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恐爱病来袭,西医束手无策(转贴)

中国大陆恐爱病来袭,西医束手无策(转贴)

本帖最后由 天盛 于 2010-6-20 09:14 编辑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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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hina.com.cn/wangjianbo/art/3865903.html
2010/06/07 13:52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突然出现大量有类似爱滋病、但没有爱滋病毒的患者,此病被政府与医院冠以“恐爱症”,不施予任何医疗,大部分患者最多两年左右便会死亡。
“恐爱症”的严重性绝不亚于癌症、爱滋病、萨斯、H1N1,甚至更为可怕,因为其传播范围已经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而其传播形式——隐性无形和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其治愈率更是零。此超级病毒传染迅速,尽管未浮出台面,有病友表示已感染亲戚数户人家、也有感染全油田职工者,把其形容为瘟疫似乎并不为过。
翻开肆虐人类数千年的传染病史,每每令人怵目惊心。时光流转到二十一世纪,科学划时代的发达,物质财富极大的膨胀,照样挡不住可怕的瘟疫。为什么瘟疫总是与人类同行?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死亡幽灵在中国徘徊
文__陈怡莲、韦拓
“如果这个病无药可救,那可能将是人类的灭顶之灾。”一个HIV阴性感染的患者道出他沉重而又无奈的心声。在中国无以计数类似爱滋病发病症状的患者在垂死挣扎,面对政府、医院的漠视,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找出病情的真相。
年四十九岁的上海居民林峰,二零零八年五月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了。之前一向健康的他,首先出现的症状是肌肉跳、关节响、耳鸣、飞蚊症,胸腺全无,内脏痛得厉害。本身在医药公司工作的林峰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肝坏死、乙肝;后经胃镜检查,发现胃内出现豆疮样疱疹,又被诊断为糜烂型胃炎;吃每一顿饭都呕吐。零八年五月发病时他一百六十五斤(八十二点五公斤),到十一月仅剩一百零五斤,半年消失六十斤。

至今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之内,林峰自述内脏发硬,走路艰难、疼痛,关节嘎吱作响;皮肤肌肉全部纤维化,淋巴管疼痛;皮下像沙化了一样,脂肪似乎成了颗粒状。每次洗澡,皮肤沾水就会被泥巴一样的物质包裹,洗完澡用纸擦手也擦不干,总是黏黏的。
人已经是垂死状态……”林峰告诉记者,他已经基本陷入了绝望。
今年也是四十多岁的退役军官平安,二零零九年一次与军中同胞聚会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从没有过的那种头痛、头晕,然后是身上长癣,长真菌,下颚的淋巴全部肿起来。我先后住了五次医院,也不见好转。浑身疼,骨头疼、骨头响,舌苔发白,可看不出原因。我现在胃贲门又长了肿瘤;浑身发黑、发紫,胸、肺、食道发硬,口水都咽不下去,每天几次发生呼吸困难,心脏病每天发作一次。发病的时候全身肌肉跳动。我真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平安对这样描述他的情况。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突然出现大量有类似症状的病患。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同样病征的病人在网路上组成的群组有几十个,每个群组数十人到数百人不止。这种有些类似爱滋病发病状况的病人,大部分是因为各类性行为而受到感染。
林峰和平安,是记者调查过程中仅有的两个非性行为感染者。
他们在HIV检测当中,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意味着他们得的并非爱滋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论断,这些人得的是:恐爱症。也就是说,这些病人因为恐惧罹患爱滋病,导致精神异常,进而发展出和爱滋病接近的症状和病情。
这是一种官方的暂时和敷衍的诊断名称。然而“恐爱症”这种怪症,目前正在中国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迅速蔓延。事实上,“恐爱症”的严重性绝不亚于癌症、爱滋病、萨斯、H1N1,甚至更为可怕,因为其传播范围已经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而其传播形式——隐性无形和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其治愈率更是零。
“我们这个群组中,来来去去,很多早期的人已经死了,而新患者不断加入。我们除了知道这不是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病毒传染之外,对这种病的其他内容一无所知。”一位患者表示:“我估计全国有上千万人”。
恐爱症——新的大瘟疫?
“恐爱症”,顾名思义,就是由恐惧爱滋病而引发的心理疾病,虽然查不到是谁起的名字,但是包括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都在频繁使用它。
八十年代初,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的医生发现有很多年轻人死于肺炎,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这些患者都是年轻的男同性恋者,有着非常复杂的性伴侣。医生确定了这个病是从精液和血液中传染。科学家对病毒进行了分离,最后,定名为人类免疫不全病毒(Human Immunodefiency Virus,简称HIV)。
二零零零年前后,一种新的感染症状在中国流传,也与性乱有关,但被官方轻率地称为“恐爱症”——心理疾病。因为与爱滋病症状类似,而其“HIV”的检测又呈阴性,所以又被病患称为“阴性感染者”。但其传染性更强,有保护的性行为、接吻、共用餐具、汗液等都可能被感染,而后免疫系统被攻击,造成CD4和白细胞下降。
此病有六个典型症状,是大多数HIV阳性患者没有的:舌苔白,略带绒毛状,皮肤易起压痕,关节响,肌肉跳,有虫爬感。
感染初期患者出现低烧、咳嗽,后期全身出现各种症状,患者在生与死之间备受煎熬,大部分患者最多两年左右便会死亡。残酷的现实是:从二零零零年“恐爱症”出现到现在,患者中尚未听说谁被治愈,流传最多的是谁又“挂了”、“死了”。更为恐怖的是,一人得病,全家感染,所以又被患者称作“断子绝孙病”。感染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以及被他们传染的孩子,最小的孩子在娘胎里就被感染。
几乎所有的感染者在初期都有淋巴肿大、疼痛的症状。从医学上讲,人的淋巴肿大就是感染了病毒。还有一些患者查出感染了钜细胞病毒,而钜细胞病毒的出现,一定是身上已有了另一种病毒才会产生。这是个不变的定理。
这一极为特殊的情况引起本社记者的高度关注,随后查阅了相关资料、访问了一批相关网站和患者群组与博客,采访了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若干人。为保护患者隐私,以下配合调查的患者名均为化名。
调查案例
虎年,辽宁鞍山人,二十七岁。在网上与一小姐结识,并在今年二月和她吃饭后发生性关系,第二天就出现病状。脖子、腋下、腹股沟淋巴痛,痛得哆嗦,站都站不住,甚至睡觉都哆嗦。事后该小姐人间蒸发。回忆他们相识和发生关系极其勉强、不自然的过程,虎年怀疑该小姐是有意传染一族。
之后十多天他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发病仅两个月,他便从头到脚全部被病毒侵蚀。舌头白化,下唇内出现疱疹;身上出现红疹、瘙痒,皮肤严重老化,以前皮肤很白,现在发紫,发黄、发黑,很多出血点、曝皮,脸上也是红疹;连脚后跟用力踩,都会出现豆粒大的疙瘩;整天昏昏沉沉,而且头痛得直跳;记忆力明显下降;最奇怪的是,十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饿。在接受采访时,患者已十一天没吃饭,只喝水,每天吃两支雪糕。一米七的人,仅两个月,体重由一百斤骤降到八十斤,皮包骨,浑身没劲;全身没完的跳,从头到脚的血管里总有东西在跳,并不停哆嗦。最近已经发展到总想吐,胃像要被吐出来,疼得不行。
虎年透露自己不是生长在一般家庭,不愁医药费,但家人已经知道,都躲他远远的,生怕被传染,他精神几近崩溃,每次上完厕所,都要清洗好几次,什么都不敢碰。他自言,到医院什么都检查不出来,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就剩下一把把的乱吃药了。
开朗,黑龙江七台河郊区人,大学学历,三十多岁。在广东东莞十一年,一次高危(高危险性行为)失守,注定他痛悔一生。在四个月的潜伏期中,他把病毒无意间传给了所有的同事,之后是他的全家、妻子的全家、姐姐的全家、姐夫的全家几十口人。他不知道这样呈几何级数传下去,将会贻害多少人!现在他的心、肝、脾、胃,全部内脏、全身骨头、肌肉都在痛。这还不算,他看着被病魔折腾的三天两头发高烧、额头上布满吊针孔的九岁女儿,比自己遭受折磨更加痛苦。他绝望地告诉记者,现在满脑子都是怎样自杀的念头。
天晴,学生,在福建厦门读大四,二十三岁,独子。第一次在发廊找小姐,尽管采取了安全措施,三个月后还是出现了症状。开始嘴上起个泡,至今都没消掉,舌头长白斑,长泡。然后是关节痛,肌肉跳动。现在整天犯困,睡十六小时都不够,老师和同学都还不知道。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到,出现病症以后,在百度搜索,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所谓“恐爱病”。他说,自己的病不是恐惧造成的,跟恐惧没有关系。其父母是下岗工人,他本指望以后能报答父母。
害怕,在深圳事业有成,但输在一个吻上。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在桑拿时被小姐强行接吻。他平时很善于保护自己,以为接吻不会得爱滋病。发现小姐神色不对劲后,他匆匆离开,但还是没逃脱被感染的命运。十天后出现严重鼻塞,之后是全家都伤风感冒。现在他已是全身酸痛、游走性刺痛、肌肉跳动。
詹庆,福建人,三十八岁,教师。平时为人师表,但一次酒后失态乱了性,三天后出现症状。抱儿子时,儿子的头挨到他脖子后面的疱疹被感染,随后生殖器出现疱疹。然后是妻子被感染,和他症状一样:皮下有出血点,肌肉不停抽动,舌苔发白,便血两个多月。
妹妹的儿子、邻居的儿子和他儿子一块玩耍时,也被传染。家乡多人共喝一杯茶的不卫生习惯,使他们全村人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病症。原来他还觉得爱滋病离自己很远,从来没放在心上。感染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从此以后,他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寻找病因真相。
忏悔,三十多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因婚外恋被传染。后又感染了妻子和两岁半的孩子。开始是连续五天发高烧达四十度,半个月后出现生殖器疱疹、严重的咽喉炎,CD4下降到三百,低于正常人水准。为了不牵累父母,他理性地断绝了与老人的来往。不能解释的理由,使他只能独自含泪吞咽绝情的苦果。
李二,上海人,二十二岁。七个月前嫖娼,第二天皮肤痒,一个月后开始腰背痛,进而发展到全身肌肉和下肢疼痛,肌肉跳;长期腹泻、腹痛、肠鸣;全身皮疹,低烧、口腔疱疹、咽喉炎、舌头侧面开裂;肚子胀,无饥饿感,扁桃体位置和右耳长出淋巴结,鼻子头上长疮,整个舌头全白,舌头根部长小肉球。浑身无力,有时坚持出去跑步,跑不到一百米。患病后,没和女朋友接过吻,也无性接触,只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一个月后她竟也被传染,也发生腰背痛、肌肉跳。其姨夫也被染上,皮肤出现红疹。他曾经询问过疾控中心,“他们都不搭理的”,检测没有“异常”,我说有症状,他们说去医院看。医生诊断我得了前列腺炎,吃了一个半月抗生素,没有效果。现在老家我也不敢回。我们“病友”群里有大学生,还有高中生,很多人受不了精神折磨,就自杀了。群组上还有很多人相约一起去自杀。我知道不少网友死了,还有许多病友长久没上线了。
左小丁,女,二十多岁,四川绵阳人。早几年的婚前性行为,让她付出的代价是一岁多的孩子和丈夫被传染,口腔查出白色念球菌;眼睛刺痛,不敢去超市,看到琳琅满目的货品会觉得很累、很晕、眼睛会很痛,得找个地方闭眼休息;晚上睡觉会被眼睛痛醒。现在浑身无力,吃完一碗饭后,没有力气去盛第二碗。丈夫至今还不明真相,以为自身的盗汗、浑身无力,都是感冒引起的。
先恐惧还是先感染?
恐爱症到底是病毒感染?还是一种精神心理问题?
林峰的案例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二零零八年,林峰的母亲因为胃病在上海某医院做手术接受了输血,回家之后几天,开始出现淋巴结肿胀和皮肤胞疹,关节脆软,浑身无力,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随后,虽然林峰妻子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林峰并没有太担心。
一次母亲手背被打碎的玻璃划破,林峰收拾玻璃时也划伤了手,不幸沾上母亲带菌的血。三天之后,林峰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我到医院去检查,他们说肝有问题,后来又说胃有问题。”林峰回忆说。由于他有一定的医药和健康知识,因此对自己的病状有客观的认识。
因为无法确诊自己的问题,他在互联网上搜索时发现了“恐爱症”的群组。“病友的谈话充满绝望和哀怨,我还告诉他们说不用担心,有病最后一定会查出来,不要害怕,结果病友认定我是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来的,把我踢出了群组。”但后来病情逐渐加重,中国医学界束手无策,林峰的恐惧和绝望也随之而生。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国家CDC要搞网络调查,然后CDC就和我联系了。他说你不来吧,我们也不清楚,你来吧,我们也知道你症状,给你看一下,你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说如果你光是检查HIV(爱滋病)我是不来的,我们是阴性的,不是HIV。他说我们是对不明病毒调查,我们不仅是做HIV,还要做其他的。
“一月十七日我就到了北京。最后利用半天时间还是给我们检查了HIV,其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们查,然后给我们做了个体格检查。我们的黏膜系统、皮下系统、皮下脂肪系统全部坏掉了。关于我们的精神方面,写的是我们精神正常。”
“然后北京地坛医院,在二月十一日出了一个报告,他说:我们精神不正常其他都正常。颠倒黑白。说我们是精神不正常造成的因素。”
自称原来几十年没感冒过的退役军官“平安”的感染过程也相当奇特。“去年(二零零九年)的一次聚会中,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我的饮料里吐了口水。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我回家就发病了。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个个症状,短短几个月里,我又将病毒无意传染给所有的家人、亲戚、同事、朋友上百号人。很多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我到卫生部反应,他们说:这东西没听说过,不知道;国家疾控中心说:不可能是传染病啊,中国有,外国怎么没报导啊?所以他们都当作精神病。它在静悄悄中传播,大家都没有防范意识。”平安说。
官方态度令患者绝望
不肯就范的人们,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搏最后的时间,死也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得的什么病,因为他们绝不相信自己生不如死的症状是吓出来的。而且,不会说话的幼儿也会恐爱吗?
病友一批批走了,一批批又接上。遗憾的是,从初期恐慌、怕死,到不断加重的病痛折磨,使很多人寻求速死。这些人想,我死都不怕,还说我是“恐爱”吗?越来越重的病状是专家、国家都不能推翻的铁的事实。
更可怕的是,有患者根据多群组多区域多阶层的考量估计,此一人群数在千万之众!但,人们无从核实,因为,没有人比政府更有能力统计核实,而在中国,十年了,没有看到任何政府级的关注。
早在二零零三年,一个网名叫天问的小伙子,去了CDC,并找到疾控中心赵玉民(音)主任,但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二零一零年一月, CDC搞了一次网络调查,邀请患者做HIV和其他不明病毒的调查。满怀希望的林峰和其他病友共五十九人,十七日到达北京后,没想还是HIV检查和一个常规体检,什么额外的都没查。CDC报告上的结论是:精神正常。之后,他们又被安排到北京地坛医院检查。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二月十一日结论出来了:精神不正常,其他都正常。与CDC完全相反!
一桩国家立项调查的事情,竟由一个传染病医院下结论,使本来就痛苦不堪的病患心理雪上加霜。别小看这事!因为得不到论证,他们就不能像爱滋病人那样享受国家免费治疗,尽管他们的症状比爱滋病更严重、更具传染性,而且存活期越来越短,从以前的五至六年,缩短至两年多。HIV过了急性期以后会无症状,以后会再出症状;阴性感染者的症状、包括咽炎却会一直存在。暂时没出现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因此,令人伤感的是,他们很羡慕爱滋病人。
官方固守着以爱滋角度解释此症的立场,不愿从新型病毒感染去考证,从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面对无数患者,从政府、医院到媒体,统一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口径:你恐爱。这很让人困惑。当年的爱滋病毒,也是经过了十年的时间才被确定的。“恐爱症”也已经被叫了十年。十年间,为什么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病毒?这个奇怪的称呼还要误人多久?!
《京华报》记者吴鹏(音)曾采访过林峰。那天,林峰怕传染到他,谢绝了室内喝茶的邀请,坚持站在寒风凛冽的北京街头接受采访,讲述他发病以来的整个经历。而主编看过吴鹏几千字的采访报导后,冷冷地说:“你如果报导的话,就别在这儿干了。”
台湾著名医师王元甫判断,这可能是一种新病毒,因为它有传染性,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这跟爱滋病毒很类似。精神疾病的症状都是行为方面的,如焦虑症、忧郁症等,不会引起那么多免疫系统的反应;慢性病毒攻击免疫系统,会造成免疫系统的破坏。这群人都有相似的免疫系统症状,可能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
一位美国华人,不忍心看到这些患者的惨状,请来一位医生开展这方面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变异疱疹病毒,或是HPV“尖锐湿疣”和HSV“疱疹病毒”组合后的新病毒。不是HIV感染。是一种对人伤害力极大的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物。
患者最迫切的愿望是,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能开展这方面的病毒研究。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身体,成为研究的物件;他们知道,自己可能赶不上攻克这种病毒就已死去,但至少能为被他们感染的亲朋好友带来生存的希望。许多后期患者至今没有自我解脱,是想在自己生命最后为亲人或社会做点什么;许多人已经自杀,是因为心里承受不了亲人所遭受的痛苦。
政府和医院逃避不了这一责任,后者竟拒收这些病人。当他们站在医生面前时,医生会抬头看他们一眼说,你这是恐爱,便不再开口,也不给开任何药物。再坚持问下去,就会被骂成神经病。
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很多患者都料到了。从奥运到世博,“维持稳定”是当局头等大事,一切不稳定因素、各种社会问题,都成了被掩盖的物件,包括所谓“恐爱”。那么,谁来拯救这些生命,他们的忍耐还能维持多久?!
两百四十位病友集体献血报复社会
二零零八年到二零零九年,一个号称“港湾”群组,有两百四十多名“恐爱症”患者曾到北京协和医院求治,结果现在没剩一个,陆续在协和医院死去。正是这些人,当年为得到政府重视,想尽办法扩大感染面,首选了捐血。而后集体参与了一个群组,从深圳至上海沿途在各大城市捐血。
因为“恐爱症”病友并没有爱滋病毒,也没有其他可检测出来的传染病毒,因此在捐血过程轻易通过了血液检测。然而进入了血库的血液,却包含了会传染的不知名的“恐爱症”病毒。林峰母亲在上海某医院手术中接受输血染病,进而传染全家,或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港湾”的行动已经产生了效果。
“港湾”的成员也在繁华的城市间游走。一家一家住店,传染所有的小姐。到二零零九年,很多夜总会按摩小姐和站街卖淫的暗娼都被传染。
一个网名叫“末路”的深圳女子,因全家染病死光了,就开始以身体报复男人;有意传染上文叫“害怕”的那个女子姓张,来自湖北襄樊,目前还在报复世人;那次参加CDC体检的五十九人中的一名感染者,承认捐过血,并向同事杯子里吐过唾沫,造成同事感染。
一位在大企业食堂工作的病患在群组里宣布,他让上千职工都染上了自己的病。
某油田一位病友说,其感染了全油田的职工。
这是一个极易自杀和杀他的群体。当他们承受不住害了自己也害了亲人的双重痛苦的时候,极易走上自杀之路;当他们对官方的不作为愤怒到极点时,他们也可能会去杀人。他们又是个自我封闭的群体。除了在群组里跟病友探讨各自的症状,他们不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即便是自己也被感染的亲人。他们怕遭到歧视、怨恨和抛弃。
人类灭顶之灾将临?
如果二零零三年,国家CDC能重视网友天问的病情报告,预防监控,七年间能挽救多少生命和家庭?
如果七年间,国家CDC、卫生部没有以精神因素为藉口,推阻无数病友的上访,会有查出病因的多少次机会?
如果一开始,国家除了对患者做HIV检测,更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明察患者阴性的其他可能,“恐爱”的可笑名字会出炉吗?
然而,这只是如果。人死不能复生。
很多病友,因为一次次检测都是阴性,又相信了医生的话:“你们没事了,可以过正常生活,跟家人一起吃饭了。”取消了防止别人感染的措施,把亲朋好友也拖入痛苦的深渊。
在生命被漠视、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中,他们开始采取极端的行为。
由于被封闭和自我封闭,很难确定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只知道他们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年轻人居多。宽广的网路上有许多这样的族群,有的已存在多年。一个网名叫“寻找真相的人们”的群组,已有六年多网史。
对富士康“十二连跳”自杀事件、多起砍杀孩童血案、杀光全家再自杀等近几年陡然升高的极端案例,他们有着不同于官方的独特见解:人没有必要为了财产去杀人;事情没有危及到自己和亲人生命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恋爱失败,不可能造成这种心理扭曲的做法;工作压力大,可以去别的地方做,生命是宝贵的,为什么非得死呢。由于有着特殊的经历,或许他们看出了其中端倪。
他们无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因为他们永远羞于启齿。他们似乎只有默默地等待奇迹,以珍贵的生命押宝。他们在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或准备提前离开世间的时候,有一个悲凉的约定,他们会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个传下去,延续着他们的悲惨世界。
“我想探索一条路,试验吃各种药,记录下来,我哪天不行了,还能告诉孩子、家人。”退役军官平安这样表示,“如果这个病无药可救,那可能将是人类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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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谈HIV阴性感染
文__华明
目前“恐爱症”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个别患者的报复心理导致整个社会遭殃,令感染者日益增多。专家表示中国的“恐爱症”很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病毒所引起的,国家应该担负起检测和治疗的责任,不能用“恐爱症”一推了之。

