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博客作品集] 中国房地产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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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阳谋

  作者:杜君立 2009-12-11 13:03:3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房地产制度综合了社会保障、商业规范、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审美以及质量体系等一系列因素。可以说,房地产体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典型镜像。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房地产。文明的国家有文明的房地产,流氓国家有流氓房地产,唯利是图的暴力专制国家有唯利是图的暴力专制房地产,规范有序的国家有规范有序的房地产,混乱失控的国家有混乱失控的房地产……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就只能产生中国特色房地产体制。说起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体制,有3个令人不得不面对的数字:

  第一个是房屋总值。近期有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总价已经超过90万亿,是2008年中国GDP(30万亿)的3倍,是2008年居民储蓄(20万亿)的4.5倍,是2008年中国居民总收入(12.98万亿)7.01倍,是中国股市流动总市值(2009年9月23日,10.35万亿)的8.79倍,是2008年中国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5万亿元人民币)的18.39倍,是政府黄金储备(1017吨,大概折合0.2万亿)价值的455倍,是全球黄金储备总量(16.52万吨)总价值的近3倍。

美国家庭房产总值17.9万亿美元,而我们估算大约36.7万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多。美国人均GDP和收入是我们的近10倍,我们房产只有理论上70年的使用权,而美国是永久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加上海的房地产总值就已经超过美国全国了,真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以前,还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就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为50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万元,那么房价收入比就是 10:1。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

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 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有大量不透明的收入以及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对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在中国的解释能力提出了疑问。

这就是说,如果不吃不喝,一个中国普通中国城市家庭购买一套房子大约需要10~15年。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吃不喝的,去掉这些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中国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时间就可能翻倍。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房地产在 1997年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0.47。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有人做出更严峻的估计判断,认为中国的吉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0.50。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

“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生存灾难。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局N荣N耻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官方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

  根据托米勒法则,20%的人往往占有80%的社会财富,而在中国,则可能是1%的人占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在食利自肥的正腐操纵下,中国的房价一路超英赶美大跃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飞速上涨。房价的上涨使虚拟财富急剧增加,坐地日行八万里,中国通过上涨的房价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不费吹灰之力,仅仅北京上海的房子总价值就可以把美国买下来,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

  房价的高涨在彻底断绝了社会底层穷人们的安居梦想的同时,使持有大量房产的少数富人财富已几何倍数迅速膨胀,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转眼间唾手而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不劳而获的资本阶层和权力阶层迅速聚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在房地产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被放大。

比如2003年时,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基本在5000元/平方米,但到了2009年,同样的房子其房价已经暴涨达到20000元/平方米。若以100平方米的房子计算,短短数年,房主的仅房产带来的财富就由50万元陡然变为200万元。换句话说,一套房子每月几乎为他收入3万元,而他辛苦工作换来的月薪并不见得能达到这个数字,人的劳动在房子面前严重贬值。

  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之后,体制内的住房福利以房改和集资房名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一个体制内官吏可以以极低的内部特供价取得原先公房的产权,然后以市场价交易,同样也可以以内部集资价取得内部集资房的商业产权。

这种体制内外的差别不仅极其悬殊,而且也没有多少限额制约,因此体制内不少官吏都持有不止一套房屋产权。因为其内部购买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50%以上,所以他们依靠房屋的价格双轨制度所形成的制度落差成为房地产市场时代的最大获益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一线城市的官吏家庭(均在体制内),3口人,一般至少拥有3套以上的房改房或者集资房,每套面积为100平方米,内部购买价为500~2000元/平方米不等,而同样的房子市场价为20000元/平方米,取得房屋产权后,他们仅房屋价值就拥有600万元不菲的身价,以1000元/平方米计算,而他们实际付出的成本仅为30万元。当然,现实状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但大多数要比它更残酷。可以毫不夸张地确定一点,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县处级以上的官吏仅仅从福利住房制度中就合法地获得千万以上的不动产财富。而这或许也就是官员财产公示的最大心理罪恶。

  作为对比,体制外公民基本无任何住房福利。不仅要承担不菲的各种税费,更为丑恶的是,针对弱势民众的强拆事件屡屡酿成命案,乃至辽宁本溪公民张剑在自己家中,面对穷凶极恶的强拆者奋起反抗,刺死入室强拆者,仍被判有罪。体制外民众一无公房可分,二无集资房可买,非体制团体的准集资房均被列为“小产权房”,受到正腐严厉打压。

