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从腐败走向失败

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杜君立,不惑,中学毕业,关中西府人。

职业农民工,业余写作者。欢迎批评或转载,

E-mail:d3773@tom.com;du3773@gmail.com

从腐败走向失败

  世界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辑部与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连续第五个年推出全球“失败国家”2009年排行榜(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不幸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前60位),从2008年排名第68位,堕落到2009年的第57位。套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可谓是跨越式发展。

“失败国家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是由国际政治的着名刊物《Foreign Policy》联合和平基金会于2005年开发推出的全球失败国家排名(可以简称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排名”)。

导致中国排名堕入“失败国家”行列中的主要是3项指数:人口总数压力、贫富不均和人权问题。中国在2009年的总评分数为84.6,比2008年总评分数80.3增加4.3,进一步向“失败国家”深处迈进,假以时日,必

将金太阳的北朝鲜日月争辉。

  中国人是怎么进化来的,至今没人能搞清楚。最早关于年号的历史记载在周厉王时期。周厉王是个牛人,像我们早先的毛万岁和今天所有的先进代表一样,不喜欢被批评。当面批评不行,背后批评也不行。当然那时没有互联网,网警还没有被生出来,但还是有很多路警和草警,就是躲着路边或者藏在草柯里的警察,听到批评就以诽谤诬告等罪名抓捕。这么一来,周国人民就不会说周语了,哑语就流行起来,人与人沟通只能挤眉弄眼,这跟伟大的北朝鲜没有磁辐射一样——电脑手机都没有。

  周国人看来要比几千年后的子孙有脾气一点,不久就把周厉王罢免了。流放周厉王的那一年有了年号,叫做共和,后来这两个字被用进国名。三千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只有家国,就是谁家的国——赵家的叫赵国、魏家的叫魏国,大体如此。这类似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之处是,古希腊的城邦孕育了现代民主,中国的家国孵化了延续3千年的皇权专制。

  秦始皇是皇权专制的创始人,是中国所有皇帝这个职业的老祖宗,连毛万岁都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劝君莫骂秦始皇。这中间叫帝国,说白了就是大家国,还是一家一姓的国。如果不巧皇帝不孕不育,又没族里人,那这一家的国就没了,成了另一家的国。

  既然国是他家的,国的主权很清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生生活在这个国的人都是他的臣,也就是草民——象草一样的人,可以烧火也可以自焚。国很大,草很多,后宫里还有无数个老婆要对付,皇帝日理万机也忙不过来,就要雇人来帮忙管理,这些人就是官吏。

  家国结构由3个阶层构成:皇帝、官吏、百姓。百姓是属于皇帝的,但归官吏管,皇帝只需管理好官吏即可。这好比一个农场主用牧羊犬管理羊群,羊群是农场主的财产,但绝不是牧羊犬的财产。这中间的困扰是,牧羊犬想吃羊肉,羊很怕牧羊犬吃它,皇帝同样坚决反对牧羊犬吃他的羊。当然人要比羊麻烦得多,比如羊永远不会造反,哪怕被吃光了。

  这种三元政治结构形成石头剪刀布的稳定状态:老百姓怕官吏欺负——告御状,官吏怕皇帝罢官灭族——龙眼无恩,皇帝怕百姓造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最底层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为皇帝创造财富,官吏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皇帝再从官吏这里巧取豪夺。

老百姓自古就是冤大头的意思,皇帝和官吏都是剥削者和寄生虫,但皇帝既怕百姓造反,更怕官吏篡权。官吏就好比吸血的虱子,最理想的状态是吸得刚刚好,既没有导致宿主死亡,也没有丢掉性命。当然现实总是很残酷,官吏们常常不得善终,所谓仕途凶险。但从吴思的血酬定律来看,官吏是风险收益值最高的一种职业,好比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

  皇帝制度的优点是对未来的责任感,因为世袭,所以皇帝必须为子孙后代多积累多留下硬件软件方面的成绩。人类来自动物的自利性使血缘成为一种最可靠的天然信任关系。正是基于生命续航能力和未来想象的心理本能,皇帝一般都极力维护家国利益,严厉约束酷吏害民事件。即使如此,昏君和暴君还是层出不穷。不管怎么说,官吏集团无家国所有权,受到皇权的严厉监督和管制。