八十年代美国检测出第一例爱滋病人后,爱滋病毒(HIV)以惊人速度蔓延,目前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受感染。中国已成为世界爱滋病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官方的数字是感染人数已近百万,而据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河南民间抗爱滋病专家高耀洁医生的估计,中国的感染者人数可能高达千万。
伴随着爱滋病毒(HIV)的阳性感染,在中国另有一群人鲜为人知的病:HIV阴性感染。他们大多经历过不良性行为,并出现类似爱滋病的病症,却不为爱滋病医生所确认,被定为“恐爱症”。有专家认为:此定论过于牵强,大面积的心理疾病不太可能,很有可能是未知病毒,国家应该展开研究,责无旁贷。
官方医院检测报告
“这个人群数目庞大,并产生愈来愈多的社会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困扰着临床工作者。”卫生部爱滋病专家谘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和爱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李太生早在二零零七年就撰文称。
杭州第六人民医院每年接待四、五千这样的病人,《南方都市报》去年十月报导,按中国三十个大城市至少一个医院接收来估算,这个人群至少有数十万人。
今年一月,国家CDC性爱中心调查了五十九例自疑为“不明病毒感染”者,在北京地坛医院对他们进行临床体检,包括常规体检(含内科、外科、肿瘤科、五官科和皮肤性病科)、实验室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及血常规),并在该中心进行性病爱滋病特异性检查(HIV病毒载量测定、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核酸定性测定、HIV抗体检测ELISA法、抗-HCV检测及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TPPA法)。
检查结果报告:这五十九例体检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非特异性临床症状,如低热、乏力、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并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爱滋病相关检查无一例阳性。报告总体分析,该组人群多数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少数生化检查异常者,亦与其主诉的临床症状不相符合。报告评估,考虑主要为精神因素所致。
据此报告,国内爱滋病专家给这类人群下了“恐爱症”的结论。但也有质疑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部的助理研究员万延民表示:“我接触了一些朋友,说他们完全是恐出来的,似乎解释不通”。“不能完全排除新的病原体感染。”
恐爱症?专家:过于牵强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问题专家胡宗义博士接受采访时表示,从这个报告上看,中国官方医院能做的爱滋病检测都做了,就目前的医疗检测手段,应该可以排除是爱滋病。但并不能排除有其他未知病毒或其他疾病。
对于中国的HIV阴性感染现象,胡宗义认为,很难用“恐爱症”解释。他说,这个人群的基数很大,而且不断扩展,已经不是个别的心理现象,而是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而且,心理疾病会导致失眠乏力等症状,个别严重到死亡也有可能,但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淋巴肿大等类似爱滋病的特征,以及大面积的传染性。如果都用“恐爱症”来解释,恐怕过于牵强。
美国“恐爱”治疗 HIV阴性研究
据胡宗义介绍,“恐爱”现象是存在的。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患有恐爱症,他们的HIV的检测是阴性,并有一些类似爱滋病的轻微症状,通常伴随着忧郁和恐惧感。
但美国有完整健全的心理检查体系,相应的治疗措施,这种个别现象,通过心理医生治疗,大多缓解,并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大的人群聚集,也没见到这样严重的“恐爱”病症和传染性。
对于HIV阴性研究,据美国相关研究机构介绍,自从爱滋病和HIV发现后,美国出现症状很像爱滋病但抗体阴性的人,约有三万多人。随着人数增加,美国CDC逐渐重视起来,加大了对这部分人群的研究力度。
二零零六年,他们发现了一种类似HIV但又不是HIV的病毒。这个病毒破坏人体的所有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感染此病毒的人少则活六个月,多则生存十二年。任何一种抗病毒药物效果都不明显,在三个月后全部失效。许多科研机构和公司一直在研究药物,但毫无进展。
此病毒具有传染性,以性传播为主,在急性感染期唾液、汗液都能传染。不过,奇怪的是,此病毒在不同的人种身上表现不同。黄种人和黑种人症状很明显,存活期很短,白种人极不明显,从一九八三年到二零零九年发现的三万多病例中,仅有一例白种人,症状轻微。

未知病毒?国家展开研究责无旁贷
而在中国,很多专家也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病毒。“目前还不能判断它究竟是不是爱滋病病毒的新型感染,但我们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很可能不是爱滋病病毒感染,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新型的或者是未知的病毒,像肝炎病毒,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存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文立表示。
浙江东阳市孙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的孙传正认为,爱滋病可由多种病毒引发。爱滋病的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而不是“HIV综合症”,所以认定爱滋病的前提并不限于HIV抗体阳性。只要具备“获得性免疫缺损”诸多症状,不管是何种原因,何种病毒所致,都符合“爱滋病”的定义。“如果你有全身的爱滋病症状,HIV阴性有意义吗?”
他认为,爱滋病症状显著而HIV抗体长期阴性有三种可能。一是有可能感染了HIV变异病毒。例如零五年一月,美国首先发现了新变种“3-dcrHIV”。该病毒的潜伏期可以很短,症状出现仅需几十天时间。而中国检测不了,所以如果是HIV-3型感染,HIV抗体的检测结果只能是阴性。二是有可能感染了成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当感染了该病毒后,其症状与HIV/AIDS十分类似,但检测HIV抗体是阴性。三是有可能感染了与HIV/HTLV相类似的未知病毒。
胡宗义认为,不管是精神上的疾病或是未知病毒感染,国家应该担负起检测和治疗的责任,不能用“恐爱症”一推了之。
据大陆的这些患者介绍,在中国,所有的治疗管道都不通,胡宗义表示不可思议。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个别患者的报复心理会导致整个社会遭殃,令感染者日益增多。而国家则不能再继续“视而不见”,展开病理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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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别哭!
文—— 九天剑
极度错愕地读到一则檄文,让我深感悲凉。
这篇“告全国、全世界类HIV病友书”带我走入一个垂死的庞大人群。他们得了同一种病,像爱滋又不是(HIV阴性),因为医疗机构查不出,又无意下工夫,近年情况严峻。
十年来,中国就像一锅沸水,上下翻腾。明白的,冷眼旁观大戏,糊涂的,在里面醉生梦死。
在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情的红尘浊浪中,他们一时欲念,做了以命换性的傻事——高危,追悔不及,在病痛的折磨中耗尽“浓缩了的人生”。他们爱父母孩子、妻子丈夫、亲戚朋友,可他们不敢再爱,不能再爱,连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吃饭,共用一个浴室,抱一下孩子,握一下老母亲的手,都成为奢侈,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没有高危行为、却被故意感染的人更冤。有一句话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的情况正是这样,不同的是,糟糕一万倍。现在,他们不只是有苦,不只是说不出,他们面临的是——死亡。
爱滋病是我们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可他们却羡慕爱滋病人!因为,爱滋病在明处,被医院、国家乃至联合国看重,处处防范,免费救治;他们在暗处,没药吃,没院住,甚至没有医生愿意正眼看他们,还把他们唤作神经病。虽然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新型病毒的危险和“威力”远超过爱滋,而病人却一再遭到冷遇,就像文中所述“生命不能与富贵者的宠物狗相提并论”。
这样的一大群人,活在一个“争做”世界第一大国政府的阴影里,十载轮回,自生自灭,毫无尊严。他们悲痛欲绝,进而化悲痛为激愤。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在人们为房子心焦,为票子发烧,为孩子哭嚎,为N奶风骚的大环境下,这股肃杀潜流,正悄无声息地在渐渐做大。
有人选择了自杀、滥杀,有人破罐破摔,组成同归于尽的“敢死队”,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把病毒和怨恨撒向已经够烂的社会,企图用生命敲击当局的良知;千百万人的厄运随之降临……
纵观中外历史,对强大的瘟疫,没有哪个政权敢如此轻视;而今,世界上最集权,最虚荣、最在嘴上代表人民的政府,竟麻木到眼看一批批病人奔走呼号,而后扑倒,又一批批呼号力尽,又倒下,十年而无动于衷!于逻辑不符,于情理不符,于智力不符!只与它的本质相符。
网上读了病友的悲惨故事和咬牙活下去的生死相约,几近落泪。过去有一部电影叫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感动了一代生活在情感沙漠里的人;今天,大批生命已经或即将被未知病毒带走,我们却只能看着,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不知道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发文的那位叫“长久”的作者是否仍在世,因为,从这一群体的短暂历史看,活过两年的人不多。我在心中暗暗为“长久”祈祷,希望这个在痛苦中仍然爱心不灭的年轻人生命长久。
为了不使中华民族遭受断代的威胁,我们把他们的泣血故事拿出来警世。希望生命的香火得以延续,泛滥于世的无烟性产业从此绝迹,百姓的女儿回归家庭、学校、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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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不明病毒感染者病友代表访问卫生部信访处及其他部门
作者:大哥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u/1689694581

病友代表访问卫生部信访处
病友代表,林军、平淡、同舟共济、罪过、老驹和一位来自山西运城的病友和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病友代表一行七人,于2010年6月21日上午8时间10分到达中国卫生部,据卫生部接待室两位女同事介绍,所有上访者必须前往卫生部信访处,由信访处人员接待。于是打了二辆出租车前往卫生部信访处(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九时不到到达,根据有关规定,复印了七位病友的身份证,并填写了上访申请表及上访理由。

    9时30分前后,开始接待我们,卫生部信访处的两女一男三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我先将本次我们上访的理由按事先拟定的材料具体的说了一遍,并大致的介绍了我受感染的经过,随后工作人员一一询问了其他上访病友。询问完以后,我又作了补充,把我们这次上访卫生部的目的、要求更进一步的重申,同时告诉信访人员此次我们上访不仅仅是卫生部,我们还将上访国务院信访办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信访工作人家听到我们还将上访有关部门,立即向信访处长进行了汇报,汇报以后工作人员告知我们,让我们等一会,一会领导再接待我们。12时左右,信访处105号信访员(据其他信访人员介绍此人就是信访处处长)进入了接待室,又开始了新一轮向病友轮流询问,主要了解病友的感染情况,出现的症状以及家人被感染情况。中途处长出了接待室接了一个电话,此时有病友提出关于个人隐私问题,不希望国家有关部门予以曝光,于是我接受了病友的建议,同意将此建议向信访处长提出,当处长再次进入接待室,于是我就将此情况提出,请求保护个人隐私。当提出以后,处长同意按个人意愿,区别对待具体姓名、家庭住址按要求留存。我与一位宁波的病友都按了实名留存了,并留了联系电话。在交流的过程中,处长称曾光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科学家,当听到“曾光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科学家”时,此时的我有点激动,对于我们的病来说,我个人认为曾光已经涉及,如不尊重客观事实,无视病患症状,不进行相关研究,我认为我们的“敌人”不是疾病,而是曾光了,当然信访处长不同意我的认为。随后我要求信访处长签收了我们提交的相关材料。信访处长告诉我们,会将我们的上访情况和相关材料形成专题报告,呈卫生部长和卫生部各副部长,转发各相关部委。下午3时,我提出我们已经整整一天了,饭也没吃,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今天就上访到此,同时谢谢卫生部信访处的接待。

附1:卫生部信访办签收证明

注:请病患理解,在网络上不便暴露本人有真实姓名

附2:“不明病毒”感染者进京反映情况主要访问部门和达到的目的及行程安排

一、访问人员构成

全国“不明病毒”感染者代表七人   

二、反映情况的主要部门

1、卫生部(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 电话:010—69792114)

2、国务院信访办(北京永定门西街1号   电话:010—63035987)

3、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3号东外外交办公大楼401室

电话: (8610) 6532-7189; (8610) 6532-7190  (8610) 6532-7191; (8610) 6532-7192

三、访问卫生部目的

1、卫生部成立不明病毒感染者原因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由卫生部疾控局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卫生部领导、中国CDC领导,中科院有关领导。

2、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国CDC,成立综合协调组,流行病调查组、病原体分离鉴定组、医疗救治组。

2、办公室成员单位,卫生部疾病控制局、中科院医学生物局、中国CDC、中国CDC病毒所,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加入,考虑中医药医治。

4、设立流行病调查和病原分离鉴定组两部对外电话,实时介绍各项科研工作进展情况。

5、公布流行病调查组、病原分离鉴定组、医疗救治组负责人姓名。

6、建议国家卫生部联系中科院指定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国内相关专项研究。

7、所需经费由中美新发传染病防控项目或国家艾滋病肝炎重大科技专项列支。

8、给予病患免费的对症治疗。

9、希望卫生部考虑病患提出的“听证会”和“新闻发布会”的要求,并给出答复。

四、访问国务院信访办目的

1、将“全国不明病毒感染者”的情况反映材料呈卫生部信访办,并要求签收。

2、强烈要求国务院指定专人督察这一事件。

3、请求国务院指定专人深入中国卫生部全面指挥这一事件的具体布置工作和各阶段的实质性情况公布。

4、如事实确认,惩处相关责任人。

5、适时公布疫情。

五、访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目的

1、将“全国不明病毒感染者”的情况及病患目前症状和生活状况情况递交,并要求签收。

2、请世卫组织提请中国卫生部对该事件的重视。

3、要求世卫组织向国际上具有能力的科研机构和人士提出倡议,帮助“不明病毒感染者”查清病因。

4、向世卫组织总部上报“中国不明病毒感染者”情况。

5、派驻观察员和相关科技人员进驻中国卫生部指导工作。

五、具体行程安排

1、病患代表提前一天到达北京,入住宾馆以后,立即召开具体工作布置会议。

2、访问卫生部初定为一天时间,主观愿望要求卫生部部长接待,如有特殊可有部长指定的部门和相关人员接待,要求卫生部以会议形式进行对话。

3、访问国务院信访办为半天时间,要求签收有关材料,请国务院信访人员承诺将我们的材料上报主管领导。

4、访问世卫组织代表处为半天时间,以收到签收为目的。

六、时间的不确定性

1、提请病患代表,可能由于各种意外情况,时间略会拖延,请大家理解。

七、注意事项

1、希望病患代表必须理智访问,不攻击党和国家。注意言辞,不能带有侮辱性的语言。

2、希望不以集聚的形式出现在某个部门门前,以协商一致的形式进行会议式的对话。

3、如有媒体采访,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得刻意夸大事件,不可以在公众面前发表恐怖言论,以免引起社会恐慌。

4、每位病患代表注意仪表,也要注意个人隐私保密,不向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5、不可以以伤害他人的形式和故意传播他人,理智反映我们的情况,才能是国家部门得以认真思考,才能有公信力。

                                                                   2010年6月21日

其他部门的访问(2010-06-24 18:37:46)
转载标签:cdc病患疾控裴迎新参议员莫老师杂谈 分类:寻找病因的真相
    2010年6月21日下午结束了卫生部信访处的访问,有两位病友,由于身体原因和工作原因离开了北京,看着病友含着泪水离开,我什么话都不想说,说心里话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离开,好想他们与我们一起走完此次北京之行的全部行程,尽管心中有自己的想法和挽留之意,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尊重他们的选择,与两位病友依依不舍的分别后,道过保重以后,我就陷入了深思中。回到宾馆我并没有由于两位病友的离去,还是和留下来的病友一起计划第二天的行程,并商量如何确保行程按计划实施。