为数众多的体制外公民作为“乌合之众”,统统被驱赶进正腐操纵的商品房市场,成为中国房地产这只大磨盘中的华生,被榨出仅有的那点财富。在中国许多城市如火如荼的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运动正在摧毁底层劳动者最后一点栖身之所。在没有住房保障、权力为王的暴政中国,穷人们为了栖身,只能接受正腐独家操盘的商品房暴利市场的无情勒索。

  在房地产这支杠杆作用下,体制内群体的住房福利早就变成一场政治分赃,其他中国民众的居住需求被挤压进正腐控制的商品房管道,人为的供求失衡导致房价非理性地暴涨,从而使杠杆另一头的体制内住房福利受益者坐地生金,从而使得一个群体的平均财富迅速超越整个社会,达到了这个群体的集体致富。

  房地产这只魔镜在放大体制内外两个群体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同样放大了城乡贫富差距。依靠飞涨的房地产,城市人均不动产财富在短短5年间上升了2~5倍不等,而农村民众的境遇正好相反,一方面农村宅基地上自建的住房没有法定产权,无法上市交易,也就谈不到任何法定价值,另一方面农民自有产权的土地得不到合法的保护,农民的“地主”身份常常被地方正腐、权势集团等利益群体暴力侵犯和非法剥夺。

  中国房地产对整个社会财富分化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正如马太效应所说,它使富人更富,使贫穷者更贫穷。邓所说的“先富起来”的群体通过房地产置业使个人财富得到几何倍数的增长,而那些怀着“劳动致富”梦想的劳动者们却发现劳动并不能脱贫,就如同不能改变命运,收入的增长永远赶不上房价的飞涨。毫无疑问,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一个劳动者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财富最终却流进了不劳动者的口袋。

  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如果说西方的财富来自灵感,那么中国的财富就是来自权力,那么权力能创造财富么?不能!但是,权力分配财富,诚然,劳动者创造了财富,但在中国,只有权力才拥有财富。

  当西方已经进入依靠制度优势和科技创新进入文明绿色的后工业时代时,我们当下不过刚刚踏入野蛮掠夺的前工业时期,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是其典型特征。

在这个自古内向的国家来说,只能是农村成为城市的殖民地,穷人成为富人的掠夺对象,房地产不过是另一场现代化的圈地运动,已经不是为了羊毛,而是直接侵占土地本身。如果说羊毛只是一种为了扩大纺织工业规模的话,那么房地产产业化则直接对国民的居住权进行侵犯和勒索。

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笔下,在马克思的笔下,前工业时期最原始最血腥最野蛮最流氓的资本积累正在150年后的中国魔鬼复活。只不过从蒸汽机变成了推土机,这场推土机暴政与其说这是一场财富再分配,不如说是一场有预谋的财富大劫掠——有权有势者对无权无势者的敲诈与抢劫。

  在全球贸易背景下,与它的资源浪费相比,中国房地产事实上并不创造多少真正的财富,但它是中国社会的大麻,是中国经济的伟哥,是中国政治的三聚氰胺。房地产制造了前所未有巨大的虚拟财富,即使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至少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公民为拥有基本住房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

  一些有良知的人说过,中国房地产获得的都是些血淋淋的黑心钱,中国房地产之所以暴利,只是没有将良心成本列入成本而已。但只要是成本,一旦使用了,就必然要支付和兑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良心债也是债,而且还起来利息更高。当中国不计成本发展的即时利润富得“朱门酒肉臭”时,也就到了还债的时候——富人要过年,穷人也要过年!

  在这场财富分配博弈中,缺乏法律和良心制约的体制力量势无可挡,一切体制外的乌合之众不仅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没有任何制约权力的权利,皆成为案板上的鱼肉和圈里的绵羊,苦苦挣扎只不过是为活命而已,谈不上未来和理想。民众胼手胝足的劳动果实正变为一种前现代的“劳动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进体制的腰包,而这种邪恶的房地产体制正是偷偷摸摸的税收制度之外一种快速吸血的理想方法。

  作为后发国家,本可以方便地借鉴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比如房地产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等,但实际上正腐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数据,在中央预算安排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中,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仅完成投资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不足1/4。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看到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制度“卓有成效”,但“居者有其屋”却变成了贫富大比拼的“居者有其产”。

正腐可以成功地控制最难以控制的人口,却无意控制最容易控制公民保障房的房价。正腐一方面将体制内群体的保障住房与商品房市场故意打通,使这个群体通过房屋双轨制集体暴富,另一方面将体制外群体的基本住房保障与商品房不加区隔,导致国民居住环境出现弱肉强食资源浪费的野蛮局面:富人多次置业房屋空置,穷人被剥夺基本居住保障。

