鼠洞,要赶紧堵堵……

  12范文澜和顾准都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史官文化。但如果史官文化的典范是皇帝阉割司马迁,那么这种文化就是太监文化。李慎之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专制文化。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乏优秀璀璨的精神舍利,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传统却是马克思说的木乃伊式的(皇权)专制文化和奴隶文化。专制与奴隶二者合一,便是中国历史的伟大意识形态——太监文化。找到并割掉太监文化这个毒瘤和烂疮,方能重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雄性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 能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判和暴力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阳刚的雄性文化;赞扬奉承和温顺一样,则是一种典型的阴柔的雌性文化。“知耻近乎勇”,一种文化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看看它是喜欢批判还是喜欢奉承就知道了。不敢面对批判是文化的阳痿,是雄性文化失落的表现。拒绝批判是文化的自宫。丧失批判精神就是文化的太监。2000多年前,雄性文化云蒸霞蔚,子产不毁乡校;2000多年来,太监文化鸠占鹊巢,文化成“灾”,文字成“狱”,“知识越多要越反动”。批判文化与我们暌违了2000多年,使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成为批判文化的集体“性无能”。一种雌性化的文化在这个雄性文化泛滥的世界,是难以保持贞操与尊严的。与其让他人置喙批判,还不如展开自我批判,使自己回归和保持雄性文化。

  从《刺杀肯尼迪》《华氏911》(美国)、《帝国末日》(德国)和《日本沉没》(日本)等文化解构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勇于直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一种何等的自信,其中张扬着令人振奋的豪迈的雄性文化。但愿有一天,我们也能慢慢消除掉身上乖戾怯弱的太监文化,将“为民做主”变成“民主”,使中国文化变得自信起来,刚强起来,雄性起来。从自己的阴暗无常逼仄,步入到世界的阳光活力宽广中去。

  当我们为中国文化骄傲自豪时,请不要忘记,中国文化的几乎所有思想精髓,都诞生在阉人还没有“成精”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2000多年,正是伟大皇帝用来统一思想和稳定统治的太监文化,阉割了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毕竟,就像100年前剪去满清的“猪尾巴”一样,不管有多少多少失去意识的人,是多么多么如丧考妣地不愿意,但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两千年以来,太监这种一直炙手可热权势熏天的丑恶物种,和它邪恶的万岁主子一起,如今已经真的真的已经在中国绝种了。即使太监文化还盘旋在人们的心中和头顶,阴魂不散,挥之不去,但它只会日渐减弱,而不是日趋增强,这是任何丑陋无耻的前朝精神遗老们,和邪恶无能的精神太监们都挽留不住、阻挡不住的。

  中国的万岁如邪恶的小丑一般,终其一生,不过捱到“万岁”的千分之几;万岁和他的太监同志们,集体合作精心炮制的太监文化的寿命,却达到“万岁”的百分之二十多。可见邪恶的太监文化的生命力,要比任何病毒和细菌都顽强坚韧。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对身体阉割与对精神的阉割都来源于太监文化,前者是生理上的太监,后者是精神上的太监。太监群体的壮大又反哺与繁荣了太监文化。使被阉割变成自我阉割,最后变成集体无意识的自觉阉割大行动,这正是太监文化真正的邪恶与恐怖之处。

  “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2000多年的失忆与废弃,2000多年的桎梏与习惯,积重难返。如今重拾雄性文化,去除令所有中国人蒙羞和耻辱的太监文化,拒绝“老百姓”和“子民”心态,向精神自治的公民文化迈进,脚下的路途真的还很迷茫,也真的很漫长。“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找回自己生命与灵魂的根,带着自我和自我的思想上路。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领导”。走的人多了,路就会变得宽阔;走的时间久了,风景总有一天会出现在眼前。

  上访制度的阳谋作者:杜君立 2010-2-3 13:09:23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成人世界是一个不可告人的世界,比如说阴毛。一个地下党被抓,警察逼迫她给首长写信,诱首长自投罗网。这个地下党急中生智,偷偷将一根阴毛夹在信中。首长收到信,正准备出动,突然发现了这个伟大的阴毛。首长举着阴毛严肃的说:阴谋啊阴谋!

  中国传统政治制 度是具有悠久的宫廷密谋传统的阴谋制度。所谓阴谋,就是阴险的谋略,简单地说,就是谁比谁更阴险。当年瞿秋白做了一阵GCD的领导人,就哀叹自己不是“政治动物”而只是一个人。搞政治搞成了动物,连人都不是了,政治够肮脏的了。

  我一朋友在D校念书,我问他都有什么课目,他说主要是《阴谋学》,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这门课程。

  中国人喜欢搞政治,一旦搞了政治,就经常被政治搞,搞到后来,就变成了不要脸的政治流氓。脸没有了总不好,只好做个假脸戴着,这叫做面子。所以政治流氓最讲面子,面子大了,就叫做面子工程。有了面子,脸就可以不要。

  阴谋说出来,总有一种不要脸的感觉,所以就得动用面子,生生得“阴谋”被改成了“阳谋”。阳谋的意思是说,我就不要脸了,怎么着,你能奈何我?

  阳谋是毛发明的,当然他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很多,比如大跃 进、文 化大革命之类。毛在野的时候,是个民 主派,组织农会抗税,组织工会罢工,和政府对着干。毛执 政后,自称“无法无天”,解散农会工会,禁止一切抗税罢工,甚至禁止要饭。

  毛需要一个民 主的面子,就发动大 鸣大放,要求全国人都来给执政者提意见提建议,越多越好。叶公好龙是因为龙没有来,龙真的来了,叶公吓破了胆。毛面对这些真诚的批评勃然大怒,老虎屁股摸不得,决绝地将这些批评者置之于死地。

  毛在解释他这样做的合理性时得意地说,这叫引蛇出洞,叫阳谋。这一招其实不算什么,运气不好的时候谁都可能碰到。比如在火车站,一个少妇勾引你上床,等你刚办完事,她家男人一手拿结婚证,一手拎菜刀出现,他说你搞了他老婆,你能说什么?

  从前我住在右安门附近,就是北京南站,那里有一个很小很破经常紧锁的大门,挂个牌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上 访办公室”。每每从那里路过,我常常惊讶于那些睡在垃圾堆里衣衫褴褛的上 访者,他们之可怜和凄惨令你有活在地狱的感觉。

  在匹夫无罪的共 和国公民孙志 刚被体制活活打死后,收容制度已经被非正常地仓促取消了,但还有见不得人的劳 改制度、城 管制度和上 访制度,这些制度依然在残酷地绞杀着无数无辜的共 和国公民。这些制度不仅违 宪,更严重地侵犯人 权。这些非法制度的取消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将来更糟糕。

  上 访制度的设计原理来自于黑暗透顶的皇权专制时代的拦轿喊冤告御状,依靠清官和皇帝,用更大的权力来制约较小的权力,着眼点在于权力而不在于人,它的意义在于权力崇拜而不是是非公理。

  秋菊被村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 访,背井离乡战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是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 义没有任何关联。

  上 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形成引蛇出洞自投罗网的局面,上 访者和上 访信往往落入另一当事人之手,而这一当事人基本都是官 僚集团或权力部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 访者进行更严重的迫害。可以说,上 访制度不过是老鼠夹子上的蛋糕,看起来美味,吃起来要命。精神病院只是迫害场所之一罢了,迫害机构竟是公权力,迫害费用也由纳税人承担。

  上 访者因为对上 访制度的信任,往往导致对权力的依赖和迷信,而丧失自己对正义感的勇气和执行力。其结果是,在缺乏操作诚意的上 访制度欺骗下,从倾家荡产到家破人亡,受尽人生屈辱,生不如死,欲罢不能,欲哭无泪,这就是坏制度的恶果。

  上 访制度是对法律的僭越和鄙视。在法律面前,可以清晰地识别原告与被告,审判过程和法律程序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较为完善。但在暧昧不清的上 访制度中,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黑匣子,好像傻大姐信箱一样,幻想可以浇灭在心中怒火。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取消上 访制度,有利于法治建设,法律将得到更好的尊重。

  取消上 访制度,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公民天然拥有批判政府的权利,用不着去乞求政府。

  取消上 访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正义感。当法律程序不能赢得正义时,公民天然拥有自主寻求正义的权利,杀人有罪,杀恶人即是行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永远保留的公民的反抗权利是人类最朴实最基本的法律,这也是一些国家公民持枪权的原始依据。

  取消上 访制度,有利于打压官僚集团的权力欲和肆无忌惮,使强大而独立的民意和法律对其产生真正的威慑感。

  强暴定律与自慰定律作者:杜君立 2010-2-4 09:30:19 发表于:博客中国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即人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人与人构成了一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社会的文明形态。人与人如果是经过契约、谈判而达成的平等公正互相尊重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关系,与此相反,通过暴力强迫达成的倚强凌弱的不平等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奴役关系。如果以男女关系来类比,前者就是和谐,后者就是强暴。

  人类是一种追求文明的动物,或者说,人类自古就是反对强暴而追求和谐的。思想家卢梭写了《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和《社会契约论》,这是人类命运的自画像。

  强暴首先是一种可耻的罪恶,因为它漠视和剥夺他人——常常是弱者——的自由、权利、尊严甚至生命。强暴往往以暴力来达到其自私的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暴力方式凌驾于他人之上,使他人被迫屈辱地接受被强暴的命运。这种罪恶往往被“强暴者”的满足和胜利装扮得无比幸福,甚至“被蹂躏者”的痛苦呻吟也被称作幸福的欢歌。

  强暴在长期的发生过程中,被强暴者逐渐丧失了反抗的胆量和屈辱的羞耻感,而变成习惯性的配合强暴,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合谋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强暴的罪恶被装扮成和谐的童话,被强暴者已经普遍地承认强暴者的强暴权,而且认为强暴就是和谐,和谐就是强暴,二者没什么区别。

  强暴定律就是指在拒绝契约的条件下,一种强者对弱者的野蛮关系,自慰定律是指在强暴无望的情况下,通过自慰来缓解自卑和焦虑,但仍然拒绝契约关系。强暴定律一般适用于对内,自慰定律则适用于对外。

  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互相强暴的过程:甲先操乙八辈祖宗,然后乙翻身了,就要操甲八辈祖宗。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就是强暴周期律,跟动物的发情期一样准时。希特勒常说,民众就像女人一样脆弱不堪。所以对中国古人来说,皇帝没有区别,谁来了都要强暴;但对皇帝来说,则要民众做忠臣烈女,只接受他一人强暴,甚至今天,中国国家电视台还要对死去400多年的康熙老儿大唱“还想再活500年”。

  这种强暴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谁也无力改变,甚至愈演愈烈,强暴成为一场盛大的赞歌,当数十年反抗强暴的鲜血被冲刷干净,重新铺上绚烂的鲜花,强暴已经成为一种不再羞耻的婚礼,强暴者和被强暴者都在欢歌和谐的到来,习惯性地等待着平庸的丑恶的僵尸重新又爬上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发不出一点声音……

  一种罪恶并不会因为无人指出其罪恶而不是罪恶,人类是同一物种,地球没有距离,一种罪恶可以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人群中被矫饰,但它不可能变成文明。当这种罪恶被暴露在地球人类面前时,罪恶感羞耻感往往难以掩饰,自卑、焦虑、恐惧、猥琐一齐袭来,自慰定律就被派上用场。

  没人理他,人类都鄙视他,他可以关起门来强暴自己的妻女,他还可以关起门来自慰一番,看着自己突然间无比强大,——“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这一番意淫当中将罪恶感和羞耻感冲刷得干干净净。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但短时期内可以亢奋一阵子的,毕竟“过一天算一天”,活着、占有、不倒,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

  虽然全世界全人类都鄙视它,但它可以运用强暴定律,肆意蹂躏自己的同胞;蹂躏腻歪了,再运用自慰定律,发射几个导弹,组织几场“阿里郎”,让全世界的混蛋们都看看俺们爱国爱党的“普通老百姓”的高潮……但是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寡人我坚决不讲道理,对谁都不能讲道理,寡人就是道理,道理就是寡人。

  强暴定律与自慰定律往往相伴而生,前者凌弱,后者拒强,时时刻刻,保持和谐,智商虽低,其乐融融,文明虽好,不合国情,无法无天,无羞无耻,指鹿为马,人奈我何。

  杜君立:勾践如何狗贱作者:杜君立 2010-2-5 10:40: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1

  有一年承接了某政府的一项目,当地派宣传部的一位科长陪我们吃饭,以尽地主之义。这是当下中国的惯例。

  饭菜很丰盛,科长带着太太儿子,我和司机。烟酒要了一堆,菜要了满大桌。当然后来几乎原封没动,都被科长太太打包带走了。科长太太说“拿回家喂狗”,想来她家的“狗”还抽中华喝茅台呢。

  饭局既是局,大家都很客气,没话找话。没吃都饱了。司机大概职业修炼好,就在一边讨好科长的儿子。那孩子有6、7岁,一会钻桌下一会爬上餐桌,父母没有管。

  司机逗了孩子半天,孩子压根不理他。司机就猛夸孩子一阵,孩子才冲他做鬼脸。司机问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是不是想做个艺术家啊?像你爸爸一样,一定很有才气啊……”孩子果然被打动了,滔滔不绝竟然说了一大堆:

  “我长大了要做大官,要做最大的官,要管所有的人……我们班全是坏蛋,我要把他们都抓起来,我要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让大狼狗咬他,看谁以后再不听我的话……”

  孩子说得慷慨激昂,司机拍手称善,连夸“有志气、有魄力,像个男子汉。”科长俩口哈哈大笑,夹着菜满地追孩子喂。

  想想我们小时候多傻,天天想着做什么詹天佑、李四光、罗盛教,还写在日记里。要是真有阿拉丁神灯,大家真的心想事成,我们肯定落在科长儿子这帮人手里,天天对着大狼狗……

  我想那些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的小摊贩如果有儿子,大概也会有差不多同样的理想。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过一次。

  童言无忌,从孩子口里听到如此暴戾的话语竟然无人震惊,我们或许真的没救了。

  2

  CCTV歌颂完了N个“还想再活五百年”的“皇阿玛”,又是雷打不动的“大清御史”。其他省级电视台级别低,都退避三舍,就供起了勾践。《越王勾践》和《卧薪尝胆》对台戏二重唱,大明星、大手笔、大制作、黄金档。每个观众都可以进入历史意淫一番,看得自己“龙颜大悦”。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大启蒙时代,那个时代五彩斑斓色彩缤纷,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不同文化的出处。从成王败寇角度看,中国人的权力观或许就在那一时期成型,最典型的莫过勾践。

  勾践是什么东西?勾就是狗,践就是贱。

  越国从部落成国时间最晚,勾践穷兵黩武以致亡国。对前越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定有多少“国家”的概念,亡国不过是换个更强大一点的主子。对勾践来说,亡国才意味着自己失业,沦为“亡国奴”。

  晏子可以“二桃杀三士”,可见士是何等刚烈。而勾践作为一国之君连士也不如。

  勾践之“狗贱”从此开始,和老婆一起摇尾乞怜伺候吴王夫差,铺床端饭,奉茶接尿。以吴王之好色和狗贱之下贱,说不好狗贱连老婆也奉献了。

  最无耻的是吴王病了,狗贱竟然每日品尝吴王的屎,甘之若饴,连称“味道好极了”。扁鹊是名医,见齐桓公三次,望闻问切,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尝”的。狗贱真是贱到他祖母家了。

  屎都吃了,尝个苦胆算个鸟。人做到这份上,或者说狗做到这份上,这世界还有办不到的事么?

  送西施献美人计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把给吴国送假种籽坑农,更是小菜一碟。一条狗要是疯起来多少人都不是对手。范蠡看出这个变态就溜了,文种被宰时还郁闷呢:我可是好人啊!对狗贱这种爱吃屎的狗来说,人类的文明规则算个屁,因为在狗贱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底线。

  秦始皇早先在赵为质,遭遇与狗贱类似,后来统一六国埋活人跟菜农“窖萝卜”一样,动辄就是几十万。单单经吴起之手就窖了200万(相当于七国总人口的1/3)。至于后来坑了几百名读书人简直不值一提。这就是张艺谋心中的“英雄”。

  “楚虽三人,必灭秦。”转眼楚人项羽雄起,以牙还牙,也窖了秦军几十万。项羽之所以自刎乌江,终是没有刘邦的“狗性”级别高罢了,毕竟人家项羽是贵族出身。“狡兔尽走狗烹”,刘邦宰起韩信来跟杀狗没什么两样。

  赢在中国——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权力奋斗史。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了权力,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什么都可以干出来。如果遇上《唐伯虎点秋香》中的“谁还能比我惨?”,像宋襄公这样的人类只好败下阵来。

  三国时期,刘璋和刘禅不忍军民涂炭,自缚以降。这种权力游戏的失败者,也一直被我们视为“做人”的失败者。仁义的二刘和动辄屠城的曹操,在后人的评价里,真实地展现了我们的权力崇拜。

  权力游戏和古代野蛮战争一样,是没有什么底线的,所谓“兵不厌诈”。权力的逆向淘汰原则使人类向狗类退化,胜了就做狼,输了就做狗,最终结果是“非人化”。对权力的崇拜同时导致整个社会的非人化。

  按《狼图腾》的观点,人每被狼强奸一次,人就多一点狼的“高贵血统”,然后就可以获得强奸其他人的能力。世界上的人不是狼,就是狗,总是狼在强奸狗。

  西方哲学有犬儒学说,其实它的老祖宗应在咱们中国。犬儒主义教导人应当像狗一样活着。中国人讲“苟活”、“苟安”,不过就是“狗活”、“狗安”罢了。

  早先时候,全中国人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人本是没有尾巴的,夹什么啊?说白了其实是叫你“夹起尾巴做狗”。可笑而可悲的是,竟然全国人民都热烈响应这个伟大号召了。

  中国官员的视觉焦虑症作者:杜君立 2010-2-7 18:09:07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权力通吃的中国,人们都爱做官。做了官就不用劳动啦,可以免费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这种权力一般都来路不正,因为他未经当事人同意和授权,所以基本就是一种暴力。暴力是一种不好的东西,比如暴力倾向很强的人会被列入变态或者病态行列。很难想象一个权力欲不强的人会去当官。

  罗素说,在生存无忧的前提下,权力欲和荣誉欲是人的主要欲望。在这个雁过拔毛的国家,只要做了官,哪怕只是官府一走狗,一般都不存在生存问题。因此权力欲和荣誉欲就很彰显,跟发情期公狗的性欲一样难以遏制。

  权力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为什么呢?想想看,一个人对自己无能为力身不由己,必然是很压抑和很分裂的:既然掌握不了自己,就掌握别人吧。中国的官就是这样,入了官门,就不是自己了,叫做无私。以前要割掉鸡鸡,现在只割脑子里的人性和思想就可以啦。

  权力就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对自己叫做权利。在失掉一些权利之后,可以获得很大的权力,这种交易对中国的官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合法的权力在使用中需要对方同意,这样权力就不能随心所欲。比如你想与某个女人做爱,就必须征得对方同意,否则就是强奸,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那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在这个国家,权力就是暴力,或者说,权力的行使不需要对方同意,权力的来源也不是权力对象的授权。这种权力的前提是剥夺对方的权利,即对方无权支配自己。支配权在权力者手中。或者说,权力就是法律,甚至权力高于法律,类似于党高于国家,党员高于公民。

  对国家来说,道德是一种高限,法律是一种保证和底线,道德来自信仰,法律来自常识和正义。西方话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这个国家,一切都归党。这里,法律与常识无关,也不构成底线,道德也不过是遮羞布,雌雄一体的政治结构产生了中国这个权力与法律相统一的人妖体制。

  泛权力化的社会导致权力至上和暴力至上,焦虑情绪成为一种权力衍生品伴随左右。心理学试验证明,当暴力不受惩罚时,人们都会频繁的使用它,而不会在乎对他人的伤害。既然权力来源与权力对象无关,权力就必然失控和泛滥,权力成为一种暴力。

  在这种暴力冲动作用下,权力急剧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症是病症之一。根据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审美需求属于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较高级需求。阿特勒认为,自卑感是焦虑的基本根源。丧失权利的自卑感在此就演变成为审美焦虑和视觉焦虑。

  这种视觉焦虑普遍出现中国官员当中,具体表现为追求视觉美观,罔顾他人感受和利益。在这种焦虑主导下,城市建筑整齐划一,求高求新,对穷人和穷人居住区视为眼中刺……事实上视觉焦虑发展到超病态的当属北朝的金太阳父子,常年藏在地下几百米深处,疑神疑鬼,不崩溃已经算是超强心理素质了。北朝的高、大、空,特别是赛中国的阿里郎,其视觉焦虑令人叹为观止。

  秦赢政修阿房宫修长城,隋杨广修运河,明朱棣派太监郑和出海,清玄烨修圆明园,都是大头症。但到了毛万岁,这些都不值一提:“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对梁思成讲,他心中的北京就是站在城楼上一眼望过去都是烟囱。毛万岁每个省都造一个行宫,造原子弹氢弹、在朝鲜与世界为敌,给亚非穷国一掷千金,天安门成为专为他过瘾的视觉盛宴,哪里管数亿中国人民不聊生。

  近20年来,中国从政治专制进一步向经济专制扩张,在高税收、垄断利润和土地暴力财政的支持下,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高楼大厦成为财大气粗的官吏们的消解视觉焦虑的灵丹妙药,而城中村和那些如蚂蚁般忙忙碌碌的穷人则被视为人类废品遭到城市的严厉清洗和无情驱逐。

  2006年,卖烤肠的小贩崔英杰被迫刺死驱逐者城管李志强;2008年,本溪张剑在自家中将强拆者刺死,当时其家人都被打到在地;今年,成都户主唐福珍为保卫自己的房子不被强拆,被逼自焚……