    22日一早,我与平淡、罪过和山西的一位病友,一起前往国务院信访局(北京永定门西街1号)首先要在大门处接受身份证验证,然后才能放行,到达第二道大门,全国各地来国务院上访的人实在太多了,在门外我们整整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终于放行了,进入信访局大院,又要排队领表,平淡和罪过为了照顾我,两人轮流排队,排了四个小时终于领到了上访申请表。领了申请表以后,我的心情好受多了,还以为接下来一定能如愿以偿。由于国务院信访局下午是不接待的。于是我提出先拜访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此时山东的病友济南也打来了电话,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等待我们,我们四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立即前往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3号东外外交办公大楼401室,经和保安商量,同时将我们的情况简要的向他们陈述,经保安同意,同意我一人上楼反映情况,进入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办公室,我将我们拜访的主要情况进行了陈述,接待我的人员同意将我们有关材料留下,并同意将情况向负责人汇报。

    随后我又打了中国CDC裴博士的办公室电话,征求她我们下午再拜访一下中国CDC,裴女士对我说曾光教授出差了,但裴博士没有拒绝我们,同意接待我们。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就直奔北京南纬路27号国家疾控,下午一点,我们五人另加一位宁波的病人,来到了中国疾控的大门前,我打了电话,裴博士下楼迎接了我们,进入会议室以后,CDC另二位同事一起接待了我们,一位是五十开外的女士,另一位是年轻的男子。裴女士致了欢迎我们的来到后,我就开始发言了,首先我请求CDC理解我们此次上访国家有关部门的行为,也是推进尽快查清病因的一种手段,同时提示我们此次拜访并不影响国家CDC的下一步工作。随后我再一次将我发病后身体出现的症状和有关检测不正常的报告告知了在座的CDC接待人员,并且把我发病时用手机拍下来的症状和肢体表现相片给她们看。我还是想通过有些证据,提醒国家CDC这样的肢体表现,绝不是用“精神因素”所能解释的,一定有他的内因所在。同时沟通过程中,我提出了是疾病还是精神因素是解决是否进行下一步研究工作的一个瓶颈问题,只有先解决此认识问题才能保证下一步的科研工作正常开展。裴博士向大家保证下一步工作还将正常开展。接下来裴女士一一询问来访的病友,感染情况和家人感染情况,以及目前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同意将我们的情况转告曾光教授。我在感谢裴博士后,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加快参加北京检测的五十九人既留血样,尽快完成相关审批工作,并提议不仅仅从病人的血液中,还要在病人的体液和其他破坏的肢体组织提取样本,进行分析化验。第二就是目前在尚无治愈的情况下,应给严重症状的病人进行干涉性治疗,缓解病人严重症状,确保生活质量。下午三时,裴博士询问发大家还有什么情况需要补充,大家认为该说的已经说了,裴博士征求了我的意见,是否今天的接待就到此结束,我同意了。

    裴博士将我们送到大楼下,我仿佛感觉病友们还有好多话想说,我也理解他们此时此刻复杂的心情,我想所有的病友依然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国家CDC,多么渴望拯救自己和家人,真诚地希望国家CDC肩负起自己的重担,并且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事件,确保对此病科研工作持续开展。裴博士让大家保重身体,并祝旅途平安。就在此时,所有的病友眼睛中都含着泪水,我也一样,多么想大哭一场,发泄和减轻一下心中的痛苦和病痛。

    回到宾馆以后,我就作手计划国务院信访办的申请表内容的填写,由于人实在太累,吃过晚饭以后,我让大家尽快回房休息。我回到房间就计划填写国务院信访办的上访申请表,由于胸口和内脏剧烈疼痛,我选择了先睡一会,虽然人已经躺下,但思绪万千,如何能正确表达出全体病友的心声,子夜我悄悄地起床了,开始书写,早晨四点后书写完以后我又将内容发至大姐,请求大姐从医学角度再帮助我修改一下,守在电脑旁,七点大姐把内容发给了我,于是我把全部内容填写在申请表要求一栏,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是全国各地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人群(国内外报道称之为“不明病毒感染者”)。三个星期后出现身体上的各种症状,随后家人也出现类似症状。(具体情况:附:全国各地“不明病毒感染者”的一封上访信)于是求治各大医院。以现有医疗和检测水平,无法查清身体上的这些症状是因何原因造成的,于是向中国疾控反映我的情况。同时中国疾控也收到全国各地类似这样的感染者的报告。   
2009年7月前后由中国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负责,并由其助手裴迎新博士进行网络调查。因为在互联网上有十几个类似这样的病患QQ群,聚集在网络上,聊病情,相互对照症状。因为不明原因,而症状则日益加重,因此人人都非常恐慌。自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感染者人数不断攀升,许多人病情严重,处在绝望等死中。曾光教授的助手通过网络调查,在网上筛选了59名病患,于2010年1月10日和17日分两批进京,参加由中国疾控组织的研究调查。经北京地坛医院检查,项目包括:HIV、梅毒、丙肝。2010年2月11日,北京地坛医院出具了临床结论,认为我们的症状是由“精神因素”所导致的。全国各地病患对此结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疾控漠视病人症状,“精神因素”结论过于牵强,也不严谨。由于中国疾控中心的错误结论,认定此病不具有传染性,许多感染者轻信了疾控中心的结论,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造成家人和亲朋间的相互感染。
    据中国疾控曾光教授的助手裴迎新女士介绍,调查研究工作还将继续,并且拟决定把参加北京检测的“五十九名病患的既留血样”送美国南加大病毒实验室进行检测,相关审报工作还在进行中,但进程缓慢。目前国内无检测,无医治、无干预、无预防,全国各地感染者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我现在的病情非常严重,皮下组织坏死,内脏疼痛无法忍受,也无药可以缓解。而在我的周围,很多病患有着相同的病情。许多患者将疾病传给了家人。我的母亲和妻子、女儿也都因为感染,出现了和我同样的症状。

   我死不足惜,但是由于疾控中心的误导(认为该病没有传染性),导致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年幼的女儿也被感染,现在她们也同样遭受这个病的折磨。而这个病情正在全国迅速扩展,感染人数倍增。  
我们希望国家疾控中心帮助病患尽快查明病因,在目前无法确诊病因的情况下,组织临床医师和专家给予病患进行对症治疗,缓解病患的严重症状,减轻病患病痛,帮助大家采取预防措施。

    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的孩子们!!
    此次上访对国务院的请求如下:

一、请求国务院领导责成中国卫生部

1、责成卫生部成立“不明病毒感染者”病因调查小组:组长由卫生部疾控局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卫生部、国家疾控中心,中科院相关部门。

2、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综合协调组、流行病调查组、病原体分离鉴定组、医疗救治组。

3、办公室成员单位:卫生部疾病控制局、中科院医学生物局、中国CDC流行病所、中国CDC病毒所,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加入,考虑可采用中医药医治。

4、设立流行病调查和病原分离鉴定组两部对外电话,实时介绍各项科研工作进展情况。

5、公布流行病调查组、病原分离鉴定组、医疗救治组负责人姓名。

6、建议国家卫生部联系中科院指定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国内相关专项研究。

7、所需经费由中美新发传染病防控项目或国家艾滋病肝炎重大科技专项列支。

8、给予病患免费的对症治疗,缓解病患。

二、请求国务院领导帮助我们

1、强烈要求国务院指定专人督察这一事件。

2、请求国务院指定专人深入中国卫生部和国家疾控中心,全面指挥这一调研的具体布置和各阶段的工作。

3、如事实确认,惩处相关责任人。

4、适时公布调研结果和疫情进展。

    尊敬的国务院领导,我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绝无虚假,我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果这一情况通过研究得到证实,不但是挽救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全国各地感染者,而且是拯救了所有有可能遭此感染的人群。

    填写完毕以后,我与平淡直奔国务院信访局,我让平淡排队,我拿起材料站在大门处,保安一个不注意,我溜了进去,我电话告知平淡不用排队了,立即到大门口把身份证给我,我一人在里面足足排了三小时队,接待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就对我说,就你本人无权代表各国各地病患,如果要上访必须要以地方为单位,看了我的有相关资料,拒绝了我。当时我真想跪下来哀求他们,如果不把材料递交上去,我感觉对不起所有的病患。可是实在没有办法,国务院信访的保安决不是好惹的,不想作过多评价。实在无奈,怀着内疚的心情,离开了国务院信访办,辜负了病友对我的期望,敬请病友原谅。

    中午我与平淡和宁波的一位病友,找了一家餐厅,想吃点,三个人的眼角都挂着泪水,我劝大家别流泪了,吃一点,点了几个菜匆匆地吃了一些,于是找了一个旅店休息一会,并把回上海的火车买好了。打开电脑看着病友的聊天记录,好想对大家说说,可是什么也不想说的太多,在宾馆中我们三人痛哭了一场,只要提到家人和孩子,泪水无法止住。下午我接到了群中的一位病友,介绍了一位民主党派的参议员,来会见我们,晚上六点该参议员准时来到宾馆,我们找了一家茶室包间,接受了该参议员的采访,该参议员认为事态严重,必须以自己的责任心向中央提出方案,该参议员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用相机拍摄了我们的舌相和肢体和我的一些检测报告。当问及我们家人的情况,我们三人又痛哭了起来,该参议员也流下了泪水,晚上八点三十分我们与该参议员告别,每走一步,我们都要回头感谢。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再多一些这样的人士,无私无畏的帮助我们。在此我代表全体病友再一次谢谢该参议员,敬请病友们理解,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原谅我不暴露该参议员具体身份。

    晚上九点三十一分我们三人准时坐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坐在火车上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说,不知此次上访有什么效果,是否能激起哪些职能部门官员的良知,一切都在未知中。宁波的病患在火车上整整一夜没睡,一直在流泪,他的一家八口人全部感染,我也无法入睡,眼睛闭了一会,就不睡了,打开手机QQ看了病友的聊天,想到自己的家人,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其途漫漫,我暗暗发誓,我将一如既往寻找病友真相,只要生命存在一天,我就不放弃。早上五点我们三人又在火车餐厅痛哭了一场,这哭声更将激励我以不同的方法呼救。

    早上七点三十分,火车到达上海,我们三个又直奔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我给莫老师发了短消息,让莫老师接见我们一下,九点整莫老师来到大门口接见了我们,我们再一次恳求莫老师向研究所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加快研究的步伐,尽快查清病毒,我并向莫老师建议,如果在研究工作中遇到资金问题,我们愿意筹集资金,并愿意提供一切人体样本。莫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目前研究的情况,本来决定在5月份再招募一些病友进行相关研究,由于纯技术问题和试剂问题,还将进一步调试。如技术成熟以后,上海巴斯德会本着社会责任,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我们只有拿出证据才能说话,我们仍在研究,说明我们关注你们这个群体,我们会用行动帮助大家的,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莫老师告诉我们如将招募病人,会与我联系,通知有关病人。莫老师用手摸了我一下肢体,认为都纤维化了,不是用一个“恐”字所能解释的。三个大男人又一起在莫老师面前流下了泪水,除了我们痛苦的心情,这泪水中还包含了我们对莫老师以及她的同仁们的感激之情。在此,我代表所有病友再一次谢谢莫老师以及她的同仁们!

    中午时分,三位病友依依不舍的分别了,大家进行了无言的告别,眼睛凝视着对方,希望各自保重。

    再一次谢谢全体病患,精力和财力上的帮助,真诚的希望所有病友保重身体!

注:匆忙之中文章比较杂乱,还是想尽早让病友了解点情况。

访问部门捐款人名单和款额(2010-06-25 07:56:05)
标签:无名氏病友空哥jerry军歌捐款杂谈 分类:寻找病因的真相
1、翎                2010年6月5日捐一千元整
2、悔当初            2010年6月7日捐五百元整
3、期待              2010年6月7日捐一千元整
4、阴雨              2010年6月7日捐二百元整

5、济南              2010年6月7日捐五百元整
6、林军              2010年6月7日捐五百元整
7、空哥              2010年6月7日捐二百元整
8、盼望              2010年6月8日捐六百元整
9、平淡              2010年6月8日捐二百元整
10、全毁             2010年6月8日捐一千元整
11、清淡             2010年6月9日捐五百元整
12、忏悔             2010年6月9日捐二百元整
13、军歌阿甘         2010年6月9日捐一千元整
14、丛生             2010年6月10日捐一千元整
15、老驹             2010年6月10日捐三百元整
16、安妮             2010年6月10日捐二百元整
17、Jerry            2010年6月11日捐三百元整
18、向往光明         2010年6月11日捐二百元整
19、女主人           2010年6月11日捐二百元整
20、二岁             2010年6月11日捐二百元整
21、花果山           2010年6月11日捐五百元整
22、白肿泻           2010年6月12日捐五百元整

23、阴               2010年6月13日捐二百元整
24、小木             2010年6月13日捐二百元整
25、明月犹在         2010年6月13日捐二百元整
26、无名氏           2010年6月14日捐二百元整
27、做个好人         2010年6月14日捐二百元整
28、无助             2010年6月17日捐五百元整
29、笑容没了         2010年6月18日捐一百元整
30、灰凤凰           2010年6月18日捐二百元整
31. 东东             2010年6月20日捐五百元整
32、来生赎罪         2010年6月20日捐二百元整
33、凤凰             2010年6月21日捐二百元整
34、无名氏           2010年6月21日捐二百元整
       截止2010年6月21日共收到捐款13700元整。本次来回车费,住宿,吃饭,打的,花去费用共8093元,余下5607元。余下的费用将作下一步访问之用,根据以后访问所需,是否需要再捐,再通知大家!谢谢捐款的病友!同时谢谢所有支持本次活动的病友!特别感谢非患者朋友的慷慨解囊!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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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的报道,2009年10月(2009-11-08 22:52:34)
转载标签:杂谈 分类:媒体关注

一些病人在网上聚集起来探求“真相”

  □记者朱长振文图

  阅读提示

  他们来自虚拟的网络世界,却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备受煎熬;他们多拥有相似的“高危体验”,并在刺激之后感觉身体不适;他们坚持自己身患重病,但多次检测的结果却不支持他们可怕的坚持;他们究竟得了什么病?

  高危性行为后很快发病

  六年来,几乎每个夜晚,一个网名叫“求败”的男子都会准时打开电脑,进入QQ群与病友交流。天亮之后,他要到南阳一家医院的传染科病房输液。

  六年前,作为一家油田的业务员,“求败”出差到了新疆,晚上,寂寞难耐的他找了小姐,在风流过程中,不小心弄掉了安全套。

  回到宾馆,“求败”一晚上洗了三次澡。恐惧中,他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头晕目眩的“求败”感觉有些发烧,嘴里起了小水泡,身上开始出现红疹……

  返回南阳后,“求败”感觉病情一天天加重,他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求败”先是在南阳一家医院做了检测,结果呈阴性。心情好了没几天,“继续恶化”的病情,逼迫“求败”先后到郑州、北京、上海、香港进行检测,无一例外,这些检测都呈阴性。

  “求败”开始怀疑自己患上了一种新的未知疾病——“可能是隐性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变异了”。让他感觉更加可怕的是,他虽然尽量不与父母接触,但父母还是出现了相同的病状,发烧、骨头疼、舌苔发白……

  偶然间,他在网上发现了“真相群”,在这个群里,他认识了更多与他有雷同症状的病人,患病前他们大多有过类似高危性行为。

  刚刚大学毕业的“雅阁”在郑州一家公司做销售,因为与小姐的一次接吻而开始出现症状,一年多来,他四处求医检测,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但身体却每况愈下,“走路已经都困难了”。现在,他不敢谈女朋友,不敢回家见父母,他感觉“生不如死”。

  四川网友“大二”至今仍对专家“恨之入骨”,在一夜风流后,他出现了与“求败”类似的症状,他主动与妻子、儿子隔离,经过多次检测结果为阴性后,专家当着他的面给他妻子打电话,称完全可以解除隔离。但他与妻子有过两次无防护性生活之后,妻子开始出现低烧、皮疹等症状,儿子也未能幸免。“大二”至今追悔莫及。

  “求败”至今仍在南阳一家医院住院,他已经离婚,并坚持6年间不见女儿一面,他在电话中咳嗽着向记者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但我想把我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实验,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早日找到这种新的病毒,让更多的病人不再受折磨。”他现在每天到医院打消炎针,用的是医生按淋巴炎开的药。

  据记者掌握的情况,目前,网上类似的QQ群有12个之多,隔一段时间会有新群成立,每个群里约有一两百人。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的4家艾滋病临床权威机构透露,他们每年都接待几千名这样的“病人”。

  检测不出来的“未知病毒”

  一个月来,每到深夜,记者便进入这些群。在交流中得知,他们自患病起反复检测HIV抗体,都呈阴性,很多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等地的医疗机构做过多次检测,不仅排除了HIV感染的可能性,还排除了甲肝、乙肝、肿瘤、结核病等病症的可能性。

  这些人固执地认为,他们感染了一种“未知的病毒”,他们的症状很相似:在急性期,会同时出现腹泻、感冒、皮疹等症状;急性期后,一些症状消失,一些症状却会反复出现,还有一些症状会长期存在。一个让他们惊恐不已的事实是,他们的CD4检测值普遍较低。

  CD4和CD8是人体的两种重要免疫细胞,其数值的高低和两者比值的大小,是判断人体免疫力的重要依据。但中外CD4正常值标准不大一样,如国外一般正常值标准为每立方毫米800~1000个,中国湖北省正常平均值为每立方毫米690个。

  在“真相群”的空间里,网友汇总了他们患病后的共同症状:(1)持续发低烧(37摄氏度左右),多个淋巴疼痛肿大;(2)舌苔白厚,舌尖红点,有白色念珠感染;(3)腹泻,肠鸣,大便较稀;(4)鼻塞严重,上呼吸道感染;(5)牙床肿痛,牙龈发炎;(6)皮肤压痕特别明显且不容易消退,皮下出现血点,皮疹,严重者出现紫癜;(7)出现牙龈出血,持续腹泻,食欲下降,盗汗严重;(8)肌肉关节疼,关节响非常明显;(9)全身肌肉跳动。

  今年10月19日夜11时许,“大二”在北京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一行16名病友已相约抵京,还有几名病友会随后赶去,其中一名是河南人。两天后,记者再次拨通“大二”的手机,他兴奋地说:“10月20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国家疾控中心)的有关领导说要约见我们5分钟,由于我们准备充足,材料扎实,(领导)竟然与我们面对面交流了差不多一个下午。现在我们正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抽血,好了,轮到我了……”

  记者稍后再次打通“大二”手机,他说:“国家疾控中心已经组织有关专家准备对我们的血样进行集中检测会诊,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出来。”

  类似“大二”等人这样的集体行动并非个案。2008年,一个叫做“港湾”的QQ群曾组织病友去北京。去年6月份,“出路”QQ群组织了两批共20名病友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免费检测HIV。据悉,这次检测是以中心下属的一个实验室的名义进行的,实验室与每个人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检测结果仅供参考。结果显示,20人中除两人查出结核病外,其他人都正常。

  一次次检测,一次次失望而回。他们究竟得了什么病?

