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腐败经济学

腐败经济学

(全文13000字)

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杜君立,不惑,中学毕业,关中西府人。职业农民工,业余写作者。欢迎批评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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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政治上的卖淫。——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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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来说,都不需要经济学。经济学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济学“唯利是图”,它号称“对你周围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不会被友善的道德情操所影响。这就是普遍的经济学初衷,完全与“苏格拉底问题”相反——苏格拉底说:“人应当怎样活着?”

现代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最终实现了无伦理和去道德化,这是经济学始创时期的人们始料不及的。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以《道德情操论》而名誉鹊起,并曾经长期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彻底分离,使其成为财富工程学,财富以外的人类幸福均被视而不见的隔离。

人本是道德的产物,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都可以被“成本”和“收益”所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为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GDP和财富数字的增长,而漠视人类真正的福祉。更严重的说,一个经济学家为纳粹服务也是不受置疑和谴责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保持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使政治经济学达到发扬光大,政治经济学因此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文化。这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风牛马而不相及,与其说它是经济学,不如说它是政治学。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工阶层的角度,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资本和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坚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30年前,处于崩溃边缘的红色中国摈弃了完全计划经济,开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逐步被现代经济学所取代,上层建筑主导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步伐。从此,政治经济学走向没落,经济学全面兴起。

经过连续30年的市场化和去政治化洗礼之后,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政治在中国变成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就成为显学,而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最显赫的牧师和布道者,他们的金口玉言如同圣旨一般,用来解释市场这个上帝的教诲。这些炙手可热的专家们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庸俗经济学,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也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抛弃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底线,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良心的财迷和官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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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樊纲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名噪一时。作为中国御用经济学家,拥有庞大家族产业的厉以宁就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还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与“腐败是润滑剂”的官方经济学专家针锋相对,一批富有知识分子精神的经济学家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面对同样的中国经济,秦晖先生借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尖锐地指出中国模式的秘密是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远景》中,则更多地从公平正义的道德层面对中国经济展开批判,而他的小额贷款实践则开一时风气之先,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发展。郎咸平先生因郎顾之争成名,成为批判国有资产流失的急先锋。郎咸平曾经有一个打扫房子理论:我的房子需要打扫,就请了一个清洁工过来,他打扫完了,就说房间已经成为他的了。他将国有企业比作房子,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作清洁工,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流失、被管理者“合法”侵占的。

还有很大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与官方思想不同和相反的学术观点,他们更多的为底层民众鼓与呼。陈志武强烈批评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官富民穷”。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使今天高喊“发展是硬道理”,政治挂帅的桎梏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谢国忠和许小年不约而同地惊呼:在凯恩斯主义大旗下,中国经济正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市场经济的拉美化危途。被迫流落国外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近年来在研究中国腐败问题方面成果显著,她直斥中国日益西西里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吹鼓手吴敬琏近年来极力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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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当卢周来如同印度的阿马蒂亚?森一样,提出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时,中国一批政绩爱好者和GDP主义者相反地提出“市长经济学”:市长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证未来苏联经济的组织方式时,把苏维埃国家看作一个雇佣全体国民的超级公司。“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在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里靠中央计划指令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理论讲到底就是公司理论:当这个公司大到覆盖整个国家的时候,公司内部的计划、权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

因交易成本学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指出超级国家公司的一个破绽:内部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可能超过用公司形式而节约了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那样的话,超级公司在组织上就不合算,就要缩减公司规模、增加公司数目、扩大公司间的市场交易。

过去中国这家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如今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重新界定了权力,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下放。在缺乏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的前提下,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已经是制度性问题。

亚当?斯密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是。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轻松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却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会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运动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运动原理。如果这两个原理一致,行动方向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这两种原理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

毋庸讳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政治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是印尼苏哈托和菲律宾马科斯的无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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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经济学回归道德走向福利经济学时,中国经济学正去道德化,走向“市长经济学”。诸侯经济是张五常鼓吹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做对的一件事”,腐败成为一种“学费”和必需成本正为所有既得利益群体带来精神安慰。从他们这些观点来说,中国经济学最为核心应当是腐败经济学。

