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膝盖下的中国

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杜君立,不惑,中学毕业,关中西府人。职业农民工,业余写作者。欢迎批评或转载,E-mail:d3773@tom.com;du3773@gmail.com

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

我们已习惯了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

我们已习惯了卑鄙,以为卑鄙就是高尚;

我们已习惯了谎言,以为谎言就是真理;

我们已习惯了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活着;

我们已习惯了苟安,以为苟安就是平安;

我们已习惯了耻辱,以为耻辱就是尊严。

——于仲达《铁屋中的呐喊》

批判某一个人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泼妇;批判整个人类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家。如果说电视是大众艺术,那么电影无疑是一种精英艺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精英其实是少有大师的,多的只是大腕和大佬。

电影是大师的舞台,黑泽明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10年前,张艺谋模仿黑泽明的《罗生门》弄出了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英雄》;10年后,姜文模仿黑泽明的《七武士》弄出了又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让子弹飞》。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却永远也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不幸动物。正如德国谚语云: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真正的大师首先是一个人,他时刻关注的都是关于人的东西,人性才是他唯一的永远的艺术命题。中国是没有大师的,因为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存在人和人性的,这里只有权力和所谓阴谋的中国式政治。但中国不乏化腐朽为神奇的电影巨匠,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桑骂槐借古讽今的隐喻功夫,以此在中国这片终年见不得阳光的泥土中顽强生长。

黑泽明的《七武士》讲述了一个近代日本崛起故事:可怜的日本农民遭遇土匪的威胁,于是他们共同出资邀请来7位武士,教习他们御敌之道。经过学习启蒙,这些蠢笨的农民终于战胜了土匪,也战胜了自卑和恐惧,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至于武士,要么已经战死变成坟茔,要么就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姜文的《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的故事:可怜的中国农民被“禽兽、畜生、流氓、寄生虫”黄世仁欺压蹂躏着,这时来了一个土匪张麻子,他率领6位土匪杀死了黄世仁,中国农民扬眉吐气了……然而暴力革命最大的不幸在于它的流氓性和野蛮性,它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假以时日,或者土匪、或者“有九种办法杀人”的“武状元”就会成为第二个黄世仁,鹅城还是那个鹅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作为一个生在红旗下、充分享受到毛万岁“阳光灿烂日子”的“革命家庭”一员,姜文毫不讳言他是一位毛万岁的崇拜者。从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就是姜文献给自己偶像“毛润之”的一份充满激情和伤感的怀念。中国传统上常常将土匪称作“胡子”。毛万岁是不长胡子的,姜文用革命的胡子向圣徒切?格瓦拉致敬。一切权力和财富都是罪恶和不正义,只有暴力可以终结这一切罪恶和不正义,这就是革命。格瓦拉需要的是正义而不是政治,因此他不需要秩序,甚至说他反对一切秩序。当革命重新建立了一个红色古巴的新秩序后,他只有离开,然后在玻利维亚森林中像一个圣徒那样死去。从此他成为革命的耶稣基督。

电影中的姜文是一个双重角色:土匪张麻子和革命者“张牧之”。这两种角色经常根据需要互相交换,时而是土匪,时而是革命者。现实告诉他:在中国(鹅城)要活下去就要“跪着”,但他却在“山里”“站着”活惯了,也非要在中国“站着”活下去。他不仅自己拒绝“跪着”,也反对所有的中国人“跪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放下官印,拿起枪,因为“权力不好使,暴力才好使”。 面对他的枪杆子,果然“官职比你官大”的武举人和无数赤贫的中国人都跪下了,乞求土匪(“青天大老爷”)可以容忍他们跪着活下去。土匪的B面——革命者一边打枪一边骂道:“站起来,不许跪!”正如毛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所言:“中国人民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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