  专家一致认为是心理疾病 不少患者听了张口就骂
专家一致认为是心理疾病 不少患者听了张口就骂
2009年10月27日 07:45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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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HIV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右图:专家认为这些病人所患应为“恐艾症”。

  □记者朱长振文图

  阅读提示

  在病友们持续不断地检测与反映下,艾滋病领域的权威医学专家开始关注这一群体,但专家给出的结论是,他们得的只是一种心理疾病:“恐艾症”。

  尽管已有病友在药物调理与精神疏导下恢复健康,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让多数病友信服,他们强调这种疾病的破坏力与传染性,坚持以自己的理解向卫生部门反映情况。一些医学专家在遭到病友质疑攻击后,改用更为周全的措辞,认为不排除极少数特殊病人身上存在某种未知病毒的可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就此事展开调查。真相令人期待。

  一名医学人士的感染经历

  因为认为自己身患传染性疾病,集体进京检测的“大二”等病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戴着口罩,不随便与人接触,就连晚上也特意选择住地下室。

  广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杨姓专家在“真相群”空间里发文称,他在调查此类病人时感染了此病,全家及助手也已感染。他在给卫生部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是个传染病学方面的专业人员,54岁。在去年12月18日接触几位病人后,给他们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们的症状是一种很特别的咽喉炎与舌苔发白。

  据病人自诉,发病时低烧,身上有过敏性红点,肌肉跳动、疼痛,乏力、头痛、腹胀、拉肚子……医院诊断是“恐艾症”、“精神偏执症”或“心理不正常”,因为有些病人已经进行了十多次HIV检查,结果都是阴性。但他们的CD4好像都普遍低于正常值,在每立方毫米300~700个,当然,他们各人情况不一,有些会在正常值范围之内。

  我接触了他们一星期后,也发病了。听病人说是什么“破坏性病毒”,用抗病毒药没用,所以先用了抗菌素,症状缓解了几天后,药物开始失效。我改换抗菌素,同样也只有效了几天。所以我开始怀疑不是病毒,会不会是彻头彻尾的细菌呢?

  我做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首先根据病人的诉说,到桑拿房、发廊与那些小姐接触,她们基本上都患有这种咽喉炎,有些人严重,有些不是太严重。我给她们做了大量舌苔黏液的涂片检查,用革兰氏染色,发现都是阳性葡萄球菌!虽然我没有能力做进一步的生化鉴定,但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是一种超级耐药的葡萄球菌感染。

  我认为那是表皮葡萄球菌的一个变种,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毒素和酶类,通过它居住的表皮微血管带到全身,对动物体大肆破坏。

  另外,它还会产生大量的假膜,那是它自身保护的一种形式,防止任何药物对它的攻击。大量这样的细菌长在我们的食道上,自然会产生腹胀、拉肚子等症状。当然,它还会产生大量的其他毒素,破坏末梢神经,造成肌肉疼痛、肌肉跳动等,严重时,会卧床不起。

  患病时,我上三楼都挺不住,肝、肾、脾超声波检测都有不同程度水肿。现在的CD4细胞是每立方毫米386个,是在珠海市中山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做的检测。

  杨自称,虽然他四方奔走,但国内目前没有一个专家或医生认同此细菌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疾病,他认为此种疾病国外也有,叫做“白塞氏病”或者“莱姆风湿热”,我国古代叫“狐惑”。

  10月18日,当记者再次与杨教授取得联系时,他正在广州忙着接洽两名来自美国的医学专家,他称外国专家此行目的就是要调查这种病,他还再三强调,这种病虽然传染性很强,但根据病人体质的差异,20%的人会有症状,80%的人没有症状,有症状者的病情又因体质及心理素质的差异而不同。“我现在不理它了,症状也就轻了。”杨在电话中说。

  专家一致认为是“恐艾症”

  10月21日深夜,李太生很久才接了记者的电话,劈头就说:“不要再疯打电话了,我受不了了!”原来,他误以为又是一个病人的骚扰电话。

  李太生是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他不仅关注这个群体多年,还累计跟踪调查过40名类似病人,并对他们的免疫值做过实验室检测。

  早在1997年,李太生于国际上首先提出艾滋病人的免疫功能重建新理论,这在艾滋病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记者向李太生提出这些病人经检测CD4值普遍偏低时,他解释,血液中CD4细胞每立方毫米500个以上属于正常,350~500个是轻度异常,200~350个是中度异常。李太生长期关注的40人中,40%的人CD4值确实偏低,但是CD8值不高,只有3人CD8值稍微高一点。而艾滋病感染者,无论在哪个发展期,99%以上的人早期CD4值可能正常,但CD8值肯定高,这40个人没有这种情况。

  按照国家规定,当艾滋病人的CD4值小于每立方毫米200个时,国家会免费发放药物。而李太生在临床中发现,这一人群CD4值没有这么低的,都在每立方毫米300个以上,“这只能说明其免疫力比正常人差一些”。

  李太生还给这40个人做了CD8激活亚群的检测,但指标全都不高,这不仅排除了艾滋病,还排除了被其他一些病毒特别是在免疫系统及血液中活动并复制的病毒感染的可能。“这就否定了他们所称的感染艾滋病变异病毒或隐性艾滋病的说法。”李太生说。

  由此,李太生给这类人群下了“恐艾症”的结论。“抑郁症患者,CD4值也会低,何况‘恐艾’是个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少数人的CD8值偏高,不排除别的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让李太生始料未及的是,公布检测结果后,他便频繁接到各地患者的质疑电话,有些甚至张口就骂,“弄得我都不敢接电话了”。

  李太生的研究结果是一己之见还是学界共识?记者分别致电桂希恩、蔡卫平、时代强等目前国内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权威专家,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一人群所主诉的症状并不构成真正医学意义上的症状。“心理障碍、精神高度焦虑都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而引起免疫力低的疾病又有很多,谁敢说免疫力低就是艾滋病?”蔡卫平说。

  是否心理疾病的医患争执

  调查中记者发现,大多数病人所反映的情况均被医生一一驳斥,他们说发烧,医生经过仔细测量,好多并不烧;他们说舌苔白,医生认为精神过度紧张会引起内分泌失调,会导致舌苔发白;他们说淋巴结肿大,医生认为,全身两个部位以上、直径1厘米以上、持续3个月以上的情况,才叫持续淋巴结肿大,而他们却不是;他们说皮疹,医生说,没有一个人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现临床意义上的皮疹。

  桂希恩,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因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其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对于这些病人,桂希恩说:“众所周知,艾滋病有潜伏期,不会这么早发病。而他们的免疫指标又都很好,这应该是典型的偏执型心理障碍,他们往往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病症和艾滋病对号入座。”

  桂希恩十分肯定地称,艾滋病病毒不可能检测不到,虽然目前会有极少数人某一次检测不到,但那可能与自身免疫力有关,并非永远检测不到,而这些人用很多方法检测了很多次都没事。

  针对这类人群所诉说的传染性强的问题,多名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往往只看到他们独自到医院就诊,自诉家人被传染的事实,但一旦他们的妻子或儿子也被要求前来检查,家人往往称“没有病或不是被传染的”,一经检查,也确实没病,或是普通的感冒。“这不是典型的‘恐艾症’是啥?”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蔡卫平说。

  但是,不少病友对专家“恐艾症”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谁要再说我是‘恐艾症’,是心理疾病,让他来跟我一起吃顿饭试试?”“大二”一直对妻儿被感染耿耿于怀。

  针对“大二”及部分特殊患者的情况,李太生、蔡卫平等专家在挨过数次骂之后,言语变得更为谨慎,认为并不排除极少数特殊病人身上存在某种未知病毒的可能,但这要将他的家人带来一并检测,还要做相应的严格检测。

  被心理学教授治愈的病例

  “勇敢”是一位与“雅阁”、“求败”有着相同经历的病人,幸运的是,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心理学教授胡雄。

  在一家公司做业务的“勇敢”为了应酬,经常出入娱乐场所,有一次在洗脚城洗了次脚,回家后感觉脚上隐隐作痛。他把经历告知了妻子,妻子一听就变了脸色道:“你竟敢背着我去洗脚,你就不怕染上艾滋病?”

  被吓得一夜未眠的“勇敢”第二天即上网查询有关艾滋病的信息,越查越感觉自己的症状跟艾滋病相似。他索性到洗脚城把给他捏脚的小姑娘一起带到省疾控中心做检测,结果两人都是阴性,但他认为检测结果不权威,又先后去北京、上海等地检测,而他的体质随着四处奔波每况愈下,妻子也开始出现低烧及皮疹症状,在找到胡雄教授前,“勇敢”曾多次在QQ群里说要自杀。

  针对“勇敢”的病情,胡雄先是给他做心理治疗,再适时开些抗焦虑药,用以缓解、排除内心的疑虑,在治疗了10个疗程之后,“勇敢”基本上能达到内心平静。

  经过两年多的跟踪,胡雄发现,“勇敢”及其妻子的“艾滋病”症状正逐渐消失,伴随他们的是儿子的呱呱坠地,以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新生活。

  胡雄在分析这类人群时称,这个群体可统称为疑病症,不仅恐艾,也恐肝病、脑病和癌症,但由于国家近些年对艾滋病知识的普及,以及艾滋病目前尚不可治愈的特殊性,恐艾人群在不断增加。

  与胡雄的观点一致,李太生长期跟踪的40名病人,有几个经过他们医院心理疾病科专家辅导后,病情明显改观,再辅以抗抑郁类药物,有些已彻底治愈。

  对这一群体的治疗,李太生认为急需既懂艾滋病又懂心理学的“多面手”型专家。而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认为,目前,除了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没有任何组织接待恐艾人群。她建议,可以由志愿者或民间组织甚至是真正的HIV感染者,在得到政府承认、专家机构培训和协助的情况下,对恐艾人群进行心理疏导。

  “对恐艾人群的关心,需要各个领域协作,但前提是,他们得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愿意并接受心理治疗。”蔡卫平苦笑着告诉记者,“但他们不这么认为,还总是动员我去看心理医生。”

  国家疾控中心已着手调查

  记者向国家疾控中心求证,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早在今年7月1日,已经有类似的病人打通了该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电话。

  在电话中,病人称这是一种类似于艾滋病,但又检测不出来的新病毒,但这种病毒比艾滋病病毒更可怕,可以通过唾液、体液、就餐传播。

  除了打电话,他们还推举一名网友给曾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认为,不加分析地一味以“恐艾症”来解释处理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疾控部门及医疗机构的不作为。

  曾光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安排助手进行调查,并在“真相群”中发了一封公开信。曾光在信中表示,他希望能按科学的方式系统了解这些网友病痛的起因、状况表现、就诊情况以及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并将尽快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波及范围总结上报,以便唤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争取确立研究专项,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共同协作,查清病因,提出有效的治疗和干预措施。

  记者了解到,目前,曾光的助手在“真相群”里已搜集到近200份资料。群里的病友“英雄”说:“大家都很配合,即使要求抽血我们也会千里迢迢坐车赶到指定医院。”

  据称,这些资料已经被转到了国家疾控中心。今年7月23日上午,国家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召开了一次高规格会议,与会人员包括20多位专家。会上,曾光将掌握的信息同与会人员进行了沟通。“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重视,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国家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医学是有限的,而疾病的发生往往先于医学的进步。10月22日上午,记者致电国家疾控中心有关部门获知,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对此类人群的状况,目前仍在调查阶段。==========

保护人类!彻查美国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
作者:李晶    文章来源:光明博客   
原文连接:

http://blog.gmw.cn/u/43762/archives/2009/58431.html

2009.05.04

2004年,一本名为《257实验室》的书,《Lab257:The Disturbing Story of the Government’s Secret Plum Island Germ Laboratory》,首次公开披露了美国政府和军方控制下的绝密病毒实验室的内幕,立即在全美引起震撼,继9.11后,一种新的恐怖情绪开始在纽约市民心中蔓延……

书中披露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秘密:在繁华的纽约市区,一直以来存在着一家绝密生化实验室,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均是源于该实验室!这看似天方夜谭的论点,却是纽约曼哈顿的律师,迈克尔·卡洛尔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础上,费时七年实地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目前肆虐人类社会的病毒,多是源于实验室,这一现象已成为令全球担忧的严重问题!

貌似开始于墨西哥,实际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猪流感病毒,或者叫甲型H1N1流感病毒大爆发,证实了人们的担忧。

为了避免人们恐慌,为了不给已经跌入谷底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卫组织近日技术性调低了全球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但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未来数月,甲型H1N1流感病毒可能会以“猛烈攻势”再度归来。

更为严重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3日称,当前肆虐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对HIV病毒携带者构成严重风险。世卫组织称,免疫缺陷疾病包括艾滋病患者,最易发生H1N1病毒并发症,并且HIV病毒与新流感病毒可能相互混合,带来严重危险。

世卫组织网站刊登的公告中称:“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来判断,万一人类流感大爆发,可能会给HIV人群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可以想见,H1N1病毒与HIV病毒的相互作用可能非常明显。”世卫组织指出,在当前流感疫情中,HIV病毒感染者应被视作高危人群,需作为流感预防和治疗的重点对象。

世卫组织说,导致这次疫情的病毒为A型流感病毒,是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毒株,该毒株包含有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如果与HIV病毒相互作用,将成为更加可怕的四合一超级病毒!

也就是说,传统的认为只有极其亲密接触才能传染的艾滋病,很有可能也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类似流感!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

1986年8月,美苏冷战时期,第8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休息时,人们在走廓里传阅着一份奇怪的材料。这份材料是一份医学报告,长达38页,名叫《爱滋病的性质和来源》,作者是东德的两名医生。该报告结论说:爱滋病的发生时期正好同美国迪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开始运转相吻合。自此,美国和前苏联开始互相指责。

还有一个说法,艾滋病毒传说为二战时德国研究出来的Q病毒,并非来源于非洲猩猩或猴子。美国军方当时把希特勒的生化病毒武器专家,以及整个实验室包括毒株秘密转运到美国,继续开展生化病毒武器试验,因此艾滋病毒也来源于美国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更有一种说法,艾滋病毒是美国白人至上势力,为首先灭绝黑色人种制造出的生化病毒基因武器,还没有完成时泄露出来,或者为试验故意泄露。

无论上述哪种说法,冷战结束,苏联早已解体,苏联解体时是很和平的,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泄露事件,并未见生化病毒传播,这是事实。而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自然是全球最先进的。这个事实也佐证了艾滋病毒最早也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猜测。

根据世卫组织对猪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病毒最新警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全世界人民的生命都将长期处于这个包含有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以及HIV艾滋病毒的基因片断,这个四合一超级病毒威胁之下。美国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正在干着毁灭人类的事情,人类生存已经岌岌可危!

奥巴马执政美国已有百日,4月5日,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演说时,核武器是冷战留下来的“最危险的遗产”,美国应与其他国家一道,寻求强化《核不扩散条约》,倡议在年内召开全球无核武问题国际峰会,对此我很赞同,同时,我也呼吁美国自身应该对其所有生化病毒实验室彻底自查,美国实验室的秘密病毒还有多少?世卫组织也应采取措施,对美国所有生化病毒实验室彻底检查。

正当全球都在抗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危机刚刚露出减缓迹象时,祸不单行,高度疑似来自美国实验室的新流感病毒开始在人间传播。据有关专家测算,单是新流感流行就至少使全球经济下降百分之五。这不得不引起全球高度警惕!

另外,新流感病毒在墨西哥爆发时,正值奥巴马访问墨西哥,给奥巴马在美国后院的和平外交努力蒙上巨大阴影,也不排除美国军方和美国政界中的极端主义势力隐瞒事实,隐瞒真相,故意给奥巴马新政难堪,从而实际控制美国影响全球。

保护地球,是近些年来已经深入人心的口号,保护地球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保护人类,所以,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口号。而“火星有人类?月球有人类?地球有人类,地球最可贵!”这是中国已故将军外交部长兼诗人陈毅的诗,表现出中国一贯的爱人类传统,一贯的为人类生存为人类正义而奋斗的精神。

今年是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重温这首诗歌有特殊的意义。

我希望奥巴马和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首诗,并能亲自朗读一下:“火星有人类?月球有人类?地球有人类,地球最可贵!”

保护人类!保护地球!美国的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不但严重阻碍全球走出金融经济危机,更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应该召开全球无生化病毒峰会,彻底检查美国的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并公布美国实验室的一切所谓秘密档案,直至销毁一切生化病毒武器!