改革伊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就为官僚资本侵吞国有企业和全民财产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润滑剂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

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

还有人用科斯定理解释腐败的合理性:腐败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腐败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甚至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

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腐败经济学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

“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最好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张五常认为“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况下产生”,“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不重要的,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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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腐败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或者说,是以产权贱卖换取效率。“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当然,张五常并不认为贪污腐败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但他认为腐败不可避免,而且中国的腐败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严重。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调查显示,亚太16国中,印尼最为腐败,腐败渗透到各个层面,总统苏西洛的反腐败运动受阻,腐败者利用腐败来保护自己阻挠变革,反腐败斗争反被腐败侵袭。在2010年亚太最腐败国家排名中,印尼得分9.07(满分10分)。柬埔寨位列腐败榜第二,其后依次是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台湾、韩国、澳门、日本、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则被评为最廉洁的国家。

经济学家张维迎与张曙光无疑是国内腐败经济学的主力干将。他们认为,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达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维迎甚至提出了一个吐唾沫定律: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他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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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人类自利的基本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要顾及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己的小家庭和小团体利益,并且使其利益最大化。腐败行为将自利置于损害社会公平和他人利益之上,而这是人的天然欲望所带来的贪婪导致的,或者说,这是一种普遍人性。要认识腐败,就必须承认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如同资本一样,在市场经济中适用租佃理论。只要是权力,必然有寻租的企图。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他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观察到的一个悖论,与寻租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

从经济学上来说,腐败是一种公地悲剧,它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鼓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的涵义仅仅局限于贪污、受贿和享受特权。但今天腐败的形式以及日趋多样和复杂,腐败已经从官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律师、医生、教师、运动员和裁判等这些传统上与腐败几乎没有丝毫联系的职业,也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比如老师为了回扣强制学生购买教辅和文具,医生为了回扣强制患者购买不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甚至军队车牌被倒卖给私人。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理论,腐败一旦产生,就会不可遏止的蔓延,最终无官不贪,无处不腐败。可以说,腐败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成本,但更糟糕的是,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全民行为。在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程度随着腐败的日益深化正水涨船高。云南省麻栗坡县委书记赵仕永因受贿索贿被判有期徒刑18年。他辩解道: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他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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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喜欢就事论事,一般都将腐败归咎于个人道德问题,比如古代的“内圣外王”和如今的“八荣八耻”理论。在关于腐败成因、特征及危害的研究方面,西方已经有制度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权力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成熟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腐败的根源,一般认为是由于政府代替市场所导致的寻租设租活动猖獗,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官与商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在体制上缺乏对过于集中的权力的有效监督,意识形态构成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相关的法治秩序尚未建立。

事实上,腐败存在于各种体制下,墨西哥、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的腐败丑闻也不绝于耳。而台湾的陈水扁更是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昔日一国总统,如今身陷囹圄,其贪腐诉讼漫漫无期。去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贪腐丑闻而自杀。

从某种意义上,腐败取决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公共治理能力的强弱,国家能力过强时,公民力量就会被强势的官吏集团压制,腐败就会滋生;国家能力太弱,国家无力规范约束官吏集团,司法不彰,公民社会就会被腐败污染。

中国的腐败已经从个体型私人化的腐败向制度化体制化的腐败转型,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日益广阔,腐败集团正走向组织化、网络化和系统化的生存发展之路。在经济学理论中,腐败是非理性的,它的存在本身对国家和经济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腐败如同病菌一样处处存在,这让它成为荒诞世界的理想伴侣,成为其操作系统,你甚至无需了解它的运行机理,但即使一个白痴也能掌握它,被腐败的既得利益所引诱。

在震惊世界的中国足协贪腐丑闻中,中国足协集体蒙羞,号称“金哨”“国哨”的陆俊剥落了往日的光环,成为中国最大的黑哨。裁判的腐败直接导致足球比赛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据说陆俊一直通过收受俱乐部的金钱财物贿赂,利用判罚尺度操纵比赛,进而影响比赛结果。陆俊收受贿赂让球迷记忆最深刻的,是1998年大连万达同广州松日队的比赛后,媒体报道出陆俊收受大连万达20万贿赂。当时陆俊将该媒体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而南勇在接受官方调查时,随身携带着600万元的银行卡,据说他试图通过贿赂摆脱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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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应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