  近代革命运动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毛是中国最后一个要求全体中国人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即使这样,在中华民国30余年的启蒙运动后,毛依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皇帝。家国在此开始被党国代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国仍是一种变种的家国。在台湾,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将统治权传给了儿子蒋经国;在中国,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杀死了共党主席毛万岁唯一健康的儿子。

  蒋经国世袭的中华民国在蒋经国死后终于摆脱家国和党国体制而成为民主国家,而吊诡的是,没有世袭的红色中国却继续沿承着那种没有皇帝的党国体制,尽管毛之后共党再也没有主席,但始终无法转型为一个正常国家。当下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如果说从前皇帝的新装不存在的话,那么今天连皇帝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向皇帝致敬。

  今天的中国只有两个阶层:百姓和官吏,或者体制内和体制外。今天的家叫做党,党以全体官僚为依托构成中国唯一的利益集团,除此之外,所谓老百姓不过是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是官方对中国民众的标准称呼。“群”原意指羊群,“众”指一堆人,“群众”的真实意思就是像羊群一样的一堆人。

“老百姓”与群众类似,与“官”相对,指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会喘气会干活的人。“群众”也罢、“老百姓”也罢,与毛时期普遍使用的“人民”相比,体现了中国由党国向家国退化的强烈迹象。

  对“国家”而言,只有“公民”才是官方唯一合法的标准用语,这好比“党国”对应“人民”,“家国”对应“百姓”。家国与国家最大的区别,前者把民众关进牢笼,后者把官吏关进牢笼。牢笼指的是法律。对家国来说,法律就是收拾没有任何权利的民众的,刑不上大夫。对国家来说,法律保护民众的权利不受侵犯,制止公权力的非法使用。

  “团结产生力量。”个体孤立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对组织严密的官僚集团构成任何对抗和谈判地位,更何况该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着家国主权和暴力机器。索尔仁尼琴说过:“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毫无组织群众实际上与鱼群羊群无异,只知道服从忍让害怕和逃命,不知道反抗和拒绝,这就是乌合之众。

  缺乏皇权制衡的体制中,只剩下官僚集团和老百姓,前者控制一切权力、暴力和解释权,后者只能勤奋的劳动,贡献财富,这就是所谓的血酬定律。或者说,这里只剩下狼和羊,已经没有了牧人。

  半个世纪前,乔治奥威尔先知般地写出来《动物农庄》,把人类赶跑后,一头猪成为了农场主,它说: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发现了群众“服从”和“无道德”的天性。在现代洗脑控制术的攻击下,群众进一步从羊群向工蚁转变,所以没有人会吃惊“蚁族”和“蜗居”在中国大量的出现。

  在狼羊二元体制下,羊群进一步瓦解,成为没有思想的造肉机器。道德在经济的阳光下冰消雪融,将不复存在。法律沦为一种胜利者的解释工具。甚至连历史都由他们任意改写。政治在官僚集团的操纵下进一步寡头化,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禁脔和私器。暴力与权力的应用取决于乌合之众的服从程度,关键技术是增强孤立能力和发现害群之马。

  在去皇权的官僚专制时代,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将超过官民之间的矛盾,贪污腐败成为最方便的罪名,既保持官僚集团的淘汰机制,又安抚民心。当然,除非不得已,一般仍以阿Q这样的替罪羊为常用伎俩。比如在孙志刚惨案、央视大火事件和三鹿惨案中,被处死的都是替罪“羊”。

  在数年前,汪辉就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去政治化政治”:所谓的政治就是不要政治。思想上走向反智,生活走向无趣,经济走向泡沫,法律走向权力,政治走向投机。政者,正也;治者者,善也。

  政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可笑的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竟然没有政治,在“去政治化”,那么中国所谓的政治是什么?是金钱!或许有人说是权力,那么权力也是为了金钱。这样的政治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暴政。

  在中国,金钱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掠夺。一个后发的中国,既无法像早期西方列强一样掠夺殖民地,也无法像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技术创新,只能残酷地掠夺自己的民众,把自己的祖国当做殖民地,而把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当做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

  家国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主权、财富、未来显得虚无缥缈。以土地为例,其所有权虚化导致了数不清的拆迁暴力血案。缺乏血缘信任的权力继承机制荒诞不经,平坦的世界背景使官僚集团成为冒险家俱乐部,中国成为黑钱的最大输出地,中国民众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成为官僚冒险家的赌本。