保护人类!为了人类生存,应紧急彻查美国生化病毒武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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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一群感染未知病毒的苦苦寻求救助
(2010-03-04 07:55:3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998610100grju.html#comment1

引言:从1981年美国发现艾滋病,到现在已整整过了30年,仍无法治愈。在人们还在谈艾色变时,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种类似艾滋病的新型传染病已悄然流行,并愈演愈烈,而国家疾控中心竟未采取任何举措,任由疾病四处传播。
网络上聚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自称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症状特别像艾滋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往往一人感染,全家无一幸免,与其密切接触的朋友同事,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病人屡次求医,数次检测HIV抗体,均为阴性。由于查不到病因,代夫一致认为是“恐艾症”。就是这个“恐艾症”和精神因素,让无数病人和家庭生活在极度痛苦中,也让无数病人不明原因地离开了人世间。因多数病人是通过高危或一夜情的途径感染的,病友们戏称,他们感染了一种灭绝劣等人的病毒。
一位性工作者的经历
“竹叶”是位性工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幸的遭遇让他走上这条路。
我走上这条路6年多了,得这病也快4年了。2006年身体出现皮疹、淋巴肿大等一系列症状后,经常有客人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医院查HIV抗体,开始时不知道HIV是什么,上网查才知道是艾滋病。
后来找我去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客人的症状与我最初的情况一样,我意识到我病了,而且有传染性。刚开始我不同意去,他们就给我钱让我去检测,有的人给几百块钱,有的人甚至给几千快钱。我忽然发现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从那以后,凡是找我检测的,我就跟他们要钱,最初2000块钱,很多人痛快地答应了,后来我就要5000,逐渐增加到10000元。客人害怕得艾滋病,找小姐的人都不是缺钱的人,反正我是阴性。我发现我接的客人越多,找我检测的人也越多,一天甚至有3-4个。我把以前的检测单子给他们看,他们不信,一定让我到医院亲眼看到我抽血,天天这样身体有点吃不消。于是,我就跟他们约好时间,每周检测一次。3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抽了多少血,检测多少次,也让我赚了很多钱。
我经常上网搜索这种疾病的信息,但是始终没有进展,只是感染的人越来越多。我加入了真相群,在群里看他们交流,渐渐的,尤其是国检之后,我坚信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我不害怕艾滋病,希望就是艾滋病。我的钱足够让我父母、弟弟过上好日子,我打算在广州给他们买一套房子,再给我弟弟一些钱让他做生意,剩下的足够让我吃最好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更不知道吃什么药。
恐怖的艾滋症状
据病人们描述,此病毒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感染此病毒少则一天出现症状,多则一个月出现症状。6个月内,主要是感冒发烧、皮疹、血点、肠鸣、舌头白肿、淋巴肿大、乏力、盗汗、口腔溃疡、嘴角烂、肌肉酸痛、耳鸣、鼻炎、咽炎、眼睛红、肌肉跳、关节响、皮肤压痕重、消瘦等症状。而后各种症状缓解但反复出现。然后出现心肌炎、呼吸急促、内脏疼痛、关节及骨头变形、皮下结节、皮肤溃烂、手关节和脚后跟溃烂等症状。三年后免疫力严重下降,出现味觉丧失、视觉下降、器官衰竭等症状,各种真菌感染、肿瘤随之出现。由于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症状出现的时间、顺序不尽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症状最终都会出现,逐渐加重,不能自愈。
很强的传染性
病人们一致认为这种类似艾滋病的疾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可以通过血液、性、唾液传播,更有病人认为汗液也能传播。在世卫组织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可能是一种新型传染病,中非地区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
“雪嫣仙子”是一位在非洲工作的医生,在她的《雪嫣仙子在非洲的就医实例记录》中有这样的记录:一个病人自三年前嫖妓后,出现持续低烧不退,症状有点像艾滋病发作。他担心自己得的是艾滋病,去过很多医院检查,结果抗体跟病毒载量都是阴性。医院说不是艾滋病,而是一种不知名的新病毒。在南非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底是不是艾滋病的变种,问谁谁也不知道。
广东疾控中心的一位杨姓教授在调查这种疾病时,不幸感染,2009年春节回家短短的几天,全家老小都出现了症状。笔者前几天与他通话时,他仍在咳嗽,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
“林军”的母亲2007年胃出血,输血出院后出现了上述症状。2008年5月不小心打碎玻璃,出了很多血,”林军”在清理时,不慎划破了手指,接触到了母亲的血液,不久也出现了很多症状。“林军”的妻子和孩子先后发烧,肺部有阴影,特别是孩子经常感冒,皮肤变黑,还时常低烧,乏力,妻子和孩子都说腿疼。
“涅槃”是和一名护士高危后出现一系列症状的。“半月后开始出现屁多,几分钟就要放屁,多的让人不敢信,后出现关节疼、肌肉疼、皮肤发红。6个月后出现肌肉跳动、眼睛发痒、飞蚊症、全身淋巴结肿大。一年后出现心跳加快,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常跳,能把人弄醒。老婆和孩子也都有,老婆刚开始是咳了一月,打抗生素无用,睡觉爱抽触,手脚易麻,老是想睡,我一直没对她说。孩子刚开始咳了一月,发烧,屁多,睡觉爱抽触,发育缓慢,也有鼻炎,还有很多症状,决不是恐出来的,比如手爱发抖、脖子疼,我现在很担心老婆和孩子,她们啥也不知道,这病真的传染的很快,而且这病对身体影响很大。”
“芭蕉叶”是位女性,一夜情感染了这种疾病。几天后,发现老公出现低烧、皮疹、血点、关节响、眼睛红等症状,“芭蕉叶”向老公说出了实情,并说可能是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但是老公不相信,说她是80后脑残。
群里患病时间最长的是”十年”,他认为亲戚朋友几十人全部被他传染,他甚至认为他所在的地区有数万人已经染上此病,而当地的医生对此一无所知。他曾数次向当地疾控部门反映,甚至自己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但是无人理会,反而认为他精神有问题。
在国家组织的59人进京体检中,北京地坛医院出具的报告是:“从躯体症状和神经症性症状两个角度进行评估,考虑主要为精神因素所致。”医生虽然认为是精神因素,但却与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专家竟然不敢与症状严重的“林军”握手。地坛医院在检测这部分人群的口腔时,医生竟然问道,你们怎么不戴口罩,然后打开所有的窗户。更令人奇怪的是,3月2日,国家疾控中心的裴迎新博士却公布了“拟对病友的家属情况进行调查,请有意参加的病友与我联系”这样的消息。地坛医院已经诊断为精神因素,为什么还要调查病人的家属,难道精神因素也能传染吗。病友们纷纷猜测,这后面必定隐藏着惊天的秘密。
“苦菜花”对医生说:我牙龈萎缩。
医生:没刷牙。
“苦菜花”:我天天刷。
医生:那你刷的次数太少。
医患之间的矛盾
2002年,网上陆续出现相关的贴子,2005年,这样的贴子越来越多,特别是2007-2009年,感染人数倍增。多年来,这群病人辗转全国各大医院,医生均以”恐艾症”给予结论,得不到治疗。
无可奈何之下,病人们数次写信给卫生部、疾控中心,要求开展调查,查清病原体并提出诊疗意见,拯救病人,阻止传染进一步扩大。同时病人多次向国内外的病毒研究院所求救,请他们分离病毒。病人们的求救,大部分都杳无音信,即便是回音,也认为是精神因素。这群人开始对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机构充满希望,一次次希望破灭后,他们变得更加失望,直至绝望。
2009年12月份,上海巴斯德病毒研究所对5名病人的血液进行了检测,一名具体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与病友的对话中明确提到在5个人的血液中发现了同一种病毒,问病人吃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是否有效,并称28号公布结果,但却不了了之。病人再次询问,巴斯德否认有此事。
李太生是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生、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和艾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蔡卫平是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李太生、蔡卫平都发现,类似病人的症状确实渐渐趋于一致,至于原因,他们也不知道,“但他们绝非得了艾滋病”。
国检结束后,蔡卫平接受了BBC采访。“他们浪费金钱,重复来做检测。”“一位真正的HIV感染者只需15分钟就可以应对,而一位恐惧症患者至少要花一小时,或者半天时间的争论才能让他们离去。”有些患者声称他们已感染到家庭成员,朋友或者同事,蔡卫平对这一点很怀疑。“他们的亲属告诉我们的症状与患者向我们描述的亲属的症状并不一致”,他相信这只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身体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在隐瞒流行。他解释说:“在过去我们对疾病的传播是保密的,人们不相信我们公布的传染数字。”“但在今天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去发现感染HIV或者其他疾病的病人”。
病人们对专家的观点和国检的结论极不满意,认为精神因素不可能导致这么严重的症状。提出了种种质疑:国检为什么只检测CD4,而不检测CD8指标,为什么不做病毒分离,为什么以地坛医院的名义而不是以国家疾控中心的名义出具报告,群里充满了各种质疑的声音。病人们认为有关部门早就知道这是一种传染病,由于疾病传播已有10年,患病人数非常多,一直没有采取措施,害怕追究责任,于是就一天天隐瞒病情。
坚信就是艾滋病的病人则认为国家疾控中心及一线专家不会承认,原因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基本上是重组和变异的,也就是早期患者经过鸡尾酒疗法失败后流到社会上的(用的基本上是核肝类药物),现在重组和变异的对这些要有耐药性,在能稳定控制这个病之前(比如疫苗研制出来或新的抗病毒药物出来),国家疾控中心不敢承认也没办法承认,其实只要做病毒基因组测序就很容易查出来,这也是上海巴斯德病毒研究所开始承认在5个人的血液中分离到了相同的病毒,后来又拒绝承认的原因了。
开展自救
病人在网上开设了QQ群,一是寻找有相同症状的人。二是向国家疾控中心反映,求救于病毒研究所,以便引起足够重视,尽快查清病因。三是探讨病情,共同试药。QQ群里的人在不断变化,老病人逐渐消失,有的病人几年内未见出现,不知所踪,仅存的在群里一言不发。一批一批新人加入群里,一遍又一遍交流症状,一种一种病毒分析,一家一家医院就诊检测,一样一样疾病排除。最终都相信感染了未知病毒(包括HIV变异)。
在求医无果的情况下,病人开始试药。
“十年”自称1999年感染,他对政府和相关专家失望至极,“我觉得现在没什么希望,这个病只能自己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无奈之下,他只能尝试自己给自己治疗,十年的试药经历使得他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
病人“阴”最初手脚、脸部发麻,于是试用白虎汤,服用一段时间后,不再发麻了,但舌头白肿的症状依然存在,又试用巴戟、杜仲和红糖,舌头白减轻,但还肿大。”老驹”、”电”等病人也跟随”阴”试药,“老驹”不仅试阴的药,还在试用”十年”给他的药。由于身体越来越差,医生看不出任何疾病,试药的人越来越多。
“泪已干”一个人在外地工作,2007年患病,多次检测HIV抗体阴性,不再怀疑是艾滋病,相信是“恐艾症”。2008年6月,接受了心里治疗,整整治疗半年,不但没有效果,反而症状不断,越来越重,最终因免疫力严重下降,各种机会感染住进了医院,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在病人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生进行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治疗,终于把他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主治大夫也觉得奇怪,但也只是无奈地表示未知的疾病太多了。
在无数知名专家一致认为精神因素的情况下,病人不再相信他们,转而向其他医生求救。
上海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医生已经研究此病两年。在与病人“林军”的交谈中透漏,如此严重的症状不可能是“恐艾”,或者其他的精神因素,从血常规来看是明显的病毒感染,且具有传染性。他还透漏,如果国家承认这种病,这群人都将获得免费治疗。
广东的一位医生很早就关注这类人群,数次向当地疾控和国家疾控反映,在会议上多次提出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大多数专家认为,抗体检测是艾滋病的金标准,抗体阴性就不是艾滋病。
无数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医生认为,只要是医生,都不会相信这样的症状是精神因素造成的,地坛医院认为是精神因素也许另有原因吧。
群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类似这样的群有很多,每个群里都挤满了人。病友把群里的人分成四类。一是真正患病的人,即感染了未知病毒(包括HIV变异),占群里的绝大多数。二是”恐艾”的人,这部分人很少,在群里待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症状抗体又阴性的情况就退群或者再也不来了。三是国家疾控中心的裴迎新博士、记者和科研机构的人。这些人是来调查病情、了解情况的。四是卖药的和恶作剧的人,人数极少,经常散布谣言。
群里各种信息满天飞,真假难辨。这个春节,很多病人不敢回家,怕传染给家人,谎称工作忙,他们都是在QQ群里过的年。就是这个年,发现一些更重要的真假难辨的信息。
大年三十,“国家疾控中心”进入群里并发言,声称专家已经对病人血常规不正常的指标进行分析,并邀请全国各地病毒专家和法国专家,年后进行病毒分离,对患者诊治,缓解症状。同时并把进京体检的59名病人交给地方疾控中心,共同研究。
正月之一,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WHO(1342306496)今天是你们中国人的新年,我来向大家拜年了!我是世卫组织派来的观察员,我将在这个群中待上一段时间,主要了解一些情况,希望病人积极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将收集一些病人有价值的资料,请你们畅所欲言。我一般不发言,谢谢配合。
“远”是广东的一位病人,自称患病17年,家人因此病相继去世,现在只有儿子与他相依为命。“远”在群里反复说自己吃了由江门农药厂和军事科学院核放射研究所研制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才活到现在,但是这种药已经停产了。病友们认为吃了他的药不能治病,只能立即致命,并把他踢出群。但“三月的小雨”和“自由人”见过他,认为是真的。
群里的信息真假难辨,唯一在群里的官方人员是国家疾控中心的裴迎新博士,她每天准时登录,却一言不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未知的疾病还很多,把解释不了的疾病归因于精神因素,不是科学的态度。明知是一种疾病,却任其传播,更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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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疯狂:“阴性感染者”的深渊类别:深度调查 作者:鲍小东 原创 浏览量: 5239
  
发布时间:2009-12-02 手机看新闻
版次:AT04 版名:深度周刊 重磅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所谓“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回扎自己,或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治疗。

    虚拟图片。
    “末路”是个富人,她和老公各拥有几套房产。但现在的她每天只想三件事情:自杀、救家人、报复别人。
    老公问她,你真的不再管我了吗?她说,你找(小姐)越多越好,传染得越多越好,我们各自传染给别人吧
    所谓“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回扎自己,或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治疗。
    尽管目前国家非常重视,但还是未恢复这个漂亮女人的生活信心,她仍要继续用性传播她的疾病。
    她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但多次HIV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她又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变异病毒。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消极的网名叫“末路”。
    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人群,他们在网上聚集,自称为“阴性感染者”。但专家认为,他们只是“恐艾”。
    通过长达三个月的调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CDC)成立了“疑似艾滋病”课题研究组,10月30日,这个课题研究组始在全国招募60名“病人”分批进京,参加研究。
    虽有不少“病人”积极响应,但更多“病人”像“末路”一样,对这次研究并不乐观。
    研究课题组计划委托国家CDC最权威的实验室对他们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作出决定性的复测,并联系在京的临床专家,对这些“病人”共同进行临床检查,并提出诊疗意见。
    但“病人”们认为,他们得的是未知病毒,或者艾滋病变异,而研究课题组只是排除已知病症,因此没有意义。
    “我没有申请去北京,因为没有意义。”“末路”说,“国家只有研究和治疗同时进行,才能减少病人痛苦,才能减少病人报复社会,并减少更多人被感染。”
    “艾滋”症状,但检测总是阴性
    “末路”称,她已经报复性地传染了3个男人,都是通过性进行传播的。
    即使现在,“末路”仍是一个漂亮女人,如果不扬起脖子,没人会看到她的脖子上一块块明显的淋巴结,她的皮肤粗糙。而发病前,她更加漂亮,皮肤光滑、白皙,没有皮疹,脸上没有斑点,不少男人以为她还未结婚生子,并追求她,但在发病前,她性观念保守,除了老公,她没有接受过别的男人。
    她的病是老公染回家的。
    她家在广州。只要不出差,老公每晚都回家吃饭,但他经常出差。5年前,老公一次出差了2个月,回来后咳嗽不止,吃药、打吊针都不见效。她和老公发生性关系后两个星期,也出现了很多症状,如皮疹、肌肉跳动、淋巴结肿大等等,体重一下子减轻了七八斤,老公体重也减少了十斤。
    他们进行H IV抗体检测和治疗,结果都是阴性,病情也不见好转。一年多后,很多症状自行消失了,这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女人以为这是“拜神”的结果。
    但3个月前,各种症状又开始重新回来了。
    老公承认,他在外面找了小姐。但他认为,他们只是感染了未知病毒,而她认为,他们感染的是艾滋病变异病毒,因为“症状和艾滋病完全一致”。
    武汉的桂希恩,北京的李太生、吴焱,广州的蔡卫平,杭州的时代强等人都是国内艾滋病临床领域知名专家,每年有很多病人从全国各地慕名找到他们,或者打电话向他们咨询。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所在的医院每年都会接待数千名这种“病人”,他们认为,虽然不排除一部分人感染了未知病毒,但大多数人都是“恐艾”。
    而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病人”大多数都有不洁性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称,如果“病人”本身没有高危行为,恐惧是可以很快消除的。
    全家“中招”,哥哥死了
    11月30日,“末路”从包里掏出侄女的照片,出示给记者。照片上的小女孩腿细如柴,下巴尖尖,表情抑郁。
    “她家很有钱,她身上的一件衣服都是五六百元钱。”“末路”说。但是小女孩也感染了这个病毒。
    在长达三四年的“潜伏期”里,虽然还有疲劳、咳嗽等少数症状,但“末路”以为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而且医生们骂她“神经病”,“有心理问题”。于是,她和家人如常生活着。
    她和母亲经常一起吃饭,她还常常抱着侄女,而除了母亲和侄女外,她发现其他所有家庭成员也都感染了相同的病毒,包括父亲、两个哥哥和嫂子们。
    去年,她的一个哥哥去世了。他长得很帅,又十分富有,经常开着宝马“抠女”,他不喜欢找小姐,因为“太脏了”。
    3个月前,“潜伏期”过去了,很多病症回到“末路”的身体,她发现身体肌肉萎缩,出现大量皮疹,腹泻严重等等。这时,她回想哥哥去世前的情景,她又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她把病传染给了哥哥。“他也是肌肉萎缩,死前,手臂只有我现在的二分之一粗”。
    据其回忆,她哥哥早期症状和她当初完全一致,咳嗽非常严重,感染三年后,死于肺癌。
    对于专家们 的“ 恐 艾说”,“末路”质问:“如果只是恐艾,怎么会有这么多症状,而且如此传染呢?”
    很多“ 病人 ”都有着与“末路”相 似 的经历:多次检测被排除艾滋病,医生们认为他们是“恐艾”,建议他们与家人正常生活,解除“碗筷分开、不过夫妻生活”等等“隔离式生活”。结果是“全家中招”。
    这是他们痛恨医生和“恐艾说”的原因。
    他们认为,唾液都可以传染该病。“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姐才有这样的病,也许,你身边的某个人就有这样的病。“末路”说。
    深圳网友“面对”称,他的公司有十几个人都被他传染了,因为他是搞采购的,饭局很多。他认为是通过聚餐传播的。
    病情复发以来的3个月,“末路”痛苦不堪。她周身疼痛,在医院里,她想跳楼自杀,但她住在二楼病房,如果跳下来,不但不会死,还会残疾,因此她没跳。
    现在,她加入了一个“自杀群”,在Q Q群里,这些得了绝症的人们探讨着各种自杀方式,有的人相约一起自杀。
    “‘没有奇迹’经常打电话哭着问我,会不会自杀,我说,会啊,但是等我的孩子长大点,或者我带着他一起自杀。“末路”说。
    她的孩子已经4岁了,由保姆带着,她说,孩子和保姆都被感染了。为了减少痛苦,她尽量少和孩子呆在一起。她甚至和老公挑明,她不想再管孩子了。
    “进京”和“扎阳”
    7月份,曾光的出现曾一度让他们获得些许希望。
    曾光是国家C D 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W H 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光认为,这是“需要认真调查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他安排自己的助手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调查。
    10月30日,“疑似艾滋病”课题研究组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经费支持,开始在全国招募60名病人分期参加研究。一切用于研究目的的检测费用由课题组承担。个人的差旅费由病人自费承担,如对差旅费支付确有困难者,也可以提出资助申请。
    课题组将委托国家CDC最权威的实验室对病人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作出决定性的复测,并组织国内权威的临床、医疗以及科学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对病人共同进行临床检查,并提出诊疗意见。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课题组将匿名公布一部分病人的资料、医生的诊断意见和课题组建议,供那些未参加的病友们参考,共享研究的成果。课题组招募病人时强调申请者要有热心为群体服务的意愿和决心,“在自己症状好转后会通过网络帮助他人”。
    曾光在最近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虽然解决你们所反映的问题不是我本人职能分工内的工作,我们的精力和能力也很有限,但为了能对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是自愿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的参与是短暂的、启动性质的,主要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有效途径,从而向有关部门反映你们的情况,并对可持续性地应对你们所反映的问题提供建议。
    “我们会将群体情况向国家反映,以争取更多的人对这个群体进行关注及开展研究。”公开信称。
    但和“末路”一样,很多“病人”对此研究不表乐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感染了未知病毒或者艾滋病的变异病毒。而课题组排除的只是已知病毒。
    之前的10月14日,本报刊发了1.5万字的关于“阴性感染者”的调查报道,10月20日,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心急病人,自发前往北京。国家CD C相关部门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及时动用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同时使用多种方法,对他们进行了H IV病毒、丙肝、梅毒、免疫值等项目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他们均无问题。
    一位进京的“病人”透露,检测结果出来后,曾光曾私下表示,他们感染的并非同一种病毒,问题比较复杂,但肯定不是艾滋病。
    尽管如此,“病人们”仍然认为,排除艾滋病的结论未必正确,因为“身体的症状不得不促使你往这(艾滋病)上面想”。
    “末路”开始吃拉米夫定、唐草片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她发现,病情得到控制,浑身不再那么痛了。她的妈妈和她一起吃相同的药,结果病情也得到控制。
    现在,她每月要花1000多元钱,从上海邮购这些药物。老公因为不相信得了艾滋病,自己另外找药吃。
    “我知道在Q Q群里,像我这样的有钱人只有几个,大多数人经济都很困难,他们打一份工,工资一两千元,根本吃不起这药。所以,他们想去‘扎阳’。“末路”说。
    所谓“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扎在自己身上,有人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国家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他们通过Q Q群寻找艾滋病人。
    只想着自杀和报复
    “末路”是个富人。她和老公各自经济独立。老公拥有3套房子,她自己在广州等地也有三四套房子,每套房子都值百万元,并拥有私家车。她还有一家工厂,数十名工人。硕士毕业的老公另有职业。
    以前,她早上8点到工厂,晚上6点回家,加班时,夜里11点才回家,“每天看到账本上有收入,就很开心”。
    但是现在她每天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每天去工厂随便处理一下问题就回家睡觉,工人们打电话向她反映问题,她让他们自己解决。工厂快亏本了。她投入股市的100多万元钱,只剩下30万元,她现在连看都懒得看了。
    “现在我就希望面前是一张床,可以躺上去睡觉。”11月30日午后“末路”说。
    对于改变了整个家庭命运的老公,她已经不再怨恨了,“加入Q Q群后,发现很多人都得了这个病,那么我即使现在不得,将来也会得这个病,因为现在娱乐场所这么多”。
    这个原本喜欢旅游,“走遍半个中国”的女人,现在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目标,“即使把钱堆在我面前,我也不觉得开心”。
    她每天只想三件事情:自杀、救家人、报复别人。
    在广州还有5个和她联系紧密的女病友,她们相约去报复别人,去酒吧,或者上网,寻男性开房。
    她先后在酒吧认识了一个男人,在网上认识了2个男人,都是“开小车的”。她和其中两人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只有一个男人主动提出戴安全套,但和她有“深吻”。
    两个星期后,她分别打电话给他们,发现他们都在咳嗽。那个戴了安全套的男人问她,你是不是有病?她说,你才有病。他想带她一起去检测。她说,可以。
    “反正我是阴性,又不是阳性,我怕什么?”“末路”说。但是男人打消了和她一起检测的念头。
    “末路”在和Q Q群里的病人私聊时,发现每个人都有报复社会的行为,深圳的一名男性病友,已经通过上网、去酒吧、找小姐、“抠女”等方式,传染了100多名女性,均记录了她们的手机号码。
    老公又出差了,她打电话给他,发现他的房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老公问她,你真的不再管我了吗?
    她说,你找(小姐)越多越好,传染得越多越好,我们各自传染给别人吧。
    电话里,老公笑了笑。
    11月30日下午,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她用围巾包着一箱子刚刚收到的“拉米夫定”,走上街头,她穿着一件露脐装,露出一片白皙的腰身,她看上去很健康,和走过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并无差别。
    □采写:本报记者 鲍小东