在道德范畴内,腐败只能是一个不停循环的圆圈:权力——腐败——权力。道德对腐败的解释是“自甘堕落”“觉悟不高”等等,道德对腐败的救治措施是提高道德修养,否认人性的不完美。道德论者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拥有权力,反过来,权力者必然比别人道德高尚。然后事实上,每个人都跟其他人一样,既不更高尚,也不更无耻。这种认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道德更高的理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好比一个人戴两只手表,这样只能导致判断迷失。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之所以终结,是因为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第一次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官吏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一样。“每个人只想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受一直看不见的手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其本意要达到的目的。”斯密说:“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以得到哪些好处。”

官吏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存在交易的契约关系:公民以纳税的方式富裕官吏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保障,官吏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每一个官吏都在追求私利,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他工作,最终增进公共利益;如果官吏不尽职,那么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和公民授予他的权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评价说: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这类似中国的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官吏并不比我们更高尚。这一简单的理论揭开了官吏身上所谓“崇高”的道德面具,“代表”、“模范”或“楷模”的神话顿时破灭。因此对于腐败,只有制度性的竞争、奖励和严惩,这才是唯一的符合经济学的可行之道。

因此,对官吏讲道德如同对婊子谈贞操,或者对牛弹琴。套用亚当?斯密的话:我们对官吏的期待并不是要求他们多么高尚,而是来自他们的自私自利;我们不求他们爱别人,只望他们懂得爱自己。我们不用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只需告诉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或者什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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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整体沉沦的困境,中国人对腐败的暧昧态度值得玩味,一方面,人们无比痛恨腐败,另一方面,人们要羡慕腐败。或者说,人们只痛恨别人腐败,而不恨自己腐败。今年那个悲伤的春天,连续发生了10余起杀童惨案,一位杨姓小朋友在作文中写道:“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与之相反,去年有记者采访广州一所小学开学,问小学生们长大后想干什么,一个6岁的小女孩回答说想做贪官。

这种面对腐败所表现出来互相矛盾的中国文化和社会基础使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腐败经济学的现实实践。腐败文化可以远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神文化。

中国是信奉多神的国家。我国古代人们信奉的众多神灵中,灶神在民间的地位是最高的。灶神,俗称灶君、灶爷、灶王爷,是天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是一家之长,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定期上报天庭,因而人们必须“媚于灶”,“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如果不讨好灶神,他就会向上天告你的恶状。灶神告什么状,天帝就会给你定下什么惩罚。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爷要升天报告一年的情况时,人们还要为灶王爷摆上供品,供上好吃好喝的,这就是所谓的祭灶。祭灶时,麦芽糖和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为了让灶王爷喝得忘乎所以,晕头转向,而麦芽糖又甜又粘,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来灶神嘴吃甜了,就不好再恶言恶语,只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口,只能说个含含糊糊。中国人把“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一套人世生活经验,也毫不例外地用在了对灶神的供奉上。说白了,祭灶是一种古老的腐败行贿仪式。

不仅灶神,其实中国人对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敬奉姿态,不管神如何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中国人认为“受人香火”就得“替人消灾”。如果该下雨时不下雨,中国人先奉上猪头贿赂龙王,因为人们认为有权力的家伙都是应当腐败的。但如果“给脸不要脸”,人们往往就砸了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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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集中化是腐败泛滥的温床,权力的分散和竞争是消解腐败的最好方法,所有的腐败都来自于垄断性的集权和极权。甚至神权的腐败亦不例外。财产权是权力分散的必然手段,因此民主文化的滥觞无一不是财产权革命。财产权与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权力强大时,腐败就会滋生;财产权强大时,腐败就会减弱。资本的集中同样产生权力,股份化和反垄断法阻止了资本的垄断化趋势。同样,权力分解与财产权的神圣性阻止了极权和腐败。这就是西方文化面对腐败的理性应对。