  在视觉焦虑的作用下,2008奥运会将衣衫褴褛的乞丐、上访者和农民工全部驱逐出北京……这是一种极致表现,在2009年,一场严防死守彩排无数次的国庆阅兵大大地满足了从上到下无数官吏的视觉焦虑……

  这种视觉焦虑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是,经常吃不上早点,因为小摊贩被撵光了;生活费用不断的提高,因为城中村没有了,小贩只好租住高级公寓;自己的家被推土机围起来,因为你的房子太旧太难看了;自行车电动车不让上街了……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每个人要出门必须打扮得跟领导一般才行,否则就不许出门,免得破坏视觉形象。

  房子因为不好看就被扒了,人或许也会因为爹娘把他生得不好看被关起来。人因为太穷就不给你房子住,即使你有房子也要拔掉,因为你的房子破到“不适合居住”。照这样子下去,或许会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被人强行夺走——你太穷了,养不起孩子,不适合孩子成长……

  杜君立:被泄露的国家机密作者:杜君立 2010-2-8 10:54:56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一个苏联人对朋友说,斯大林是蠢猪。他被朋友揭发给了组织。很快他就被枪毙了,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这是一则笑话。

  国家好像是特神圣的玩意儿,神圣得全身都是隐私,哪点说出来都是机密。所谓机密,就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的玩意儿。

  早些时候,龙永图大人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敢情中国公民都是“刁民”。林大人从北京来,甫一到任,就微服私访,在XX幼女时一慌张,就泄露了国家机密:“你们都是个屁!”从此中国人才知道自己原来只是个“屁民”。官商大会时,全国政协一名中共高官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就“中国官员何时才能公示自己的财产?”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原来官吏所收受的民脂民膏都是利润啊。去年,逯大人一不留神,说出了“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种绝密级的国家机密竟然轻易泄露,而他竟然曾经担任过神圣的中共机要局局长。

  党者,尚黑也,不是什么都敢放在阳光下的。

  为了保证严守国家机密,中国的绝大多数官吏都来自“听党指挥”的军队,要当官,先当兵,要当兵,先送钱……这些投名状都是国家机密。

  东方人跟西方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西方人有罪恶感,东方人有羞耻心。罪恶感会导致良心的谴责,羞耻心会导致没脸见人。罪恶感主要来自自己内心,而羞耻心具有很强的外控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发现,就不会激发羞耻心。罪恶感会导致人的自责和忏悔,羞耻心会导致对真相的掩盖和自身的匿名。一个人自身是不会产生羞耻心的,所以古人讲“慎独”。其实羞耻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羞耻的恐惧所引发的焦虑情绪。在这种焦虑之下,人会变得神经质,变得很脆弱很敏感,惶惶不可终日。最可怕的不是灾难来临,而是等待灾难来临,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不幸正是所有中国人所面临的困境。

  从心理学上讲,排除羞耻心的办法是匿名和隐藏。所以杀人越货都要黑纱蒙面偷偷摸摸,黑社会和特警都是如此。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群黑盔遮面的暴力分子是没有心理障碍的,也绝无羞耻心。

  “皇帝没穿衣服!”是历史上最大的泄密,这种泄露国家机密的严重事件会导致皇帝的心理支撑系统出问题。比如皇帝会崩溃,会没脸见人,当然前提是皇帝有羞耻心。

  卢武铉自杀了,因为贪污丑闻败露。可见羞耻心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一种心理力量。晏子可以二桃杀三士,就是利用了人心理的脆弱。

  好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些东西都毫无杀伤力。而且每个人都有个永远光荣正确的面子,好比盾牌,百毒不侵。

  小时候看电影,共党分子都很厉害,只要被逮住,就要被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宁死不屈,打死也不说。如今抓个贪官,还都是优秀党员,都没打呢,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五一十如数家珍,把养了几个情妇贪污多少钱物都说了……

  孔圣人讲,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今天,“礼”就是国家机密。什么都别听,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看,如此下去,一个幸福的中国白痴就炼成了。这正是一些家伙想要的。面对一群白痴,他们才有安全感,才能保持优越感,才能彻底忘记羞耻心。在这里,国家的机密总有很多,比如公款用度是国家机密,官吏任命的是国家机密,官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官吏的老婆是国家机密,官吏的情妇更是国家机密……所有的历史是国家机密,所有的邪恶是国家机密,所有的正义是国家机密,所有的真相都是国家机密。当一篇网页被删除屏蔽的时候,说明它泄露国家机密;当跨省抓捕的时候,说明有人泄露了国家机密;当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暴力袭击时,说明你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国官方花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建立了一个金盾(长城)屏蔽系统还不满足,去年年中又企图将国家机密延伸到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进入公民卧室的国家“滤霸”是想打造一个和谐的太监国度。乔治奥威尔的“1984”正在中国梦想成真。人类文化从石器时代开始,对文化的控制就是所有政治的主要目的,政治的极点就是极权主义。文化的传承方式从口口相传的师从和碑刻书简影像的记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种非原子化的比特时代,知识、文化、信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焚书坑儒和破四旧已经失去意义,信息进入零成本传播时代,对信息的控制越来越难。同时,政治的民主自由必然以信息的民主自由为基础。对信息自由的保护也是政治合法的前提。作为国家的主人,公民天然享有广泛的知情权。1964年,美国就通过《信息自由法》,《信息自由法》是关于联邦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行政法规。根据该法,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但是有9类政府情报可免于公开。公民可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阅、索取复印件的申请。政府机构则必须公布本部门的建制和本部门各级组织受理情报咨询、查找的程序、方法和项目,并提供信息分类索引。公民在查询情报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并应得到法院的优先处理。这项法律还规定了行政、司法部门处理有关申请和诉讼的时效。1966年又颁布了《情报自由法》,进一步促进了联邦政府的信息公开化。这些立法原则和司法实践,对西方一些国家制定和实施政务公开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1989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提速,其原因在于经济自由化带来的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来源日趋多元,对信息的专制越来越艰难。复印机对印刷技术构成颠覆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影像技术和电子化无纸传播技术使信息已经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互联网革命使包括知识、秘密在内的所谓信息,成为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大多数信息几乎是免费的。信息技术不仅使战争形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也完全改变了政治生态。正腐与公民在信息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昏天暗地的博弈厮杀。《网瘾战争》多少可以揭示这场战争的残酷。公民对知情权的合法要求与正腐对信息控制权的滥用构成水火之势。公民想要“活得明白”,正腐要的是一群会干活的脑残——老百姓。一方苦练“翻墙”本领,一方招募“五毛”。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中,在充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同时,公民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应得到充分的扩大和满足。金太阳的北朝鲜,是禁止互联网和手机的。我们西北的一个地方,去年也是如此。制造了三聚氰胺这个伟大政绩并让无数婴儿死亡的李长江同志如今正身披战袍,荣膺“全国扫黄打非”总司令。以前全中国人喝他的三聚氰胺,现在所有中国公民的手机短信都被他全面监控,包括夫妻之间恋人之间的沟通。与此同时,所有门户网的博客专栏均被撤下首页。谷歌正是基于不作恶的文化原则,以“撤出中国”表示对中国官方信息控制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回首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官吏群体已经成为世界跳楼冠军——动辄跳楼自杀饮弹自尽,仔细想来,他们之悲壮或悲哀往往不是因为羞耻,而是为了严守国家机密。王帅和严晓玲案的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等三位“屁民刁民”是不知道国家机密的,常常被当作泄露国家机密的罪犯。官吏们是掌握国家机密的,他们常常会泄露国家机密。但没关系,国家的机密很多,泄露不完。话又说回来,泄露了又怎样,就当放个屁吧,官照当,钱照拿,特殊材料嘛,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军队是典型的暴力集团,暴力来源于人天生的攻击欲,只有羞耻心和罪恶感才会抑制暴力,但匿名和群体可以将羞耻心和罪恶感扫荡一空,所以组织化和匿名化会导致无耻泛滥,导致暴力泛滥。正是出于对去组织化民众暴力行为的焦虑,实名制在这个警察国家已经开始被无限制地滥用,列车实名制只是一个开始,随后手机实名制,互联网实名制……官方的监视摄像头已经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或许有一天就会进入公民的卧室——“夫妻看黄碟罪”会落到每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普通老百姓”头上。放眼我们身处的当下中国,一方面,针对去公民化的“普通老百姓”的严厉监控正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正腐对官方组织的制约和对官员匿名的惩罚却始终阙如,黑领群体的权力将得到越来越“人性”的保障和保护。黑领群体一边作恶,一边跳楼,“很黄很暴力”在中国将会愈演愈烈。

  当政治成为时尚作者:杜君立 2010-2-1 15:01:52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一个人没有政治,两个人的时候就产生了政治。一个人也不存在时尚,两个人的时候就产生了时尚。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可能有无数种答案。广义上讲,政治是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时尚从字面上大概是指一个时代的崇尚。

  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一脉相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作为政治秀的时尚却各有颜色。每个独裁帝王均以年号打造时尚。有的皇帝一年一个时尚,有的皇帝几十年一个年号。如今我们国名中的“共和”二字,即来自于夏朝的年号。

  1949年,共和国建立。取消了“民国”的年号,学习西方基督教国家,采用以耶稣圣诞为开元的公元纪年。但时尚的特点并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

  “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大跃进:粮食大跃进成亩产百万斤、钢铁大跃进成砸锅卖铁、教育大跃进成农民当教授,甚至人口也大跃进的得计划生育。

  “阶级斗争”时,什么都要先阶级后斗争,斗天斗地斗得人仰马翻其乐无穷。

  1971年9月13日,毛“钦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武力夺权失败,搞得“紧跟毛主 席”的中国人一愣一愣的,但紧接着就投入到火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斗林人没了,就把2000年的孔子抓住狠狠修理了一顿,因为中国文庙还有不少。要是超女于丹超前到那时去品《论语》,肯定被剿灭九族了。

  华主 席“登基”,先是“两个凡是”,后来邓咸鱼翻身,坚决反对,又起来“抓钢治国”。工厂要“抓纲治厂”,学校要“抓纲治校”,大家唯恐落后。

  “真理”大讨论成为时尚,大家言必称“真理”。

  后来,“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现代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等,大家做什么都要紧跟形势,跟那些字眼联系起来。

  1993年,邓说“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一下子火起来,政府跟拿了尚方宝剑似的,干起什么来都“硬”气十足。

  邓离世,江苦思良久,琢磨出“以德治国”,结果被精英知识分子杯葛,不久隆重推出“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那时全国人都“与时俱进”,贺卫方先生因为一篇文章中的“与时俱进”四字被删除郁闷得不得了,跟不许革命的阿Q似的。

  如今,“八荣八耻”、“先进性教育”、“以人为本”和“和谐”成为新时尚。每个人都要“和谐”一把:高速列车叫“和谐号”,奥运要和谐奥运,居委会要建和谐社区,车站要建和谐车站,城市要建和谐城市,拜祖要和谐拜祖,中国要建和谐社会,“和谐”得不亦乐乎。

  和谐,一般指人与人的关系。以前多指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性生活和谐。有人对“和谐”说文解字:和为禾+口,即人人有饭吃;谐为言+皆,即人人都能说话。这有点孔乙己的风格。

  和谐社会实则是大同世界的另一版本。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的核心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毛的治国蓝图实际也是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结果拔苗助长成形式主义,好心没干成好事。

  这种古老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与现代国家理念南辕北辙。

  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可以人权法治。和谐是一种结果和状态,而不是手段和过程。

  吴思先生提出,“以人为本”应当改为“以公民权利为本”,这是不解官方风情。“以人为本”的目的是“以国家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官方在此强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共和国的政治前提就是公民,正如帝国的前提是臣民。以吴思先生的爱国出发点,首先应当伸张国家的属性——共和国,其次确定国民的身份——公民,然后厘清社会规则——法治,最后导致结果——文明。

  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对国家概念比较模糊,国家就是祖国母亲,没有她就没有你,神圣不可亵渎,国家具体的作用和属性大而化之。

  我们关于公民的概念仅限于法制层面,而没有恢复到政治层面。所以在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更要做一个爱国的老百姓。这里被强调的是义务,而被阉割的是权利。

  法制教育学校都做得不错,经常有偷鸡摸狗的少年犯被“请”到学校做反面报告,但公民教育始终在中国阙如。

  在社会市井层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而在社会民生政治层面,我们依然被强调是“普通老百姓”。而且我们每个人对此都以为然,而不自觉。

  和谐强调的是秩序。和谐的局面依赖规则的有序,不和谐是因为规则的无序。为了达到和谐的目的,前提是完善规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法治是政治层面的唯一规则——一切皆应合法。所以首先必须是法治社会,最后才可能有和谐社会,准确的说应当是文明社会。

  官方以“以人为本”为手段,模糊国家和公民的概念,回避法治建设的困境,依靠流行时尚式的舆论营造光鲜的“和谐社会”,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将使这个旅途充满艰险,即使以“跨越式发展”做补充。跨越式发展不过是大跃进的同义词,就如同脑白金与脑黄金没什么两样。

  一个国家没有公民,只有怯懦听话守(王)法的人,这是什么国家?国家的意志本来就是公民的意志。如果个人没有作为公民的独立意志和权利,在政治层面这个人本身就不存在,国家意志就只代表国家执掌者的意志。其他人都糊里糊涂地被“代表”了。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有一句傻得可爱的话:我爱国啊,可国爱我吗?

  国家无法从生物学角度承认一个哺乳动物——人,那是居委会文盲老大妈的经典做法,常常把强奸当成做爱。

  国家只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承认一个人,那就是公民。如果国家都不承认你,你爱得着么?

  一个国家没有法治,或者无意于法治建设,规则的缺失和无序必然导致和谐局面的难以企及。如同雪地里埋死人,即使暂时状态的和谐,也不过是暗流涌动暗礁丛生的平静水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经不起时间和事件考验的。最坏的局面则是万马齐喑,和谐最终由目的变成手段,“不和谐”经常被“和谐”掉。

  再回过头来,看看2008年因为奥运和藏独所引起的一系列风波,国家层面的愤慨我们可以理解,国家一直这样,但中国民间层面就值得我们重新考量。

  如果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公民,参与抵制家乐福或批评长平先生,甚至非法或合法地上街裸奔游行示威“反藏独”,我坚决支持他,这是他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

  如果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的、只看过CCTV的“普通老百姓”,他赶时髦泼妇骂街蜀犬吠日,狂热地参加政治运动会,就好比太监追求美女一样,则令人莫名其妙。

  对后者而言,政治不是你的事,你不懂、也没有合理合法的发言权。官方的禁脔也不容你置喙。你不存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如同没有人认为一只猎狗会去自己打猎。但是,如果单位或者学校组织签名活动,你应当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响应国家号召感到荣幸,这也是你的义务而不是你的权利。如果你不尽义务,就会“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而且你即使你自发的“爱国”了,如果未经“组织”的许可,那么也“后果很严重”。

  一个美国人对苏联人说,我们可以天天骂尼克松。苏联人说,我们也可以天天骂尼克松。

  一个苏联人私下说:勃列日耶夫是蠢货。结果他马上被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政治从来都是藏污纳垢的行当。宪政国家的政客为了获得“为公民服务”的机会,竞选时互相扒粪揭丑,最后矬子里拔将军,推举出一个“最不坏的”总统,尚且这个门那个门的丑闻不断。何况权力至上“为尊者讳”的中国宫廷政治酱缸……我们不可能有知人之智,但留点自知之明吧。

  反过来,政治又如同空气无处不在,谁也无法逃避。邻居的空调对着你的窗户,嘈你热气吹你;警察总把你当成罪犯;你的房子一晚上没影了……你躲得开么?你可以不关心它,但它却一直在“关照”你。

  我们的学校给了我们许多知识,也包括政治知识。走出学校,我们发现真实的政治如同真实的社会一样,与道貌岸然单纯可爱的教科书差之千里。在实践中自学补课、兼听则明、勘探真相是完善自我、成熟自我、提高智商的不二法门。在此之前,我们都是令人同情、狭隘偏见、被遥控忽悠的“天线宝宝”。

  如同我们互相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后代——他们未来也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希望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希望他们自由自信地生活在和谐的中国。这个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每个中国人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牺牲。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让自己自主,让每个人独立,学会尊重与自尊,学习规则与思考,蔑视非法与“权威”。少年强才能中国强,自主才能民主。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如果有良好的法治社会做平台,富强的中国其实并不遥远。

  脑残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杜君立 2010-1-31 15:20:48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道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学》

  周树人是去日本学医的,看了一部新闻电影:一群中国人饶有兴味地围观一个中国人被执行死刑。周树人认为这些中国人不是身体残了,而是脑袋残了。因为脑残人的缘故,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件,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复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件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 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件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件,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 -N、B -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件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 ,“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

  杜君立:中国男人的齐人之福作者:杜君立 2010-1-29 11:09:21 发表于:博客中国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一段故事。齐人之福——齐人有一妻一妾——几乎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成功的男人一定要肥猪满圈妻妾成群。

  最成功的中国男人就是皇帝,三宫六院酒池肉林春色无边。老婆多得数不过来,就得按将部级厅级处级科级分级别。妻、妾、N奶自然不够用,也不够档次,便有能吏帮其分为后、妃、嫔、贵人、才人、答应……等等。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皇帝即使废寝忘食日理万“姬”,敬业得跟俺们公社配种站的白毛老公猪似的,最后还是落下不少来不及“幸顾”的老处女,这头成功的“种猪”就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夭折了。

  算起来,堂堂“万岁万万岁”仅仅达到“万岁”的千分之几,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肯定是死不瞑目的。

  前几年,万岁果然借尸还魂,一位夭折的万岁在CCTV上传“圣旨”说——“还想再活500年”。这写“圣旨”的真是叫花子过大年的水平,跟俺们村的狗剩一般可爱——

  狗剩经常卖派:“他娘的要是哪天俺做了皇帝,全村的驴粪都得让寡人咱一个拾,哪个狗日的敢跟朕抢,推出午门斩首!”

  也果然,那位写“圣旨”的“能吏”(张俊以)被“推出午门”了。

  一边是一个男人性过度,一边是一群女人性饥渴。“离散天下之妻女,供一人之淫乐”,这就是我们要好好CC天天TV的“XX大帝”。

  贪婪是人类独有的天然缺陷。

  冯仑讥讽一些地产商囤积土地:“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

  罗素认为,所谓幸福,至少包括衣食住行、理想的工作、安全、健康、自由、信仰、爱情、快乐、热情、自尊、闲情逸致等等。

  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幸福这个概念,或着以为幸福就是吃饱饭——“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还要)……”

  在当下社会,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成功,以至于许多男人都患上成功焦虑症:抑郁、冷漠、厌烦、紧张、虚荣、忙碌、疲劳等等,走向了幸福的反面。

  古代中国人成功的标准较高,是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即所谓“三立”:立德、立言、立功。现代化以来,中国人成功的要求狂跌,硕果仅存“立功”,就连以“立德”“立言”为职业的父母官和教授,也纷纷乱伦“改行”,一起大发横财。

  “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好像受了太监文化影响,深陷性别危机和成功焦虑的许多男人,如同侏罗纪时期的恐龙,把生活变成一场残酷的斗争,要权力而不要智慧,要金钱而不要尊严,要成功而不要命,在互相伤害和残杀中夺取成功。

  如同史玉柱的阳谋,人们纷纷踏上的是一条没有胜利的“征途”,终点只不过是齐人“揾食”的坟场而已。

  有牛人评点中国官场丑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优秀的女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总有一群女人。

  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上,基督教国家对多妻制都极为严厉,但仍止不住“拉链门”、“招妓门”等蓬门纷纷为君开。

  从绯闻到丑闻,中国当下层出不穷的官场贪腐丑闻背后,性丑闻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调味料。甚至不少直接就是性丑闻引发官场丑闻,或者祸起萧墙,被身下的女人(原配或二奶、N奶)反水,“大义灭亲”向伟大正确的上级领导检举揭发。

  因此在中国,“铡美案”成为被现实改编上演次数最多的经典悲剧。国外一般统称的“性丑闻”,我国将其命名为可爱的“生活作风问题”。

  在连吴妈都是奢望的阿Q看来,齐人要比拥有较多虱子的王胡幸福得多,因为他“竟然”有两个老婆。贾母常说,“大有大的难处”,其实齐人也很不幸,因为他是个“成功人士”。

  “牛衣夜泣”的教训告诉人,中国男人要是没有面子,是被女人看不起的,这要比阳痿或早泄更恐怖。面子是中国男人的伟哥,当然,女人本身——特别是二奶、小秘、花瓶之类,也是中国男人的面子之一。

  “养”是男人的真正职业,养依靠食物,男人玩命叫“揾食”,工作叫“饭碗”,生活叫“糊口”。

  所有的中国男人都要“养”家。“家”是房下有猪,男人养了猪才算家。“安”是房下有女人,男人养了女人才安心。

  同样是人,为何一个要养一个被养?所以男人真不易,连“三立”人士孔丘都哀叹: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

  养一群老婆而且还很和谐,大概只有伟大的皇帝才有这实力和精力。

  中国人养猪论“头”,养人倒论“口”。不是猪头发达,而是人口难伺候。所以把“口”养好了,脑袋就不用考虑。脑袋不过跟碗筷一样,是“吃饭的家伙”,根本不具备思想的功能。

  所以养人跟养猪没什么质的分别,都是为了糊口吃肉,改善生活,满足口腹之欲。

  中国的口腔文化最发达,以吃为天理。吃=口+乞,就是张着嘴讨食物。男人有面子叫“吃得开”,没面子叫“吃不开”。面子小“吃亏”,面子大“白吃”:自己的工资不动,自己的老婆不用——这是“吃”的最高境界,一般修炼的人达不到。

  男人每天下班回家吃饭是顶没有面子的,有面子的男人才是成功人士,起码得是个“局级”,外面要有“饭局”、“酒局”、“赌局”,随身带着酒色财气,要传达与某领导同席把盏荣幸握手、受某人死乞白赖三顾茅庐的思想精神。这样的“白吃”男人才倍儿有面子。