  当全世界都通过一部电影知道中国造了一座诺亚方舟,而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登上这个神舟时,中国成为今年最出名的笑料。当官僚集团为了一场运动会和阅兵演出不顾一切时,民众正承受数不清的天灾和人祸,泪水和鲜血在这个地方已经失去的意义,人权是一个后现代的字眼,即使官方颁发的宪法和物权法,依然难以保护一个人免于官僚利益集团的迫害。

  二元化的当下中国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民怕官,官怕民。没有信任,没有沟通,没有同情,没有底线。只有暴力,只有憎恶,只有勒索,只有敲诈……亚当·斯密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在这个“国家”,光荣归党国,权力归党国,财富也归党国。在这个“国家”,穷人永远是穷人,即使你很勤劳你很聪明,只要你没有党国给你的权力。这里的裸官和富人都爱党国,披着皇帝的新装,即将和已经成为高尚的外国人。诺亚方舟永远也载不动无数勤劳而不勇敢、卖力而丧失智慧的中国老百姓的许多愁。

  暴力的中国在房倒屋塌的房地产战争中,难以掩饰末世的慌张。共产党越来越像地产党。一个失败的国家基本特征是腐败严重、犯罪横行、政府无法获取公众支持、大批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经济急剧衰退、群体间的不平等、有组织的迫害或歧视行为、严重的人口压力、人才外流和环境恶化……对贪得无厌的官僚集团来说,中国算不上一个失败的国家,甚至是天堂的国家,但对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中国民众来说,中国至少是一个错误的国家。这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然大物,这是一个没有明天的土地,这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僵尸,这是一潭糜烂绝望的死水……

  《2012》:国家的末日人类发展到今天,国家成为凌驾于所有人类的唯一存在。理论上国家归所有国民所有,但实际上国家总是被少数侏儒精英分子所操纵和垄断。这是人类自古的命运。当我们被要求像爱女人一样爱国家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第44任民选总统奥巴马亲自给自己打着伞,玉树临风地出现在一群刚胖起来的中国人面前,深藏宫廷深处的中国政客以一场奢华的宴席和童真的杰克逊摇滚露足了脸面。中国和美国,谁拯救了谁?谁是真正的拯救者?但一场美国的电影确实拯救了中国的电影院,钱万斤还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放了很久的票房卫星,这回终于发大水了。

  《2012》谱写了一幅人类末日的壮阔画面。电影中,国家最后一次扮演着人类命运裁决者的角色。随着地球的毁灭,国家终于先于人类灭亡了。一片汪洋的地球上,诺亚方舟挽留着仅存的人类,而这些人类已经与国家无关。

  人类植根自然,又超越自然。卢梭说,人的思考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能思考的动物是一种堕落的动物。人生而不平等,而国家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人类的自然性使人类面临死亡的悲剧命运,末世情结是这种焦虑的放大,一方面,人不停的堕落,另一方面,人不停的挣扎。

  卢梭在《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中认为,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人类创造了财富,财富最后变成了财产,不平等就产生了。中国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生命对于财富来说其实是不重要的,更不用说良知和尊严,所以西方人认为人是恶的。鲁迅也说,他从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

  人既然生而不平等,那么死应当是平等的吧。简爱说,当我们走过坟墓,在上帝面前的我们是平等的。而事实上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不平等,国家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而坏的国家使这种不平等成为一种罪恶。

  电影是当代最主流的文学式样,文学就是人学,让我们看到自己看到真相。《2012》试图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美国的黑人总统是慈悲的大义的;宗教狂热者为末日的诅咒而兴奋;印度人和西藏高僧坦然迎接末日的来临;乌克兰和西亚的大亨们一掷千金买得逃生门票;中国有着最廉价最听话的劳动者,他们承包了 “神舟”项目,在末日来临时还在忙着赚钱;中国军人抢救大象和长颈鹿,但似乎没有看到有中国人被拯救。在世界图景中,中国是地球的农民工,中国正腐是地球的包工头。所谓农民工,就是只要你的劳动而不要你的人;所谓包工头,就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干活而不管你的死活。

  在电影中,只有美国人是最真实的,他们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国家,更不相信政客——“他们不过是一群不错的演员罢了,当他说没问题的时候,就是灾难快要降临了。”在一个成熟的国家,政客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一个科学家抵得上20个政客。”