  在这个国家,房屋作为一种可供人栖身的基本用品正扭曲成为奢侈品和勒索手段,正腐通过对农民手中土地的冻结,操纵土地的供应和价格,随心所欲利用人类的基本居住需求,毫无廉耻地敲诈榨取民众的劳动果实。在中国房地产体制的作用下,劳动变得毫无意义。富人只会更富,穷人将会更穷,而所谓的中产阶级将被洗劫一空,按揭和崩盘都会将其打入万劫不复的窘境。

  正是中国房地产这个神奇而邪恶的魔镜效应,中国在一片繁荣的房地产广告中营造着虚假的盛世亢奋。体制内群体作为住房福利的既得利益者,对病毒般绚烂的地产市场隔岸观火暗自窃喜,甚至拔薪助火,体制外的乌合之众被地产狂流席卷其中,或浑水摸鱼想分一杯羹,或被洗劫一空渐渐沉没。

  当中国房地产越来越与公民居住权利无关时,当扭曲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成为毫无诚意的正腐形象工程时,这场地产洪流正在变成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或许将以物业税出台为结束,或许以全民住房福利制度为结束,但一定是以地产市场崩盘开始,甚至会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崩盘……但眼下,有权的有钱的还在为多弄一套钢筋水泥摇钱树而撕咬,没权的没钱的还在为一个小小的栖身之所悲愤。正腐呢,通过操纵和坐庄,对有钱的拔毛,对穷人进行勒索。作为最大的获益者,正腐随着官富民穷官进民退正日益坐大,变成一台由一小撮侏儒们控制的巨无霸机器。

  中国房地产体制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当下的镜像,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绝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国家机器把持者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完全被抛离于这场游戏之外。

如果遭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中国数量庞大的底层赤贫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正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的高悬,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许多中国精英阶层纷纷进行户口移民——将子女家属、财产和公民权转移国外,而他们本人却在中国这个冒险场疯狂敛财。

  一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比房地产更生动的镜像:由一群外国人组成的千万亿万富翁明星打造的《建国大业》从贫穷的中国赚得了4个多亿,他们以假乱真地扮演了一群比我们更逼真的所谓“建国者”——可惜他们再逼真也是在演戏。电影之外的花絮是,他们在近5年中几乎个个身价翻了几番,依靠的不是演技而是在中国各地置买房产。

  财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除非技术创新,财富也不会迅速增加,因为只有劳动和创新才能创造财富,只有人类的劳动才能导致财富增加,如果一些人剧增的财富是白痴一样不劳而获的,那么肯定有一些依靠辛苦和智慧的劳动者遭到了恶劣地剥夺,而这些罪恶的根源在于不公平和非正义的体制。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并不是大罪恶,体制的不公才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

  中国地产体制的罪恶源于两个最大的不公平和非正义:一是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隔离制度,前者享受住房保障,而后者无权享受;二是对保障住房与商品房的混淆,以认钱不认人的商品房代替认人不认钱的保障住房,这一方面造成公民居住权的最大不公平,另一方面助长了房地产投机行为和价格泡沫,而非理性疯涨的房价又加剧了贫富差距。

  中国社会的文化断裂孙立平在《断裂》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概括为二个字——断裂。他着重从经济模式和社会构架方面进行了描述。

  对这种经济上的断裂,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各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通过税收和政策予以干预和弥合。在我国,这种断裂相对性更强。和30年前相比,这种经济上的落差并不是绝对地更大了,而是相对地更大了。断裂之下,温饱(吃饱饭、衣服无补丁)基本都达到了,唯有发展机会的不均,相对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个断裂面上,文化的断裂比起经济来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常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会资源。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为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提高。中国官方对民间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当然这是人为的。官员可以看内参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从信息资源的占有情况,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断裂状况。大城市拥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经过层层过滤,再加上手段落后,农村几乎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文化最发达的是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这些城市文化设施齐全(有些甚至集全国人的钱兴建),文化资讯发达,文化活动频繁,交流广泛,这里的人们文化素养最高,特别是国际先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公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先进的人类文化开始在这里扎根。同时,媒体力量和民间思想日益紧逼官方的防线,正逐步成长,官吏的文化素养在物质丰沛后也在同步提高,使法理上的公务员意识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的“父母官”思维。在资本自由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正艰难地走向人类文明的权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会城市。中国的省会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导向在这里压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逊色于一线城市。在经济上抽取省域鲜血制造的繁荣中,文化上缺少鲜活的民间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后挖出来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专制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这种文化的腐朽来源于城市权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这种窒息中难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长的机会,他们多处于被压制状态,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显,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省会城市。区域文化的近亲繁殖使文化严重退化,文化设施较为简陋,除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外,青少年宫、体育馆(场)、图书馆、公园、电影院、博物馆等大多关门大吉。权力笼罩之下,这类城市除过供官员免费享受(有人埋单)的“娱乐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发达的文化。另外还有国粹的“麻将文化”。网络在这类城市被妖魔化也极为严重。媒体力量从这里已经解体。青年人从这里开始也彻底失势。