  中国人讲外圆内方,内外两层皮,属于豆腐渣工程兼驴粪蛋哲学。外面要道貌岸然,里面可以男盗女娼;其外必须金玉,其中不妨败絮;只要外面光鲜,里面是垃圾场也无所谓。

  这是中国的“面子”和“规矩”。

  中国的“规矩”明确规定,人本身不是人,人是“做”出来的。“做”得不好就“不是人”,“做”得好叫“好人”,“做”得最好叫“伪人”——但得写成“伟人”,就好比把“白痴”写成“白吃”,这叫避尊者讳。

  王小波曾猛夸中国是盛产小说的国度,赞扬中国人擅长撒谎编瞎话。其实中国也是表演艺术的盛地,篡权叫禅让,诸葛亮吊孝,指鹿为马,这里人人都是演戏作秀的天才高手,否则就是“表错态站错队”、不会“做人”,是“脱离群众”、“自绝于人民”的。

  所以,在中国,“真相”二字最可怕。好比没有彻底进化到人的猴子,总怕被人发现藏起来的尾巴。知人“隐私”者不祥,真相和真理的信徒在这里始终是危险的,无论是于人还是于己。

  中国男人要深沉,要神秘,要有城府,藏而不露,喜怒不形于色,让别人脑袋装上双核加CT也看不透他——最好是把阴谋看成智慧,把无耻看成能力,把害怕看成尊敬,把强奸看成做爱。

  在我们当下,最成功的男人叫“领导”,管着无数的“铁饭碗”、“泥饭碗”,想给谁就给谁,想砸谁就砸谁。您瞧,人家不花自己一分钱,天天虎踞龙盘着电视黄金档,鸣锣开道深入基层,语重心长发表讲话,跟老羊拉屎似的,把“新闻”当马桶,领导成自家永不落幕的连续剧。这让哪个“金鸡”“百花”看了,都要嫉妒得非自焚自宫不行。

  齐人应当是中国男人的祖先和楷模,至少是中国无数成功男人最原始的标本——标准版本。

  在一妻一妾面前,齐人也一直是个成功的男人。

  傍晚时分,鸡鸭都上了架,猫狗都回了窝。齐人亲自来“送温暖”——拎着丰盛的酒菜,迈着矫健的步伐,回到自己的王国——家中,受到一妻一妾的夹道欢迎。

  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齐人慷慨地赏赐给女人们食物。一妻一妾享受着领导龙恩浩荡的亲切关怀。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女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对成功男人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齐人的恩泽自然换来一妻一妾的芳泽。

  最成功的男人叫寡人,最不幸(福)的女人叫寡妇。男人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幸福。男人不懂幸福,女人不懂成功,正如男人不懂爱情,女人不懂婚姻。男人追求的幸福,古代叫艳福,现代叫性福。

  当年秦二世对赵高说:“寡人认为,只有将天下所有的美女都纳入自己怀中,这才是成功的一个男人。”没有鸟的赵高连连称善:“圣上您真是太英明了太智慧了,一般人都没有您这么伟大的理想。”

  中国人认为,人者,仁也;仁者,二人也。独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也就无所谓成功。怀“财”不遇、明珠暗投、锦衣夜行——成功相对别人的失败才有意义。

  男人成功要金屋藏娇。对女人而言,不过是找个金屋被藏起来,因此不存在“成功”这一说。

  女人是男人的战利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男人,女人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对男人而言,女人是“祸水”。为了“祸水”,男人必须成功,至少要在女人面前表现得很“成功”。

  夫荣才能妻贵,成功是男人的专利、责任、义务和使命。姜尚没出世时,整天被老婆臭骂。姜尚成功得道,鸡犬升天,首先要封老婆“扫帚星”。

  一妻一妾的好奇害死了成功这只“猫”。

  一妻一妾鬼使神差,开始起勘探齐人的神秘。她们发现齐人一出家门,就不再“红光满面”,而且把“神采奕奕”也落在被窝里。

  齐人鬼鬼祟祟地溜到人家的坟地,藏在坟头上守株待兔。日上三杆,齐人差点给晒成湖南腊肉。

  上坟的人提着酒菜,来给死人送饭,说不定发现了猥猥琐琐的齐人。齐人或许还遭到了“极少数不明真相者”的谴责,甚至挨了一顿暴打。

  一怕不苦,二怕不死;不成功,便成仁。齐人充分发扬“寡人”勾践同志的卧薪尝胆吃大便精神,忍辱负重。直到上坟的人们走远,他终于获得成功,遂心安理得地享用起死人的食物。

  对活着的齐人来说,死人是沉默的弱势群体,自然不会从坟里爬出来抗议,或者从齐人口里夺回自己的食物。但或许还有其他的“齐人”、“宋人”来争抢也说不定。

  想想可怜的齐人也真不容易。

  “白吃”的齐人酒足饭饱,瞧瞧天色渐晚,收拾好残羹剩饭——“一妻一妾”的晚餐,正准备鸣锣开道起驾回府。这时,跟踪观察了齐人一整天的“一妻一妾”,微笑着出现在“齐人”面前……

  杜君立:华语歌曲的天路历程作者:杜君立 2010-1-27 20:13:59 发表于:博客中国

  相对于多层次的古典音乐和交响乐,简单二维的歌曲是最平民最通俗的艺术形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诗歌是人类的启蒙艺术。诗歌融合了音乐,就成为歌词。或者说,单独从文学角度看,歌词本身就是诗。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最早的《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都是与音乐融合的韵文,即歌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歌词启蒙者当首推李叔同,他为外来的曲调填上新词——《送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徐志摩的《海韵》等都是用白话自由诗写成的现代歌词。1949年之后,华语歌曲在红色恐怖下的大陆和自由的港台分道扬镳,开始不同的发展走向。

  在大陆的前30年,歌词基本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专门豢养的职业文人(文联)写作,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统治需要,从宣传婚姻法、歌唱三面红旗、歌唱人民公社社教运动,直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语录歌”。这些“高强硬响”的主旋律大多缺乏个性和主体意识,主要抒发“劳动人民”对于“永远光荣正确的党”和“大救星毛主席”的感激和颂扬——“我把党来比母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这种养狗体制下,音乐作者可以靠一首歌荣耀一生,歌手活一辈子也只唱那么几首歌。在毛万岁生理死亡后的1980年,以《乡恋》和《军港之夜》为代表,温情脉脉的抒情歌曲与当时的“星星画展”、“朦胧诗”一起,冲破重重政治黑幕,体现了久违的人性和文化终于回归大陆社会。

  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语流行歌曲之集大成者,来自台湾的邓丽君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年轻的台湾音乐人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健等人以校园民谣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他们的歌词风格依然是1930年代诗歌的回归,显得清新、纯朴,但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批判精神却不曾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关注。同一时期,刘文正、龙飘飘、韩宝仪、蔡琴、徐小凤等所演唱的歌曲同样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以1980年代《歌词》杂志创刊和侯德健来到大陆为标志,新的创作理念影响了一大批词作者。特别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音乐观念,充分体现了欧美音乐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比如《鹿港小镇》和《之乎者也》。一场以献给世界和平年为名义的音乐演唱会宣告了大陆歌曲创作群体的全面崛起。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摇滚音乐的时代。《一无所有》也以其巨大的文化冲击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随后一批崔健的早期作品在大陆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反响。

  崔健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冲击和文化反叛,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视角和生活态度。虽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崔健被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了,但他的作品真正的意义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误解。《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假行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作品构成了崔健作品中最具有文化含量和时代意识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他广泛地涉及了人性与文化、个性与社会、性与生存状态、现代化与人性的冲突等题材。他的结论或许并不重要,但他的创作状态和独立话语却造成了歌曲创作领域的革命。崔健的动人之处或许是其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行为与思考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歌曲都被官方禁止公开演唱。

  崔健、陈哲等一代歌词作家代表着对传统歌词创作的一种反叛。他们也是极其自负的一代。但是,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是企图让歌曲这条小船载动历史、人性、变革、图新等许多愁。他们的创作相对于传统创作是一种反动,但同时对于正在迅速城市化的年轻受众也是一种反动。换句话说,他们反对“高强硬响”,但他们的创作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相当贵族化、精英化的。物极必反。之后“高强硬响”的“西北风”彻底葬送了大陆音乐创作的一片繁花。央视春晚的出现,使蓝眼睛的费翔占据了全国所有的橱窗玻璃,甚至人们将兴安岭的大火也归功于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8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又使一首《跟着感觉走》风靡全国,成为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卡拉OK伴奏。随之而来的军事镇压,使这首歌曲和其他民间的声音一起陷入沉默。在“囚歌”系列在突然涌现的个体户商铺里日夜回响的时候,齐秦和他的《狼》以种难言的青春悲怆俘虏了大陆年轻人的心。从此以后,大陆流行音乐开始向青少年亚文化回归,这也是向流行文化自身的回归。海外华语歌曲卷土重来,这时早已弱化了罗大佑、李宗盛等人早期的批判风格而完全都市化了,这是另外一套不同于前人的话语体系。代表人物有姜育恒、王杰、赵传等。

  郑智化的《水手》、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和童安格的《中国帆》等等,这些作品中隐含着强烈的后现代倾向。郑智化显然从卡夫卡那里继承了一些什么,或许应该说,他与卡夫卡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这种相似并不体现在创作手法上,而是性格与立场上的一些特征,比如:忧郁、敏感、个人化写作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没有人在乎我这些烦恼每个人只在乎他的荷包我常常喝着可乐,我吃着汉堡只是心中的空虚饥渴无法填饱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学会了放弃思考这样的我才能够活得很好头壳坏掉才能够活得很好——《中产阶级》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励志暴富的现代神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心理层面,李嘉诚成为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偶像。许多歌曲刻意展现城市美好的一面,而对其阴暗面却略过不提,而这首《中产阶级》却立足于批判。郑智化尖锐的指出,城市不是人的天堂,而只是欲望的天堂。郑智化是一个强烈关注现实的作者,其《蜗牛的家》批判了非理性的房地产危局。10几年后,作为“房奴”的我们现在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找不到我的家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

  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

  努力往上爬

  却永永远远跟不上

  飞涨的房价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能挡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蜗牛的家

  郑智化写过很多忧伤的歌,如《把感情收藏起来》、《让风吹》、《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单身逃亡》、《离开这座城市》、《告诉我》、《我是风筝》……正是因为郑智化的忧伤是内在的,所以他的有些歌曲即使没有明显的批判现实的立场,但也颇能以情动人。特别是台湾解严之后,公民政治权利得到空前的恢复,郑智化写作了批判政治现实的作品《大国民》:“辛苦了一辈子连房子都买不到”、“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将政治批判写入歌曲,这是郑智化最具个性色彩的一面。这与大陆那些写作《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的马屁作家有着云泥之别。音乐和文学对政治的介入,是文人自古就有的社会情怀。当《龙的传人》侯德健在北京的那个夏天怆然夜逃时,另外一个台湾人童安格,写下了一曲传唱久远的挽歌《六月四日》,他也因此遭到中共官方的严厉封杀。

  天安门前开口说不吃不喝也不走长江黄河没有错因为他们认得我风大的谁先过雨大的谁先说生命谁没有不能不为真理活

  天安门前开口说全世界都听的懂大街小巷都在传哑巴也会说自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六四之后的大陆万马齐喑,官方以反精神污染的名义开始了一场文化清洗。这一时期唯一具有文化能量的新人是来自西安的退学大学生张楚。他的第一批作品就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他独树一帜的创作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死亡意识和生命意义。“当我有一天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心/吃啊/冲啊/将啊/将将将”(《将将将》)。然而在当时,张楚无疑太超前了,当若干年后他终于以《姐姐》而成名时,他的锐气、朝气和意志已经被北京这座城市消磨了太多。

  同一时期,大陆的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唐朝”、“黑豹”、“轮回”等等。但这些音乐人总体上都不长于歌词创作,缺乏崔健作品那样振聋发聩的力量。较为出色的有郑钧,以及黑豹的窦唯和何勇。他们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对文化本身的质疑和愤怒,比如窦唯的《黑梦》和何勇的《钟鼓楼》。

  1994年,“新生代”歌手商业包装的成功使大陆歌曲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潮。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和李海鹰《弯弯的月亮》是最成功的代表。这两首歌词彻底放弃了文化的负担,保留了浓厚的文人气息。《涛声依旧》的妙处并不在于演绎了唐诗《枫桥夜泊》,而在于作者注入的现代疑问:“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弯弯的月亮》采用顶针续麻的民谣创作手法。这样优秀隽永的语言品位在今天普遍文字功夫低劣的歌词中很有着独立操守的意味。总体来说,“新生代”时期以后,从零点、羽泉、水木年华、深蓝到来自西安的许巍,音乐旋律上固然多有佳作,但歌词创作却水准大失,乏善可陈。可圈可点的作品凤毛麟角。无论方文山的典故堆砌或者林夕的新汉字组合,都失去了歌词作为独立文学式样的意义和气质。相对传统文化根基连贯的港台,文化断代的大陆地区歌曲创作更是惨不可言,或重归文革式假大空模式,或肉麻宵小无趣化,朱大可等人对这种“口水词”、“打油诗”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1997年,小虫的创作的《心太软》击中了城市错乱中每个人心里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林忆莲、辛晓琪、王菲、许美静、许茹芸等,唱响了华语歌曲婉约派的巅峰,那永远是一个感伤而又隽永的年代回忆。张雨生、梅艳芳、张国荣、陈百强的香销玉陨,以及Beyond、四大天王的谢幕,代表着一个港台潮流引领时代的终结。

  华语歌曲走过1980-1990年代的黄金十年之后,和双卡四喇叭录音机一起,无可挽回地走向落幕。音乐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当老去的罗大佑李宗盛和崔健们,在演唱会上唱起一曲曲老歌的时候,台下已是一群与歌曲久违的都市中年人。他们的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留给人们只是靓丽的面容和身材,与歌曲无关。大陆的后发优势制造了一个繁荣崛起的山寨中国,体制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不仅使经济领域的中国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华语歌曲和华语文学也在全球化2.0时代从濒危走向灭绝。后街男孩、超级男孩、布莱尼、维塔斯、艾薇儿、恩雅、莎拉布莱曼、玛丽亚凯莉……随着MP3数字音乐席卷中国。新华语歌曲已经沦落成为更加低龄化的一种幼稚园文化。黑鸭子刀郎们翻唱着《萨达姆毛主席》,上山下乡,以一种新民谣的方式与我们的农民工及出租车司机打成一片,这种流行是反都市化的。外语歌曲和好莱坞大片如同麦当劳可口可乐一样,将华语歌曲彻底逐出了青年人这个流行音乐主流群体的耳朵,只剩下《义勇军进行曲》在高高的殿堂被一群衣冠楚楚的老年人唱起……此事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华语歌曲的失守和沦陷喻示着文化桎梏下传统精神的失落和破灭。当今社会条件下的许多华语歌曲,无论是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还是自我膨胀的卖弄风情,都不仅是在污染社会风气,而且是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下一代的平庸趣味。像歌颂老婆的《老婆老婆我爱你》和歌颂康熙皇帝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这样的媚俗肉麻甚至邪恶,无疑是令人彻底绝望和愤怒的。

  “惟乐不可以为伪”,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成立的。彻底商业化的时代,成批量生产的流行垃圾足够败坏普罗大众的胃口,并温情脉脉地滋养着下一代的精神软骨。特别是当我们周旋在物质与金钱的战场时,没有骨气和责任感的流行歌曲如同一切伪文化一样,完全成为文化的终结者。

  这种无望的悲哀足以引发一个社会的精神紊乱和文化堕落。民间文化以山寨和恶搞这种恶作剧形式对伪文化表示抗议和不满:林夕创作奥运歌曲《我和你》被网络改编成三鹿版的《我喝你》,《蓝精灵》被恶搞成《草泥马》,还有网络版的《上海滩》……借助网络这个草根平台,真正的华语歌曲已经成为一段小心封存的经典回忆,如窖藏起来的好酒,时时散发出迷人的醇香。

  网络的介入,使音乐的商业运作模式被彻底颠覆,当代华语歌曲已经丧失了抗衡西方音乐的最后一点力气,只剩下翻唱和恶搞的伎俩。这种无能和无耻一方面体现在官方的《同一首歌》和春晚上,一方面体现在无知无趣的网络歌曲中。这一切不仅证明这是一个反智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反美的时代,如同芙蓉姐姐走红,越是恶俗越是讨人喜欢。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杜君立: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1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2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

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现代宣传技术对极权主义来说是为虎作伥。它以垄断形式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只有好的才呈现出来。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解释时,傻瓜们就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4

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号 “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

“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这个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5

初到泰国的人,常常被力大无穷的庞然大象所震撼。震撼之余,又会发现大象并不用拴马桩,往往只需一只小小的钉在地上的木钉就会把大象拴住,看起来简直像把大象焊在地上一样。而且随便大象走到哪里,只要把木钉往地下一插,就如同定身法一般把大象给“定”住了,简直比轮船的钢铁巨锚还管用。事实上这个木钉轻轻一拔就掉了,何况对一头大象。因此这棵木钉常常能把人给“雷”倒。

这个对人看来很简单的常识对大象来说则是一件过于复杂事情,因为大象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被这只木钉给禁锢着,它的记忆中这只木钉从来都是不可撼动的。确实,木钉对一只小象来说确实很可怕,但对于大象来说本来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大象是从小象长大的,大象完全继承了小象关于木钉的概念,因此无论大象还是小象,一只木钉就足够。

大象也罢猴子也罢,在一种无意识中通过路径依赖选择了极权主义枷锁,养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习惯天条,这种荒诞不经的不容置疑的天条扮演了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这种无意识的广泛禁忌成为一种前启蒙时代的生活常态。

无论洪秀全希特勒还是萨达姆,往往只有这些独裁者死亡之后民众才得到解脱解放。在此之前,只有貌似一独夫奴役千万人的荒诞场景。作为一个人,独裁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氓的象征与想象,他在集体无意识的路径依赖下,从容地操纵者无数行尸走肉。斯大林曾说:一个人死了就牺牲,一百个人死了叫牺牲,一百万个人死了叫做数字。

极权主义狂热常常造成群氓的个体性和判断力短路,使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集团面前失去价值和意义。为了集体献身重如泰山,为了自己牺牲轻如鸿毛。生的伟大死是光荣。个体只有融入集体才能体现价值。或者说,只存在集体,不存在个人。

极权主义病毒正是依靠一种人人无意识而传播开来,最后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拉开了现代国家兴起的帷幕。关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分裂。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

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名《消极抵抗》)中愤慨地说:“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梭罗以拒绝缴税表示他的不服从——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的政府交税,并因此被美国政府逮捕。

二战期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蔓延,极权主义更加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同时,各种探讨群氓现象的理论纷纷呈现,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庞勒的《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的《狂热主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强烈抨击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反动性。乔治?奥威尔以两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先知般的揭穿了极权主义的无耻与谎言。

6

深为国际国内社会诟病的中国书籍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地球最后一次借尸还魂。在这种焚琴烹鹤的阉割体制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走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艺术作品被一群无意识的“葫芦官”肆意扼杀,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无人去追问为什么。在犬儒主义的红旗下,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价值观的“八股”垃圾,继续为虎作伥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生气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在这个奇异的土地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是中国”或者“谁让你生在中国”。

对于当下的现实,最无奈最痛苦的正是一批有思想的人。在这个囚徒困境的铁屋中,只有用一种囚禁的体验才可以时刻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所以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的开篇为我们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一道纸枷锁将一个大活人生生囚禁住。人与木钉囚禁下的大象竟是如此同病相怜感同身受。

极权主义不仅使一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污染,法治瘫痪,尊严扫地,使文明倒退到野蛮蒙昧时代,而且还将使迟到的启蒙运动如同第二只靴子一般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启蒙从来都是一种可怕的禁忌和诅咒。

对思想启蒙的恐惧是极权主义的本能反应。在每一个极权时代,代表思想和知识的言论、书籍、学校、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严厉管制或无耻的收买。而极权主义的无意识社会和群氓主义正好使这种这种涂炭愚昧与无耻得以顺利实施,每一个好人都争相卖力地去做“狱警”,每一个不幸的“囚犯”都试图迎合“狱警”以逃避无妄之灾。一个由无数面目模糊的好人构成的“君子国”翻过来就是一个由谎言和罪恶打造的“肖申克监狱”。

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模式,无数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的反良知的低智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无数“像屁一样”的网管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奋不顾身地删除屏蔽网上言论;无数城管酷吏甚至教师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羞辱欺骗无辜的弱者;无数被伤害被损害的穷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下跪乞求“恶棍”的饶恕和拯救;无数“恶棍”和“可怜的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对“规定”和“领导”这样的“木钉”敬畏得几无人形;无数“沉默的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苟活,在无意识中死去,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我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我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我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残酷的路径依赖中,极权主义枷锁越来越沉重,而打造这只枷锁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奴隶和同谋,也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并将这只枷锁一代代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很多年前,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奴才所需的只是寻人诉苦,而聪明人总是适时而慷慨地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与良好祝愿,于是奴才也就得到了十二分的满足,聪明人自然也得到了奴才的感激,于是世界和谐,举国同庆。然而有一天,奴才不幸碰到了傻子,傻子听到奴才的诉苦之后,义愤之下,动手为奴才改善居住条件———开窗户,结果,奴才惊恐万状之下,喊出一群奴才赶走了傻子,然后奴才向主人邀功,并如愿地得到了主人的称赞,于是当奴才再次遇到聪明人的时候,便盛赞聪明人先前的“良好祝愿”确是有先见之明……

  你还需要思考吗?作者:杜君立 2010-1-26 13:07:1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杜君立:你还需要思考吗?——长篇小说《乱弹》(《红旗下的蛋》)后序