  国家瞒着自己的公民(不惜杀人灭口)、耗费纳税人的大量血汗秘密建造“神舟”,只为了让少数有权有钱的精英分子逃出生天,国家这时是最无耻的存在。不相信国家的美国人只相信自己,他们坚信人只能自我拯救,而他们竟然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英雄,而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烈士”。

  电影的最后,精英中的贵族精神终于挺身而出,人类战胜国家,人性战胜政治,良知战胜金钱,善良和爱战胜了自私贪婪……人回到了人本身,人自然得到了拯救。人是有灵魂的动物,丧失灵魂,人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对一具行将就木疯狂敛财的僵尸来说,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无处可逃。

  在西方电影中,中国比火星还要怪异,中国人比外星人还难以理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胆小虚荣爱吃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会安排你们的”,但我们不知道国家在为外国有权有钱人在造神舟,我们更不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我们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

神舟飘过巨浪滔天的喜马拉雅,中国已经没有了,我们也没有了,但人类还在,他们会怀念勤劳但不富有、勤劳但不勇敢的中国人,我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哩——神舟就是我们“MA DE IN CHINA”。我们就像玛雅人一样,永远被他们怀念,当然被怀念的还有那个永远正确伟大的党和国家,可惜只能被怀念了。

  一个被时代的僵尸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一个笑柄——什么都不要,只要钱,美钞最好;什么都差,就是不差钱,最不差的就是人民币。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类似于鬼对冥币的热爱。我们有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和世界上最贱的农民工,在金钱泛滥成灾的中国,房子就是中国人的神舟,只有有权人和有钱人才有资格栖居这块神奇的地球陆地……

  在一片末世劫掠般的中国,礼崩乐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诺亚神舟,有权的有钱的争相购买登船门票——绿卡。带着大包小包、老婆情妇还有他们家里的小狗,身后留下水深火热的中国:

这里的水已经不能喝了,空气已经不能呼吸了,奶粉不能吃了……这里的医院、学校、正腐都在疯狂地敛财,这个国家无限陶醉地正建造一堆地球上最大的鸟笼、鸟蛋、大裤衩或神舟什么的……这个国家已经打算把人送到月球上,但还是不打算让农村户口的人来城市。

  《建国大业》是这个国家的《2012》,末世不可怕,可怕的是末世的焦虑,亡党亡国被张国立不幸而言中。如果思考是一种堕落,那么这里绝没有堕落,只有糜烂和腐败,真正的精英们躲避唯恐不及,一部电影,已经没有必要从13亿人中来找了……

  

拒绝“老百姓”

  从前我们接受洗脑教育,总听到一个词叫“人民”——“他们”和“我们”都要“为人民服务”,“人民铁路为人民”,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代表”、“人民公敌”、“人民政府”、“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币”等等。我一直搞不清什么是“人民”,反正我好像不是“人民”。

那是一个列车员说的:“我们为人民服务,可不是为你服务!”我认识到,“人民”是一个奇怪而抽象的政治概念。似乎跟我,还有和我类似的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这些年来,“人民”听得少了,“中国人民邮政”也改叫“中国邮政”了,但洗脑没有洗衣粉不行,总得找一个词代替,“老百姓”就被从箱底翻出来了。

啊,我突然感到好亲切,“终于找到组织了”——我原来是“老百姓”啊!热泪盈眶也~~~~~~~~打开电视,一个扭秧歌的城市中年妇女一脸幸福地说:“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可好啦~~~~感谢领导~~~~~”;一群满脸油光的人跟吃了摇头丸似的欢呼跳跃: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真高兴啊真高兴啊~~~~~~~”

最可笑的是,我们的官方媚体偶尔一发神经,还把“老百姓”这个光荣的中国称呼馈赠给全世界四分之三没有解放的美国、欧洲等国公民——“美国老百姓对政府很不满”云云。当然,大多时候他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称中国以外的人类为“民众”,对台湾竟然也不好意思说“台湾老百姓”,只好说“台湾民众”。