真的只是“恐艾”吗?类别:深度调查 作者:鲍小东 原创 浏览量: 6970
  
发布时间:2009-10-14
版次:AT04 版名:深度周刊 重磅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他们还给卫生部部长写信,向病毒研究机构求助。他们的目的一致:他们想要弄明白,他们是否感染艾滋病变异病毒?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未知病毒?

    检测艾滋的人。 资料图片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药物防治研究所内,一名研究人员展示刚刚做完化验的血液样本。 本报记者 王子荣 摄
    患病几年来,深圳的Andy到过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医问诊,而且排除的不仅仅是艾滋病,还包括甲肝、肺结核、各种性病等等疾病。
    而和他一样有过类似求医经历的人大量存在。他们还给卫生部部长写信,向病毒研究机构求助。他们的目的一致:他们想要弄明白,他们是否感染艾滋病变异病毒?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未知病毒?
    身体上的“症状”,让他们无法相信专家们做出的“恐艾说”。他们认为“恐艾说”的结论“简单而不负责任”。
    但对于这些反复检测HIV抗体的人,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临床专家们的观点几乎一致:他们肯定没有感染艾滋病。专家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最高卫生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个人群的判断。
    因此,两者之间观点的冲突,使得这个人群更为焦虑。
    并非感染艾滋“看不到他们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体征”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蔡卫平从病理上分析,这个人群并非感染艾滋病。
    “他们所说的症状是持续很久的,而且发病很快,所以这些症状虽然和艾滋病有些相似,但是和艾滋病发病期完全不一致,艾滋病只有发病期、急性期才有一些症状,其他阶段基本上没有症状。”蔡卫平说。
    蔡卫平还称,目前,基本上不存在抗体检测不到的情况,虽然有极少数人某一次检测不到,但那与自身免疫能力有关,并非永远检测不到,而“他们用很多方法检测了很多次,有的人既检测了抗体,又检测了病毒,所以不可能检测不到”。
    “即使艾滋病有变异也不会这么早发病,也有无症状期,还要经过免疫确诊,而他们的免疫指标都很好,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病?这是偏执型心理障碍。”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浙江省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时代强说。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恐艾症”人群,往往把自己的病症和艾滋病对号入座,“跟艾滋病相似症状的病多了,别的病也可以降低免疫力”。
    C D 4和C D 8是人体两种免疫细胞,其数值的高低,和两者比值的大小,是判断人体免疫力的重要依据,而中外CD 4正常值标准不一,即使国内的不同地区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如国外一般为800/m m3到1000/m m 3,中国湖北正常平均值为690/m m 3。
    蔡卫平称,CD 4在500/m m 3以上属于正常,350/m m 3到500/m m 3是轻度异常,350/m m 3到200/m m 3之间是中度异常,而在恐艾人群中,几乎都是正常或轻度异常。
    中国政府规定,当艾滋病人的CD 4小于200/m m 3时,国家才会免费发放药物。而桂希恩临床发现,“恐艾症”人群没有这么低的,都在300以上。“这只能说明他的免疫力比正常人差一些”。
    “心理障碍,精神高度焦虑,都可以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继而出现很多症状,引起免疫力低的疾病很多,不能说免疫力低就是艾滋病。”时代强说,“血常规不正常、淋巴细胞总数偏低,和艾滋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艾滋病可以产生所有的症状,但产生类似症状,并不一定是艾滋病。”
    为了减少类似人群的精神焦虑,杭州第六人民医院从三年前就引进国际最先进的H IV抗体检测试剂———第四代酶联,这可以将排除艾滋病感染的时间提前到四周。
    而我国普遍采用三代酶联试剂进行检测,而且从可能感染病毒的时间算起,三个月后检测的结果阴性才算排除。
    “很多人熬不到三个月就已经精神崩溃了,也有人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了。”时代强说。
    桂希恩、李太生、蔡卫平、时代强,以及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生吴炎,都是国内艾滋病治疗领域权威专家,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个人群所主诉的症状,并不构成医学意义上真正的症状。
    他们说发烧,医生测量没烧;他们说舌苔白,医生认为是精神过度紧张后引起的内分泌失调;他们说淋巴结肿大,医生说,全身两个部位以上、直径1厘米以上、持续3个月以上的情况,才叫持续淋巴结肿大,“他们摸到的浅表慢性炎症引起的淋巴结可能是肌腱”;他们说皮疹,医生说,没有一个人的皮肤没有瑕疵;医生体检时也没有发现有临床意义的皮疹。
    “医学上,病人主诉很重要,但一定要有真正的体征,但是看不到他们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体征。”李太生说。
    求助研究机构“病人”们并不接受专家的“恐艾”之说
    医生诊断要有三个依据:一是主诉(病人陈述),二是看体征,三是客观检查。
    李太生曾经累计跟踪过40名类似病人,并对他们的免疫值做了实验室检测。
    他发现,40%的人C D 4确实偏低,但是CD 8不高,只有3人CD 8稍微高一点。而艾滋病感染者,不管窗口期、急性期、临床无症状期、艾滋病期,99%以上的人CD 4可能早期是正常,CD 8一定要高于正常,而这些人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他还给他们做了C D 8激活亚群的检测,但指标也不高,这不仅排除了艾滋病,还排除了其他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同时又能在血液中活动复制的病毒感染的可能。
    “忧郁症的病人,CD 4也会低,恐艾是个严重精神问题。”李太生说,“而少数人的CD 8偏高,这不排除别的病毒感染。”
    李太生早在1997年,于国际上首先提出艾滋病病人的免疫功能重建的新理论,这一科学发现为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在艾滋病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太生称,他系统观察的40人,也不会感染未知的病毒。“真要是新病毒,我肯定会研究下去,我还想拿个诺贝尔奖呢”。
    在这些专家之间,“恐艾说”几成定论。
    时代强、吴炎等人均称,他们每年都要接待数千“恐艾症”病人。早在2007年,李太生就撰文称,这个数目庞大的人群,以及愈来愈多的社会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困扰着临床工作者。
    而那些艰难“求生”的“病人”们,也早已找过这些国内的权威了,但是他们并不接受专家们的“恐艾”之说,甚至在网上谩骂专家。
    “现在的医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拿着高工资。事物都是发展的,病毒也在变化,不能简单用已知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洪生说。
    于是,他们又通过Q Q群,发动集体的力量,寻找研究机构,主动把自己提供给他们研究,或者向国家卫生部这样的权威机构求助。
    2008年,一个叫做“港湾”的Q Q群,被腾讯公司解散,原因是病友们组织起来给国家卫生部打电话、写信,甚至组织病友去北京“上访”。
    去年6月份,一个叫做“出路”的Q Q群,组织了两批共20名病友,从全国各地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免费检测H IV。
    不过,这次检测并不是以中心的名义,而是以中心下属的一个实验室的名义负责的。实验室与每个人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明确告知,这是实验室行为,不收费,经费由实验室自筹,检测结果仅供参考,不具有临床诊断价值。
    “单位不会出面做这个事情,即使要做,也要交给门诊,由门诊实验室做临床检测,而他们早在别的医疗机构做过临床检测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我们实验室做。”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部的助理研究员万延民说。
    这并非一个贸然的决定,因为从2007年开始,就有很多类似病人打电话,或者邮件联系该中心。该实验室认为,此事具有探讨的必要,他们想研究是否真有艾滋病新病毒,或者新的病原体感染。
    万延民透露说,第一次,实验室给2名病人做了检测,发现不是艾滋病,就不想再做了,但是更多的病人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也觉得第一次人少。会不会也有一部分人真的有新病毒感染,所以又有了第二次检测”。
    “他们还是怀疑H IV感染,要求我们做H IV抗体检测,而我们实验室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因此我们只为他们做H IV抗体检测,没有发现异常。”万延民说,“我们做完H IV检测以后,又把血样交给中心另外一个做未知病原体检测的研究团队,但他们也没有发现别的病原体感染迹象。”
    结果显示,这20人中,除了2人查出结核病外,其他人都正常。
    想被研究不容易难以立项,“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因此,万延民也认为,心理因素是这个人群致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新的病原体感染,我接触了一些朋友,说他们完全是恐出来的,似乎也解释不通”。
    但要对这个可能的“未知病毒”进行研究,限制因素太大了,最重要的是经费问题。
    “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下做检查,很麻烦,实验室检测项目会很多,要占用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万延民说,“而没有明确的课题立项,没有国家项目固定支持,很难有实验室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做这个事情。”
    一个研究课题的立项,须先做研究计划,再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立项,再拨款,科研机构才有钱做研究。
    但万延民称,这种情况立项很难,“虽然这些人诉说的症状很明显,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所以,写课题申请书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方向,专家在评审时很困难,就会提反对意见。而且预期的成果是否能拿到一个明确的病因?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研究,投入很难有产出,因此很难立项”。
    蔡卫平也认为,研究机构直接受理这个人群求助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未知的病原体感染远远多于已知的,找不到病因的情况比找到的机会还多。而研究机构不掌握临床,因此,他们的研究必须和临床机构联系一起的,“SA R S在确诊之前,临床怀疑是呼吸道引起的,研究机构就在呼吸道系统找,还找了很久才找出病因。临床可以缩小研究的范围,使得研究的成功几率增加”。
    桂希恩、时代强等专家在提出“恐艾说”后,遭到谩骂,之后,他们言语变得谨慎而周全了。
    时代强称,不否认他们可能有其他疾病,那只能从其他方面检查排除,也不否认可能有未知的病毒,但在没有诊断之前,只能对症治疗,减轻症状,减轻痛苦。“有的病人吃了我们开的抗焦虑的药就好了”。
    “我也不排除他们可能有其他性病或者未知病。对不了解的东西也可以进行研究。”桂希恩说。
    蔡卫平、李太生的观点则更为鲜明。
    “如果他们确实感染新病毒,医学界一定很感兴趣,但他们全部没有医学意义上的病症,谁会去找(病因)啊。得有个头绪,到底是哪类东西感染了?如果是感染的话,得要有客观的指标。”蔡卫平说。
    李太生的措辞激烈:“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只有主诉,没有体征,客观检查也没有不正常。这除了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没有别的病。”
    桂希恩认为,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障碍。对这个人群应该给予帮助和关心,“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伤害很大”。
    “恶性循环”“群里的病友95%都有过高危行为”,开放的性是问题根源?
    北京地坛医院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但还是从外面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因为心理医生不懂艾滋病,艾滋病医生不懂心理学,精通两者的医生很少。
    然而,收效甚微。
    “因为这个人群人太多了,每个病人都不能通过一两次咨询就可以解决的。”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生吴炎说,“而且病人也不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精神障碍。”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认为,对恐艾人群的关心,需要各个领域协作,精神卫生学、心理学、性学、社会学等等都要参与进来,“但我国性学、精神卫生学、心理学都发展得太慢,20年来没什么进步”。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要开展艾滋病教育、性的研究与教育等等。“爱知行”也没有设置针对恐艾人群的部门。
    “他们都会来找你,而且会反复找你,会把你搞崩溃。”万延海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表示,目前,除了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没有任何组织面对恐艾人群。她建议,可以由志愿者,或者其他民间组织,甚至是真正的H IV感染者,在得到政府承认、专家机构培训和协助情况下,对恐艾人群进行心理的疏导。
    蔡卫平在描述这个特殊群体时,使用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词:因为有了“高危”性行为,所以在身体出现一点病症时,开始恐艾,但在反复检测呈阴性时,又怀疑感染了未知的病毒,这导致精神的极度焦虑,因此免疫力降低,继而出现更多的病症,这又增加了恐惧……
    这个描述似乎找到了这个群体的问题所在:开放的性是问题根源。
    广 东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艾 滋 病 防 治 研 究 所 医 生 符 秋 显称,广东省艾滋病感染途径中,吸毒的不多,性传播是最主要的途径。
    蔡卫平曾经开了一个“网上诊室”,他发现98%的咨询者都是“恐艾”,他们详细描述自己的性行为,“写得像A片一样”,最后他不得不关掉网上诊室。
    杭州第六人民医院每年接待四五千这样的病人,几乎都有高危行为,男性占80%。
    “真相群”群主“深圳上帝”认为,群里的病友95%都有过高危行为,90%是找小姐,5%是一夜情之类的性行为,剩下的是其他各种渠道传染的。另一特征是,男性以找小姐为主,女性以一夜情和婚外情为主。
    病人分布以发达地区为主,尤其东南沿海最甚,而四川、重庆、云南地区也很多,北方偏少。
    网友“尚君”认为,这与开放程度有关,很多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恶意传播,被传染上的男性以二三十岁为主。
    在发达地区,性事,尤其在男人中间,已经超越隐私的范畴,甚至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集体活动。
    “42年的好酒”是潮汕地区某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他说:“我们单位同事都是一起去找(小姐),有时候还玩双飞呢,他们找小姐还用戴套啊?有的那个(性交)都不戴安全套,可我都是戴套的啊。”
    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接吻,被小姐传染了病毒。
    “求佛”是厦门一家房地产公司法人。平时,他很少去娱乐场所,即使去,也采取安全措施。
    在去年4月份,因为一个重要的项目,他亲自陪客户吃饭,饭后,按照习惯,请客户去娱乐场所,“如果他们找小姐,你不找,就会让他们有距离感,所以自己也要找小姐。”
    他在回忆这次性行为时,找不出不安全的因素:戴了安全套,也没与小姐接吻。但几天后,他病了。
    烟台的“ooo”称,客户因业务往来往往会成为好朋友,成了好朋友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9月10日晚,他在Q Q上接受了本报记者(生命如此辽阔)的采访:
    生命如此辽阔 21:34:38
    你病前出入娱乐场所多吗?
    ooo 21:34:54
    多,应该说很多
    ooo 21:39:21
    是客户请我
    生命如此辽阔 21:39:53
    业务上的关系,发生类似情况多吗?
    ooo 21:41:18
    肯定地讲吧,几乎很少有人独自去嫖娼,往往都是几个人一起去
    ooo 21:41:46
    这几个人里面肯定有一个请客的。
    ooo 21:44:10
    以前我玩的时候还都是和年龄较大的老头一起
    ooo 21:44:26
    甚至是老板
    ooo 21:45:12
    大家玩完了都高兴,吹会牛。谁厉害谁不厉害,呵呵
    “ooo”结婚了,另有3个情人,一个是大学同学,一个是同事,一个是朋友,妻子只知道他和大学同学来往。“现在有点钱的都有几个情人吧,比如说我哥吧,他也有情人,老婆也知道,我娘也知道”。
    “乐天”也是在找小姐后发病的,他找的是那种被认为最低级的卖淫女,租住在车站附近的人家里,女主人站在门口为她们拉客。他和小姐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戴安全套)感觉没意思”。
    “现在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发廊里,到处都是卖淫的,政府对这个严重的疾病传播途径没有管理。“乐天”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称,如果本身没有高危行为,恐惧是可以很快消除的,“现在性观念改变了,人们很容易得到性,尤其是都市里的年轻人,单身的多,婚龄很迟”。
    国家疾控中心介入“你们的诉求已成为需要认真调查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专家们的“恐艾说”并没有使他们“脱恐”,他们仍在继续向更加权威的部门求助。Q Q群里每天都有人提供新动向。
    7月1日,他们终于打通了曾光的手机。
    曾光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W H 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他们除了给曾光打电话外,还推举“扬州孤独”给曾光写了一封求助信。
    信中,“扬州孤独”将此病描述为,一种无法检测的、可以唾液传播的、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类H IV病毒。“唾液传染已成为事实,造成家庭、族群、亲友、同事等亲密接触者感染”。
    并称,感染人群的增多,已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由于大量患者四处求医得不到确诊和治疗,致使很多绝望的患者采取非常手段呼唤社会注意或报复社会。
    曾光十分重视此事,立即安排他的秘书进行电话调查。
    7月18日,他委托助手裴迎新女士在“真相群”里发布了一封回信。信中,曾光表示,对国家和社会而言,“你们的诉求已经成为了需要认真调查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希望按照科学的方式系统了解你们病痛的起因、状况表现、就诊情况和你们最担心的问题,并将尽快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波及范围总结上报,以便唤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争取确立研究专项,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共同协作,查清病因,提出有效的治疗和干预措施。”曾光说。
    曾光并责成助手裴迎新博士负责调查此事。至今,裴迎新通过“真相群”收集一两百个病友的资料,整理转交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月23日,裴迎新在Q Q群里发布信息称,这天上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会议,与会人员有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应急办、临床专家,以及曾光等20多位专家。
    会上,曾光将之前掌握的信息向与会人员进行了传达。与会人员均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对这件事情都很重视,开会讨论的不是做不做,而是怎样做,会尽快拿出方案的”。
    目前,裴迎新的调查仍在继续,病友们在耐心等待着。而此前,很多人在Q Q群上号召病友们去输血、找小姐“高危”等,企图传染给更多的人,以便引起国家的重视。
    在得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后,“ooo”决定停止嫖娼报复行为。
    而此前,他去找小姐时,宁可多花50元钱也要让小姐听话,强行吻她,目的是通过唾液传染疾病。
    之后,他还要去“落实”小姐是否被传染,“如果小姐不在了,我就高兴,再换一个,这就是成绩。通过小姐传染见效更快,一个小姐一天多的时候可以接客七八个,我估计得病后的小姐会更疯狂”。
    得“病”后,他总共找了八个小姐,最小的年仅18岁。
    “不排除有未知病毒”
    桂希恩、时代强等专家在提出“恐艾说”后,遭到谩骂,之后,他们言语变得谨慎而周全了。
    时代强称,不否认他们可能有其他疾病,那只能从其他方面检查排除,也不否认可能有未知的病毒,但在没有诊断之前,只能对症治疗,减轻症状,减轻痛苦。“有的病人吃了我们开的抗焦虑的药就好了”。
    “我也不排除他们可能有其他性病或者未知病。对不了解的东西也可以进行研究。”桂希恩说。
    桂希恩认为,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障碍。对这个人群应该给予帮助和关心,“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伤害很大”。
    专家
    “恐艾”是个严重精神问题
    “即使艾滋病有变异也不会这么早发病,也有无症状期,还要经过免疫确诊,而他们的免疫指标都很好,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病?这是偏执型心理障碍。”
    ——— 浙江省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时代强
    “忧郁症的病人,CD4也会低,恐艾是个严重精神问题。”
    “只有主诉,没有体征,客观检查也没有不正常。这除了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没有别的病。”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和艾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李太生
    “病人”
    我们不是“恐艾”
    我们染上“一种无法检测的、可以唾液传播的、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类HIV病毒”。
    “唾液传染已成为事实,造成家庭、族群、亲友、同事等亲密接触者感染”。
    ———“病友”们写给国家疾控中心的求助信
    “现在的医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拿着高工资。事物都是发展的,病毒也在变化,不能简单用已知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
    ———“病人”洪生
    采写:本报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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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未知病毒”阴影下类别:深度调查  作者:鲍小东  浏览量: 19065
  发布时间:2009-10-14 00:00 编辑此文
版次:AT02 版名:深度周刊 重磅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这个群聚集了一群具有相似特征的人:他们大多在“高危”性行为之后患病。他们最初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怀疑促使他们反复做H IV抗体检测,结果却一再呈现阴性。这并没有让他们轻松起来,他们继而坚信他们感染了同一种未知的病毒,这一病毒类似艾滋病,还能够通过唾液、体液等轻易传播给亲朋。而“医生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病因”。