  为什么我眼里常着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去年那个幸免沙尘暴涂炭的春天,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如同一只陷在柔软沙发里的幸福的薯条,在CCTV4上看一场“世界杯”的现场直播:在义正词严的无齿大王萨哈夫将牛皮吹破时,一座座萨达姆的塑像和行宫被联军的坦克和欢呼的民众踩在脚下……当“军事专家”跺足捶胸为联军的一次次“失误”而怒其不争时,纯洁善良的女主持人立马满含热泪煽情地为无辜的妇女儿童而哀其不幸……一部活里荷大片原来竟也可以改编成一部现代版的《大话西游》。生活有时候就这样完美得令你感觉简直是有些不真实。果然隔岸观火的日子嘎然而止,我们的春天就匆匆被SARS填补了呼吸的空白。公司事务暂时被迫陷于停滞。我一个人被软禁在这个“不要脸”的城市。我曾试图逃出这种窒息。朋友在车站电告我,只要我一落地就会像驴一样被陌生人圈起来。如“北大荒”般的我只好每天坐着空荡荡的地铁去空荡荡的广场寻人看。除过城楼上的巨幅人像还显山露水,好不容易遇见的每个人都将美丽或丑陋掩在一块白布后——如雪后的荒野。一双双雪亮的眼睛如暗夜里的探照灯,警惕地扫描着眼前的人间距。在这“白色恐怖”的城市里,玉渊潭的可怜樱花自开自落寂寞无主,如我。

  1

  我也曾试图将这寂寞日子安排得很阳光很灿烂——我在中午起床后去饭店吃罢早饭就去跑步。我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一口气跑到陶然亭,然后坐在石评梅的墓旁陶然地抽着烟,瞧一个“不怕死”的北京老头陶然地抖空竹。瞧腻歪了,我就沿着护城河,穿过一片绿荫迷离的同志树林,慢跑回客房。我坐在15层的阳台上喝着绿茶,一直看着北京的太阳渐渐隐没在暗黛的西山后。当一轮上弦月映上玻璃窗,一种不怎么曼妙的感觉还是随着夜的阴翳又一起蔓延……

  刚记事起,我就常见大人们驯驴:一只驴子度过天真烂漫的1岁后,就进入了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春期。最明显的特征是——见了同性跃跃欲试,见了异性蠢蠢欲动。眼看这只驴子就要背着一把吉他去流浪了,人类就会给它戴上口罩眼罩关进磨坊进行隔离。隔离期过后,这只驴子就再也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地尥蹶子了——它正乐此不疲地拉着石磨跟焊在磨盘上似的没完没了地转圈遛呢——你想不让它转都不行。就在这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驴)”境界中,幸有北京的“粪青”前辈给我支了几招: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

  如此这般,《乱弹》就在一台NB的硬盘中生成了。

  2

  所谓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由于出生(出身)的偶然性而被卷入的那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必然性而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历史。我家最大的“官”应是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再下属的生产小队副队长。忝为我家的第一代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我在翅膀稍硬些就阴差阳错地被“抛入了”“商品粮”的城市。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像所有的中国大陆农民一样,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留下来固然难免一死,但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从认识第一个字开始,我经历了广播(收音机)、电影、电视、书籍、报纸和电脑的出现和普及。这些“媚体”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元素,也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话语权的意义。在皇帝新装面前,大人们的逢迎或缄默是人生智慧,而童言无忌则是一种人性未泯的真实面对。“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情即使发生在昨天也如过眼烟云,有些事情已过经年却仍铭心刻骨。当张贤亮梁晓声老鬼们的“伤痕文学”对城市人进行“忆苦思甜”再教育时,始作俑者在沉默,农村在沉默……

  据如今披露的统计数字(《共和国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4000多万(超过北京&上海现有人口总和)之巨,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饿死的几乎都是守着土地生产粮食的农民。明明是一场伟大的“人祸”,却被掩耳盗铃者定义为“自然灾害”。不过说老天爷是个王八蛋更令人产生快感,反正它和“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不会说话。为何单单会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被剥夺。农民更是从来没有话语权的。而且他们的儿子进城作了文化人,为了极力迎合体制保证自己的前途,也很难为他们说话。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己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时至今日,我常常听人如是说:“中国人那么多,不死点人行吗?”“饿死跟老死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死吗?”“死了那么多,现在人口不是照样过剩吗?”……闻此,夫复何言!

  在西方人眼里,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中国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二战结束后,中国人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 而再看中国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又是何其残忍无情啊!这又令我想起斯大林语录:“死一个人很悲伤,死10万、100万不过是个数字罢了。”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需要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持时,那么这个人就是“伟人”了。比如秦始皇,比如朱元璋,比如希特勒,比如斯大林,比如……所以说,祸国殃民也不是凭谁个凡夫俗子就可以成就的丰功伟绩,那是伟大领袖的专利。同时这些悲剧又发源于一个民族嗜好自虐的劣根性。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曾有一诗专为这样的“伟人”而发。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3

  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我儿时,许多大人,特别是老人们给我讲那些“峥嵘岁月稠”的往事——当400多万军队吃着每月45斤洋面“激情燃烧”“军歌嘹亮”,当统治者们以“人民”的名义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当“文斗”“武斗”成为城市工商学唯一的专职革命工作。在大人物的视线外,被解放军解放的“农民兄弟”30年如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自己纺线缝衣纳鞋。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法种出的庄稼,大部分都“无怨无悔”地缴给了“祖国”,被磨成“洋面”喂不识稼穑的城市人,仅留下一点玉米高粱红薯喂自己喂鸡——鸡蛋用来换唯一自己不能制造的盐——而鸡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当城里的知识青年到来时,农村人让他们吃最好的饭,干最轻松的活……3年后撒丫逃回城里的故乡后,他们还是说他们受了人世间最大的苦。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无偿援助,而且我们还“无偿援助”了国际社会主义国家200多亿美金。这些“援助”并非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是资助“红色高棉”们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和血腥统治。《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像人们一边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又一边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新中国的历史本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却又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这都是怎样的历史悖论和玩笑!患上失语症的原罪又是怎样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所说: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我们都吃过一种很苦的药丸,当时我们却是当糖吃,因为它有一层美丽甜蜜的糖衣。如果您看过那本让人“害怕”的真正的书——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您一定会对那只睡席梦思喝威士忌的哼哼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啊,伟大的拿破仑同志……”亚历山大大帝来看望正在晒太阳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从此狄奥根尼再也没见过阳光,因为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狄奥根尼的经验是——“像狗一样活着”。在轻松的环境中可以收获优雅浪漫;在呆板的环境中可以收获幽默滑稽。雅典公民伊索讲过一个寓言:一群青蛙为没有国王而苦恼,便请求万能的宙斯给他们一个皇帝。宙斯将一块木头扔到了池塘。青蛙们被木头落下的声音吓了一跳,赶紧潜入水底。后来发现木头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青蛙们就爬上木头大叫。虽然他们不害怕“皇帝”了,但认为这样的皇帝很不伟大。无耻的青蛙们又请求宙斯给他们换一个伟大的皇帝。宙斯只好派去一条水蛇。水蛇每天都在吃青蛙,但青蛙们似乎很骄傲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皇帝。除过健忘,奴性更是国人自我陶醉的美德之一。对一个奴才(奴隶)来说,他最大的痛苦是欲当奴才(奴隶)而不得。鲁迅如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只有施虐狂遇见受虐狂时,一场悲剧才有可能成为一场举国同庆的狂欢节。让一个中国人从子民、草民成为公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不愿意呢。共产主义的先知马克思说:历史总是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是喜剧。悲剧的最高境界想必就是喜剧,而且往往越是正经就越是搞笑。比如革命的阿Q就不屑于王胡身上的虱子比他多;当阿Q为画不好一个圆而悔恨时,我们耻笑他笨得连一个圆都不会画;又比如一起使数百人灭顶的矿难悲剧往往被篡改为领导亲自批示救死扶伤的喜剧。

  4

  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权贵杀了人却“找”了一个“替罪羊”顶罪,良心不安便去找牧师忏悔。牧师听罢叹道:“愿上帝宽恕你的罪过!”权贵释了重负,牧师却悲愤难当,但教规又不允许他说出这个秘密,他只好去找另外一个牧师祷告。另外一个牧师听完也叹口气:“愿上帝宽恕你的罪过吧!”……如此,全城的牧师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但都不能说。替罪羊死前接受牧师的临终祈祷,泪流满面地说:我真的没杀人。牧师说:孩子,我们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技术层面上同样的“杀人犯”,结局却总是霄壤殊异。大人物的杀人是否“有罪”,是否“合法”,往往并不在于其行为本身,而归结于主人的权力大小、及与权力所匹配的话语解释权;个体杀人者是否会受良心谴责,是否会遭社会制裁,亦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这一“小”的行为——依附、挂靠于某种大的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中,能否使“小”置于“大”的政治目标和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置于“大”的社会旗帜之覆荫和庇护下。杀人不好,而杀“敌人”则很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换一种说法就是“窃钩者贼,窃国者王”:“小老百姓”杀人毁林损坏文物重至“判处死刑”,而“伟人”有组织有预谋、大批量大规模杀人滥伐捣毁文物则是在消灭“反动派”、破坏“旧世界”,只要他能完全剥夺掉“沉默的大多数”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当然他也会仁慈地让“人民”享有听话权和对他的热爱权。对“大人物”而言,“谎言重复100遍就是真理”本身就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甚至每一句谎言都是一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所以无人相信1960年曾有4000万农夫饿死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更无人相信那是“伟人”精心制造的人间地狱,而我们叫它“自然灾害”。

  我想起了二十世纪这百年沧桑中,中国经历过的多少次战乱,那些为了“剿灭共匪”和“推翻蒋家王朝”相互残杀的农家子弟,那些“雄赳赳气昂昂”把命撂在异国土地上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的鲜血早已经凝干,没有了痕迹,而后人的怀念声中却夹杂着“炮灰”的言语,曾经的“壮烈牺牲”在政治的幻灭中已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死者有灵,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卑微的士兵在机关枪的扫射下纷纷倒下,政治家们在觥筹交错中狞笑着……政治把战争当作牟取利益的工具,生命在大权在握的政客眼中一钱不值。中国的政治从来都充斥着阴谋与黑暗,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是阴谋家和独夫民贼,他们从来都是阳光和玫瑰的敌人。中国百年历史就是百年战乱、百年动乱、百年血泪和百年悲剧。这一百年的沧桑,在瞬间回眸中只不过是政客肮脏的游戏而已!

  元代政治家张养浩感慨:“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政治浩劫因大人物而起,但付出代价的却是芸芸无数的小人物。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来说,只剩下耻辱、悲剧和流血的回忆。假如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们还有亲情和爱情可以坚持,那也不失上天最后一点仁慈和礼貌……许多人死了,他们的肉体被“消灭”了;更多人活着,但他们的精神被“消灭”了:丧失了人的良知,丧失了人的勇气、丧失了人的尊严……马克思曾言:专制制度是兽性的,与人性从不相容。当我们为一种“主义”出卖汗水鲜血和生命,没想到最后还要出卖尊严灵魂和良心。将一个个人变成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无脊椎动物,那是多么成功的统治艺术啊……中国人前仆后继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无耻的皇帝,最后又匍匐在一位不穿黄袍的皇帝脚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史的定义不是某个人可以永远篡改的,即使这个人自我感觉他很伟大,他很永远。共和国主席在《宪法》也救不了他时曾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们总喜欢用功罪相抵来评价一个政治流氓或历史恶棍。假如有人请他吃3顿人参燕窝,然后逼着他吃一堆狗屎,我不知他将做何感想。凡夫犯罪,人们只看结果;大人物犯罪,我们却赞扬其动机何其伟大无私。讳疾忌医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当历史过去,我们总会“考古”,试图领悟到许多“真实”“有趣”的故事。据说中国没有文字的历史比有文字的历史长得多。“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可我现在回去,已经很少遇见可以给我口口相因讲“村史”的老人——他们大多比城市老人更早地亡故了。

  5

  我并不以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至少在乡村,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敬鬼神,畏天意,讲善恶轮回,信“命”。他们坚持着一种比生命还珍贵的道德底线。哪怕再悲惨,仍坚信上天爱着苍生。所以他们坦然、节制、善良、正直、知礼、诚实。因为没有信仰的人是经不起苦难的。信仰是一个人无法被摧垮的唯一理由。如果说我们没有信仰,那是因为这个唯一的精神支柱在上世纪后半叶被一个聪明人“打倒”了。当杀人变成“革命”,出卖变成“大义灭亲”,浮夸变成“政绩”,正义便被堂而皇之地强暴了。物质破坏可以重建,精神上的毁灭将会把一个人彻底变成一只寡廉鲜耻歇斯底里的丧家犬,被放逐进地狱。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云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民间传说中对一个人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里,则是让他做农民。中国是乡村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本是氓之蚩蚩的草根文化。几千年来,中国历经了多少苦难,乡村的文化从未磨灭。士绅文化曾经是中国的精英文化,他们衣锦还乡落红化泥造就了田园牧歌的乡村。植根于乡村的文化支撑着民族的发展,构建着民族的脊梁。农民的达观知命、恬淡自尊和勤俭向上不能不令浮躁贪婪虚荣的现代人为之汗颜。

  一场不堪的“大革命”,一种叫“文明”的东东,使这一切“旧传统旧文化”都不复有了。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士绅,也没有了知识的乡村成为一片令他人同情轻蔑,令自己迷茫自卑的出处。这种迷茫自卑又令到乡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和家园。曾几何时,“农民”甚至成为一句不恭之辞。历史制造颠覆。不知沧海桑田会使多少曾经闪闪发光的流行词汇,有一天变得像“同志”一样暧昧。n年以后,中国肯定就会“城乡一体化”了。可惜黄土坡的窑洞永远不会享受到北京四合院的待遇。或许就像50年前扒掉永定门如今再重建一样,有一天我们将重新发现乡村。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幽默,就像是你得到了一部《葵花宝典》,第一页写着“欲炼此功必先自宫”。等你忍痛割爱后打开第二页,你却发现写的是“不必自宫亦可成功”。中国人是最幽默的民族。只有幽默才可以化解那么多的苦难,而苦难却正是一本正经的非幽默制造的。或许“文革”也不过是大人物的一个小幽默而已,不幸的是却被一群毫无幽默感的正人君子信以为真,结果变成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大幽默。

  村语云:“闹处挣钱,静处栖身”。当一切成为钱钱成为一切的时候,浮华喧嚣的格式化城市自然是众望所归了,还会有谁去考虑人生该如何诗意地栖居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地。“文化”(不是知识)只对两种人有用:穷人和富人。对穷人来说,文化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快乐;对富人而言,文化是他唯一欠缺的东东。我们刚死了“穷爸爸”还没当上“富爸爸”,所以文化既非必需品也非奢侈品,而是乐色。佛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三生:前世、今世和来世。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忘却过去,透支未来,因为我们只活在精彩的今世。乡愁如同士多店免费派送的PV袋,廉价得成为一种白色污染,正随风飘舞在城市的街角树梢。

  6

  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中国农民“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活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劳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淫威下”(胡风语)。勤劳并没有换来什么富有,或许勤劳本身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勤劳从来不是我们的骄傲与光荣,而是我们永远的悲哀与宿命。如果说8车道的马路塞车已成为城市繁荣的标志,乡村的落魄凋敝或是城市繁荣喧嚣的薮渊。爹娘费尽千辛万苦供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故乡的田园、村舍和祖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这大概就是我对城市永远难以去除的隔膜。

  正如病入膏肓的王明成在医院里求死不能,匹夫无罪的孙志刚却在城市的收容所里求生无门。当欧洲农民牵着牛涌向城市反对“全球化”时,中国农民正以生活为代价换得生存……我遇见过一个山西农民,他每次下井挖煤都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视死如归。当他的家人领到他的尸体和14000元“命价”的时候,又荣幸倍至地将他兄弟送入井下——每月600元——这接近拥有“北京户口”的城市人不用干活待在没有SARS的家里伺弄着哈巴狗不必唾手就可得的“最低生活保障”。我还遇见过一个湘西农村来的卖春女。我只记得她有一个上大学的弟弟。还有谁会在乎——当卷烟厂一掷万金请来韩国人都请不起的“皇马”时,烟农却无钱缴纳孩子进行“国家义务教育”的600元学费……

  当皇帝听说农夫没粮食吃时,嘲笑农夫竟然不懂得吃肉;当农夫用生命去温暖一条可怜的僵蛇时,农夫又成为“智叟”口中的笑柄。农民有农民的文化,与城市食肉者的思维方式从来就无法兼容。邯郸学步的农民被城市人定义为“弱势群体”,只是他们被永远地摆在了被定义被概括的位置罢了。正如我们总是认为脑子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但是别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的。

  当城市人在农村人面前筑起一道道篱墙的时候,或许忘记了他们用一双双粗糙黎黑的手每年给国家无偿贡献达2万多亿,他们没有医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退休……即使他们一样也是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也是终极意义上的生命。

  直到两年前我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圈养在作家协会和大学、当教授、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要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人类的这种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泡粪便还给大地。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农民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也要受到追究,甚至要枪毙,可是收容所的警察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需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

  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常常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人民”曾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我们都是人民这个大海里毫无差异的一滴水。数学上认为无穷小等于零,从这种意义上讲,你我都不是“人民”,我们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臣民和小人物罢了。如果说1949年前的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就让我们见识了人民的愚昧和疯狂。孙志刚们被执法者假法律之名活活打死在城市收容所,更彰显了“人民”主权下的个人的虚弱无力和可悲可怜。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我想,“政治教育”和“人民”的神话终结之日,才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平凡的公民拥有尊严之时。

  7

  “小强”是我暮春时节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她和音乐每天陪我在电脑旁,不仅是小说的第一读者,甚至是我的合作伙伴。她和我一样醒来在夜里。当我手指麻木地触击键盘时,她舞蹈轻盈在屏幕上,偶尔她还会呼朋引伴地与她的死党搂肩搭背……我常常不自觉地将眼神从文字移到她们纤若蚊足的触须上——她们不会晓得窗外的SARS……不久后的一天,一帮“生化危机”装备的居委会大妈敲开门……当我在一个中午醒来,小强们香销玉殒落红满地——小说正好在头天夜里写完。我那天看了n遍从网上DOWN的《唐伯虎点秋香》——周星星抚尸恸哭:“小强啊,我可怜的小强啊,你死得好惨啊……”

  “手心手背,狼心狗肺;老猫喝醉,老鼠开会。”——这是我们孩提时都玩过的游戏。这个游戏告诉我们:要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那样才安全,否则你就是出局者???

  我有一客户,身家不菲,属于所谓“出生赶上‘低标准’——营养没跟上;上学赶上‘大革命’——文化没学上;招工赶上‘下乡’——饭碗没混上;返城赶上干部讲文凭——腐败没机会”的“老三届”。当年拍案而起沉沦下海,20年大起大落尘埃落定,他已坐拥一个大型包装公司。他的事业是制造各种美仑美奂的乐色,从中他完成了原始积累,然而——他的生活并没多大改变。他并不像那些小人乍富的年轻老板一样穿金裹银,他极其简朴。而且他喜欢请人吃饭,席上他就讲什么是饥饿,直讲到大家不好意思下箸。席到最后,他又将残羹剩菜亲自分发到每人面前,当然他的最多,以身作则劝大家“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以他的“辈份”,众人也不好拒绝,只好体会一回北京烤鸭生前所过的日子。时间一久,竟没人愿跟他吃饭了。他知道他有强迫症,当然除过偶尔强迫一下别人,主要是自我强迫,简直是自虐。他的胃早已千疮百孔,疼痛发作时他从拎包中取一片玉米窝头急急吞下,竟能止痛,好不神奇!