  如今中国的县城纷纷往“城市”的方向发展。在驱逐无数原住农民后,新城区在青纱帐里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楼对着一个10几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通行全国的新县城模式。在大批怀有抱负的青年人逃离家园后,县城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头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无敌”的权力面前几乎付之阙如。

  封闭内向、逆向淘汰的官场酱缸在反智化和流氓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黑社会色彩十分浓郁。主旋律文化是这里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场文化,但常常反应迟钝,关公战秦琼,不能“与时俱进”,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时代。当然这也是一种熟视无睹,聊胜于无。官方权力对民间文化无情露骨地严厉打压,使道德危机在这里也最为严重。

  乡镇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落。现代信息的匮乏,使传统的草根文化在这里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总有点黯淡。当一辈子没坐过电梯,没见过飞机的农民,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打开电视,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官场电视剧、无病呻吟的白领电视剧、变态阴谋的皇帝电视剧,那感觉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

  文化是人类必须的东西,民间宗教近些年在乡村发展极为迅速。宗教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乡村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色彩。社戏、庙会、祭祀庆典、诵经交流等等,这里的下里巴人文化绝对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城市。这种草根文化充满几分自治精神,多少弥补了法律软弱和道德危机的困境。

  相较之下,县城往往沦为最没有文化的地方,许多地市城市和省会城市也不过是一个稍大点的县城而已。官场文化一支独大,如东方不败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萧条导致这里口腹之欲发达,吃文化无比繁荣,性生活数量较高而质量较低。这种反文化倾向也使人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对他来说,世界就县城这么大,时间就今天这么长。也可以说,这种县城文化主流是一种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说,是狗文化兼太监文化。

  一线城市的文化发达和多元化使社会纷繁复杂,令人产生无以适从的感觉,郁闷和焦虑也极为普遍,这是文化产生的副作用。但就发达强健的文化总体而言,作为个体的人总可以从气象万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文化的文明的人,这实际构成一个人的理想。

  面对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国乡村的未来前途未卜。与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红歌相反,农村的无数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募捐修庙办庙会,对自己家园的文化建设之赤胆热衷着实令人感动,这些厚道传统的民间信仰和草根文化维护了底层中国人的生命尊严,丰富了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和善良人性。

尽管其中有些东西对现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自救活动,乡村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这里有真正的民间,尽管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间文化在这里仍然艰难地生长。这里也常常让许多人忽略和遗忘。

  近些年官方向乡村派驻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书记甚至打算在各个大学增设“村官系”“村官专业”),不知这些“官”会在多大意义上挽救或者扼杀这些微弱的乡村文化。但乳臭未干的“村官”带着三个表去乡村“布道”,对文化的建设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尽管乡村的“大锅”(卫视天线)已经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脑袋估计还需要点大无畏精神。

  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断裂在互相隔绝中并不明显,甚至相安无事。一线城市的多数白领小资不了解其它“穷山恶水”——“何不食肉糜”;许多乡下“红脖子”也不理解城里的“大狗”——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浪费自己的钱去登雪山……

  在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中,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往往显现出尴尬、无奈和难堪的个体体验。古老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径庭,风牛马不相及。县城文化的抱残守缺和整体不振使其文化竞争力与大城市进一步拉大。

  同时,作为文化的主体,人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体现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对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决定着文化的未来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强,进入大城市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使城市文化更加繁荣壮大。但对县城文化和乡村文化来说,青年人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处于被同化被边缘化的境地。

  县城文化在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的主导下,自然很难回归乡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进化也显得不甘心和不愿意。这种弱智丑陋的县城文化正大量体现在当下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其结果是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脱胎于小农意识的中国小市民文化——准确的说是市侩文化,而与健康的权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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