亚当?斯密信奉自由经济,他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坚决反对各种垄断和权力滥用。他认为垄断是对自然秩序的邪恶破坏,不公平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只能危及人们的自由安全和公平,自由竞争只有在一个公平开放的构架之下才有可能生长和维持。他批判了现实中大量的反竞争限制,垄断和特权所引发的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亚当?斯密眼中,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市场的基石。他为后世的人们确立了一个标准——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40年前,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缪尔达尔完成了《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在世界银行资助下,他开始了一项宏大的发展援助计划。多年以后,缪尔达尔向资助者道歉,因为发展援助资金悉数落入穷国的少数富人手中,穷人依然贫穷。他认为,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官吏集团瓜分,政府落入富人和权贵手中,使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

作为地球上最无耻最悲惨的丐帮,北朝鲜是极权主义的极端标本,人们没有任何财产权,权力之集中空前绝后。一方面饥寒交迫的民众被阻止逃荒逃难,一方面以国家的名义四处乞讨。正是这样一个无比失败和贫穷的国家,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日在卢森堡欧洲银行的秘密账户藏匿4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如果他被迫流亡海外,可用这笔钱继续过他奢侈的生活。

在深圳进入而立之年的光辉岁月,深圳市长许宗衡和他的前任王炬一样因贪腐落马,这个“近年来国内最大的贪官”贪污20多亿元,又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许宗衡是继郑少东、陈绍基及王华元之后,捲入黄光裕案的又一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许宗衡以“金钱开路”的投资方式,12年内从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平步青云官至市长。曾有中央官员到深圳,许宗衡竟以30公斤现金相赠。许市长经常在官方媚体上信誓旦旦: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但私下他对好友说:“不能给他们白干,一定要钱。深圳的情况从来没有白办的事,这是市场的规矩。”许宗衡堪称中国最专业的腐败经济学家。

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腐败大大降低社会总体的边际效用,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和少数人的挥霍。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累计募集资金56.7亿元,而许宗衡一介黑领就贪污公共资金20多亿,这使发动全社会捐款的希望工程变得十分可笑。但希望工程的56.7亿共资助346万贫困学生,而许宗衡的20多亿只帮助一个流氓爬上权力宝座。前者与后者相比,其边际效用不知要大多少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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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鼓舞下,中国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每年仅仅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就超过1万亿。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上周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32.2%,这也就是说,我们创造的财富有近三分之一都被政府和官吏集团占有。今年两会报告说,2009年共有26,226名官吏因为贪污腐败被判刑,其中8人为省部级。以腐败案件3%的超低立案率,遭到法律惩罚的仅是微乎其微的冰山一角。在中国,从来都是党纪大于国法,在党纪面前,法律是不存在的。在早些时候,中国《检察日报》一篇报导提供了几个惊人的数字:66%的贪污腐败官员和80%的滥用职权的官员仅仅受到行政内部处分,逃脱了刑事制裁;而从 2003年到2005年,共有33000多名服刑腐败官员被保释。

随着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腐败环境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污染。虽然中国政府在惩罚跨国企业行贿罪方面不遗余力,但面对内部日益腐烂的体制依然无所作为。在国际压力下,2007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9月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今年年初,“反腐律师”王荣利先生先后发布了50万言的《中国反腐败报告》和《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与无官不贪的政府部门相比,自称“共和国长子”的官企之腐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王荣利统计了30多位腐败的官企老总,贪污受贿总额近10亿,人均贪污受贿3千多万元;另外还挪用公款近13亿元。这些官企经理大多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干部,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一次受贿就达1.6亿余元,并与盟友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近日,中国最暴利的官企中移动党组书记兼副总裁——张春江因贪腐东窗事发,据传系“兽兽门”引发。

之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纪委委员的“手笔”。悲观一点讲,中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著“公务员”外衣的庞大黑领群体。

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腐败的历史,当一届皇权统治腐败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那么中国就会推倒重来,人口减少一半以上,财富减少一半以上,罪恶减少一半以上,就这样周期性的发作,周而复始,2000多年来毫无创意。