  除过看电影睡懒觉发呆,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读书,直到最后我患上了读书强迫症。不仅是社会财经类,甚至连一本小说不强迫的话也读不完,这世界末日可就不远了。我想我永远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读者。正因为生活平庸,原指望能从小说中寻些亮色,结果差点没给那些写书的人累死。或许人家压根没打算给我们这些只具备正常智商的人看。小波君尝言:中国是盛产小说的国度。我不知这种“盛产”是不是如同山上盛产石头。小说不过是虚构的东东,而吃苦耐劳和满口谎话正是咱中国人的最大优势。我们唯一不放心的是那些不成熟的孩子,所以打小就教育他们“要听话”和“会说话”:听话要听大人(物)的话,说话要说谎话。长大的我们不相信电视,不相信报纸,不相信官僚,不相信爱情,不相信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甚至不相信自己。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年那么多哄骗巨著没有几个可以达到“阿Q”、“孔乙己”那样10分钟所给你留下的不朽。就连“一亿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主席都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连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嘛。对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契可夫说过所有的狗都应该叫,想想我们都是在伟大领袖的教导下茁壮成长的一代革命接班人,洒家岂能袖手旁观消极革命。尽管本人的读写水品也就能勉强写好一篇中学作文,但遇见半途而废的书,和对我的忍耐力构成严峻考验的书多了,就有时想何妨自力更生DIY一回,弄一篇至少可以让自己看明白的东东,可以茶余饭后随手翻几页,甚至车上厕中,顺便奉送俩包袱,逗自己莞尔一乐,多好呀!我欣赏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完美感人的主人公,也欣赏作者那牧师般的传道精神,但我常常更为阅读过程的满足而欣慰。人生或许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中心思想”。打个不太恰当的譬喻,MAKING LOVE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伟大神圣的HAVING A BIRTH。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愉悦与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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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语录:一只狗在CCTV呆上30天也会成为名犬。我想一只狗要是被拴在电脑旁一个月,说不定一不留神也会敲出一个哄骗巨著来(要不现在书多得都没人看了呢),——更何况本人已经修炼成了高级灵长目分得清CD与MP3……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子逐而赋《离骚》,司马宫而著《史记》——孤独使人读书,更孤独使人写书。在SARS制造的孤独中,恬不知耻的本人制造了这篇半自传体小说——如同谈了一场疯狂的恋爱——浑然不觉信马由缰只用了7天6夜就基本搞掂了。只是没想到后来修改增删用去了我一年时间,好在我自得其乐,乐此不疲。小说背景假托西府,而非指现实西府。叙述言语上,我无意识地大体采用了故事当时的“语境”:大讲意识形态、泛政治化时代的语言形式,在现在读来或许有点周星星的味道,显出几分黑色幽默——准确的说,是红色幽默。这并非俺的功劳或过错。小说所用北方农村(非限于西府)的民间方言俚语与官方普通话略有区别。我在个别过于晦涩费解处加了括弧和文后注释。——这种“土得掉渣”的语言在新上市的80年代小弟小妹那里已经快“失传”了。

  按照中国教育之文理分科,我应属理(工)科,除过当年《语文》考试成绩略好外,几无写作基础。普京曾经评价自己农民出身的祖父:农民毕竟只是农民嘛。充其量我也就一票友,像一个躲在阁楼里演算代数方程式的数学爱好者。——业余的毕竟只是业余的。

  文以载道。在心里,我总以为文章的终极应是人性的关怀与体恤,和文化的熏陶与传承。人类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人文精神舍利。在书里,我看到所谓“革命”就是李逵在劫法场时用板斧砍下的老百姓的滚滚人头,而“政治”就是他最后不得不饮的那杯毒酒,“实事求是”的焦大总是被优秀的奴才们填满一嘴马粪……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因此文学本质上应是民间性的和人文性的。官方的史书给大人物树碑立传,文学则塑造着鲜活的小人物。真实的历史总是像小姑娘一样,被强权肆意打扮和篡改强奸,而文学却因其虚构反倒彰显出历史的真实面目。粪青有句名言: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它都是真的。寓言说,“真相”是一位赤裸寒冷的旅人,他总是被善良的人们拒之门外。上帝给了“真相”一件叫“故事”的外衣,从此“真相”被当成“故事”而成为人们的座上宾。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慈悲和忧虑,以及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也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黑暗和专制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更没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复活》中所体现出对弱者的悲悯同情和拯救。中国作家的人格过于渺小,多是逃避苦难,缺乏担当,趋炎附势,鼓吹暴力。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的人道主义写作应是文学最终的归宿,而悲剧的精神才是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中国历来的文字有官方的正史与民间的野史之分。中国传统小说正是缘起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史笔记。鲁迅先生断言,中国的正史从来都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真的历史在笔记和野史中。加缪说:小说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乱弹》或许也是一篇无稽之谈的民间笔记体小说。左岸是我信手拈来的笔名。我收藏有n张“左岸派”电影。据说n年前,海明威坐在塞纳河左岸的丁香园咖啡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构思他的《太阳照样升起》…… 现在,“左岸”(房地产)和“咖啡馆”已经遍及中国南北的大城市。只是在那里,举手投足仪表不俗的人们不谈发黄的文学——只谈咖啡的味道。起先小说的题目是《红旗下的蛋》。这个名字借自崔健一首曾被官方禁止公开演唱的摇滚歌曲。乱弹为秦腔中的一支流派。因演唱时以梆子击节,又俗称“桄桄”。一般乱弹也统指秦腔而言。秦腔因其渊源久远,号称中国戏剧之鼻祖、百剧之母。有趣的是,过去在北平(北京)也曾把河北梆子称作秦腔。其实乱弹不仅仅限于秦腔,它还包括二黄、京腔、弋阳腔、梆子腔和罗罗腔等,以区别于昆腔。昆腔属雅,为官方所崇尚;而乱弹则属于俗,流传于民间。以皮黄为主的京剧也系从乱弹演化发展而来,原属乱弹一脉,后尔洗去土腥妆点铅华已不可辨矣,一度曾经炙手可热,乃至成为唯一合法的“革命样板戏”。封面图为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书中的插图版画大多汲取遴选于上世纪50-70年代之流行出版物,如今已具文物意味。

  9

  还有一位牧师,他不怎么虔诚,却酷爱高尔夫。一次作弥撒时,他一时技痒就偷偷溜了出去。一杆出去,竟然击出一个漂亮的“老鹰球”,牧师大喜过望。接下去一连9击,均是一杆中的。想那“老虎”伍兹也不曾有过如此“世界波”,牧师快要乐晕过去了。天使觑见牧师竟敢在作弥撒时溜号,就去到上帝面前打小报告。上帝不怀好意地说:我已经惩罚他了……我想,冲动之下一蹴而就的这个东东就权当恬不知耻“到此一游”一类的信手涂鸦,既证明了无聊,又假装陶醉了自己。不过,如果上帝一时麻痹大意,竟还有人愿意和我分赃,甚至暗自窃喜——使我的阴谋得逞,岂不快哉?尽管我也偷偷玩了回高尔夫,打出了这篇经过斧凿演绎和重新解构的可笑“小说”,但却比这位牧师的水平差远了。

  我们的教育像是一位重度精神分裂的病人,一心想要将一个活生生有趣的人打造成“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对心虚阴暗的统治者来说,一条狗或一只工具当然要比一个人更有意义。我们曾经在道貌岸然的校园和课本中成长,背诵着“时刻准备着……”的誓言,我们又在高度世俗化庸俗化和公开信奉功利的老师、电视和无数陌生人中生活,如同《黑客帝国》中尼奥身处的“矩阵”,分不清哪些是虚拟,哪些是真实。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愚蠢的时代。看过一部电影后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无间道时代。此刻,在我心中回响的,只是北岛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只想站在人群中,听鲍勃·迪兰唱《答案在风中》:HOW MANY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越走越远。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和大多数“人民”一样筚路蓝缕苟活在权贵主义的城市边缘,辛苦地坚持着一个小人物最后的尊严。我们终其一生如蝼蚁般劳劳碌碌自生自灭不惊波澜不带走一片云彩,正如这篇小说的情节一样清汤寡水稀松平常支离破碎。或许这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大家都想要的小说。想到这里,我不知道我对自己是否也像对这篇小说一样没有更多指望。

  10

  人是一种高贵的动物。“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人生从微观上讲是喜剧,从宏观上看却像是悲剧。长期的来说,每个一次性的人都在不可逆转地一天天走向死亡。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意义何在?“我思故我在”。每一个大脑发育正常的人都是会思想的芦苇。思想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思想并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它可以给你答案。我们常常假装思想,就像苍蝇从一个字爬到另一个字,假装能读懂一首诗。老虎不需要匕首,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所以傻瓜也不需要思想。一个不思想的人绝对是个圣人,但圣人偶尔也需要掰着自己的脚卜丫数数脚趾头用以消遣。

  据说人生在世,“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上至少一次,问得多了就有成为哲学家的可能。活着为了吃饭无疑是得分最低的一个。与之相对应,为了全人类的救赎或曰解放应是得分最高的一个。敢说这种话的人,或者如耶稣一般天赋异秉,能义不容辞地背负起十字架;或者如希特勒一般疯狂,旁人只好无可逃避地背负起他打造的十字架。假如上帝存心和世人开玩笑,让希特勒赢了二战,以他的坚强意志和德意志人的效率,或许真的可以打造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天堂——只不过在这个天堂里没有犹太人的位置。自称救世主的人太多,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我等肉眼凡胎实在难以分辩,幸好有耶稣和希特勒做前车之鉴——耶稣流的是自己的鲜血,而希特勒牺牲的是别人的生命……

  与死后被抛尸的斯大林相比,萨达姆真是不走运。当一身虱子的他被从狗洞里逮住时,联军获得了两件战利品:一支可以杀人的AK47;一本如何“合法”杀人的《罪与罚》。或许萨达姆也在思想:他这样一个全国人民100%爱戴的伟大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帝为什么要如此惩罚他?难道答案会在书中?《37°2》的结尾:佐格在灯下隐隐听见贝蒂说话:“佐格,你在写作吗?”佐格抬头答:“不,我正在思考。”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聪明人,甚至无比的懒,更怕动脑。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信奉吃什么补什么:吃肝补肝;吃鞭壮阳;吃面补心。运动员吃兔子;歌唱家吃公鸡;商人和政客吃果子狸……可我最怕吃猪脑。对有些问题不思考是愚蠢的,而思考则更愚蠢。或许王子与公主结婚也是一种悲哀,因为童话结束了,上帝死了——GAME OVER :)

  2004/12/25于深圳罗湖

  戏曲——消亡中的传统艺术作者:杜君立 2010-01-25 10:45:51 发表于:博客中国

  国际生物学界一般将种群数已经不足以维持其繁衍的动植物列为灭绝物种,比如使周正龙名声鹊起的华南虎虽然还没有死绝,但作为一个动物种类已经被宣布灭绝。

  事实上,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戏曲目前的命运比华南虎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包括京剧、秦腔、豫剧、川剧、碗碗腔等诸多传统剧种均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戏剧作为一种礼乐时代的传统大众文化,从唐朝兴起,至元末成型,在近代繁衍成熟,衍生出300多种充满地域特点的戏曲式样。戏曲从早期的贵族乐舞,到民间的草根文化,再到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和主旋律文化,最终被草根冷落,被新兴文化淘汰,成为博物馆的小众文化和化石文化,其命运怎个不惆怅。

  中国戏曲大体分为两类,以乱弹花鼓为主的较多平民色彩,偏俗一些;以京戏昆曲为代表的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偏雅一些。但无论俗或者雅,戏曲的民间立场很明显,这是戏曲的基本文化肌理。值得一提的是,傩戏、傀儡戏(木偶戏)和皮影戏的草根性更具代表意义。

  一个戏曲剧种一般都有几百本戏曲剧目,但目前可以同时演出10个以上剧目的戏曲剧团已经屈指可数。戏曲观众的老化和戏曲演员的老化象征着戏曲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末日。电视的戏曲超女选秀节目并无意拯救戏曲,相反,它只是在任意地肢解和篡改戏曲本身。当人们以为戏曲就是卡拉OK式的唱段时,戏曲实际已经不存在了——别忘了,戏曲首先是讲故事的。

  传统文化里,戏曲演员叫戏子,和乞丐、妓女一样,是下九流的职业,虽然他们的祖师爷是唐明皇,但其生存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戏子是不读书的,但戏子贩卖的却是文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子们通过戏曲教化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竟是被这些卑微的戏子传递给氓之蚩蚩的草根。梨园戏子与出身士大夫的士绅文人合流,使戏曲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载体。

  元朝的异族统治使汉人的精英文化彻底民间化,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在失意文人的介入下就此崛起。梨园弟子成为古代中国的唯一文化从业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清末同光中兴之际,慈禧和光绪作为超级戏迷,使戏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戏曲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50年。

  当戏中的帝王将相遇见俗世的帝王将相,戏曲——特别是京剧的地位得到奇异的拔高,少了几分朴素,多了几分华丽。戏曲从教化民众升格为教化帝王将相,戏曲竟然为当时的慈禧和后来的毛提供了非忠即奸的治国丹药。唯一的区别就是慈禧对戏曲的民间立场很宽容,而毛则全部封杀。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没有摧毁中国戏曲传统,反倒犹如劲风吹火火愈旺,各地方剧种如雨后春笋迅速发育分蘖成长。在民国那短暂而宽松的无政府时期,乡土浓厚的民间戏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状态。包括河南梆子、曲剧在内的无数地方剧种就诞生或成型于这一戏曲黄金时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乱世,可谓国家不幸戏曲幸也。

  中国戏曲集美大成的京剧进一步偏离乱弹,向昆曲靠拢,以梅兰芳为首的“四大名旦”将进入皇家殿堂的京剧带进了士大夫的堂会,从谭叫天式的高亢硬响的生派表演,转变为刻意反串的婉约娇媚的旦派主打,来自草根的平剧竟然荣膺“国戏”。当中国戏曲被当作“中国歌剧”在全世界巡演时,鲁迅等一批新文化战士将其斥为类似泰国人妖的病态文化。所谓好色的男人喜欢戏子“比女人还女人”,闺中女子则喜欢戏子是个男人。

  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毫不含蓄地将一切文化都纳入体制,“袁四爷”这样士大夫阶层被抄家灭门,所有的民间文化被列为“四旧”,遭到严酷封杀。戏曲剧社被收归国营。失去草根本色的戏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腰斩于市。

  民间的戏曲从业者几乎都被流放务农,个别“识时务”者在名利招安下归顺体制,开始迎合官方,以“爱国精神”制作官方立场的“新戏”,用作教化——即官方之“教育”“老百姓”。面对数百年积累下来的难以计数的民间戏曲,官方简单粗暴地将其作为封建糟粕全部予以批判和封杀,仅容许“新戏”开锣。

  中国戏曲本是说古讽史的批判艺术,演戏的和看戏的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这种默契的文化活动构成了民间朴素的历史观和伦理观。帝王将相戏基本都是昏君多明君少、奸臣多忠臣少。站在民众一边的是忠臣,站在皇帝一边的是奸臣。才子佳人戏百分百都是轻钱财重爱情的催泪戏。所谓南方才子北方将,南方戏多才子佳人,北方戏多帝王将相。

  新政府对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想的严厉控制自然先从戏曲下手。一是禁绝传统戏剧,二是只准许演官方审查指定的新戏。正是在这个时候,官方新编的《海瑞罢官》闪亮登场,结果引发了一场人类亘古未有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1950年代对中国戏曲的民间立场进行肃整是一场大劫难的话,那么1960年代的文革就是戏曲的灭顶之灾。中国戏曲生态在这场浩劫中彻底被捣毁颠覆,如山的戏衣行头被焚毁,无数戏子成为牛鬼蛇神惨死于体制之手。偌大中国,只留下8部脸涨得通红要去“牺牲”的“革命样板戏”。据说这期间也曾用电影胶片拍摄过一些古典戏剧,但那跟“毛瓷”一样,只是给毛一人“御览”的。

  毛死后,官方的文化禁锢开始松动,首先就是民间戏曲的开禁,但却已经错过了整整两代人。戏曲虽然在严重精神饥渴后的1980年代昙花一现地在民间复苏,但旋即随着电影电视和录像的普及,已经严重断代的戏曲迅速走向式微,或在民间沦为老人的怀旧文化,或在官方评奖政绩中成为官方的堂会文化。

  马未都先生认为,文化欣赏从高到低,一直是从含蓄婉约走向简洁直白的。来自草根的戏曲原本是直白的,比如戏曲人物的脸谱忠奸分明,服饰装扮身份清晰,但这些对今天的我们却是含蓄婉约的,说明我们和戏曲之间已经有了区隔。以电影为代表,现代文化形式更加直白更加快餐化。当我们离开键盘就不会写字,甚至忘记自己故乡的土语方言时,我们已经不需要戏曲了。或者说,从广义上讲,电影成为另一种戏曲。

  戏曲是产生于古代农耕中国的大众礼乐文化。在这个人类大融合的礼崩乐坏时代,全中国都在推广普通话疯狂学英语,具有地域性限制的戏曲确实已经失去了其实践意义。现代人文文化在资讯泛滥的今天,完全替代了传统戏曲的文化地位。何况中国戏曲本身已经日渐丧失其民间立场和草根性,越来越主旋律,这样的戏曲不看也罢。

  陕西地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银子,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精心打造的革命音乐史诗式的大型秦腔节目《梦回长安》,一张门票数千元。以苦音和悲情著称的秦腔竟然为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歌功颂德,这种反民间性的新戏曲已经严重的官方化,丧失了戏曲的根本,是对戏曲精神的亵渎和背叛。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这种养猪体制也是戏曲没落的原因之一,官方养猪的初衷并非弘扬戏曲传承,而是对戏曲的阉割、肢解和改造。以河南豫剧为例,目前从业人员超过15000人,专业剧团达到120多个,每年人均财政投入从2005年的5000多元提高到13400元,而且这不还包括固定资产投入。这么巨大的纳税人血汗只换来了逢年过节的官府堂会和一些自吹自擂的评奖。这些剧团进入真正社会社区的演出屈指可数。可以说,官方包养的戏曲早已经沦为了政府的二奶。同时,在整个大背景上,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现实彻底消除了农耕文化的戏曲土壤。乱弹花鼓以“土”退守偏远乡村庙会,京昆以“雅”成为新式士大夫附庸风雅和外国人猎奇的堂会节目。戏曲失去了大众化的基本特性,也就日趋成为边缘文化。现代中国的断裂式发展使讲求传承的戏曲无所适从,即使所谓“与时俱进”的“现代戏”,也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的可悲可笑,如同用英语唱京剧一样的驴唇不对马嘴。

  当戏曲已经沦落到靠电视和音像制品生存时,戏曲已经离戏台越来越远。在鲁迅的《社戏》中,戏曲的美好已经和他的童年一起消亡。在今天这个无人喝彩的去童年时代,戏曲早已成为无源之水。

  好在文化的多元化和民间文化的崛起,使传统戏曲从大众走向小众,从乡村庙会走向城市剧院,从穷乡僻壤走向世界文化的殿堂,这将是戏曲得以遗存的现实可能。但除过大剧种硕果仅存外,无数的小剧种和大多数剧目将难以挽回的消亡灭绝,这要比无数地方方言土语消亡得更快。

  快板本是乞丐的工作技艺,如今乞丐的嘴只会吃了,快板竟成了歌功颂德的太监技艺。相声本是讽刺的艺术,如今说相声的都在装傻充愣作践自己的家人。可以说,社会环境的改变断送了快板、相声——也包括戏曲的命运。戏曲是唱人世兴衰的,最终也演出了戏曲本身的兴衰史。曲终人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或许,传统戏曲已经死去了,让它带着尊严死去吧。不要去肆意篡改它,因为戏曲这份遗产记录着我们先人的生活。有空时候,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怀念它,感受下先人的文化。

  杜君立:中国农民的不平等起源作者:杜君立 2010-1-21 13:53:2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我认为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和生理上的不平等,比如年龄、健康、体质、智力、能力等自然造成的差异;另一种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不平等。后一种不平等赋予一些人以特权,使他们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更尊贵、更强大,甚至使其他人必须服务他们服从他们。——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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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据说是古代商品经济主导的一个时期,被农业文明的周消灭后,从此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农业文化。这跟西方由游牧文化转向海洋文化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可以说农业是唯一支柱产业,农民是古代中国的中坚核心职业。其他如政治、战争、科技、商业、文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衍生。

  3000多年下来,农民成为中国最古老、最成熟、最丰富、最稳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士、农、工、商”中,农民忝居第二,在手艺人(工)和生意人(商)之上,仅次于读书人(士)。

  农民+土地产生了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母,只有当土地遇见农民,土地才是万物之母。所以说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是古代中国第一生产关系。

  私有制是人类财富文明历史起源,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土地的价值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私有制诞生的那一天。

  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角色一直是很清晰的。土地作为资产(财产)一直在农民之间买卖、转让、租赁、继承。契约这种在西方超发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与人的关系中,绝无仅有地体现得那么成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土地)契约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白字黑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支持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农业生产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生产力,实际上完全得到了最大释放。因为土地的产权在古代中国是清晰的。

  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连“理论上”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就像通过暴力和阴谋获得皇帝这种职业的流氓自称是“天之子”一样。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皇帝拥有的不是对土地的占用权,而是对农民的统治权。就如同牧人不拥有青草的占用权,而拥有对羊群的任意宰割权。草永远是羊的,牧人没必要关心哪只羊吃哪棵草。具体土地的拥有者是具体的农民,大多数土地被大多数农民拥有。皇帝出于“维护稳定”的统治需要,甚至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世俗权利。

  在这里说明一点,农民并不是单指耕地的农夫,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切劳动者。这个“农民”有点类似现代中国的“农村户口”——许多“农村户口”就从来没种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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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农民细分下去,会出现三种社会差别:

  地主:

  土地的主人,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根据其名下土地面积的大小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地主有的自己种地,有的雇用“雇农”种地或出租土地,而自己从事土地管理。地主收入主要是自耕土地产出和出租土地的“租子”(租金)。“剥削”是政治学术语而非经济学术语。

  雇农:

  没有土地,出卖劳动力(打工),从事农业劳动。长期“打工”者叫长工,农忙季节短期“打工”者叫短工。雇农收入就是“工钱”(工资)。

  佃农:

  没有土地,租赁地主土地,从事农业劳动。除过付给地主的“租子”,余下的土地产出为佃农的收入。

  在现代中国,出于政治目的的“阶级成分”,基本依农民拥用财产多寡强制命名,与农民本身的社会分工无关:“地主”财产最多,“富农”即富裕农民财产较多,“中农”、“贫农”、“下中农”财产依次递减。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按官方要求的比例来确定农民的“阶级成分”,结果出现了不少“富农”其实是赤贫,只不过其他人更赤贫罢了。

  经济社会是一个微妙完善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保持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使社会财富保值增值。

  地主、雇农、佃农这三种角色如同老虎棒子鸡,互生互克,在经济生活中,自然地发生着有趣的互动和转换。

  一个身无片瓦的人在古代中国,只要他勤劳,他可以到地主那里出卖他的力气——成为雇农。不管长工短工,地主一般管吃(饱)管住(好)。逢二月二(春种)、端午(夏收)、秋收(中秋)、年关(春节)等,地主按习惯必须特别犒劳雇农,否则会受到社会谴责。这样的地主要比好多如今五一十一上班不给加班费的“成功人士”老板宅心仁厚多了。

  雇农的工钱一般不会被拖欠。如果节俭一点,几年下来,雇农也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银子,娶妻生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房子也可以向地主借(免费)。许多雇农终身都给一个地主打工,虽有主仆之别,事实结果是与地主情如一家。试想,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个家生活,这其实已经成了“事实家庭”。