  对这几个词做一比较,先说“人民”。人民是政治性概念,“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态度、立场及其阶级属性”。“人民”的政治使命与阶级身份经常覆盖“公民”的身份特征。“人民”与“公民”,一个是集体至上论,一个是个人权利观。人民是抽象的,公民是具体的,有不同的思想和利益。公民能为自己说话,而人民却只能通过代表说话。“人民”是每个人的集合,在“人民”的概念下,个人往往被虚化。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领袖墨索里尼,及其所领导的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国家,凡事都打着“人民”的旗号,凡对法西斯稍有不满和怀疑的都成了“人民公敌”而被肉体消灭。在苏联,魔鬼斯大林以“人民”的名义枪杀了两三千万之众的苏联民众。苏共垮台前,官方曾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的占85%。

苏联破产的最大赢家果然是过去的党和政府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显贵。苏共成为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1949年有人号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上却是三四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无以数计“四类分子”“反动派”家破人亡,连共和国主席都在劫难逃。

  再说“老百姓”。中国姓氏常称“百家姓”,所以常常以“百姓”泛指碌碌众生。“老百姓”是对“百姓”的更口语化表达,是一个不严肃和矮化的身份称谓。在中国过往的历史中,“国家”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专制家长式的皇权模式下,“臣民”和“草民”是一种与体制相对应的政治身份,经过口语化后就成为“老百姓”。或者说,“老百姓”是一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身份定义,只有服务皇权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任何可以伸张和被承认的权利。

相对于体制内代表皇权的官府,“老百姓”是一种充满极大歧视和侮辱的词语,而且既含有他者的蔑视和羞辱,也含有自我的贬低和鄙薄。或者说,“老百姓”不仅是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也是自我对政治权利的放弃(弃权)。“老百姓”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在其他国家语汇中,只有类似“民众”的中性称谓。

  再说说“公民”。“公民”一词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公民”是相对“共和”体制国家的称谓。公民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

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地说,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从古代罗马共和时期,直到现今的世界各国(除过金太阳的北朝鲜等),公民作为人类政治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或者说,公民首先是一种资格(尊严)。公民不仅是一种政治资格,也是人有权“做人”的资格。

  在皇权专制下,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公民,只有皇帝只有王法只有老百姓。国家的诞生即是法律的诞生,即是公民的诞生。当下中国是共和国,所以当下中国人只能是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什么令人作呕、早就被埋入坟墓的“老百姓”。

  奇怪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官方媚体中,“老百姓”却是对“非官方公民”(除过朱局长苟书记类)的统一“法定”称谓。更匪夷所思的是,在所有电视的法律栏目中,也处处以“老百姓”偷梁换柱地置换“公民”的法律术语,我们就应当警惕其意图了。甚至有的法律栏目干脆就叫“百姓说法”,如果不是没有常识,那就是居心阴暗了。

再仔细留意下这些法律栏目,内容全是些张三借李四钱不还的鸡零狗碎,根本不伸张“公民”针对公权力的“维权”行为和公民意识。法律和公民意味着平等和公正,“老百姓”和“苟书记”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不配做“公民”,只配做“老百姓”?

  可笑的是,中国各地的政府办公大楼都如古代皇宫般巍峨雄伟,入口处都有用上等金属材料制作成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拾阶而上,果真要进去接受“服务”时,却总被看门狗咬得远远的。何时把那“人”字改成“公”字,倒不枉了浪费那么好的金属材料。

  中国的未来在孩子身上,公民教育从1949年至今迟迟得不到恢复,对皇权歌功颂德的“盛世”节目成为当下电视的“主旋律”,“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进而全国民众皆成为体制下的模范“普通老百姓”。

这样下去,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只能接受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使国家沦为少数权贵的私器。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只能接受肆意的盘剥和羞辱。因为“老百姓”和“人民”一样没有“资格”、没有尊严。对“公民”消极、暧昧、回避、阉割,对“老百姓”隆重地、大分贝地导向和强调,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不严肃的敷衍,还是故意的、有预谋的、系统的暗示和阴谋?!

  为了我们的孩子不再做忍辱偷生的“老百姓”,我辈就应当拒绝“老百姓”。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和国公民。一个人的名字只能自己命名,只有狗才无条件地被人命名。没有谁可以任意地给你命名,特别是一个充满蔑视和羞辱意味的名字。即使一个人不能言语不能听,他也会抗议别人叫他“聋子哑巴”。

从“草民”到“人民”,我们从草变成了人;从“老百姓”到“公民”,我们将从跪着的人变成站起来的人。“非老百姓”们暗示你要下跪,“老百姓”只会很配合地下跪。如果你是公民,你就有权拒绝下跪,就如同你有权唾弃“老百姓”。

  中国电影的纸枷锁陈凯歌在《梅兰芳》一开篇,就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梅兰芳的大伯因为家人新丧,没给太后穿红,先挨了一顿打,后又被赏了一纸做的枷锁。奴才威胁道:撕破一点弄死你!