    类似的“阴性”检测单“病友”们都有若干张。
    北京火把09:55:54
    怎么都不说话了(?)
    北京火把09:56:33
    这么静(,)太可怕了
    云中仙09:58:39
    是啊!
    云中仙09:58:43
    太可怕了!
    北京火把66 10:07:07
    我下了,出去走走,这里静的(得)吓人(。)
    8月22日上午,网友“北京火把”和“云中仙”,在一个叫做“寻找真相的人们”的Q Q群(以下简称“真相群”)里留下以上几句话后下线。
    这天是星期六,群里更多的网友活动在现实中。但对于“北京火把”们而言,这个Q Q群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因此,群内周末的安静让他们感到无限恐惧。
    这个群聚集了一群具有相似特征的人:他们大多在“高危”性行为之后患病。他们最初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怀疑促使他们反复做H IV抗体检测,结果却一再呈现阴性。这并没有让他们轻松起来,他们继而坚信他们感染了同一种未知的病毒,这一病毒类似艾滋病,还能够通过唾液、体液等轻易传播给亲朋。而“医生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病因”。
    为了寻找这个“未知的病毒”,他们通过Q Q群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政府对这个“未知的病毒”给予关注。
    目前,在中国类似的Q Q群共有数十个之多,每个群里都有一两百人。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等地的艾滋病临床权威机构透露,每家医疗机构每年都接待几千名这样的“病人”,而且,这个数量逐年增加。
    很多临床专家一致认为,他们得的是“艾滋病恐惧症”(以下简称“恐艾症”)。
    而这个人群却不认同这个称呼,也不认同专家们的判断,他们给自己定义为“阴性H IV感染者”、“隐性H IV感染者”等等。这个定义,却被专家们看做患者自己的“臆想”,既不能得到医学界的认同,更不能引起政府的关注。
    寻找和碰壁,希望和失望,求生和破灭,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精神煎熬、生不如死,有人失业,有人离婚,有人自杀,有人恶意传播疾病。
    因此,无论是单纯的“恐艾症”,还是感染了未知的病毒,这个逐渐庞大的群体都注定无法永远存在于网络之间。
    “怪病”来袭
    检测均为阴性,症状趋于一致
    去年9月份一天,出差到成都的洪生找了小姐。他以前也去娱乐场所找小姐,每次都采取安全措施。
    这天晚上漱口时,他发现牙龈上长了一个水泡,第二天就消失了,接着就开始发烧,不过输液后很快就好了。
    但因为刚刚找过小姐,他还是担心自己被传染了艾滋病。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套了安全套,而且因为酒后麻木,他没有成功,但曾和小姐亲吻过。
    他上网搜索艾滋病相关资料,发现唾液不会传染艾滋病。随后的十几天,他过得很开心。
    但21天之后的早晨,噩梦开始了。他醒来后发现自己盗汗很严重,腿上有一条线一样的疼痛,额上出现大量疹子。那天上班,他精神恍惚,下班回家后,他用电吹风吹手脚,消毒。他又上网搜索资料,开始极度恐慌,手脚几乎瘫痪。他给自己下了“诊断书”:他得了艾滋病。
    那夜,他彻夜难眠,盗汗继续,而且浑身疼痛。
    第二天晚上,妻子想出去打麻将,他却宣布自己得了艾滋病,他还坦白自己找了小姐。妻子脸色煞白,沉默了良久后说,“你在外面包养情人,我都不怪你,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几天后,也就是那次性行为后的第28天,洪生就去医院检测H IV抗体。三天后,当得知检测结果是阴性时,妻子高兴得从沙发上跳起来。但洪生躺在沙发上一动也没动,因为他更加相信网上的资料,他认为,他感染的是一种“未知的病毒”。
    尽管他知道,在感染艾滋病病毒3个月后的检测结果才算确诊,但在3个月内,他就检测了6次H IV抗体,均为阴性。
    他原本可以安心了,但很多症状在全身出现,吃药、打针都无效,他最后放弃了医院治疗。
    他认为那名小姐把病毒传染给了他,可当他去寻找那名小姐时,她已经不在了。
    之后,他的妻女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但到医院检查过很多次,只显示血常规不正常、免疫力偏低。
    他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免疫科、神经科、性病科、感染科等都检测过,感染科还组织了专家对他们做了3次会诊,都没发现感染艾滋病或者其他病毒。因为查不出病因,医生没开一粒药。
    通过Q Q群,洪生发现,在网络里,有很多和自己有相似困惑的人,他们自患病起,反复检测H IV抗体,都呈阴性,很多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医疗机构做了多次检测,不仅排除了H IV感染的可能性,还排除了甲肝、乙肝、肿瘤、结核病等等相似病症可能性。
    他们认为,他们感染了同一种“未知的病毒”,或者是艾滋病的变异病毒,因为他们的症状相似:有急性期;在急性期,同时出现很多症状,如腹泻、感冒、皮疹等等;急性期之后,一些症状消失,一些症状反复出现,一些症状长期存在。
    李太生是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生、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和艾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蔡卫平是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
    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李太生、蔡卫平都发现,类似病人的症状确实渐渐趋于一致,至于原因,他们也不知道“但他们绝非得了艾滋病”。
    李太生总结认为:该病发病可呈急性过程,突然发作并突然缓解;也可呈慢性过程,逐渐发展,长期不缓解。临床表现不特异,多为类似急性H IV感染期表现,如低热、纳差、乏力、盗汗、头痛、体重下降、咽痛、口腔溃疡、腹胀、腹泻等。体格检查多无异常发现,偶有不典型的皮疹。
    病人们的检测结果还显示了相似的数据:他们的免疫细胞CD 4普遍偏低,血常规不正常等等。
    极强的传染性?
    “病人”们认为它可通过唾液、汗液轻易传播
    8月27日晚,A ndy出现在深圳火车站广场上。他看上去很健康。
    但他自称,他因为高危行为而感染这个病毒至今已经有好几年了,盗汗、咽喉炎、鼻炎、消化不良、容易疲劳等症状至今犹存。
    “看上去我们都很健康,工作也正常,但是自身的症状,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A ndy说。这是一个和洪生有着相似病情的男人。
    现在,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该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家人是否被传染了。
    传染性是这个人群精神煎熬的主要原因。他们自认为都将病毒传染给了家人,因此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很多人希望自己真的得了艾滋病。“因为艾滋病至少不会通过生活接触传染给家人。”厦门的“求佛”说。
    不过,医生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病并不具有传染性,但又建议他们“最好不要去献血”。
    “大二”经过多次检测,H IV均呈阴性,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建议他去看神经科,同时,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要求她解除“隔离”。因为之前,“大二”为了避免把病毒传染给家人,和妻儿保持距离,吃饭也分开。
    医生的举动,让压抑了四五个月的“大二”放松了下来。之后,他和妻子发生了两次无套性行为,并开始抱儿子了。
    但他说,两周以后,妻儿都出现了高烧、腹泻、皮疹、鼻炎等症状。
    因此,他愤恨医生、专家们的“恐艾说”。他和国内知名的艾滋病临床专家桂希恩、时代强等人都通过电话,一旦他们提出“恐艾说”,他就会火冒三丈,并几次砸掉手机。
    “病人”们认为,这种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可以通过唾液、体液轻易传播。
    上海的“隔离”为了检测唾液是否传染该病,故意往一个同事的杯子里吐了一口口水。他自称,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同事出现了和他相似的症状。
    洪生描述的传染情形更让人恐惧。
    在洪生最初告诉妻子自己得了艾滋病之后,妻子按照土方,每天上山收集十几种药草,煮沸后,让他在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里熏,使身体出汗。
    后来,他分析妻子正是通过汗液被传染的。因为他在熏身体时,浑身都是汗液,而妻子端水、倒水,忙进忙出,和他有肌肤接触。
    他自称,当年10月份,妻子也出现相似症状。
    他们十分疼爱女儿,从小到大,女儿的衣服都是手洗,从不和大人的衣服一起放在洗衣机里洗,也不和大人共用一块香皂。
    女儿是住校生。在他生病期间,女儿偶尔回家时,他坐过的沙发,女儿都不能坐,她要在电脑上玩游戏,他会提前将电脑、键盘、桌椅擦很多遍,并消毒。他还单独吃饭。
    但在他发病3个月后,女儿也病了,出现了咽喉炎、盗汗、关节痛等病症。他回想认为,女儿被传染的可能性是,在妻子未发病之前,她和女儿并没有分开来吃饭。
    女儿今年刚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最好的班级,而现在他只希望她能活下去。
    9月初,刚刚开学,女儿就连续高烧几天,以致无法上课。但令洪生不解的是,他和妻子从不发烧,只有女儿发烧,如果是同一种病,为什么有不同的症状呢?
    “一年来,我增加了无数白发,一年来,我失去了所有,我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快乐,我的家人随着我陷入深渊,我失去了幸福的家庭,随着病情的恶化,家人对我的抱怨与日俱增。”洪生在手机短信里说,“你不知道我的小孩有多优秀,但我们知道她的名牌大学梦早已破灭,而她不知道,看着她不停抗争,我心如刀绞啊。”
    他的妻子怨恨地对他说,“如果女儿没被感染,我会原谅你,我自己被传染就无所谓了。”
    洪生在病后一个月左右,才加入“真相群”,通过“病友”们的交流,他才发现大家症状相似,而且该病可以通过唾液、汗液传播。
    他很后悔加入群的时间太晚了,“如果早点加入,早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很强,可能不会传染给家人了”。
    不全是臆想
    “不排除一部分人真的感染未知病毒的可能”
    “深圳上帝”是“真相群”的群主。他自称,他无意间把疾病传染给了哥哥、侄子,还有同事。
    他所在的公司有40多人,他通过同事们用药来判断,该公司约有20多人被他传染。他认为,共用一部电话机、聚餐、勾肩搭背的亲密行为等方式均可传染该疾病。
    不过,他至今还和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并且有接吻和性生活,但她却没有明显的病症。她一直坚信他没有艾滋病,希望他早日“脱恐”。显然,“深圳上帝”描述的传染性自相矛盾。
    艾滋病临床专家李太生、蔡卫平、桂希恩等人通过临床发现,这类人群所描述的传染性是“臆想出来的”,他们很少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病,只有少数人带着家人来看病,而家人偷偷告诉医生,“我没病,他非要说我有病”。
    然而,如洪生、“大二”这样确实全家患病的案例还有很多。因此,能够解释的说法是:这个人群并不同属一种情况,有人恐艾,有人真的病了,有的具有传染性,有的所谓“传染性”确实是臆想出来的。
    “大二”认为,Q Q群里的病友,鱼龙混杂。他自2007年底,加入“阴性感染者”的Q Q群,通过网友交流,他收集并加入的“阴性感染者”的Q Q群有二三十个之多,每个群里都挤满了人。
    他发现,有的“病友”后来确诊口腔感染念珠菌,或者皮肤卡波西等其他病症,也有少数人是确诊的艾滋病人,但是他们混在群里散布谣言,吓唬“病友”。
    有些人性行为比较混乱,得病后,连去医院检查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在群里看病友交流病情,以对应自己的症状。
    而更多的人则是“恐”,有的人纯粹“恐”,如怀疑老公出轨等,有些是因为有高危性行为,或修脚、打架等行为,而产生某些病症,如舌苔白、乏力、肠胃紊乱等等,而因此恐惧。
    “大二”认为,“这些症状都是可以‘恐’出来的”。
    “真相群”原群主是福建的一个网名叫“平安”的网友,他原本也以为自己感染了“未知的病毒”,因此建了这个群,后来,他的症状都消失了,他遂将这个Q Q群转交给了“深圳上帝”。
    “大二”估计,Q Q群中,恐艾人群占80%,剩下的人确实病情严重,他们排除了H IV,但出现了很多和艾滋病相似的病症,且传染性很强,“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桂希恩等专家们的看法,和“大二”一致,“大多数是恐艾症,但不排除一部分人真的感染未知病毒的可能”。
    网络“传染”
    他们在QQ群里聚集、交流、依赖、对立
    然而,网络的便利,和求生的共同目的,使得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凝聚在一起,并同声同气:他们得了同一种病,而且是“未知的病毒”。
    他们往往在出现症状之初,登录艾滋病论坛对自己的病情进行判断,但艾滋病论坛一向以检测结果为判断标准。
    “阴性感染者”大量出现,频繁的质疑出现在艾滋病论坛上,版主和志愿者试图说服他们“脱恐”,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导致双方论战升级,相互指责谩骂。
    “版主和志愿者因此变得更加偏执,一方面只要抗体阴性,他们就无视症状,而劝导咨询者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地回家睡觉。另一方面对质疑的声音一律封杀留言和ID”。“扬州孤独”说。
    之后,这些“阴性感染者”纷纷向Q Q群聚集。他们在群里交流病情、用药的经验等等。
    久而久之,Q Q群里弥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情绪,一种是消极情绪,这种人认为,这是一个“未知的病毒”,政府不管不问,因此只能等死,甚至有人提议“一起去哪儿死”。
    云南的“德宏”则在群里说:一提到家人,我的心沉到极点,真想tm d去大街上狂杀、滥杀。
    “进Q Q群要防止变成抑郁症。”“大二”说,“因为病友们从各处,甚至国外网站上搜集资料,有人打电话咨询专家,然后把这些有根有据的信息都发到群里,让人感到绝望。”
    Q Q群里更多的人则是持积极态度,他们通过网络搜索到各个医疗卫生机构、病毒研究机构、国内国外媒体的联系方式,以及温家宝总理、卫生部部长信箱等等,然后通过致电或写信的方式,反映病情,以期引起政府的关注和研究。
    “海南从生”是“真相群”的管理员,他在病后一个月就加入“真相群”,他认为QQ群有着积极的意义。他不去医院治疗,因为他发现,有病友在群里说,专家会诊多次也找不出病因,还有病友说,医生给他开的是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等等。
    “有人退出群,但不久又回来了,因为没有群,没有大家一起努力,就丝毫没有找出病因的可能。”“海南从生”说。
    但“大二”不无担忧地表示,他们每天都挂在群里,有人直到凌晨两三点才下线,他们精神上很无助,很容易被人利用。
    Q Q群,以及网络的利弊两面在“冲动是魔”身上表现突出。
    她和情人都检测出阴性结果后,恐惧减轻了。但之后,身上出现的红斑,让她又生恐惧,于是,上网搜索相关的资料,并且加入“真相群”。
    她最初怀疑自己是“恐”的,因为病友们描述的很多症状她都没有。但她后来发现,那些原本没有的症状陆续在自己身上出现了,比如肠鸣、头疼、舌苔白等等,而且与病友们描述的发病过程相吻合。所以她坚信,这病不是“恐出来的”。
    她怀疑是情人传染给她这个未知的病毒。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病。她通过观察也没发现他有异常表现,而且舌苔也不白。
    但她仍然认为情人是唯一的传染源,她于今年2月份与他发生性关系,之后就出现病症。她不断看医生,但是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她恐艾,“头脑有问题”,建议她对症治疗。在病友们的建议下,她去检查C D 4免疫细胞,结果是500/m m 3,接近正常。
    然而,那些仍未消失的症状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怎么搭理同事,也不和同事们一起聚餐。
    “工作糊里糊涂的。一回宿舍就面对死亡,只有上网和病友们说话,麻醉自己。不敢下网,面对现实。”她说,“在群里,大家共同努力,引起有关部门对这个病的关注,还有些盼头,如果没有Q Q群,一个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她也承认,如果没有Q Q群,她也许不可能往未知病毒上想。
    不信医生,信“病友”
    很多“病人”在网上搜索各种症状,然后对号入座
    和很多“病友”一样,“乐天”完全相信网络。
    他自2007年10月1日出现症状以来,仅仅HIV抗体检测就达23次,他甚至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但他还是不相信检测结果。
    两年来,他不分日夜地在网上搜索资料,了解该病,“这个病的每个症状都和艾滋病相似,所以肯定是艾滋病变异”。
    他还认为,他比医生更了解这种病,“医生们用老办法治疗新情况已经不行了”。他吃的中药药方也是从网上查的,“不吃中药早趴了”。
    有些病,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对症治疗,比如鼻窦炎等,还有喘气时呼出腐臭的气息等问题,都通过医院的对症治疗而痊愈。
    而牙周炎、腋窝淋巴结、胸痛等症状还没消除,他认为,这些病也可以找医生对症下药,但他不愿意去医院,“如果暴露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就无法在当地生存,所以,即使找医生,我也不在本县城找医生,我都是到外县去”。
    洪生也不相信医生,而信任“病友”。
    曾有医生给他开过胸腺肽、转移因子等药,但他和病友们在网上交流时,病友们说,这些药不能吃,那是艾滋病患者免疫力到最低时,医生才开的药,而医生给他开这些药,是“拔苗助长”,没有好处。因此,他只吃了2粒就没再吃了。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蔡卫平临床发现,很多“病人”在网上搜索各种症状,然后对号入座。而Q Q群之类的渠道,又容易使一个群体相互影响。
    因此,蔡卫平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再多些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让人们更多掌握艾滋病的知识,网络信息则很容易产生误导。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生李太生也认为,网络有时“坏事”,本来没病,当看到网上描述的详细的症状后,或者通过Q Q群和病友们交流后,就有人“恐了”,其实,他们对艾滋病知识一知半解。
    “我们一般不建议有了高危行为后,大量上网搜索信息,网上的信息杂,我们还是建议,如有人担心、焦虑的话,找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咨询,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提供免费的咨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医生符秋显说。
    她认为,一个正常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艾滋病常识,但一个正处于精神焦虑状态下的人,就不要上网,因为“网上信息量大,但很多信息断章取义,有的只出现一个标题,我是专业医生,看到网上的信息都晕了”。
    阴影下的聚与散
    “花果山”和丈夫离婚了,“悔恨”却选择回归家庭
    对该病传染性的确信,和网络“传染”的恐惧,正在影响很多原本幸福的家庭。
    重庆的“花果山”,因为和丈夫对待疾病的态度不一致而离婚。
    丈夫在找了小姐后,持续感冒了2个月。当他告诉她,他可能感染了未知病毒时,她已经有肠鸣等症状了。
    之后,上高中的儿子也有了类似症状,今年5月1日竟在学校晕倒。她的儿子成绩优秀,就读的高中也是当地最好的高中。
    但他们多次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从今年开始,“花果山”就不再上班了,她要为儿子寻找病因。
    她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发现,他们的症状和艾滋病相似,所以她坚信一家人感染了艾滋病,她不停地打电话向全国各地的专家咨询,还四处检测。
    “他反对我上网。我也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到儿子就害怕”。“花果山”说。但丈夫认为,即使是死,也要有尊严,他担心她四处求医问诊,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找了小姐。
    今年6月份,她主动提出离婚。虽然离婚了,但暑假时,两人还要住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想让儿子知道实情,他们想等儿子高中毕业后,才告诉他。
    开学了,儿子住校,她立刻搬出去住。因为丈夫的单位离家很近,因此她将家留给了丈夫住。她计划去别的城市,找一份工作,“过一天算一天”。
    在离婚协议书上,双方将所有财产留给儿子。丈夫负责儿子学费、生活费等,妻子的一切由自己解决。
    有散也有聚。
    云南“悔恨”,原和丈夫关系不和,经常吵架,几次闹过离婚。2007年7月份的一天,丈夫在吵架时,用水烟筒砸她,她便约网友见面。
    该网友帮她写过论文,两人感情很好,见面后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她就出现了症状。
    尽管检测的结果是阴性,但她仍然恐惧了很久,尤其在看到丈夫和孩子出现感冒、皮疹之类的症状时,她就感觉生不如死,曾试图买几份保险后自杀。
    但是现在她抛开一切,不再想疾病的事情。
    “我只想好好享受每一天,好好工作,好好照顾老公,再也不和老公吵架了,给孩子多些母爱,一天也不离开他们。”她说。
    她的孩子才6岁,她就通过按揭给孩子买了房子。“以前,我只给自己买好吃的,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在很少为自己买东西。我把自己当做艾滋病人看待”。
    对此,夏国美认为,既然没有查出病因,就不应该把它当回事,这是人生态度的问题。夏是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艾滋病/性病、女性和边缘群体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悔恨”不再上网,不再去想那个恼人的艾滋病,她的症状减轻了很多,“以前想很多,就越发烦恼,越是觉得这里不对劲,那里也不对劲”。
    她的丈夫不知情,所以他虽然也有少数症状,如感冒、咳嗽、容易疲劳等,但他不会往艾滋病上想,因此没有心理负担,他还照常每天打篮球。她的孩子也出现过感冒、皮疹之类的症状,但都治疗好了。
    厦门的“求佛”,曾经加入了“真相群”,当他看到病友们交流的内容时,更恐惧了,因此他退了出来。
    他有半年时间没往艾滋病上想,他想由此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恐艾”。半年后,他发现,腹股沟的淋巴结确实摸不到了,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也不明显了,但仍然全身疼痛,还有一些新的症状陆续出现。于是,他第二次加入Q Q群,这次,他觉得Q Q群给他更多的是精神安慰,“因为没有任何人管我们”。
    通过Q Q交流,他更相信自己感染了一种未知的病毒。
    “悔恨”从Q Q群里消失了,但几乎每天都有像“求佛”这样的新人加入。
    他们的诉说
    阿山:我在广州,2006年11月底高危,2周后症状全部陆续出现。拉肚子,肠鸣,肚子24小时动不停,大便黑色,到现在已6个多月还没好,拉到内脏痛;下巴淋巴结肿大,痛,黄豆大小的好几个淋巴结轻微胀痛到现在;喉咙发炎,扁桃体发炎,舌苔白厚,肚皮、胸部、手有多个小小的皮下出血点,一直都在;腰背开始痛得厉害,直到现在还酸痛;皮肤干,特别是手还脱皮,指甲下陷,手指发麻。之前下午会低烧头晕想吐;全身肌肉关节酸痛跳动。瘦10多斤。皮疹、荨麻疹2次,现在没有好。本人在这几个月大概看了50次医生,广州的大点的医院几乎全部跑遍。吃了好多中西药,症状都无好转。检查了5次血常规,单核细胞越来越高,血小板降低,红蛋白高。还有检查了甲亢,血吸虫,禽流感等病毒。6个月检查H IV 5次阴。我该怎么办?救救我们。
    怕怕:5月17日发生高危完事后发现套子破掉。第二天开始有疲乏感,大概7天后有极度嗜睡、发低烧、腹泻、盗汗、咽痛、嘴里起泡全身疙里疙瘩的感觉(应该是淋巴结肿大),类似病毒性感冒症状。保持大概两周,到现在都感觉浑身没劲。上个月跟同事打篮球受轻伤,有血液接触,他出现和我一模一样的症状。
    命:我是高危行为后13周的时候出现口腔溃疡,身上出血点,但是之后又出现极度疲劳、皮肤变差,舌苔发白、拉肚子、胳膊腿肿、身上出现皮疹(似蚊子咬后的包,消失得很快)、脱发、肺部疼痛、手指甲变白、头晕、头痛等。三个月梅、淋、H IV,四个半月H IV都在是中日医院检测,2次结果都是阴。这次五个月H IV,地坛医院的结果也是阴。但是我上面说的症状基本上都还在继续,家人好像也有类似症状了,一切都不是恐惧那么简单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0706家人:我是高危行为后第二天开始腹泻,肠鸣,肚子动不停持续一个半月,吃药不管用,后自愈,大便有过发黑。现在一般不成形。舌苔发白到现在,有细毛在舌头上。肌肉跳动;有过低烧。出过像蚊子咬过的红点,后退去,反复出。有过盗汗,心跳快到100多下。现在是动动就出汗,体虚,失眠,皮肤脱皮,有过口腔溃疡。12周检测阴。
    摘自“寻找真相的人们的博客”
    链接
    2009年2月18日,中国卫生部发布艾滋病疫情报告,2008年前3季度在中国共有6897人死于艾滋病,首次超过肺结核和狂犬病,成为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
    据卫生部通报,截至2008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报告死亡34864例。另悉,目前中国估计有70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大概有44万人不知道自己已感染艾滋……
    采写:本报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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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b6b1750100j92a.html
致中国香港医学院袁国勇教授的一封求救信