  因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是如此之强,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自然也极为强烈。雇农对地主的依附类似于官吏对皇帝的依附。这种依附增强了雇农的安全感,提高了地主的成就感。雇农传递给地主淳朴的美德,地主熏陶了雇农的人格品德。当然这是理想的关系。

  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中的“富爸爸”一样,雇农若是精明、有野心,可以省吃俭用进行原始积累。等到土地价格较低时,雇农用自己的积蓄(或者借贷)来置买土地。这样一来,雇农因为拥有了土地就变成了地主。

  同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如果不喜欢每天“给老板上班”,他也可以“SOHO”一下,向地主租一块土地,自己种。这种佃农一般有家有室,比雇农境况要好一些,佃农也更自由一些。

  佃农的“租子”具体额度经过双方谈判确定。古代没有“法律公证”,但有中间见证人。原则上税收(皇粮国税)由地主承担,租子(租金)在庄稼收获后才兑现,而且一般由地主提供种籽等费用。地主的租子习惯上只收一季。如果佃农夏收缴清租子,那么秋种的一料庄稼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再缴租。

  也同样,佃农也可以通过置地完成向地主的转化。

  地主因为与雇农、佃农同乡同土,甚至是同宗同族,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体恤恻隐,多有承担宽让。一般赈灾救难施粥修桥补路办学之类的公益支出,也都由地主自愿承担。地主和乡绅的榜样存在,使古代中国一直保持着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能力。

  古代中国的官方历来对这种自治是赞赏和保护的。在不少时期,官吏是绝对禁止擅自出城下乡“视察”的,否则以“扰民”治罪。在没有法治的古代中国,这是一种伦理和秩序,值得社会各界严肃尊重。

  当然世界之大,“南霸天”“黄世仁”这样的土豪劣绅抑或也是有的,但这种先天怪胎一般在乡土熟人世界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何况一旦治安恶化,为富不仁众叛亲离的财主,下场会很惨的。地主都是人精,谁也不会自毁长城的。所以自古地主亦有“善人”的誉称。

  地主是皇帝老儿的民间版。皇帝将统治权遗传给皇子皇孙,地主将土地遗传给儿子孙子。如果生子如孙仲谋,蛋变成鸡,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几代下来,小地主就“和平崛起”变成大地主。

  如果生子如阿斗,牛也可能变成蛋,甚至连蛋也打了,那“败家子”地主就会堕落成为雇农或佃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破产的地主往往因为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境况之失败常常连雇农佃农都不如,最终甚至沦为流氓无赖,乃至蜕化为离经叛道巧取豪夺的暴民。

  3

  古代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粮食实际一直扮演着稳定货币的角色。土地的价格就与粮食产生紧密的关系。粮食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与发展,土地的重要性是绝对无可替代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跟土地矛盾往往是一回事。

  当土地过于集中,略类似基尼系数过大,即超级大地主增多,小地主迅速减少,失地的雇农和佃农难以与地主进行正常“商品交易”。这时,就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土地闲置,粮食生产降低,社会财富缩水,食品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暴民,爆发“土地革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人口迅速减少,大地主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一般,遭到灭顶之灾。

  经过战争这种“人类社会的左手”的自然调节,人与土地重新建立较为松弛的关系,土地矛盾消除,社会矛盾也随之消除,中国重新进入“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所谓“盛世”。这大概就是如同谶语一般的古代中国周期律。

  即使经过开垦处女地,短期时间内,可耕土地总面积大体仍是一个恆数。这个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个地主的土地必然就少,或者地主的数量减少。地主数量少到成为稀有物种时,它就失去安全屏障,该灭绝了。这与自然界的生物圈类似。所以地主的数量一般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合理范围内。

  在大多数时间,地主与雇农佃农数量比例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因土地的贫瘠肥沃,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社会格局。简单的说,大地主稀,小地主(自耕农、富裕地主)多,雇农和佃农也不少。和现在相比,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饲养那么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所以大多数农民事实上都是多少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保守而又现实的生活写照。如果查阅下资料,“二十亩”恰恰是古代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以户为单位,二十亩完全满足自耕能力,也可满足小康所需。

  土地不仅是一种资产,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天然银行。农民在一定时期出卖土地,然后在另外一个时期置买土地,这如同我们今天去银行存款取款一样正常。

  一次偶然机会,我意外发现了我家从宣统到民国年间、十来份发黄破损的地契和房契。每张内容各异,但清楚的展示了土地(房产)对家庭经济的命脉意义。比如婚、丧、病、起屋等,都需要不菲的支出,就可以出卖或典当三分或半亩土地,筹得相当的银子,以度过难关。勤俭持家,待到年景好转,如果同村某人银根紧,就可以再从某人处,置办七分或半亩的田地。因为不会异地置地,都是同村甚至邻居之间进行土地交易,通过中人(说合人和代书人)见证,双方签字画押,互相都公平公正、诚信可靠,而且也没有什么官府契税。

  我通过比对所有地契后还发现,我家数十年持有的土地,虽然在不同时期大小不等,但从来都拥有自己的田地。后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贫下中农”中的“下中农”(经济状况中下等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孤例,那么可见,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大多数也是自给(耕)自足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都在下降中,而没有土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严格说来,中国已经没有几家大地主,农田是分散在中小业主手中,70%以上的农田是由业主自耕的。”这跟当下的中国城市类似,大富豪毕竟是少数,个体私营小业主比较普遍,打工者也不少。根据广西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土改前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可见大多数农民是有土地的。比起当下中国社会来,其基尼系数和贫富悬殊简直不值一提。我想,这种事情实际应该是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很明显的一点,可以发现土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增值,不像钱存进银行在贬值,最后肥了银行。

  4

  从清朝进入民国,相对迅速崛起的城市,中国乡土农村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农民与土地,地主与雇农、佃农,基本“不知秦汉”,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依然故我。特别是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关中、关外、黄淮海平原、徽州等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男耕女织,民风淳朴,丰衣足食,古风犹存。

  沿海区域得近代西风之先,现代资本主义迅速萌芽,完全迥异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现代城市诞生了。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一新一旧,一洋一土,同时在中国有趣地并存。

  与资本主义同时进来的,还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输入国。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暴动失败后,转而将革命重点转向农村。

  在一些交通极为闭塞、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农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偏僻贫困山区,共产党通过发动雇农和佃农,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获得了一定的革命成果。赣西南的井冈山、豫东的南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原等地区,均陆续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日本的侵略使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对共产党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和检讨,更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对策。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战争机器已经借机坐大。在朝野内战中,共产党奇迹般获得迅速胜利,在大陆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历史悠久的农本主义进入新奇的共产党时期。

  共产党极为成功地通过动员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以“打土豪,分田地”推动社会的动荡,同时激发贫困“群众”的暴力欲望,有效地获得了革命所需的政治本钱和“战斗力”。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的土地并非是公有制,而恰恰相反是私有制的。 中国的革命正是建立在这种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数亿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也是中国的解放战争之所以能用少数兵力战胜多数兵力打赢三大战役的必备条件。正是几百万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支撑之下,用无数的牺牲和小车推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给了农民们胜利之后分取田地的最基本保证。

  “新中国”在古老的农民中国诞生,城市里的资本主义火苗被彻底扑灭。在中国所有的农村,以新出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为依托,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在这次运动中,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维持原始自治,或者被重新自然安排。而是按人口、以户(家庭)为单位,每个自然村对土地房产进行无条件平均分配。在这次土地财富大洗牌之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地主。

  这一举措自然招致那些几代经营才艰辛发家的老地主的愤怒。“天上掉馅饼”,也使得许多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意外获得土地这个“免费午餐”而喜出望外。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为每户农民都发放了由县长签字(章)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第一次以法律和国家的名义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加以厘清和明确,具体内容与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惯例保持一致。即重申:农民个人(家庭)对名下土地和房产(窑洞)等“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新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同样是真切的。对农民来说,土地是自己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它绝不仅是财产这么简单。特别是获得官方认可(土地证书)的情况下,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感更加真实。此举使新政权赢得了大多数传统农民的认可和信任。天时地利人和,随后的几年,全国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5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新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新政权陷入自身安全感的深深焦虑之中而不能自拔。作为新时期的利益受损群体,老地主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均进一步受到了新政权冷酷地迫害和清洗。乡土中国原始的社会生理机能同时遭遇到毁灭性打击。在揭发告密诬陷栽赃侮辱酷刑之中,传统士绅乡土文化和乡村自治精神被彻底摧毁。

  “斗地主”成为新中国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全民野蛮”。老地主的亲人也因为丧失人性的株连法则,被贬为共和国的贱民(“四类分子”)。“阶级成分”制度也使1949年以前的富裕中农开始了漫长的噩梦。

  土改之后两三年,因为急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新政府的原始积累,农业合作化在全国陆续大面积铺开。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小农模式,被政府强行以数户联合(小合作社)的合作生产所取代。先是强制农民入社,紧接着从小社(小合作社)到大社(数十户),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时,河南一些知识渊博与时俱进的农民宣布成立“人民公社”。毛万岁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名字,命令马上在全国强行推广。

  “人民公社”将各户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集中管理使用。农民以“军事化”的形式被人民公社强制支配劳动。人民公社进入大跃进阶段后,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并入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农民的人身自由基本被剥夺殆尽。农民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等等,均受到严格管制,无条件服从于人民公社的统一指挥和安排。

  在此,刚刚到手的土地被“集体化”,农民手中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旋即成为一张崭新的废纸。新政权对憨厚的农民玩了一手极为卑劣的“阳谋”。在新政府眼里,信用和诚意或许连狗屎都不如。

  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农民在这一天集体失去了土地,仓皇如同丧家犬,被逐入了“共产主义天堂”。虽然他们仍然在这片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上如牛马一般劳作,但土地跟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从此中国没有了地主。如果有,那也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定义的“集体”。失去土地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自我。全中国的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的雇农,最后沦为赤条条的奴隶。

  打麻雀、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浮夸风、反瞒产等一系列政府教唆的全民疯狂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报应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三年大饥荒”。无论官方承认不承认(官方将其轻描淡写为“三年自然灾害”),那绝对是中国农民最永远的伤疤,也绝对是共和国最惨烈的民族大悲剧。历史资料证明,官方征收“过头粮”应是悲剧的主要肇因。

  3000多万农民饿死在他们刀耕火种的土地上,饿死在军队荷枪守卫的国家粮库门口。在那个黑暗荒诞乃至邪恶的年代,人民公社的牲口倒奇迹般很少饿死,生产粮食的农民却被活活饿死,不说奴隶,农民其实连牲口都不如,至少牲口是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

  奴隶的命运与新版的雇农,这两种角色在毛万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年代交相辉映,这就是中国现代农民的真实形象。

  毛万岁奄奄一息之际,人民公社和这个不停折腾的国家一样,已经濒临崩溃破产的边缘。“小岗村”的一些农民冒着被官方逮捕枪毙的生命危险,蘸着自己的鲜血,秘密签订了一份民间契约——他们私自“租赁”了“集体土地”。这件可笑而酸楚的事件获得官方有良知人士的同情和默许,随后引发了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后来席卷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以户为单位承包(租赁)“集体土地”,给国家(不是集体)缴清“爱国粮”(租子)后,余下的归自己。

  中国农民的忍耐力常常是最令人扼腕的。从奴隶到雇农,再到佃农,即使这种从铁枷换成木枷的些微改善,农民就已经加额称庆了。是啊,在“庆父不死”的时候,除了苟活(像狗一样活着),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6

  仅仅20多年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城市死灰复燃,如今已如日中天。市场经济在这里大行其道,社会财富在剧烈地增值膨胀。人的解放即是社会的解放。人类社会财富并不体现在印钞机的功率上,最终只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土地是人类(其实也包括世间万物)所有财富的本源。土地是永远的、唯一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才值得人类为之奋斗。

  对人权,中国似乎没有这个理念传统(皇恩浩荡下只有普通老百姓而没有公民),而对产权则不同。在现阶段,产权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维权的核心目标。经过无数公民(比如“中国第一钉子户”)勇敢而又不懈地努力,中国城市居民在产权待遇方面明显走在中国农民前头。这使得每个城市公民都因此而受益,房屋产权使地产猛烈井喷。产权的伸张使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重新启蒙和觉醒。放眼未来,城市人越来越富足而自信。

  然而,在城市繁荣的背后,我们往往很少关注到农民被非法掠夺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民正遭遇到了当年美洲印第安人类似的厄运。城市借助这种非正义的农民土地产权虚化,将对农民土地的廉价非法掠夺做成既成事实,并得到法律的庇护。

  当中国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党的农村60条”组成人民公社时,土地的所有权并非国有和完全公有制。毛万岁认为,集体的土地并非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公有制,农村集体有权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出所有权处置的决定。国家也不应实行土地的国有化。但82年宪法的修改让所有的土地变成了公有制,连集体的土地也在各种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变成了农民集体说了不算的一种变相的国家公有制。当土地被国家用公有制的方式垄断之后,暴利就随着垄断而产生了。1979年的三资企业法让土地可以租赁和有偿使用了,1991年的55号令让土地可以有偿的出让了,1995年的《房地产管理法》让开发商只能在出让的土地上进行建设和盈利,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让土地成为了政府垄断供给的商品,土地的收入也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利不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发生了变化,也支撑着地方政府官员升官的乌纱梦。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前30年通过从农村掠夺是进行第一次原始积累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城市第二次通过对贫穷农民更彻底的抢劫,从而获得源源不断、充满血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通过规模不同、成本几乎为零、非正义的“圈地运动”,聚敛了不可思议的非法暴利。

  无数原住农民在中国这次城市化浪潮中,被无情地从自己的土地上暴力驱逐,家园被暴力摧毁。面对难以信任的共和国,他们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这种悲情如何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中国农民在30多年的被禁锢和被压榨后,已经彻底被割断了联结土地的脐带。被劫掠一空的农民已经沦为新时代的阿Q,通过赵本山们巧言令色地浅薄出卖,为和谐社会带来肉麻不经的餐桌噱头。中国农民又一次被政治集体割喉,似乎再也发不出自己生命的声音。在父辈留下来的土地上,他们默默啃着馒头,为资本家和新权贵建设金碧辉煌的和谐盛世。

  地主的儿子成了卑微的“雇农”,因为他的土地被“偷”走了。没有了土地的地主不叫地主,没有了土地的农民还叫农民(农民工)。农民失去土地,如同一个男人失去了命根子,他从此只会萎缩、卑微、贫穷、胆小、无力、丧失信心,一片宅心也将沦为他人的笑柄。

  农民可能还住在埋葬着祖先的土地上,却要被迫背井离乡。祖先的土地被连抢带骗去了,他的房子也没人承认是他的,法律不承认,国家不承认。国家在国家的土地上盖房子可以卖,而且卖出天价来;农民在自己(集体)的土地上盖房却不可以卖,哪怕卖得很厚道。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资本主义和权贵主义在这片土地上纵横捭阖,旋转着珠联璧合的双人舞,“无产”的农民或人仰马翻,或四散奔逃。正义和法律对他们总是那么昏聩吝啬高不可攀。不得不承认,中国农民正被日渐边缘化,沉沦为共和国的农奴。

  公民中国的阿凡达寓言作者:杜君立 2010-01-20 19:33: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民唐福珍在自己家的屋顶用点燃自己的方式照亮了共和国的国旗下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世界人权日刚过,一部寓言般的电影席卷中国,所到之处万人空巷——《阿凡达》用神话的方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票房奇迹。《阿凡达》在中国内地的票房达到76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23亿元),成为内地票房的新冠军,并有望成为内地首部票房过1亿美元的影片。电影《阿凡达》中,贪婪的人类为取得潘多拉星球的资源,开启了阿凡达计划,人类依靠先进的武器来到美丽如诗的潘多拉,对捍卫家园的纳美人展开暴力屠杀,最后纯朴的纳美人在鸟兽和退役军人杰克的帮助下赶走了强拆的人类。与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一样,想来无数中国人都会被这部荡气回肠的电影看得泪眼婆娑……当年苏联的斯大林为了“集体化”农民的粮食和土地,曾经出动过坦克大炮去“说服”“思想落后”的农民。但对于当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类来说,野蛮的暴力强拆的确是一件超乎想象力的事情,也就是在外星球和中国才有可能天天发生。

  著名导演小川绅介曾经用7部纪录片的黑白影像,记录下日本千叶县三里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而让他们迁移的抗争。热田在《热田照的故事——三里冢斗争史》中说:“虽然他们像虫子一样对待百姓,但我在心情上没有输,只要我和爷爷住在这里,成田机场就决不会完工。”热田家正好地处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该跑道至2007年也没能动工。直到2007年,迫使东京成田机场同意夜间不起降的几户人家还坚持住在机场里面。从196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与政府和机场斗争了40年。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记录片里的这些影像,已变成活着的人和历史。

  国土资源部副总督察甘藏春日前表示,去年1至11月,全国共发现61300件违法用地,涉及土地面积422000亩,而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案件主角。与此相呼应的是,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卖地已经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或超过五成。在土地暴利的指引下,政府主导的暴力拆迁在过去一年制造数不清的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公民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也上演了无数可敬可叹的大悲剧和小悲剧。面对上海闵行政府的强拆,公民潘蓉奋力抗拒,上演了一场一个弱女子用燃烧瓶跟政府铲车和高压消防水枪对决的拆迁大战。

  在江苏省宿迁市,被拆迁户王春勇刀砍拆迁人员,造成1死6伤。同是宿迁市,拆迁办雇佣地痞流氓殴打逼迫锦绣江南小区拆迁户签字,“这伙人天天来,夜里也来。砸门,用胶水堵门的钥匙孔。泼油漆。恐吓姓王的家要求在拆迁条约上签字。多次打骂该家人,连70高龄的老太太都不放过,把腿都打断了,今天来他们还带了刀具。”拆迁户王四兄弟两人被打之急,夺刀反抗,致3死多伤。江苏盐城市亭湖区耿伙村村民徐广军面对暴力强拆,也想用抵抗:“当时,我听到家里叫‘救命’,拿了两把刀出来,没管用,被他们打得头上、嘴上都是血,浑身打得都是伤。”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月塘村3位农民由于抗拒强拆被判刑。村民们说,去年动工的东莞生态园,要在月塘村征地3000亩,65000元一亩,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由于政府给的价格过低,遭到村民拒绝。村民的抵制很快遭到官方暴力镇压。著名维权人士汪海洋说:“他们把古凤莲拉到高速路上,打得头破血流。把那个谁,也是这样,拉到车上,踹呀、跺呀,结果打得这个当事人惨不忍睹,叫他们‘饶命’、‘救命’。”而官方给出的判决书却说,村民们手持刀具、锄头、铁铲、竹竿、石块、砖头对执法人员进行殴打,造成执法人员、公安民警、治安队员3人轻伤、44人轻微伤。最近在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阻止强拆而自焚的成都女子唐福珍尸骨未寒,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公民席新柱面对村委会的强制腾退慨然自焚。即使悲壮的自焚,也丝毫没能挡住暴力强权在利益引诱下强拆的步伐,席新柱家和唐福珍家一样,很快就成为废墟。在此之前,青岛胶州市公民张霞用自焚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院对一家属楼进行强制拆迁时,屋主王娜被逼自焚。再早的2003年,南京公民翁彪以自焚的绝望方式抗议野蛮的拆迁。这是媒体报道的第一起因拆迁造成轰动全国的血案。翁彪自焚不到一月,曾多次上访无效的被拆迁者、安徽青阳县蓉城镇城西村村民朱正亮在北京自焚。云南省曲靖市政府在“以大拆迁促进大建设,以大建设促进大变样,以大变样促进大发展”运动中,29岁的数学教师岳喜有为了保护家人,在拆迁现场被围殴致死,成为2009年中国拆迁案中的又一具人体标本。3名行凶的拆迁工人被官方逮捕,他们也是曲靖附近村子贫穷的农民。现在正是冬闲,这次拆迁包工头从当地劳务市场现招的工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干一天活的收入是70元,主犯张某某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

  辽宁本溪的张剑刺死强拆房屋者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处刑3年缓刑5年,本溪中院作出张剑杀人有罪但不担责的这一充满艺术性的判决,为争议画上句号,这一判决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杀人,而是强调一个法治原则:公民有保护自己合法财产不受暴力侵犯的权利。本案同时被称为中国的“亨利·史威特案”。1926年美国黑人亨利·史威特枪杀骚扰其住宅的白人,最后被无罪判决,一举确立美国住宅不受侵害以及公民在家中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法律准则。有论者称,张剑一案应奠定中国公民私权利法律保障的基础。张剑一案给那些无视国家法律、罔顾公民私权利的暴力拆迁敲警钟:私闯民宅,胡作非为,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这种看法无疑有些过于乐观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尽管张剑用挥刀刺人的非常方式,保护了自己的权益,还获得房产商50万元赔偿。但和张剑比邻而居的一些人,他们“被野蛮拆迁的暴徒打得血肉模糊的照片摆了一床”。这说明,“张剑案”,或许如同邓玉娇案一样,只能是一个幸运的个案。重庆奉节六旬老人陈茂国为保卫自家房屋不被强拆,爬到一棵15米高的桉树上“安营扎寨”,吃喝拉撒全在空中进行,苦苦抗争3个多月。最终官方用“许诺”将其骗下树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予以逮捕。