  枷锁是禁锢犯人的,为了防止犯人脱逃,枷锁无不铁打铜铸。一张薄薄的纸枷锁,看起来不堪一击,竟然比铁枷锁更可怕。这纸枷锁看起来几乎等于没有,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戴枷锁的害怕“撕破一点弄死你”,这枷锁实际是心理的枷锁。

  我们不能想象,一只大象竟然可以被一只小小的木钉给拴住。这只大象从小就被这只木钉拴着,尽管它已经长大了,它仍然对木钉充满恐惧。

  陈凯歌的“纸枷锁”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况。许多人把《梅兰芳》与《霸王别姬》相提并论,虽然后者获得了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戛纳奖,但其在却遭到国内的封杀。而《梅兰芳》之今日大红大紫简直堪比主旋律电影,这与其放弃梅兰芳的后半生有很大关系。

  如果真如许多朋友所言,将梅兰芳1945年遭遇共产主义同样搬上银幕,那么,《梅兰芳》的命运可想而知。只怕到那时,连“挨了打还说打得好”都将成为奢望,就等着戴纸枷锁吧。

  陈凯歌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贵族,其雍容含蓄最具王者气概。《霸王别姬》是他的纸枷锁。

  张艺谋最具平民色彩,他像是一个充满激情和个性的作家,从《红高粱》开始,他写出了一系列华彩的篇章。但他最传神的《活着》为他带来了纸枷锁。《英雄》是他最无耻的一部“样板戏”,他为邪恶和残暴唱了一曲颂歌。怒发冲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直面那血淋淋的人生和那血淋淋的历史,这是张艺谋的勇敢。这次勇敢让他的老板张伟平替他戴起了纸枷锁,而他呢,为奥运会唱堂会去了,权当将功折罪罢。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润发讲:“我给你,你才能要;我不给,你不能抢”。周润发得意地说:“这江山我本来要给你的,你为何来抢?”周杰伦答:“我不要江山,我只是为了母亲不再喝药。”这药呢,“连服三月则神智不清”,强迫服这迷魂药,跟纸枷锁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也。

  冯小刚是一个十足的小市民,而且是天子脚下太监堆里北京才有那种市井人物。在市民文化崛起的当下,冯小刚最受欢迎。《你是我爸爸》算一纸枷锁吧,那以后冯小刚学会了一边挨打一边说打得好,但小心翼翼躲着纸枷锁。

  田壮壮是个鬼才,他多变而充满才情,他是中国电影的诗人。《篮风筝》是中国文革题材最出色的电影,这为他领来一最大的纸枷锁。或许,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姜文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痞子,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对田壮壮的《篮风筝》的琵琶反弹,他逃脱了纸枷锁,但很快《鬼子来了》就令他荣幸受赏,这纸枷锁戴得他如五指山下的孙猴儿,终于搞出了一或意识流或什么也没说的《太阳照常升起》,令赏枷锁的公公们精神崩溃。

  李扬是一独行侠,他执着于中国流氓文化挖掘工作,从《盲井》到《盲山》,竟然这一次没有赏他纸枷锁。

  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是一群可贵的文学青年,文学的魅力使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纸枷锁。当我们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细心而真诚的人一直在我们身后。

  谢晋是太监群里的知识分子,他示范着纸枷锁的伟大意义——“这是为你好”,借用《芙蓉镇》里姜文的话:“像狗一样活下去!”他的战友李前宽们的工作一是为毛万岁歌功颂德,二是替太后赏纸枷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趣的是,《大宅门》中,中国电影人都演了回没鸟的公公,而且演都极为出色。喝药也罢,纸枷锁也罢,都是中国电影的现状,也是中国的现状。民主自由宪法公民,理论上你都拥有,失去勇敢,一张薄薄的纸枷锁就让一切都与你无关。什么和谐,只是一剂精心泡制的汤药罢了,喝不喝由不得你。

  梅兰芳的大伯嘱咐梅兰芳,千万不要做戏子。我们难道要嘱咐孩子,千万不要生在中国……

Advertisements

About tothedust

tothedust
此条目发表在Uncategorized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