中国春秋时期的智者曹刿曾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腐败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短期性和即时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自身短期利益的追求使其往往损害他人或集体的长期利益。极力鼓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凯恩斯曾经挖苦道:如果从长远的看,我们都会死掉。那位“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确实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1840年的鸦片战争说到底是一场反腐败战争,所有的鸦片都通过中国官吏走私进入中国,走私的失控说白了是腐败的失控。清廷将面对腐败的愤怒迁怒于鸦片,继而迁怒于生产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而引发了一场近代革命。真可谓“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在拒绝反腐的清廷亡国之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继续这出悲剧,国家在腐败中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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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同治中兴与被迫对外开放有关,腐败的中国竟然拥有一个世界上最高效最廉洁的海关系统,这个年轻的中国海关提供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收入,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一直苟延残喘到20世纪。

中国海关是两个初出茅庐的英国人创建的。1855年,清廷延请23岁的李泰国出任上海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前身)。李泰国在走私猖獗、人手匮乏的恶劣情况下,依靠勤奋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念不徇私情,打击走私漏税、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等陋习,上海港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模范海关。李泰国之后,不到30岁的赫德出任新创建的中国海关委员会总税务司。这个雇员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国际性海关机构在赫德的领导下,成为当时最高效廉洁诚实的海关,每年给清政府上缴的贡献超过清廷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赫德给海关的定义是:我们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从各方面为中国服务。赫德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决没有以权谋私,提拔那些不称职的熟人,“我只看重个人才能”。他给一个托关系找工作的熟人写信道:“你在上海无法找到工作,你不会汉语,我不能把码头交给你管理。我给你的建议是别再来中国。”呕心沥血的赫德一直在中国海关任上工作到1911年去世,长达近50年。

在那个外有割地赔款,内有饥荒战乱的艰难岁月,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为捉襟见肘内外交困的清廷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经济支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可惜被腐败无能、拒绝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清廷体制已经朽木难雕病入膏肓,满怀希望的赫德只能留下“可怜的中国官员”的悲悯慨叹。

1895年的纽约时报曾载文称,“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事实上,腐败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模式说白了属于腐败经济学范畴,只有通过中国的腐败理论才可以将一切奇迹诠释清楚。这种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应当抛弃伦理学和道德学的成分,而保留了政治统治的思想。

经济学认为,任何人任何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既得利益群体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腐败也是一种极其成功的御官之术,腐败是一种成本,虽然高昂,但是必需。这是稳定的代价,而稳定是发展的基础。

60多年前,经济学先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烈批判了计划经济和权力经济对人类的危害,甚至预言了半世纪后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而中国从来就不乏有真才实学有良知的经济学家。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食货志》中最早提出自由市场理论,反对盐铁官营模式。北大经济学先驱马寅初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敢于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发国难财,在1949年以后又因为发表人口问题的见解而横遭批判,但历史永远会记住马寅初。多少年后,我们才会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中唯一的智者就是杨小凯。只有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才能看懂被称为奇迹的中国模式。说白了,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腐败模式,高昂的腐败成本使经济必须保持着高速增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倒退,才能避免社会矛盾爆发,才能避免政治崩溃。

13

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拥有现代,而中国拥有历史。中国不懂现代,正如西方不懂历史。因此中国从无制度性的反腐败,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每个人只要做官或者拥有了权力,他必然要腐败,如果哪天某人因为腐败失去权力——失去腐败的机会了,那么一定是因为政治斗争或官场内斗失败的结果。随着官吏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坐大,腐败必然成为一种人类经济的趋势。

美国作家约翰?珀金斯在《帝国金钱游戏》中所揭示出来的全球性腐败黑幕并不逊色于中国,这个世界的黑暗程度比我们所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而那些握有公权力的官吏群体,往往不择手段地延长绳子的长度,甚至割断绳子。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如今,腐败使这种不平等更加严重。

在权力和金钱的奴役下,腐败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但高贵的人类是不屈服的,会一直鄙视腐败,腐败只能在阴暗的地方生长,这是腐败经济学最不幸的死穴。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他学习曹操作北魏的丞相,挟天子令诸侯。宇文泰曾向可与诸葛亮齐名的苏绰讨教治国之道。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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