  在楼市高烧不退和政府土地财政的双重蛊惑下,“暴力拆迁”所制造的房地产战争成为近年来中国的一种典型社会现象,制造了和平时期难以数计的灾难、悲剧和难民。作为政府第一打工仔的开发商一旦与被拆迁户谈不拢,就动刀动枪,把屋主整走,把房子夷为平地。如果户主反抗,轻则受皮肉之苦,重则丧命。虽然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刑法中也有“非法侵入住宅罪”,但暴力拆迁的“非法侵入住宅”行为被真正入罪的可谓微乎其微。这是中国公民面对法律最大的失望。实际上,地方政府是完全越过《物权法》而直接将唐福珍们的房屋夷为平地的,无论利益层面还是暴力层面上,强势的地方政府与失去法律保障的普通民众在这场博弈中战无不胜。对公民张剑来说,与其说他执行的是中国法律,不如说是自然法:“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自然法是人类基于基本良知的与生俱来的法律,不需要经过官方和国家的同意,它是一直存在的。自然法作为一种常识大于一切基于政治层面的所谓国家法和明文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都是自然法,一切政治层面的法律只有合乎自然法才是有效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和非法的。国家宪法作为根本法,其实就是自然法的文本体现。只是现实是如此吊诡,当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手持宪法被迫害致死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自然法。公民邓玉娇同样也是依靠自然法保护了自己,尽管她后来被官方判处有罪(以精神病为由暂缓执行),只能说明官方的审判是多么非法——另一个和邓贵大一起强奸邓玉娇的从犯黄智勇竟然未受任何追究。在国家法律失去权威性和公正性时,自然法将成为一个还未丧失文明的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律。崔英杰、杨佳、张剑和邓玉娇他们都是基于自然法而对非法暴力的合法反抗。同样,《阿凡达》中,面对人类的暴力强拆,纳美人的行为也是基于自然法的一种合理反抗。正义在纳美人一方,而不是在强大的人类这里。

  作为国家的对应物,公民力量在中国正在艰难地成长。另一方面,依靠军队和警察,官方一直保持着针对民间权利诉求的强大压力,用“老百姓”这个矮化词语,刻意消解公民的权利意识。针对暴力事件的频发,官方逐渐退出与公民的直接对抗,而是采取以穷人对付穷人的渔利策略:带有一种流氓地痞色彩的的民兵组织,“城管执法”在近年来充当了打击公民力量的鹰犬打手和急先锋。最近的夏俊峰事件在网上引发关注:去年5月16日辽宁沈阳的小摊贩夏俊峰被城管队员申凯和张旭东抓到执法队遭到残酷殴打。夏俊峰被被迫用切香肠的折叠刀刺死2名行凶者。11月沈阳中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附带民事赔偿65万元。这是崔英杰事件的重演。无论夏俊峰还是申凯张旭东,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这种暴力相煎势必增加穷人之间的互相仇视。在云南岳喜有强拆惨案中,3名被捕的拆迁者只是被临时雇来的农民工。

  在《阿凡达》中,人类面对自己的暴行和纳美人的痛苦流露出人性的罪恶感,一些人毅然加入到维护纳美人正义斗争的行动中,甚至杰克还领导着纳美人抗争。这体现了人性之中善与恶的分裂和斗争。罗素在《论中国人的性格》中指出,中国人是最爱钱的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为了钱出卖自由和尊严,为了获得金钱和权势,他们会极力地迎合讨好权势,甚至不惜作恶。针对正义公民力量的邪恶暴力正是来自于这些强权豢养的走狗们的卖命。他们为了肮脏的金钱和权势的青睐,不惜为虎作伥出卖良知。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将这种现象称为“平庸的邪恶”——不经任何思考的服从和做恶。在这种平庸的邪恶中,“五毛”只是其中最可怜的一种。而大量的城管、警察、记者和网站编辑或故意或无意地充当了罪恶的帮凶,一起窒息着公民中国的呼吸。在唐福珍惨案中,整个强拆的过程,周围一直都有很多围观者,他们都冷漠地站在那里没有人愿意说句话、没有人打算站出来,给被拆迁的受害人一点点帮助,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支持。在拆迁者中,没有一个人良心发显认为自己在犯罪,更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是自己杀了无辜的唐福珍。这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的冷漠、是非不辨丧尽天良的看热闹心态、毫无正义感和罪恶感的自私猥琐,就是平庸的邪恶,对违背人类良知的罪恶来说,服从邪恶与支持邪恶没有什么区别。没有质疑和思考的平庸才是我们这个不幸社会现状和民族精神的阴暗写照。基于正义力量的自然法和自由思想在中国皇权专制的阉割之下几乎已经在中国完全消亡。在70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中,随便几个日本兵便能押解上千个既不反抗也不挣脱的中国人走向屠场;在4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数千万饿死鬼没有一个人敢在饿死之前杀掉生产队的牛砸开官方的粮库;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我们只能苟延残喘忍受到始作俑者寿终正寝才得到解脱……

  1月11日,江苏兴化市公民王云在“进去反映问题”时遭到市政府的一群门卫殴打,官方对此解释为“事情不大”。1月12日下午,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说:“跪下,否则我毙了你”。他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对两个公民郭永华和郭永志执行了枪决。官方事后的解释反复变化:从“没有经验”到“暴力袭警”、“酒后滋事”……同时,当地政府用70万元救济款补偿死者家属。据《广州日报》报道,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日前在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将14位公职人员的电话号码转卖他人,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中,公职人员的电话号码属于个人信息,也只有公职人员才配享受公民权利。

  如果说强拆造成的家破人亡为我们带来了无数坟墓上带血的豪宅和道路的话,那么矿难则让我们以夜景工程的名义肆意挥霍国家电网的血电。在这个全民致富的国家,生命与财富相比,往往显得无足轻重。2009年,我们继续享受着带血的煤炭为这个国家提供的黑色能源。2008年有9.1万中国公民死于矿难。2009年上半年,死亡36370人。下半年,官方以安全隐患为由,将无数温州煤矿主予以“强拆”。在一片国进民退的叹息中,这些“暴发户”并没赢得多少同情。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矿难基本被国有一家垄断:9月8日,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华四矿井下瓦斯爆炸,79人死亡。11月21日,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108人遇难。鹤岗矿难也刷新了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矿难纪录。中国国家电视台一直对美军在伊伤亡人数兴趣浓厚,如果按各方提供的数据统计,自2003年3月伊战爆发以来,驻伊美军阵亡人数与中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一直按1:7的比例产生(分别以美联社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公布的数据为准,瞒报的不计入)。中国矿工在为中国经济机器的全速运转付出沉重代价。这种带血的GDP恰恰是中国官方考核官吏的主要政绩,所以,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得有一个人用生命来祭奠。

  中国的2 009年,房子、矿石、汽车继续包揽了杀人比赛前3甲的桂冠。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长,中国人正在逐步向美国人进化,成为半人半车的怪物。另一方面,从来不受制约的官方在公车采购方面的花费每年就近千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0多个亿,“官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豪华。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最拥挤的10大城市”的半壁江山。城市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汽车排出的黑烟,冒着被呼啸而过的汽车轧死的危险,忍受着被囚禁在马路上的无奈,消费着全世界最贵的油价。为了官轿和汽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大肆修建如同飞机场一般宽阔的马路,和如同云霄飞车般的立交桥,却将自行车道和无污染的电动车予以坚决取缔。因为堵车,人们将大量的时间献给了汽车,而不是给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10年前,北京就荣膺“世界首堵”雅号,而当时北京汽车拥有量还不到30万辆,每百人仅有2辆汽车。如今北京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汽车拥有量超过400万辆,约每4人拥有一辆汽车。不论汽车拥有量还是汽车杀人量,中国许多一二线城市都已超英赶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普遍地开车上瘾恋车成癖,“爱车”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遍最快捷的杀人武器。郑州的形象大道中州路去年曾经创造了连续7天日毙一命的吉尼斯纪录。2009年,中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000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超过9个亿。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发生的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2003年的非典瘟疫造成349人死亡,中国社会就一片风声鹤唳,而超过非典近20倍的街头横死却让人们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在此,我们应当对兰州七旬老人阎政平先生肃然起敬。当一个国家的明文法律无法保护我们的生命时,我们不应当坐以待毙,而应当依靠人类天赋的自然法,对一切违反正义的行为进行制裁,砸车只是其中一种。面对非法的暴力,每个公民都不应当放弃自己行使正义暴力的权利。

  仅仅7年前,无数官方的收容机构还在如同索马里海盗一般,以法律的名义干着绑票勒索的行径和勾当,直到公民孙志刚被“撕票”,这种针对底层外出打工者的罪恶才引起中国公民们的愤怒,令官方以匆匆取消收容条例狼狈收场。据统计,2006年深圳市500多万人口中,外来人口有400多万,一个暂住证一年的管理费是360元,关外240元,深圳市政府平均每年敛聚非法收入达10多亿。上海市每年向每个外来人口收取600元的管理费,非法收入在10~20亿元。北京以暂住证的名义所勒索的赎金每年大约为12亿元,臭名昭著的昌平黑砂场一度成为许多无辜人质被关押强迫劳役的集中营。当台湾公民将小偷总统陈水扁送上被告席时,当香港公民为选举权而抗争时,中国公民还在为正当而卑微的生存权而挣扎:面对官方的非法的“钓鱼执法”,公民孙中界只能用断指自证清白;面对官方的虚假症断,公民张海超只能“开胸验肺”;面对官方非法的暴力强拆,公民唐福珍只能以自焚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尊严……这种“身体维权”之悲壮正如国歌所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就是中国的公民现状,这就是中国的公民力量,虽然悲情,虽然卑微,但是人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相信正义。

  公民力量的原子化状态是公民无力的最根本原因。官方对民间自发组织和NGO是极度不信任和警惕的。民众集会游行抗议被官方回避为“群体性事件”,罢工被官方避讳为“停工”,骚乱被提升为“暴乱”……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日益严酷,一切真相信息都成为最高国家机密。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不过是两个说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中国公民在官方眼里,都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真相的中国,更像一个巨大的疯人院,不是手拿注射器和绳索的医生,就是幸福的白痴和挣扎的疯子。尽管仍无法摆脱来自官方的压力,来源于民众自发性的互联网平台正逐渐成为中国公民力量成长的新阵地,扮演起正义陪审团的社会角色,公民在这里启蒙、了解真相、呼吁或抗议、互相声援和支持……信奉“不做恶”的谷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出即将“退出中国”的小道消息。公民王帅在网上发帖揭露家乡河南省灵宝市政府违法征地,被灵宝警方跨省抓走拘留了8天。其家人与政府达成协议砍了自家的果树,警方才以“证据不足”的借口,将王帅作了取保候审。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等三位公民在网上发帖揭露“严晓玲案”,被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以“涉嫌诬告陷害”逮捕……这种“国家公敌”的“拍案惊奇”以后还会更多,官方依靠组织的强大和对法律、暴力、舆论的绝对控制,对乌合之众的公民群体依然保持绝对胜算,但正义自在人心,基于自然法的公民力量仍将不屈不挠地抗争和生长。刚刚发生的海地地震中,有8名中国维和警察遇难,中国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甚至封了长安街为遗体送行。而去年艾*未未和一些公民自发地寻找512地震遇难儿童的名字,却遭到了官方层层阻挠和暴力打压。

  人类的政治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国家结束了所有的神权(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与国家成为契约双方:人民作为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公民,国家提供并保证一个良好文明的社会秩序,以法律、公务员、警察和军队,来防止和惩罚坏人绑架、强暴、抢劫、杀戮和胡作非为。国家的合法权力来源于公民授权,如果国家将暴力作为权力来源,将公民剥夺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老百姓”,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巨型犯罪集团: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国家严厉控制,不能批评政府,人民带着恐惧回家,新闻要接受检查,真相被隐蔽,法律不帮助受伤害的人民,家园被暴力强拆,官吏作恶不受惩罚,政府忙于镇压,凌晨4点门被砸开,当着尖叫的孩子面抓走他们的父母……

  不久前,日本西松公司与二战被掳中国劳工达成和解,西松公司向劳工方面谢罪并承诺修建纪念碑,同时支付2.5亿日元和解金。1944年,360名中国劳工被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发电站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直至日本战败,其中29名劳工被折磨致死或死在返回中国的轮船上。1998年,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公司进行赔偿。中国劳工在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败诉的情况下,西松公司主动请求并于2009年10月与起诉中国劳工达成和解。《阿凡达》是一个寓言,告诉每个中国公民什么叫正义,什么叫自然法,它告诉每个中国公民不畏强权不做恶。这样一部启蒙寓言无疑会触怒许多宫廷深处那些杯弓蛇影的阴谋权力者。和去年感动了无数中国草根公民的《蜗居》一样厄运,《阿凡达》“紧急停映”的消息或许不是空穴来风,毕竟这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

  反偶像时代的草根精神作者:杜君立 2010-1-19 17:11:18 发表于:博客中国

  当毛万岁在挂着自己头像的天安门城楼上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都跪了下去——中国进入一个没有皇帝但有“万岁”的偶像时代。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毛主席万岁”成为每个中国人日常用语和儿童的启蒙汉字,《东方红》成为国歌,毛的头像成为无处不在的新图腾,“红宝书”成为中国的“圣经”(区别是耶稣没有获得一亿多人民币的稿费),“语录歌”成为中国唯一的音乐,韶山成为中国的麦加。偶像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盛世之际,毛万岁的钦定旗手林彪的反水敲响了偶像时代的丧钟。当一个“人造神”变成一具福尔马林填充的尸体时,一个后偶像时代在中国拉开帷幕:“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人类的天赋使地球越来越小,人们终于发现地球只是宇宙的一颗尘埃。在后偶像时代,中国人从万岁的草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柏林墙终于被历史和正义推倒了。世界越来越平,互联网革命终于为人类打通任督二脉。在一个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都成为地球公民。我们会为每一个生命的失去而悲伤,我们会为每一个虚伪和罪恶而羞耻。中国正走进普世文明的阳光下。一个公民时代正在中国蓬蓬勃勃曲曲折折地生长,人格力量在每个充满活力和正义的人身上闪闪发光,无处不在的草根精神将我们带入一个反偶像时代。反偶像时代的标志是解构主义的兴起,偶像从此成了呕像——呕吐的对象。当周星驰和超女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草根狂欢时,多少习惯于吹捧和自我吹捧的偶像主义者无不感到恐惧和伤感。“全国人民学xxx”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上帝的中国,谁能有“号召人民”的资格和力量。在一个反偶像时代里,只有无数如流云般时聚时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名字叫粉丝。所谓的“偶像”,只是一群粉丝的一次性消费品。批判精神打开了人类的启蒙,所有的偶像主义者都会成为质疑的对象。善于绣花剪纸包饺子的假假和善于抱着孩子流泪的秀秀成为全世界最虚伪最荒诞的笑料。在伪善的中国,一切自我标榜的偶像都被耻笑为道貌岸然虚情假意和恬不知耻,余秋雨成为余含泪,王兆山成为王做鬼,易中天于丹不过是超男超女,教授成为叫兽,专家成为砖家……一个扁平化的中国,人们更加勇敢和独立,不再信任一切强加的权威和权势。毛万岁用消灭知识消灭文化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智的偶像时代,而字节化传播的反偶像时代,知识和文化成为最廉价最普遍的东西,常识正在逐渐回归,娱乐颠覆了一切圣神。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庸时代,没有人比别人更加不平庸。在反偶像时代,社会越来越世俗,生活越来越平庸。失去偶像的世界,只剩下少数精英和反精英,以及芸芸草根。精英代替偶像形成新的权势,甘于平庸的草根拜服于精英,不甘平庸的草根成为反精英的拥趸。草根精神代替英雄主义和精英主义成为新时代的最高理念。在西方,从昔日的猫王、列侬、杰克逊到今日奥巴马,无不体现了一种草根精神和反精英主义。中国正在从后偶像时代向反偶像时代转换。老迈僵化的官方依然停留在偶像(形象、模范、榜样)时代,经常试图以树立一种偶像来征服大众。当官方用总理含泪、书记步行、省长微服应聘和部长喝牛奶之类的“领导亲自把屎拉”的所谓偶像新闻来蛊惑民众时,草根们只能用讽刺和嘲弄来解构这种虚伪和反智。充满活力的草根精神在民间如春草般茁壮成长,民间已经率先进入反偶像时代,一切假仁假义道貌岸然在民间都遭到嘲笑和解构。山寨文化的崛起体现了民间力量的健康成长。这种山寨文化不仅是反偶像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也是一种拒绝体制招安的草根文化。芙蓉姐姐是中国反偶像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她以真诚的自信和拙劣的可笑成为当下中国的另类标杆。她的存在,让一切虚情假意矫揉造作都变得可耻可笑,使一切严肃正经自卑自贱都变得毫无必要。她以不伤害他人也不伤害自己的方式,使每一个正常的聪明人都感到可爱又可笑,却使许多假正经和自卑者变得怒不可遏。为好大喜功的官方粉刷完奥运和阅兵两个偶像工程之后,张艺谋又糟蹋了一回美国的草根精神——科恩兄弟的电影《血迷宫》成了中国的小品《三枪拍案惊奇》。精英分子张艺谋用芙蓉姐姐来为自己《三枪》的拙劣矫饰时,显然他找错了借口。张艺谋作为模范官方的精英分子,除过《活着》,他几乎从来就不是草根。偶像情结导致《英雄》中“李连杰”为强权而自杀。在精英张艺谋的眼中,偶像和精英才是主题,而草根是可笑不经的。2009年,“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和“草泥马”成为中国反偶像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象征着民间草根精神的日趋成熟,而“草泥马”则成为对精英文化的最尖锐批判。与此同时,芙蓉姐姐获得“2009年中国互联网经济领袖论坛”个人网站奖项,并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大讲堂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主题演讲。芙蓉姐姐的登堂入室并不是偶像时代的招安,而是反偶像时代的进步;也不是精英分子对草根的认可,而是草根精神的自治和崛起。

  中国房术的生死时速作者:杜君立 2010-03-21 00:58:34 发表于:博客中国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雅普雅岛上,生活着一群土著,自诩永远正确光荣伟大的国王说:“我们岛上的居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政府也严格执行人民的意志。要决定任何重大问题的时候,我只听金喇叭的声音,就知道人民的意志了。”开会那天,全身珠光宝气、熏香四溢的“四个代表”乘着镶满珠宝的轿子来到王宫。他们刚在丝绒座位上落座,仆人们就摇动孔雀羽毛扇子替他们扇凉。而王宫外面,是无数赤条条的“普通老百姓”——要是不把他们屁股上的遮羞布算上的话。庄严隆重的代表大会上,每一个方案只要有利于“四个代表”,金喇叭就响起来,表示支持;要是不利于“四个代表”,金喇叭就沉默,表示反对。国王通过“招拍挂”“公平公开”出卖代表话语权的金喇叭,只有巧取豪夺的这四个代表才买得起金喇叭。国王说:“其余那些普通老百姓只不过是些干活的粗人罢了。”

  这就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奎恩为人们描绘的“金喇叭民主”——政治在雅普雅岛成为了权势阶层垄断公平、制造不公的合法机会,成了富人自我利益合法化的政治平台,成了徇私舞弊、绑架社会的政治工具。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是玩弄权术的伎俩。梭罗一直认为政治就是权术的代名词。在去政治化的中国,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已经为经济所代替,或者说,经济就是政治,金钱就是权术。当下中国最大的权术叫房术,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已经与自己没有关系的房价,听到的却是“调控”的美丽谎言。

  很久很久以后,一场官商如云美女如雨低智加走秀的金喇叭大会在一个消费者权益日前曲终人散,官吏群体和明星巨富们带着从“普通老百姓”那里弄来的免费笔记本电脑满载而归,我们的国王继续神采飞扬地吟诵着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诗句,卖弄着“公平”、“正义”、“尊严”等的专业术语,“本届政府有决心在任期内使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番精彩得体的台词惹得众媚体的裤裆一片湿润。王宫外面,除过一个文笔赛过贾平凹的韩局长的“房术”日记与兽兽门交相辉映,被传为一时佳话,主旋律依然是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地王”,唯一的“不和谐”是公民王翠云被暴力拆迁者“不慎”活埋。

  房术的颠狂

  2010年3月15日,对房地产来说,这一天,你我都不是消费者,但我们都是纳税人。北京一天之内拍卖了6块土地,创造了两个天价(52.4亿元)地王,也创下了3万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纪录。被纳税人供养的、自诩为“太子”(共和国长子)的央企成为这场地王争夺战的蝉联冠军。据官方资料,136家央企中70%以上涉及房地产,而房地产也已成央企主要利润来源。在“太子”面前,地产牛人任志强折戟沉沙,同病相怜的潘石屹揶揄道:“此前我劝任志强不要去参加大望京一号地的拍卖,争不过人家。任总一意孤行,缴了几亿元的保证金去参加,据说举牌举到一万多元每平方米,就再不敢举了。不是花钱买地,真是花钱买丢人。”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北京市房价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幅度,四环路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首次突破3万元/平方米,六环路外的房价也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而同期的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头两个月共为5335元。据此推算,一个普通的两口之家年收入大约在6万元左右,按照目前的价格要在六环外买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不吃不喝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央视的老愤青白岩松嘲讽道。“其实在北京也好,或者说是上海也好,对于普通的,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老百姓来说,当房价超过1.5万元之后,其实涨不涨跟大家没关系了,大家的注意力恐怕不再关注,你说3万元涨到4万元有什么区别,反正买不起。”许多高官(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和南京市市长)也假惺惺地公开宣称,(如果不贪污腐败的话,)以自己的工资水平很难买得起房。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不需要从房地产市场中买房的,他们几乎是免费分房。

  去年一项调查显示,85%的城市居民买不起房。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近日毫不讳言地宣布,普通购房者已被中国房地产彻底抛弃。尽管官方义正辞严的调控政策不断出台,但对无数来自各行各业、准备大捞一笔横财的开发企业来说,中国今年房地产市场仍然钱景光明。面对未来,中国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宣称:“未来20年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2.8%,占全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2%。全年房地产成交量近9.4亿平方米,估算均价约4695元/平方米,年房价涨幅24%,平均每平方米上涨813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全国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额达6万亿元。上海、深圳和北京位居房价涨幅前三甲,同比分别上涨27.56%、18.32%和16.38%。