袁国勇教授:您好!

    我代表中国内地所有被“不明病毒”感染者跪求您,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病友们久闻您的大名,特别是在SARS那场灾难中,您作出的不朽的贡献,让世人都永远记得您响亮的名字。
如今我们这些遭受“不明病毒”的感染者,始终生活在生不如死的感觉中。由于得不到确诊,又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症状还在不断的加剧,部分病友已经长期卧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为此,我代表所有被感染者向您求救,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帮助患者尽早确诊病因,以便及时对症医治,尽快缓解症状,争取早日康复,重归正常生活。

病情陈述:在我国内地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患了一种类似艾滋病症状的疾病,传染性极强,得病以后,家人在一星期到三个月不等的时间里,也出现相类似的症状。从2002年后在网上就陆续出现相关贴子,这些病人不断向中国疾控中心反映情况,并碾转求治于各大医院,因为查不出病因,最终以“恐艾症”结论。这些病患在网上开设聊天群,并号召病人去各地献血和继续“高危”(不洁性行为),造成更多人感染,籍此引起国家重视。
05年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特别是07年以后感染人数倍增。据了解,这些病患大都由于不洁性行为感染、唾液感染、输血感染、和家人共同生活感染等。
症状反应:刚发病时主要是感冒发烧,发烧者均出现肺部阴影;
实验室血检提示淋巴细胞偏高,中性细胞偏低,有全身淋巴结肿大;
患者还自觉右腹部发硬、疼痛,肝功能一过性增高,部分病人肝功能持续升高、全身乏力、嗜睡;
病患皮肤出现疱疹和皮疹,有些伴有剧痒剧痛,如同被无数蚂蚁啃吃。皮肤表层出现灰白泥浆似的物质,相当粘稠,皮下脂肪象粉沫一样渗出、皮下结节、皮肤变薄萎缩、皮下组织变性并失去弹性;
病患舌苔白厚粘腻、盗汗,汗水粘腻、嘴角或口腔溃疡、脱皮;
多数病患都有肌肉跳动、肌肉酸痛,有些患者还出现肢体活动受限,手指关节处和脚后跟溃烂,身体及关节缰硬,全身关节腔干枯,关节响、关节及骨头变形、胸骨萎缩等;
多数病患胃镜检查为慢性胃炎,并发现胃内有痘疮样的肿物,胃体和肠道充血,并出现内脏疼痛以及不同程度的消瘦,恶心呕吐、持续性腹泻;
特别是大部分病患经实验室检测,都感染了巨细胞病毒,有些lgM为阳性,有些lgG为弱阳性。

    2009年七月前后,众多患者再次向中国疾控中心反映情况。中国疾控中心曾光教授了解这一情况后,责成助手裴迎新女士开始调查,在网上联络相关病患群。并决定在众多的患者中,筛选60名患者赴京接受检查,作为课目进行研究。2010年1月10日和17日先后有59名患者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检查,通过排除HIV、梅毒等感染,和进行了一些常规性检查后,于2010年2月11日,  由北京地坛医院出具了“五十九名自疑不明病毒感染者的临床报告”。报告内容为:经检查一些症状的出现,主要考虑为精神因素所致。最后署名:宋美华、李兴旺两位医生。同日曾光教授给病人在网上写了第三封信,信中内容根本没有提及实质性问题,更多的是考虑病患为心理问题,给了一些心理上的安慰。随后曾光教授还请来多位专家,发表了一些意见,并在他给病友的第三封信至第五封信中声称:他“尊重专家结论”将该病认定为“精神因素”所致。为此,引起了“不明病毒感染”病患的异议和质疑。

患者认为:曾光教授的第三封至第五封信、和部分专家都认定该病是“精神因素”所致的结论,是不严谨、不科学的。但是病患者都没有医院的病因诊断报告,(因为在中国的大多数医院,并不具备鉴别和进行病毒分类的专项检查技术),所以拿不出有关病毒的鉴别和分离检查结果。就像当年SARS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出自临床医院,而是出自实验室一样,必须能够在实验室分离出病毒来,才能最终确定。而确诊属于何种病毒感染的这个工作,正是国家疾控中心应该做的。

    在广大病患的强烈不满和要求下,前几天曾光教授公告我们:对参加北京检测的病患的留样血标本送美国南加大病毒实验室(由于国内没有能力检测),对不明病毒进行检测的报告已获上级部门批准。但是病患们认为有些病毒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血液中,而疾控中心只采集血样本是不够的,应该做更全面的检测。目前送检报告已经通过中国卫生部批准,据曾光教授助手裴迎新女士介绍,还需其他部委审批,还有待时日。究竟何年何月能审批完成,目前也是一个“未知”。国家疾控中心仅凭主观臆想,就揣测病患为“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极不严肃,也不科学。不仅影响了国家疾控中心的信誉,也严重践踏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病情的严重反应和家人相继被传染,使病患不但要经受病症对身体的折磨,还要遭到心灵创伤的双重打击。

很多病患相当愤怒:国家疾控中心既然没有能力检测病因,为什么却一再认定该病是由于“精神因素”所造成?尤其让病患不能谅解的是:由于被疾控中心确定为“精神因素”,病患都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家人包括年幼的孩子相继受到感染,并出现相似的症状!病友们不禁要问:如此严重的病情都是由于“精神因素”?家人及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感染,也是由于“精神因素”?

    病患们在自身感染、并感染给家人的自责和懊悔的同时,纷纷指责国家疾控中心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生命的做法。

    尊敬的袁国勇教授,由于您的敬业精神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职业道德,特别是在SARS这场灾难中您起到的作用和巨大贡献,所有的中国人民已经深深在把您的名字记在心中,人们从心中感谢您!

    如今我们这些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国家疾控中心对疾病的认可和诊疗,症状在不断地加重,一些人被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一些人已经病入膏肓卧床等死。病患不禁想起了您,提议我给您去一封信,将我们的病情和请求向您书面陈述,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们迫切希望您的帮助有以下几点:
1.以您个人的学识、经验和科研结果,给我们做一个诊断:我们的病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精神因素”,还是病毒?
2.以您的影响力帮助病友,尽快提请国家卫生部门和国家疾控中心的重视。
3.恳请您帮助我们联系其他有能力进行检测的科研机构,尽快查清病因,以便得到治疗。帮助我们寻找治疗病症、缓解病情的方法和预防措施。
4.以您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美国传染病学会院士的身份,跟踪和监督病患血样本送美国南加大实验室检测的全过程,并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如皮肤、淋巴结、粘膜组织、疱疹等处,另行取样进行检测,以帮助确切诊断病因。
5.如有可能恳请中国香港大学病毒实验室参与研究,如能攻克此难题,不仅仅是挽救了我们及我们的家人,也是对人类传染病和流行病的一个贡献。

    尊敬的袁国勇教授,实在不忍心打扰您,您的工作一定相当繁忙。但是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这些受感染的群体生活的相当艰辛。希望我们所反映的病情,会惊动您那一颗赤诚的心。我们所有病患都相信您,您一定有能力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当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和全体病患都会感谢您。我想不远的将来,中国大地上、及至整个地球上,都会称赞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袁国勇教授。

    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您去信,迫切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盼望您的回复,特别谢谢袁国勇教授!
                                                                国内病患代表:林军
                                                                   201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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