  房术的代价

  与房地产价量齐升相对应的是空置率的继续攀升。-份网上盛传的中国社科院城调队的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国闲置房共有6540万套间,在建房有1250万套间,如果以每套间3人居住的话,闲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可供2.6亿人口居住。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为5.5亿,假设这个7790万套的一半投向市场就可以供1.3亿人口使用。以目前中国房地产每年1000万套的在建速度,到2013年,我国的剩余房将达到1.1亿套住宅。即使不提类似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这样的“空城计”、“幽灵城”,就以苏州市为例,仅工业园区、高新区、吴中区和相城区4区中,每月用电为零的住宅就有25万多户。如果我们随意看看身边那些已经建成交房的新建小区,就会发现安装了空调和窗帘的房间屈指可数,到了晚上,这些小区形同鬼城。许多物业公司因为难以收到物业费而叫苦不迭。比住宅楼空置更严重的是商业地产。据全球不良资产解决方案公司总裁罗德曼估计,北京商用房产空置率可能高达约50%。据仲量联行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央商务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已达35%,创造了北京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房地产从现象上看不是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房地产的空置率达到10%,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有人估计,目前中国的“商品房空置率”应该在30%左右。而美国商品房空置率约为7%,香港为3%~4%。一般公认的当空置率警戒线为10%。超过10%时,就处于危险的泡沫状态。房地产的疯狂使中国大国崛起地迅速超越美国,成为蹂躏地球的排放冠军和污染大户。研究表明,地球70%的温室效应来自于房地产及相关领域。连续最近10几年来,中国钢铁和水泥产量和消耗量一直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其中绝大部分被用来盖房子。2008年全国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平均1个中国人1年就要消耗1吨水泥。钢铁和水泥行业都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目前中国建筑行业的总能耗已经占到整个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每年新屋建设量也占世界60%以上,而中国只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只占全世界的7%左右。

  对于中国房价涨幅的居高不下,很多人将其归结为中国政府的土地供应行政制度、垄断性的卖地体制、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以及房屋的持有成本过低。事实上,即使在王宫会议上,梁季阳代表的金喇叭也吹得极其激烈:“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日益走高的土地出让金、政府税务部门和各有关部门对房地产项目征收的其他税费,以及要求房地产商承担的公共配套项目,是推动房价上升的最重要的构成性因素。有研究表明,政府的出让金、税收和各种收费,占城镇住宅房价的一半,甚至更多。而随着房价的拔升,建筑成本在房价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低,甚至低到一成左右。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理查兹是中国地产“泡沫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中国地产是比迪拜大一千倍的泡沫,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财富配置严重不当,甚至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自称中国地产三剑客的牛刀、曹海建、时寒冰也坚持泡沫论,他们以网络为主阵地,不遗余力地杯葛中国房术的非理性、非道德和反正义,甚至出版了《向高房价宣战》一书。如果再加上叶檀的《房地产战争》一书,那么可以看到目前的中国房术已经被许多人视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战争。

  房术的推手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所以你无法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解释它暧昧诡异的发展路径。对中国房地产来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市场,却有真正的政治。据官方资料显示,1992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为1万多亿元,而最近10年来的中国土地出让总收入则达6.9万亿,为上一个10年土地收入的6倍有余。这10年的中国人均住房开支每年增长达27%,是人均GDP增长的将近3倍。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达1.6万亿,同比增加63.4%。200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过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61%,而在2006年,这个比例则到了50.92%。可以说,这10年来,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依靠玩弄房术的“土地财政”。

  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即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或者说,就是土地使用者提前70年向地主(政府)缴清地租。从道理上说,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因为每届政府为5年(连任为10年),所以地方领导决策的出发点和边界一般都比较短视。现在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将70年的收益全部收入囊中,等于占了后面若干届政府财政的便宜。这也是地方政府强烈反对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根本原因。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45%。根据国外经验,城镇化率到2020年中国达到70%左右时就会稳定下来,建设用地需求急剧萎缩。也就是说,土地财政的好光景或许还能再吃上10年时间。

  土地财政的根源可以远溯到1994年朱镕基内阁推动“强干弱支”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后,中央将财权多有上收,将事权多有下放。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0:50,但支出的比重却为25:75。地方财政巨大的支出缺口,一靠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一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前者导致了强拆强占、贱买贵卖的“土地财政”,后者产生了跑步进京、数不清的“驻京办”。如果说胡温时代房价飞涨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那么土地财政的根源则在于江朱时代分税制造成的地方政府财务困境。分税制发轫之初,曾引发地方公务员大面积流失,即“停薪留职”和“下海经商”热潮。但随着土地财源的开发和输血,公务员迅速回潮,重新成为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黑领群体。土地财政以远远超出GDP增长数倍的几何倍数直线窜升,政府金库获得源源不断无本万利的“预算外”巨额资金。除过基本的政府开支,胡温一届的地方政府成为有史以来最阔绰大方和奢侈无度的土豪劣绅。这种寅吃卯粮的土地财政如同毒品一样,暂时掩盖了分税制造成的经济弊端,制造出一片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与繁华。

  房术的切割

  在地方税收杯水车薪捉襟见肘的困境中,土地成为地方财政的救命稻草,而房地产就是地方政府的一棵摇钱树。因为工业基础参差不一,许多地方政府针对制造加工业的招商产生困难,这导致税源严重不足,而相对技术要求较低、招商也容易的房地产投资商却能在很短时间里,迅速提高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给政府进行饱和输血。据说2009年最流行的汉字是“拆”字,一边拆一边建,这就是所谓的吃屎GDP。公民唐福珍以自焚抗议这个席卷全国的推土机暴政。在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纵容下,投机资金和热钱黑金都流入房地产、豪华轿车、珠宝等奢侈品领域,高档消费品持续热销,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过去的一年几乎翻了一番。与此相反的是国内日用品销售始终低迷,缺乏社会保障的绝大多数体制外民众在高房价的盘剥挤压下更加阮囊羞涩不敢花钱。

  房价上涨对投资客来说无疑具有明显的财富效应,但对于大多数新购房或未购房的普通收入民众来说,高房价形成挤出消费的负效应。低收入的“蚁族”、“房奴”为了“蜗居”为了月供而节衣缩食,几乎丧失消费能力。即使对于拥有多套住房的炒房客来说,他们也往往将大量收入投入炒房,减少消费的同时推高房价。这场疯狂的房地产战争直接颠覆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导致社会穷富差距继续拉大。过高的房价摧毁了穷人的安居希望,使一般收入者因为住房而负债沉重,从而抑制正常生活开支。当然,也使富人通过房地产投资而获得资产性收入的急剧扩张。在这一场博弈中,除过个别投资受益者,大多数人都将陷入减少消费的困境,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国内需求的萎靡不振。最后形成一种畸形的没有健康消费的社会,穷人无力消费,富人只会挥霍浪费,而不懂真正消费。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储蓄率迅速上升和消费比例迅速下降的时间是在1999年以后出现的。1999年以前的国内消费占需求结构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1999年至2007年间国内消费从50%下降到4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约1.5个百分点。同样,1999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下,基本上稳定在37%上下。但1999年以后迅速上升,从1999年的36.8%上升到2007年51%。与此相对应的是1998年之前,全国住宅销售收入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一直为5%左右,1998年以后迅速上升到15%以上,2009年该比例达到了36.8%。2009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2.53万亿人民币,对GDP的贡献达到52.5%,但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所产生的消费比重却微不足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指出,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除去约30%的建筑成本,那么房改后的这10年中间,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掠夺走了至少10万亿财富。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衡。

  在房地产对社会消费强烈挤压的同时,中国劳动者因为收入低下和缺乏保障,导致真实的消费力一直徘徊不前,难以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仅为11277元人民币。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仅没有几个像样的国际品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仅仅相当于2千万人口的韩国,还不到美国消费市场的8%。在中国,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处处受到歧视和刁难的收破烂的农民,每收购10公斤废纸才赚1元钱。与此相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资产超过1.5亿美金的富人数量5年来翻了10倍,超过1000人。中国100万美元资产家庭数已位居全球第三,超过40多万户。财富向少数特权阶层集中的趋势继续在加快。

  发展的困境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消费出现明显萎缩,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中国出口经济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出口萎缩引发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关门倒闭,为出口加工企业配套的服务业下滑,相关行业的人们就业率下降,整体收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低端低技术低人权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积累为主,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进入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技术低能耗的后资本主义阶段。比如微软在2007财年收入超过600亿美元,利润超过170亿美元。 而这些利润仅仅通过9万多人在类似于学校的写字楼中就可以完成。几乎不需要任何生产设备,也不需要什么交通工具。反过来,中国生产数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波音飞机。这数亿件衬衫的原料、加工和出口就需要数十万人的辛勤工作,更需要规模巨大的生产厂房、配套的生活设施、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等,同时还需要水、电、气等各种配套设施的支持。

  因为缺乏自身消费市场的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于对全球消费市场的严重依赖。当其他国家展开更廉价的生产竞争或者贸易壁垒保护,或者当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消费减少时,中国传统的出口加工渠道就会遇到麻烦。内需的缺失与出口的受阻将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了极端情况,就是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大量闲置,甚至机器设备只能当做废铜烂铁处理。而目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7亿吨,产能过剩将近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5%。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原因,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也是在持续下降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双重挤压下,大多数城市居民收入状况明显恶化。一些底层人群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能已经超出人们的想像。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面临巨大的压力。

  根据2009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是3.31。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比城市下降得更快。农民出门打工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支柱,这些额外收入大多都变成了家里新楼房和电器。这种表面上的富裕掩盖了农村自身的造血不足。一旦农民工因为失业返乡,农村的经济状况实在堪忧。2009年,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振兴计划由于出口落空而宣告失败。在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而无力消费时,没有任何国家福利保障的中国民众更没有任何指望。如同费尽心机的家电下乡计划一样,国内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好依赖投资来支撑。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烧钱就行,房地产也好,工厂也好、大学城也好、新城区、高速公路、地铁桥梁、海底隧道、高铁磁悬浮、甚至大飞机航空母舰登月计划,或者刚建好就要拆的世博会,不管什么,只要能花钱就行,花钱就会刺激GDP增长,花钱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花钱就会有政绩。面对只存不花的巨额储蓄和发行量剧增的人民币,政府责令下属的官办银行给企业发放巨额贷款,而不考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有专家估计,2010年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可能超过70%。

  鸡的屁主义

  刚刚开始的一个中国传统虎年里,华南虎丑闻尚未散去,11只东北虎被活活饿死在人人减肥的中国,甚至这些饿死鬼已经被泡制成虎骨酒。在刚刚过去的冬天里,一个农民工被活活冻死在城市的马路边。这一切让人想起杜甫悲愤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家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0%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贫困家庭的财产只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触目惊心,十分严重。1992年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2009年下降到仅为40%。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32%。尽管辛勤的劳动者把蛋糕做大了,但劳动者分得的份额却越来越少。“中国工人”成为“不明真相”的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其理由是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真相是他们“干得多挣得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其贡献与报酬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工人虽然浩浩荡荡蔚为大观,但在消费市场上却微不足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消费力。在“穷人不是人”和“富人不是人”的辩论中,对收入微薄的劳动者的蔑视导致任志强经常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消费销售与钱有关,而与人无关。

  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与之相反的是资本收入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具有实力的、也是最为财大气粗的消费者。2007年,中国人均GDP就已超过3000美元,然而,与民众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世界上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而且这还是占职工8%左右的老干部消费了80%的医疗保障等等畸形体制的总投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刺激了中国的决策者们,他们认识到,一味靠出口廉价商品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处处受制于人,而且朝不保夕。因此,2010年官方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就是要试图使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想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

  在一片世界末日的风声鹤唳中,《美国崩溃》成为中国的畅销书,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罗戈文教授则认为“中国将要崩溃”。经济学中最令人害怕的字眼是“这回不一样”。他说:“如果说当今世上有一个‘这回不一样’的故事,那就是中国。”罗格文提醒中国,如果美国人不买中国的商品,中国的经济就一筹莫展。除非中国继续多买一些美国债券,惟有如此,美国人才有钱来买中国商品,让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否则,无法完成自我经济循环的中国就必然崩溃。中国有句老话,有人坐轿,有人抬轿。世界就是如此吊诡,贫穷的中国竟然成为富裕的美国的最大债权人。说不清这是美国的阴谋,还是中国的厄运。中国有活干,美国有饭吃;中国得到了生存,美国得到了生活。就如同《世界末日》中所预言:在末日来临之际,中国得到了钞票,美国得到了诺亚方舟。从家电下乡开始,中国政府黔驴技穷的对策是企图再一次启动国内消费,只可惜13亿人口中的95%几乎都是贫穷而又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就如同轰轰烈烈的家电下乡中,许多农民几乎用不起“昂贵的”来自国家电网的电。这种内需诉求在经济层面最终表现为烧钱的“4万亿计划”以及横扫千军的央企地王现象。钢筋混凝土成为迅速提振内需、减缓产能过剩的最后手段。在GDP主义房术的引导下,中国进入一个疯狂的钢筋混凝土时代。

  房术的绑架

  2009年,在房地产一片高涨声中,作为政府主要责任的保障房建设工作却进行得令人大跌眼镜。去年3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保障性住房工作任务完成率仅为23.6%。在官员别墅区、经济适用房的超标和暗箱操作等丑闻不绝于耳的2009年,廉租房继续遭到各地方政府阳奉阴违毫无诚意地抵制。保障性住房是大多数国家的住房解决方案模式,但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却遭到严重冷遇。地方政府正是基于自私自利的角度,而非基于正义责任的角度,从而导致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无疑担心推动保障房建设就是挥刀自宫自断财路:第一,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费用势必挤占本来可供自身挥霍的公益资金;第二,保障性住房一旦大量投入住宅市场,势必打压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稀释强烈的社会住房焦虑。通过房价的传导,最终势必会损害土地财政和税费收益。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如果说保障性住房困境是地方政府将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的话,那么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则是中央政府将经济问题看做政治问题的结果。支持房价继续离奇的上涨就是政治正确。或者说,房地产已经成功绑架了中国经济。

  首先,中国楼市中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么这些贷款对于银行来说是安全的。但如果房价开始下跌,大量进行按揭投资抛盘就会涌出,加速房价下跌。结果会导致贷款炒房的人们断供,很多楼房就会压到银行手中。银行可能会被断供的房屋所压垮。考虑到这些因素,政府很难允许房价明显下跌。当然,目前房价已经涨到让很多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房价还是保民众居住,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如果保房价,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贷款数额,以支持整体房价的平稳或者上升,而更多的贷款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资金更多。而资金是流动的,在人们用更多的银行贷款购买更高价的房子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增加的贷款会再从房地产商手中,很快流到其它领域,增加全社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社会中钱更多了,而商品还是那么多。这就是通货膨胀。反过来,如果不保房价,比如开征物业税、建设廉租房,那么意味着银行贷款会出问题。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银行贷款进入了房地产和房地产的相关产业,房价下跌对银行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这是谁都不敢想象的。

  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房术的进退失据从哪一方面来都是不容许失败的。但失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就如同太阳要落下人要死亡美人要迟暮总统要下台一样不可避免。唯一的选择空间就是让失败来得尽可能晚一点。说好听点,叫等待转机;说不好听点,叫苟延残喘。在时间性的选择上,人们宁愿让危险状态尽可能的延长和保持,而不是让它迅速来临。比起让房地产马上崩盘来,让房地产泡沫引发整个经济大泡沫更能赢得时间上的逃亡空间。因此,中国房术选择了泡沫的蔓延,而不是泡沫的破灭。

  房术的生死时速

  今年的奥斯卡影后桑德拉·布洛克在10几年前刚出道时,曾和基努·李维斯合演了一部电影,叫《生死时速》,英文原名《Speed》,从而一炮走红。电影情节很简单,恐怖分子在一辆巴士里安装了炸弹,只要巴士的时速超过每小时50英里,就不能减速。一旦低于时速50英里,就会引发炸弹爆炸,导致车毁人亡。所以整部电影都在这个疯狂疾驶、充满死亡恐惧的巴士中进行。随着30年来实用主义下的去政治化发展,原始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经济和金钱成为所向披靡的新意识形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GDP主义和功利主义不仅主导了中国社会,甚至主导了国家体制。政治改革受阻以后,中国的僵尸政治在不折腾思想的指导下,再加上法治缺位腐败滥觞,泥沙俱下的经济泡沫如蛆虫般肆虐赘生泛滥失控,身患重病开始腐烂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冒险的乐园和生活的地狱。三聚氰胺、血铅、强拆、矿难、黑幕、出逃等等,每年数万起群体事件冲击着社会的防洪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温家宝语)。在缺乏契约精神和政治文明的大社会背景下,公义的政治已经完全被私利的经济所代替,整个中国已经成为被经济增长劫持绑架的人质。而中国房地产不仅是唯一的引擎,也是为中国发展埋设的定时炸弹。

  如果年经济增长率低于8%,就意味着社会崩溃和国家崩溃的危险。如果年经济增长率低于8%,这不仅意味着经济灾难,也意味着政治灾难。8%,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时速。中国就是一辆疾驶的巴士,满载着燃烧的炸药,灭火的速度与燃烧的速度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谁也说不清巴士的终点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巴士什么时候会爆炸,我们只知道今天要更快一些,这样今天就可以安全度过。在熄火之前,这辆巴士会一直保持着横冲直撞的气势,唐福珍王翠云们只是它车轮下微不足道的牺牲品。这种危险一直被当局时刻警惕,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经济滑坡,就必然发生大面积失业,加上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成风,“就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温家宝语)。

  在国际出口不畅的困境中,经济问题就成为内需问题。当内需依然只是“内虚”时,房地产就成为提振内需的唯一砝码,房术也就成为拯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唯一技术。在2009年全球一片萧条负增长中,中国面对出口的失望萎靡,依靠国内房地产行业45%的高增长率,终于保住了8%的GDP红线,加额称庆地平安度过2009年。上海2009年GDP增长率为8.2%,仅仅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就占到39.4%,房地产对GDP的拉动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房术的巨大力量。

  房地产在推升GDP增长的同时,在政治上产生了更加诡异和无法替代无法动摇的作用。首先,地产有效地化解了产能过剩的严峻压力,钢筋水泥的高消耗高耗能消解了最大的产能过剩。其次,房地产解决了严重的失业压力。虽然汽车行业突飞猛进,但汽车行业已经进入全自动化无人车间时代。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队伍在过剩的农业产业之外面临艰难的就业困境,而建筑恰恰是无法实现工业化批量自动生产的古老行业,同时,它对从业者的技术要求较低,而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在中国,解决好农民的就业和饭碗是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反过来,农民作为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卑微的穷人,他们只要求有活干有饭吃,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么这些浩浩荡荡塞满春运列车的穷人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成功地解决了大量的非专业人员就业问题。

  第三,房地产吸纳了富人的富余资金,同时借助房价的节节拔高使富人更加感觉富有,从而使富人得到最大的满足。第四,房地产带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税费短期内持续增长,地方政府奇货可居,甚至囤积居奇,源源不断的巨额土地款和税费黑金支撑了地方政府和官吏群体可以继续长袖善舞大手大脚的好日子。第五,中国政府在全国上下摧枯拉朽大兴土木中获得暂时和谐稳定的喘息之机。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浪费、腐败、不公、污染、暴力、未来和可持续等严重问题暂时被掩盖,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暂时得到安抚。擅长息事宁人的本届政府可以从容体面地全身而退。

  房术的崩溃

  中国房术的诡异之处在于,政府一路都在对高房价喊打,天天喊着“调控”,最后一切都变成了忽悠“普通老百姓”的“空调”。房地产在政府的“打压”声中高歌猛进日进斗金,中国房术破城夺寨所向披靡,房地产成为中国最显赫的行业,而竟然没有人感到羞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竟然把房子当成国策和经济引擎,甚至不惜用房子来勒索自己的民众。在微软、谷歌、麦当劳、沃尔玛、好莱坞、可口可乐等等这些名字面前,我为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房地产商感到羞耻。国家有时候意味着荣光,有时候则意味着耻辱。300年前,亚当斯发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100年前,凯恩斯则发现了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国进民退的中国经济来说,一切都在政府乾坤独断的掌握之中。房地产这只贪得无厌的大章鱼之所以歇斯底里肆无忌惮,只是因为政府无意去制止而已。就如同中国优秀裁判陆俊假装看不见,就如同中国优秀局长逯军天天想着是为谁说话一样。

  对中国来说,这里只有金钱而没有良知,只有聪明而没有智慧,只有权术而没有公正,只有今天而没有明天。或者说,这个国家只有经济,这个经济只有房术,这个房术只能给少数人、给当下带来些许微不足道的好处,却将给大多数人、给将来引来深重的祸害和灾难。或许,这并非不为人们所知。

  中国话说,有一利就有一弊。既然中国房术有五利,那么它至少就有五弊。首先,中国房术虽然为穷人带来了工作,为富人带来了财富,但却严重损害了大量中产阶级公民的居住权利。他们如同混凝土中的钢筋,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大量的被拆迁户、蚁族、房奴、蜗居成为中国房术的直接受害者。畸形的房价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国家力量的白领群体被房术的榨汁机下,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从而产生严重的反城市化现象——大量的人才和普通劳动者无法承受房价而逃离城市。也使中国刚刚产生雏形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被房术一举打回到穷光蛋,甚至“负翁”。其次,中国房术严重威胁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这种涸泽而渔、拆东墙补西墙的失衡发展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暂时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前进,但这种粗放和浪费是建立在毁灭未来和子孙福祉的不仁不义之上的。预售制度和按揭制度使房地产打通了国家金库,而且也成为透支未来资源的快速管道。房地产的资金黑洞导致其他经济产业严重失血,制造能力以及科技创新持续发展能力被无情削弱甚至被彻底腰斩。在未来的长跑中,中国将丧失应有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房术进一步放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失衡和财富分配方式恶化,使财富的增长模式充满掠夺的邪恶色彩。劳动者从中只能得到劳动和贫穷,而富人却从这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